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2-6-2 22:32 编辑
红尘：中国的资本主义过渡
转自：“闯Chuǎng”（chuangcn.org），一个共产主义者团体，他们认为“中国问题（China question）”与世界经济体系的矛盾及克服这一矛盾的潜力高度相关。“闯Chuǎng”的目标是构建一套清晰的理论体系，以理解当代中国及其潜在的发展轨迹。他们计划从共产主义视角写作“中国经济史”，叙述中国如何从全球资本主义积累的需要中逐步崛起，包括：第一部《高粱与钢铁：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锻造中国》（已发布英文版）、第二部《红尘：中国的资本主义过渡》（已发布中英文版）和第三部（尚未发布）。第一部《高粱和钢铁》介绍了中国从全球资本主义积累体系中崛起的非资本主义部分，即社会主义时代及之前的历史，主要是关于东亚大陆上第一个现代工业基础设施的发展。第二部《红尘》集中论述中国的资本主义过渡，时间起讫为1970年代末启动的“改革开放”，到1990年代去工业化浪潮中“铁饭碗”的毁灭。第三部则将涵盖这次去工业化之后并延续到今天的时期，包括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和中国当代无产阶级的产生。
0 – 红尘：隐居
独处
北方的游牧军队横扫西晋王朝的时候，上层阶级渡过黄河，逃到了崩溃帝国的南方腹地。他们在南方的建康（在今天的南京）重建朝廷，宣布此处是新都城。不过，这个所谓东晋的新帝国在律令中的分量比在现实的重。权力高度去中心，体现为南逃之后在各处居住的北方派系之间不断争斗，而他们各自都有相当自主的军事和经济基础。这些派系本身所依赖的，是与有着截然不同文化的南方士绅和各个本土组织结为脆弱的同盟，而他们通过联姻和军事政府慢慢汇合在了一起。在这种巴尔干化的过程之中，夺回失落的北方故土这种欲求，只能松散维系着这个妄想天开的朝廷，如今它连收税的中央权力都几乎难以把持，更别提组织一支军队去击败北方崛起的军事化“蛮夷”王国。回顾历史，这个短命的王朝只不过是汉朝灭亡以后、唐朝崛起之前，数世纪帝制衰败之中比较厉害的一次罢了。[1]
不过，正是在帝制衰败和去中心化的背景之下，东亚隐逸传统之下的“隐士”才具备了原初的形式。虽然独处这种文化行为可以远远追溯到帝制时期以前，[2]但是在东晋的时候，帝国和隐逸才具备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大多数逃难的精英无心估计羸弱的建康朝廷，退回南方潮湿森林之中的大片庄园。在仆人、奴隶和姬妾的侍奉之下，他们创造出相对自足的农村庄园，再用出于美学效果而培育的小径和林地使其完满。他们不用进行繁琐的帝制行政事务，把时间用在了朋友聚会之上，一起在园林和田庄里精心雕刻的凉亭之下，宴乐饮酒，吟咏与自然共通的简单生活如此之美。东晋两大富族之子谢灵运就是这么一个诗人，他能够将自己描述为有古代圣贤之风的隐士，即使他们这种（通常是自愿的）流放，实际上是留在人身束缚的劳动之上残酷的等级制度所建立的奢侈庄园里面，也是如此。所以，隐士和帝国从来不是真正的对立。谢灵运自己就将这些庄园看作帝国投向自身的缩影，并且以灭亡的汉代为楷模。[3]与此同时，这个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田园诗人都在现实中周旋于朝廷与乡野之间，独处愈发成为帝制行政人员的常态。
到唐朝治下重新长久统一的时候，隐逸已经成为广泛的做法，候命官员争相高洁隐居，希望能以此谋得朝廷的职位。李白等著名的诗人/学者/官员，就先后到终南山等等筛选官员的人经常到访的地方隐居。由此可见，政治权力重新中心化会导致隐逸和帝制之间融合得更加牢固，就连放逐出朝野的隐士，也要负责管理帝国周边的朝贡顺畅运作。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文人依然仰望自己东晋先辈的外在品质，赞颂乡村生活的虔诚独处，鄙夷京都和朝廷的纷繁。李白即便是唐朝皇帝的心腹助手，也能想象自己在山中“别有天地非人间”。这既是佛教宗教上的离世隐喻，也是远离城市喧闹，独居乡野的隐喻。
隐士之国
通过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锻造出来的中国也有类似的矛盾。社会主义中国既是全球社会主义革命的滩头堡，又是断绝在资本主义经济之外、自给自足的民族国家（随后连苏联老大哥也断绝了），这种隔离既是矛盾的，也是欺骗性的。发展模式进入晚期阶段的时候，“自力更生”的用词在各个层面大张旗鼓。尽管有了自给自足的动机，但是生产的僵化在地方上创造了巨大压力，迫使他们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打破自给自足。经济早已经历了全面的去中心化，农村集体企业和城市工业企业则转变为自己的隐逸穴居：工人和农民的食品、住房和基本消费品，都要依赖地方的生产单元，而非中央政府直接配给或者国家市场间接配给。但是，这同样是黑市开始泛滥的时期，需求极大的生产品逐渐无法获取或过时，并且中苏交恶使得中国几乎整个国境线都可能成为战线。由此可见，随后社会主义时期隐士一般的数十年时间，也成为了中国前所未有向全球贸易开放的孕育期。
人们通常将改革时代表现成史无前例的转变，由党内几乎叛变的派系领导，以“中国奇迹”告终，整个国家最终被抛到全球生产的前端。但现实是这样的：中国被快速纳入资本物质共同体，这一点已经被遍布和围剿这个隐士之国的结构性条件所预示。这个国家自给自足的发展驱动与全球资本的驱动之间的距离，就相当于中古文人自给自足的独处庄园与京都的宫廷纷繁之间的距离。我们的经济史第一部分《高粱与钢铁》[4]探讨了发展模式的内部性质，以及中国是如何炼成民族国家的，而本文属于第二部分，关注的是这样一些全球状况，如何最终把承载发展模式的隐居社会主义拖曳出来，投入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的滚滚红尘之中。我们的基本论点是，这就和东晋的隐士一样，独处和帝制扩张并不必然对立。只有那些把隐士诗作的字面意义当真的人，才会认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改革派崛起事发突然或者实属意外，他们忘记了，独处通常是某些帝制行政人员的一个生命阶段。
我们现在所关注的中国故事，不仅把中国理解为新成型的民族国家，还是全球交错的劳动储备池和供应链网络之中的一片地域。所以，我们的焦点会从《高粱与钢铁》主要涵盖的国内话题，转移到国内和国际并存的视角。这一视角对于理解构成中国渐进改革的各种平行结构是必要的。我们会探究社会主义时代晚期阶段存在的开放经济的内生与外生性压力，还有经济一旦开始开放，资本主义过渡所呈现出的不均和不完备性质。这个故事虽然被20世纪末救世福音般的自由主义蒙蔽，却绝不是此前的发展模式那样晦涩扭曲。这段改革史有许多内容已经在主流学术文献里有很好的记载，因此本文将专注于总结现有的研究，并将其放置在充足适当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之内，以此来强调这段历史之中，那些最能助益我们理解当今世界存在的资本主义的方面。
聚合性危机
下文会接连涉及多个关键主题，主题大致按照资本主义过渡的一般年代顺序组织起来。但是总括的主题是聚合性危机（convergent crises）这个理念。我们的目标，是将奠定所谓“中国奇迹”的多个历史偶然性的故事叙述出来。这个奇迹既不神奇，也不完全属于中国。这需要我们如此理解“奇迹”：实际上它是针对两个维度之上发生的双重危机而作出的平凡回应。一个危机发生在中国的发展模式内部，另一个危机发生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之内。政权的内生性危机在1970年代达到了顶峰，这次危机大半受国内发展规划的局限所制约，这在《高粱与钢铁》已经探究过了，[5]但是，这次危机还因为加剧的地缘孤立和与苏联开战的可能性日增而放大。在同一时期，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正面临大萧条以来第一次世界范围的重大放缓。到1970年代末，所有通过教科书式的战后刺激计划来管控萌芽中危机的尝试都失败了。由于增速停滞，失业率攀升，通胀飙涨，各种试图恢复盈利能力的结构性改革已经崭露头角（这些改革随后会统称为“新自由主义”）。但是，也有人意识到这些改革如果只在核心资本主义地域使用，就会打压工资、掏空社会安全网、产生危险的债务量，从而激发广泛的动乱。1960年代末的社会运动和起义已经暗示了这种不稳定的可能性，而在冷战的背景之下，不稳定还带有一个风险：激发超出想象的摧枯拉朽式的全球军事冲突。
为了使资本主义积累在复合增长的驱动中得以延续，经济就不得不跳跃到全新的尺度，使欠发达的地域从属自己，并且新构建的工业复合体要足以承载愈发高强度的生产量与生产速度。这个过程被寄望既能成功恢复盈利能力（即使是暂时恢复），同时又能用消费品廉价化和信贷扩张应对下滑的社会服务和停滞的工资增长，从而遏制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内部的不稳定。这个过程已经以东亚为中心了，与战后日本被美国推动的崛起密不可分。随着危机发展，资本开始越来越倾向环太平洋地区。冷战地缘政治加上日本这个新经济重心，使得东亚四小虎得以崛起，而分别推动它们的因素，就是反共独裁政权（又或者香港的殖民机器）加上美国和日本投资流入这个独特组合。
中国的国内危机与全球资本主义的长危机，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聚合了。用主流经济学的话说，在轻工业生产过程的关键阶段之中，中国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具备了至关重要的“比较优势”。但是，这种主流提法只能把握到总体动力的一部分。中国的开放开启了从属于资本物质共同体的广阔进程，推动这个进程的，首先是过度生产的发达经济体出口商品的需要加大，然后是出口资本的需要加大。在东亚别处的资本主义生产经历早期扩张以后，中国能够提供广大的投资地域和受过教育的廉价劳动力，他们的规模、健康程度和基础教育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个过程给全球资本主义系统添加的劳动力，大概相当于全世界的工业国劳动力总和。[6]再者，这批劳动力大军一直由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生产，所以原初的成本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外，再生产的成本也可以轻易外化到依然以生计生产为主的内部周边地区——至少头几代人是这样。中国人口数之大，本身就能让西方重拾至少追溯到明朝的希望，那就是中国有一个似乎无限的市场，既能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又能吸收永不减少的剩余。
要剖析这种动态过程的核心，就一定存在风险，赋予那些总统、主席和各式亿万富翁太多的能动性。而现实是，国家或者企业高层所作出的那些决策，一定是为了应对复杂的政治与经济系统所面临的物质局限。统治阶级是一系列非同质个体所的代号，这些人在这些政治-经济力量的堡垒内部居于决策的位置，而对他们来说，延续现状就是最大的优先项。但是，这些个体位于高度结构化的位置之中，负责的是持分者的内在需求（提高利润）和政治选区的内在需求（最低程度的稳定和繁荣，这不等同于改善现状，只不过是让事情不要倒台得太快）。所以，这些决策背后并没有真正恶意的目的，这些权力的持有者也没有能力去真正改变或者打破系统本身。他们和我们一样被绑在上面，只不过他们被绑在了上层。
因此，这整个过程是偶然的适应结果，并不是统治阶级的阴谋。这个过程的产物，不是精英有了一个隐形的规划委员会，而只是不断试验的结果。统治阶级的不同派系试图通过这些试验来解决萌芽中危机，失败了以后，又有新的领袖推出未经测试的新可能性取而代之，然后产生的新后果又要他们对应着处理。这个过程是诸多连续转型中的一个，应对的是盈利能力全球性下滑在局部的呈现。所以，“新自由主义”不是某些人所说完全自觉、根据喜恶进行险恶布置的一个政治纲领，[7]而只是表示松散共识的一套术语，而这套共识所关注的，是当时似乎能克服短期局限的局部危机解决方案。军事化国家在这个时期日益显赫的表现，本身就是这套共识根本上不一致的症候，因为管理这个永远在累积、永远被延后，然而永远在场的危机变得越来越艰难。今天我们已经完全达到这么一个节点：面对下滑的全球贸易和上升的民粹民族主义浪潮，即使堆积在全球供应链顶层的庞大军事机器因为被自身的惯性推动而仍然存在，上述的共识也已经在崩溃。只不过，这个正在坍塌的共识的发展历程，依然是中国从属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积累循环的历史背景。
在我们下文探讨的时期里，地缘政治对相互危机的汇合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这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由个别领袖的决策（虽然应对的是局部需求）重新导引未来数十年进程的少见时刻。如果有这么一刻，这些危机的聚合成为确切的可能性，那可能就是1969年珍宝岛事件了。随着中苏边境大范围冲突进入顶峰，苏军25个师（包括大约20万士兵）部署在中国边境，珍宝岛事件使得中国和苏联濒临全面的核战争。虽然战事没有继续，但是中苏关系也在这个时候彻底切断，社会主义阵营两个最大国家达半个世纪的审慎外交就此告终。在冷战的背景之下，这次事件也表现为中国向美国开放关系的最早的序曲。
有人将改革时代的开端定在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或者邓小平上位的1978年，但我们认为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开端于1969年，也就是“短”文革结束当年。当时珍宝岛事件导致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无可挽回，开启与美国的非正式接触，最后1971年正式接洽。虽然这些最终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完成的，最初还由周恩来主持，但是该时期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举动在党内高层拥有广泛基础才得以进行，并且都得到毛泽东的首肯。本来只是政治大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获得高级资本品来逆转发展模式下的经济停滞——也就是以保存现状为名进行最小程度的“开放”——但是这些局部的措施具备了自己的生命，它们所创造出的供应依赖性（一开始是农业资本品）鼓励了进一步的自由化。这个政治战略虽然很快会演变为全方面的市场改革，但还是植根于社会主义时代尝试克服发展模式局限的做法。 | 
发表于 2022-6-2 13: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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