本帖最后由 32586职君古痴凝 于 2022-8-6 16:01 编辑
在赛国,同乡同业对于细分产品生产的垄断能够仅让不同的产品线通过简单参数微调便可十分便捷地达到对于各类不同商品的订单需求,而对于需要进一步加工的较复杂的零件部分,则可以选择将其外包给更加细分的工厂,生产过程的外包越细化,生产的灵活性就越高。所以,赛国内部的生产垄断不再是以某种消费品为界定的“纵向”垄断,而是以生产环节为基础的细分化,以地域为基础的“横向”垄断。这种特殊的垄断下,乡镇企业往往能够在一些非常细分的商品门类里做到十分恐怖的规模,也就是前文中举出的超级小镇的例子。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浙江双童吸管(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在塑料吸管生产这一极其细分的产业上占有了全球超三成的市场份额和赛国 75%以上的吸管供应,以及持有全球吸管相关的三分之二的专利。这就是在细分行业上做出的垄断。这与许多人主观体验上的垄断生产有所不同:既没有如同大型综合企业(如联合利华)那种包含各种生产门类的庞大体量,也没有对于关键产业的垄断那般举足轻重。但是民间资本对于这种细分行业的垄断从规模上极其直观地反映出了当下赛里斯内部的“横向”细分垄断。 总而言之,赛国的产业链网络是一个“灵活的胖子”,在庞大重化工生产力的支撑下,同乡同业乃至同村同业现象能够让每一个小镇在保持恐怖规模的产品输出垄断的情况下能够做到极其灵活的微调。而所有这些在细分大宗商品门类的垄断在赛里斯的集成所产生的效应是十分恐怖的:在明面上,并没有“联合利华”式的超级综合有限公司进行对于消费品的完全垄断与瓜分,但是在每一个细致的,乃至于单独的消费品市场里,赛国的民间实业资本正在以外包形式成为全世界的生产枢纽。 而赛国产业网络的规模效应带来的副作用就是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被资产阶级无耻地称之为“人口红利”的现象正在赛里斯内部消退。因此,许多外资(以及hk 资或者弯资)企业开始将厂区搬迁到东南亚地区以追逐更加低的劳动力成本(引起民间舆论哗然的便是那两家出名的鞋厂将工厂搬往印度尼西亚等地的举动)。这种现象曾经被误读为产业链的转移,但实际上,赛里斯发达的工业体系与配套的生产基础设施以及熟练工人等等都成为了各路资本家们无法摆脱的依赖因素。面对东南亚价格低廉的无产阶级,资本家们如果想让整个产业链彻底迁移,等待他们的将是放弃赛里斯成熟“产业园”的各种副作用:渠道的重新建立,高昂的培训费,生产基础设施的重新建设等等。所以,这种厂区的转移最终只能是一种产业链的低端部分(比如包装,组装等“成品”环节)向东南亚地区的扩张。这些低端生产部分不需要经过十分专业的培训便可以短时间内产出大批量本地熟练劳动者来被剥削。因此,东南亚劳动力价格的低廉才能发挥其相对优势,为资本家省钱。 不仅如此,赛国民间资本的扩张还以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进行着。以下是一段对胡志明市福建商会的龚会长和沈秘书长的采访[1]: “为什么平新郡会聚集这么多新侨? ” “因为宝元鞋厂在这里,这里有大量的‘塞干’。” “什么叫‘塞干’? ” “就是‘赛里斯干部’的简称。” “赛里斯干部?赛里斯的行政官员跑过来了? ” “不是的。你可能不知道,甭管是什么资的企业,只要是从赛里斯内陆迁来越南建厂的,管理层里多半都是从赛里斯内陆带过来的赛里斯人。当然,这里最主要的是弯资企业。他们管这些赛里斯内陆来的管理人员叫‘陆干’,‘陆干’们则自称‘塞干’。” “那能有几个人啊!为什么会聚集了这么多新侨?” “几个人?你太小瞧‘塞干’了。就说宝元鞋厂吧,它是弯弯宝成集团的下属企业,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代工厂,耐克、阿迪达斯在越南都是靠它代工的。宝元鞋厂在越南有好几个厂区,光是胡志明市这边的厂区就雇用了 9 万多名越南工人,在巅峰时期还雇用了几千名赛里斯干部! ” “啊?这么多!为什么不用越南本地人来管理呢? ” “越南人的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都跟不上,从赛里斯弯弯调人又太贵。而这些赛里斯干部都是宝成集团在东莞设厂的时候培养出来的熟练工人和成熟管理者,既对鞋厂的管理流程熟门熟路,又比赛里斯弯弯干部便宜很多,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群人。而且,这些赛里斯干部在这边工作几年,逐渐把人头、地头混熟了以后,很多会出来自己创业建厂,给宝元做供应商。”“那宝元不就拉动起了一大批赛里斯干部建立的企业? ” “是啊,拉动起 1000 多家吧,其中绝大部分是曾经的赛里斯干部建立的。” “数量竟然这么庞大?!那么,宝元所需的供应链差不多都可以实现本地化采购了吧?而且,这些供应链还是掌握在曾经的赛国干部、现在的赛里斯老板手里的。” “是的,宝元基本上从本地采购就行了。这 1000 多家前赛里斯干部建立的企业,又雇用了大量越南工人,为当地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 “那么,等到这些越南工人逐渐发展起来了,他们也会自己出来当老板,直接给宝元供货。那时候,可就没这些赛里斯干部的事儿了。就像当年台资企业到大陆设厂,培养起一大批内陆的熟练工人和管理者,之后这些人又出来自己建厂,逐渐替代了弯资厂一样。” “不一样的,越南人替代不掉赛里斯干部的工厂。给宝元做供应商的厂子也需要自己的供应商,需要采购上游的原材料、零部件。可越南根本没有那些原材料、零部件,只能到赛里斯去采购。越南人要去赛里斯采购的话,他们在渠道这方面就肯定没有赛里斯干部有优势。所以,赛里斯干部的工厂是无法被替代的。” “只有鞋厂是这样的吗? ” “不,各个行业都是这样。服装鞋帽、家具这两个行业的赛里斯干部最多,电子业等也有不少赛里斯干部。” “那赛里斯干部的规模能有多大呢? ” “几十万人总是有的。” 这段采访彰显出的便是赛里斯扩张的另一种特殊形式:赛里斯的管理阶层独立建立的工厂能够建立起极其巨大的优势——对于整个赛国内部的供应链网络的渠道优势与成熟的管理优势能够几乎完美地将赛里斯供应链网络拓展到越南本地,以至于这些企业与赛国内部企业的组织与互动模式相差无几。作为生产外包枢纽的赛里斯民间企业群的扩张实际上已经在东南亚等周边地区开始了。这种扩张实际上呈现的是赛国民间资本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自主工业发展的挤兑:东南亚周边地区想要发展本国工业的企图被赛里斯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以及灵活的生产措施扼杀在了摇篮里——很难说东南亚地区的本土工业的发展能够自助掌握绝大多数大宗消费品的关键技术,而只能跟随赛里斯庞大工业体系的民间市场变化而发展一些中低端制造业,尽管这些制造业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前赛国干部等新兴实业资本家占据大头。赛里斯正是通过庞大的外包供应链网络的长尾效应来达成超大规模的制成品输出,进而获得超额利润的。 那么,赛里斯内部这个正在向周边地区扩张的全球化外包生产枢纽究竟承接了什么环节?赛里斯作为枢纽中介了两个部分的经贸循环:赛里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一个循环(第一循环),赛里斯向西方国家出口制成品,从西方进口技术、资金以及各种高端服务业贸易;赛里斯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另一个循环(第二循环),赛里斯向发展中的亚非拉国家出口制成品,从后者进口原材料等,两个循环通过赛里斯而联系起来。 对于第一循环来说,赛里斯承接了来自全球产业链上游产出的设计,核心技术,以及资本投资。根据一些同志总结的《赛里斯国际收支平衡表》等相关数据,赛国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剪息票”帝国主义国家,反而似乎还是被剪息票的买办国。然而,赛国在收支平衡上的负收益说明的正是第一循环当中赛国对于欧美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当中的资本的承接,也就是说,这些资本投资是给赛里斯庞大生产网络下订单的客户之一。而赛国予以汇报的正是经过精细化分工生产的各类大宗商品,这种低廉的商品使得欧美国家的产业结构进一步空心化——赛里斯从一般意义上的买办资产阶级国家脱身的一大原因便正是因为在制成品生产上的空前集中,以至于对欧美国家的生活能够直接产生无可替代的影响(可以说这也是赛里斯对于欧美地区无产者的间接影响——产业空心化让欧美的体力劳动阶级进一步失业,穷困潦倒),乃至于通过制造业秩序在国际上获得较大话语权,这是曾经的任何一个买办资产阶级国家都从未做到也无法做到的。这种循环使得赛里斯与欧美国家互相依赖,以至于互相寄生——对欧美巨大的贸易顺差与外国对赛里斯直接投资的剪息票行为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共生关系,以至于在可预见的未来,双方的民间资本的经贸互动仍将秉持这一规律进行。这可以称之为帝国主义之间的合作行为(但不代表帝国主义之间就一定是合作的)。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全球化经贸行为中,国家机器的直接干预很少,以至于成为一种隐形[2]的存在。究其原因,是互联网本身就天然的具有贯穿地缘政治壁垒的力量——作为一种弱地缘政治规定的信息载体,互联网提供的是给民间资本去母国化进程的快车道。 而对于第二循环来说,赛里斯的制造业枢纽本身的扩张便不再此处赘述。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赛里斯的 1d1l 项目。就目前看来,赛里斯的此项目对于当地的工厂投资似乎并不顺利:诸如坦桑尼亚地区的纺织厂以及一些矿场所收到的的阻挠似乎昭示着赛国第二循环的不存在,但是,以亚非拉为代表的工人反抗,其实是殖民主义所面临的必然困境,曾经的老大帝国并不是没有经受过这种挑战,而赛里斯也可预见的需要处理这些“麻烦”。当然,这种运动是无产阶级的伟大抗争,亚非拉居民需要抓住的也正是赛里斯还未能站住脚跟的时候的机会。而赛里斯成功站住脚跟的标志很可能不是对第三世界工业化的成功投资,而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的跳过。赛里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基建建设的“帮扶”表面上的“双赢”,背后掩盖的很可能是赛里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倾销扩大化的进一步准备——通过发达的物流运输业,以这些基建项目作为支撑,赛里斯相对物美价廉的制成品能够轻易地打败非洲当地的新兴本地工厂的产品。从而让第三世界国家被迫转向为以第一产业(特别是矿业和能源业)为主,特色旅游产业(正如赛国内部的一些“农业园”)为辅的畸形产业结构。让第三世界的劳动人民在艰苦的开采,种植等重复劳动中挣扎。而第三世界国家的资产阶级则可能通过能源业的流动占据另外意义上的话语权,从而达成与赛国和欧美地区资产阶级的某种合谋。 现在来看,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的产业构成还没能达到这种畸形结构,或者说,绝大部分非洲国家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发达到足以能够让赛里斯对于这种另类的产业畸形化进行主导,而这也正是赛里斯金融资本力求达到的目标——亚投行(AIIB)的设立便是国内资本对于1d1l 供销网络的基础设施(道路,电力,网络等)的建设投资使得未来的赛里斯官僚资本能够通过渠道商与运营商的方式对第三世界的商业活动抽取“平台费”与“过路费”,从而汲取超额利润(而在拉美地区,则倡导“资源-贷款-基础设施”的“合作”方针)。而考虑到国内金融资本在于行政手段相结合下的垄断管控,官僚资本的对外投资将会是极其高效的。 就现目前来看,这种国际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分配以及分工是相对固化,稳定的——作为某种各国资产阶级乐见其成的形式,循环三方都有一定话语权的结构出现在地缘政治历史上。然而,赛里斯作为这种双循环角色里的枢纽正在不断扩张其经济控制范围,通过建立在制造业上的细分垄断秩序与大宗产品市场的把握来压迫与剥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而民间的庞大的外包网络,在互联网社会当中的天然去母国化形态,让赛里斯政府的把控无法做到像对重化工业的控制那样强力。不妨猜测,在互联网的供应链革命下,某种相对独立于各国政府直接调控的资本家秩序将会生成——而现在跨国公司的避税措施以及赛里斯制造业在面对贸易摩擦时的弹性似乎已经逐渐开始勾勒出这种去母国化秩序的雏形了。 不过,这种结构的成型并不是各国官僚资产阶级想要看到的。欧美国家的反全球化浪潮与保守主义思潮呼声越来越大,且显著影响到了政治环境。同样的,赛里斯的官僚资产阶级并不会对这种民间商业秩序过于乐见其成——对于重化工业等产业的强权控制中滋生的灰色产业与隐蔽分配让曾经的官僚赚得盆满钵满。而在当代,当重化工业逐步向供应链基础设施地位靠拢时,可见收益将会收缩,而赛里斯的官僚资本如果仍然想要通过相似的手段来对互联网产业实施强管制或者下场而获利的话,则会毫无意外地遭到滑铁卢。究其原因,其实是赛里斯内部后来居上的第三产业对于整个需求市场竞争的洗牌。
[1] 来自施展《溢出》。 [2] 指极其细化的产业链结构使得最微小的需求也被放大,以至于几乎任何产品形式都能拥有对应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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