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俞聂 于 2022-6-2 14:10 编辑
2 – 边界(1960年代-1980年代的国内状况)
综述:断层线
这些国际危机,很快就会为中国加入积累的全球循环创造口子。但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此前一系列早已切入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更宽泛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断层线终于出现了裂痕,迫使中国在冷战的时候与对立阵营结盟。我们在这个部分会展开讲述这些逐渐累积的危机,并解释这个曾经妨碍资本主义过渡的发展模式,究竟怎么样最终变成了过渡本身的载体。我们深挖这些危机的具体证据,以及为解决这些危机而作出的各种临时手段。在某些节点,我们很容易丧失掉广阔的理论图景视角,但是这些大问题恰恰是故事的中心。
这些理论关切的中心点,是既存的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我们会在下文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以此来正确概括这样的过渡包括什么内容),以及承载这个过程的各种机制。我们的框架特意借鉴马克思对资本的逻辑的理解,还有后来学者受马克思启发,针对资本主义史进行的争论 —— 特别是争论资本在英国的土地根源的“布伦纳之争”(Brenner debate)。更概括地来讲,为了理解工业系统之中发生的变革的本性(这种变革既间歇又渐进),我们引用了几个重要工具,尝试在演化理论的框架内将大规模的系统性变化理论化,其中以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Gould)发展的演化理论为主。但是,这个故事不是学术性的解释,而是一个有可读性的叙事,所强调的是历史进程,不是有关历史进程的理论。所以,我们这个叙事不采用互相争论、脱离具体的学术调调那种元历史语言。所有学者的名字和个人性格虽然体现在这些讨论中,但是大多只限定在脚注里,因为他们在脚注中才能够好好地听命于实际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而不是那些只会议论历史的人。
过渡史虽然复杂,但是其中的重大趋势还是可以通过回顾识别出来的。我们会在下文评估发展机制僵化的细节,并说明早期这些有改革偏向的举措只是对深层次社会与经济危机作出的临时回应。故事的中心是大跃进以后农业生产停滞、农村工业增长缓慢的问题。推进农业现代化,施行新的绿色革命技术,将过剩农村劳动力输送到轻工业活动等等,这些做法开始互相连接成自我巩固的动力系统,而这个系统有了加大市场化、加大对外部投入的依赖的倾向,为中国加强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联系敞开了大门。同时,这些情况都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危机加深的背景中。因为中苏争端加剧,发展模式失去了最重要的进口和技术训练来源,同时也被卷入全面战争的边缘。由此引发的孤立期使晚期发展模式的独裁与僵化继续恶化,最终深化了危机,迫使国家另谋他处来获得关键的外部投入。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中美开始复交,这个事件左右了冷战进程,为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经济创造了可能的基石(尽管当时还没确定)。
虽然这个故事里的主要事件相当直白,但是我们用了不同的方法来重新讲述。我们首先要强调,政策决定和政治家的战略很大程度上所依据的,是系统性的动力产生出来的更为根本的历史条件,这一方面包括惯性,另一方面也包括人民群众的动能。伟大领袖不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只不过写下了注解,进行小修小补。正如我们所论述的,社会主义时代并不是“毛泽东的中国”,我们同样认为过渡期不归属于邓小平。改革开放从来就不是市场化的系统性战略,事实上根本不是连贯的战略。“改革开放”如此这般的叙事要到多年后才出现,成为支持国家决定的贺词式叙述。在现实中,改革开放是充满乱象的临时进程,完全偶发的同时还常常失控。也就是说,这个过渡不可能是党内某个派系经受“背叛”的结果。就算存在这样的阴谋,生产的巴尔干化与国家机器的僵化也会保证阴谋无法实行。相反,所有重大改革都是在高度局部的实验开展后官方给予的马后炮印章。
第二,我们依然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不能一以贯之,理解为一种真实的生产方式,中国也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官僚资本主义”国家。用形容词来修饰资本主义不过是烟幕弹,掩盖自身对制度根本动力的理解贫乏。此外,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不是资本主义模式。认为这种过渡最后还是证明社会主义时代早就存在了资本主义本质的人,他们做出了一个怪异的逻辑假设,而神学以外的学科基本都不能容忍这种假设:用此前存在的形式来夸大某个过程的最终结果,仿佛人类这个物种的开端在生命之初就存在了一样。相反,我们提供的理论可以说明,某个不是生产方式的发展模式如何缓慢崩塌,如何被自我巩固的市场化动力系统取代,这个系统又如何最终贯穿到价值规律主宰的生产方式之中。
最后,我们要表明一点。资本主义不完全是经由农民释放企业家能量的国内产物,也不完全是被地方官僚和国际资产阶级二者联盟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侵略性系统。价值规律确实已经开始在中国农村孕育,尤其是在农村工业。原始无产阶级也开始在城市成型,就连最大的几家国有企业也开始市场化部分产品,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开始将工作外包给主要在市场内运作的小型的城市和农村工业企业。不过强大的非市场力量还存在着,为农业提供屏障,还把国家工业部门的特权一直完好保护到新千禧年。这种国内价值规律,只能通过全球经济以进口资本设备的形式进行的同步插入、增加国家赤字、开设新的出口区来完成。这种出口经济和推动这种经济的资本网络就是下一节的主题。
资本主义积累的地理特征
上文勾勒的全球环境很快就会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国内危机聚合。不过在展开描述这次危机之前,先勾勒资本主义之下决定生产地理特征的运动规律能帮助理解。价值的复合积累是伴随空间扩张发生的。从抽象的层面来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逻辑从一开端就具备全球性质。资本主义的实际生产基础设施即使受地理的限制,也还是将自己当作全球系统一样指引自己。不过亚洲的环太平洋区域从属于资本主义的过程——开端于日本,完成于中国的过渡——第一次将世界的大多数人口投诸资本的直接统治之下。 资本物质共同体这个概念,虽然往往用抽象构建出来,并且强调自身塑造与驯服文化、社会与非人类世界的能力,但界定共同体的首要标准,还是共同体重新塑造地域来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从一端来看,这包括对非市场生计进行系统摧毁,并且永久维持各种提防非市场生计东山再起、表面上看起来在经济之外的体制。产权法是这些体制当中最明显的,但是同样重要的还有共同决定劳动力价值的“历史与道德因素”,这种因素表明了物质共同体用来重新构建人类存在的根本零件的不同方法,从而依照资本积累的非人类动机来驯服人类。
不过从另一端来看,物质共同体的扩张也导致建构起完全新类别的地域,比如界定了环太平洋资本转移的物流复合体。这些地域-工业复合体的确切性质在每次扩张浪潮中都有变化,但决定性特点之一是空间不均。资本主义生产由工业在地理上的极致集中所定义,这种集中再配合对其他替代性生计形式的摧毁和持续压制,造成了快速城市化,城市本身也从气候、地理与土地肥力等历史局限之中独立出来。因此,环太平洋周边的物流基础设施群岛算是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的先锋,在占统治地位的霸权势力承担应对危机的任务之时,资本主义生产被世界经济的盈利能力下滑、被美国的地缘政治算计推向东方。我们在上文详述过,从美国、欧洲和以后的日本进口先进资本品触发了环太平洋地区一系列的经济繁荣,而一系列反共冲突带来的战时开支对此繁荣也有助力。这些战争虽然有很多失败了(比如越战)或者陷入僵局(比如朝鲜),但最终打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分歧的,正是这些战争在经济方面的副作用。
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下的农村
回到国内的情况。一开始先回顾我们在《高粱与钢铁》结束处提到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一般条件,可以帮助理解。这个制度不是生产方式,因为这个制度从来没有在持续的经理式监管之下,发展出一套能够独立地自我再生产的内在逻辑。也就是说,这个制度不能在社会层面维持自身,并由此引发了巴尔干化的社会,此时社会的界限就是各个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之间的边界。这还说明,这个制度假以时日无法可靠地保证制度的再生产,导致制度迅速僵化。不过,这种发展模式在僵化的过程中还是形成了自己局部的阶级结构,划定这个结构的首先是对乡村的粮食抽取,其次是与国家中央机关的亲近度。这种阶级结构从发展模式的性质上说是内在偶发的,因此既混沌也注定被快速淘汰。
城乡二分界定了这种发展模式,并受高积累率的制约,在这种制约下消费被压低,以便重工业投资能特别维持高位。消费的增长被持续压制在GDP增速之下,于是工业占GDP的比例在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期间为25.9%,到1975年四五计划结束的时候,这个比例增加至43.2%。[1]还有另一个观察的角度。虽然有80%以上的人口是农业人口,但是1953-1985年间,三十多年内这个部门获得的投资还不到10%,[2]而同期有45%的投资去到重工业。[3]农业哺育了工业。按GDP比例计,到1960年代末工业早就超过了农业。不过,这个战略将会跟随1980年代初的改革一同转变,当时消费率可以增加了,工业化进程因而放缓。[4]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化与农业在中国的关系与苏联相当不同,1920和1930年代的苏联人均粮食产量远高于中国1950年代水平。[5]因此,虽然中国国家试图迅速发展重工业,但农业生产对工业化始终构成严峻得多的限制。国家不得不增加农业剩余的相对份额和总体的农业产出。
发展模式初年进行的土地改革,将有能力与国家争夺农业剩余的农村消费者,也就是农村精英(包括地主、地方官员、商人和相对富足的农民),消除掉了。1953年末,国家采用了一套机制来抽取这个剩余,名为“统购统销”。这个系统使得国家完全控制作物市场,将所有私商挤压出去。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几种不完美方案当中的最优选择:如果发展模式要继续独立于美国牢牢掌控在手上的战后全球市场,就有必要这样做。正如主持起草一五计划的陈云解释国家控制粮食的逻辑所说:“有无毛病?有。妨碍生产积极性,逼死人……个别地方暴动,都可能发生。但不采取这个办法后果更坏,那就要重新走上旧中国进口粮食的老路。”[6]实施国家垄断以后,1955-1980年间的政治争论就转移到如何发展农业生产、产生更大剩余的问题上。尤为重要的,是在发展农村市场的过程中如何避免资本主义局部过渡死灰复燃的危险。
1958-1961年间的大跃进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尝试之一。透过农村过剩劳动(尤其针对农闲季节劳动,但也针对利用效率不足的再生产劳动)集体参与农业基建,自力更生和农村动员就能弥补国家投资农业生产的不足。同时,这样可以在实现高积累率的同时排除农村市场复活的风险。这样的发展政策要依赖大规模的快速集体化、平均主义、成功的农村工业化,还有政治激励。从这许多方面来看,大跃进显然是失败的。相反,另一个农业现代化的政策方案,就是更依赖国家发出的高额投资,为科学、机械化、大规模农业创造条件。只是这样在起步阶段会拖慢工业化进程,因为国家的农业投资会比原来高得多,限制了重工业可用的资金。最终,在频频出现热战的冷战背景下,快速工业化的压力将领导层推向了前一个方向,不过异议声没有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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