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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改善分配情况的建议
根据《2014中国民生发展报告》,中国2012年家庭净财产基尼系数达到0.73,居于顶端的1%的家庭占有全国超过1/3的财产,而居于底端的25%的家庭仅占有全国1%的财产。世界银行的报告也指出,对比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全国60%的财富来说,中国的财产集中度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现实生活当中,尽管生产的过程被商品交换掩盖,但生产者仍能感受到分配给自己的劳动成果和自己生产的劳动成果有较大的差距。深圳富士康工人在2012年的月工资为2200元左右,而一个iPhone5s的价位就在4000元左右;又譬如一线城市建筑工人在高强度工作环境下的日工资为400元左右,而一线城市如北京的住房每平方米达30000元也十分寻常。“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故事在今天重新上演。同时,即便从资产者内部来说,由于分工造成其在生产过程中地位不同,相互压榨也是常见的,并且在当前时代越演越烈。分工造成的阶级之间的地位区别以及阶级内部的地位区别,在结合当前的世界资本运行体系后,造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社会内部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两极化的结果。尤其是自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以来,这种分工地位造成的资本权力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都构成了巨大的潜在威胁。
我们承认,从根本上来说,只有消除行业分工的隔阂和脑体劳动的差距,才可能真正消灭分工带来的特殊权力。然而就目前来说,解决该问题,要着眼于当代中国的客观情况。要认识到尽管分工导致了资本权力产生,但是在当前并非能够通过去掉分工来解决问题,因为就目前的生产发展水平来说,消除分工实际上意味着生产力的倒退。我们现在能做到的主要是减小分工带来的特殊权力对于分配差距拉大的影响,这需要从两点来入手。
第一,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差距进行考察。在这里,由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来说在分配方面占有主导地位,如果没有外部因素的制衡,资本家将单方面主宰剩余价值的分配,从而造成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人阶级仅能维持自身再生产甚至一定时期连自身再生产都无法维持的状况。因此,我们要对资本的权力进行一定的约束,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从外部监督的角度创立和完善相关劳动雇佣法规,督促资本家遵纪守法,保障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工资收入;另一方面,从提高工人自身谈判力量的角度入手,发动工人组建属于自己的民主工会,变单个斗争为集体谈判,使工人积极地维护自身权益。
第二,从资本和资本之间的分配情况进行考察。就前文对苹果公司全球产业链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分工造成的地位不同,产业链内各企业对价值分配的主导力量的大小也不同。就我国国内的情况来看,如果我国只着眼于阶级之间劳资双方的谈判,而不改变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的地位,那么便只是“节流”,而无“开源”,效果有限。中国在世界产业链体系内属于制造大国,然而这样的地位所能得到的利润在总额当中是非常小的一部分,绝大部分利润流向技术研发企业和品牌营销企业。因此,要想成为产业链中分配价值的主导企业,必须尽快实现产业升级,也就是从加工制造的地位向技术研发和品牌营销这两个地位靠拢。另外,除了在已有的产业链内部进行升级和竞争之外,还应鼓励产业间的创业和投资,根据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自主建构新的产业链,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自己的分工主导体系。
五、结论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分工理论,我们首先分析了分工会造成处于不同分工地位的群体在主导劳动成果分配能力方面的差异。结合世界产业链对当前的分配情况进行考察,发现分工所带来的阶级内部和阶级之间的资本权力,使得剩余价值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被单方面主导,从而造成社会各阶层和国家之间贫富差距拉大,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要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要消除分工带来的资本权力;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消除分工是不现实的,我们首先应该尽量遏制其不良影响。这方面的措施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从阶级之间的层面进行考察,通过外部法治保护工人的权益,通过内部的工人联合提高其自身的谈判力量;二是从资产阶级内部的层面进行考察,尽快实现中国由加工制造的分工地位向技术研发和品牌营销的分工地位进行产业升级,同时鼓励创新,建立自主的产业链,实现阶级内部对剩余价值分配的更强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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