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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讨论（三） 远航一号
在上一次讨论中，我们探讨了什么是“物质生产力”、什么是“生产关系”，以及为什么说在“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在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中所形成的生产关系，一方面受到物质生产力绝对发展水平的制约或“决定”，另一方面必须在技术上与当时的物质生产力“相适合”（就是说要能保证当时物质生产力的扩大再生产或至少是简单再生产）。在这两个方面的意义上，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中所发生的生产关系都是“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开宗明义介绍了“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以后，马克思接下来说：“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请读者注意，马克思在这一段话中没有直接用“经济基础”的提法，而是说“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 ... 现实基础。”关于“经济基础”的提法出现在关于社会革命那一段话以后：“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过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曾经有过争论，那就是经济基础到底是仅包括生产关系，还是既包括生产关系又包括生产力。这里，我们按照马克思在上面那段话中所表达的意思，“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将经济基础理解为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
关于经济基础（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表述是，“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在“生产关系的总和”或经济基础之上。
这里，“政治的上层建筑”指的就是用强制和暴力的手段来管理社会的公共事务；“法律的上层建筑”则是用文字的形式将用强制和暴力的手段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若干规则记录下来。或者说，“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就是恩格斯和列宁后来所说的作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的国家。
我们知道，在原始无阶级社会中以及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是没有国家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原始的和未来的无阶级社会中，有没有“上层建筑”？我们暂时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集中讨论阶级社会条件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说，上层建筑竖立于经济基础之上，但是要竖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当然也是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否则，如果上层建筑影响到经济基础的正常运行，甚至把经济基础破坏了，自然也就无法“竖立其上”了。
在阶级社会中，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是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呢？凡是阶级社会，一定是占全社会极少数的剥削阶级不参加生产劳动却占有社会的剩余产品，而占全社会绝大多数的被剥削劳动群众终年从事生产劳动却不占有剩余产品。所以，剥削阶级经常要面临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反抗斗争。这些斗争，可能是个体的反抗（怠工、逃亡、盗窃、抢劫、绿林好汉等），也可能是大规模的、集体的反抗（农民起义、工人罢工、革命政党领导的政治斗争等）。为了镇压劳动群众的反抗，剥削阶级就不得不建立专门的暴力机关，如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国家机器”，来维护现有的生产关系（或者作为其“法律用语”的财产关系）。
但是，用国家机器来镇压劳动群众的反抗，对剥削阶级来说，是一种成本比较高昂的手段。为了维持国家机器，剥削阶级需要将剩余产品中的相当大一部分拿出来用于豢养脱离生产的庞大军队和其他武装人员，还要为他们提供武器装备；如果遇到劳动群众大规模的反抗，镇压开支还要大大增加。维持国家机器的开支，会大大减少剥削阶级可以用于自身奢侈消费的资源，或者挤占其它的必要的公共管理开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还会减少可用于资本积累的剩余价值。
为了将用于国家机器的开支减少到可以承受的、“可持续”的水平，剥削阶级还必须依靠一整套意识形态（思想体系或者马克思在上面所说的“社会意识形式”）来说服、麻痹劳动群众，以说明现存的生产关系以及与之配套的整个社会制度是合理的、无法改变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意识形态往往采取宗教的形式（如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儒教等），以说明现存社会制度是神或者上帝创造的，或者是“合乎天命”的，因而是无法改变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学校教育和新闻媒体共同构成了一套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辩护的体系，这些辩护体系从人们在幼年刚刚开始懂事的时候起，就努力向人们灌输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行为准则都是“天经地义”的、“合乎人性”的，并且努力让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都相信现存社会制度是地球上一切可能的社会制度中最好的或者“最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也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有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虽然不能够完全停止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反抗，但至少能够在绝大多数时间使得绝大多数人默默地接受现行的社会制度，从而减少劳动群众反抗的频率和强度。
前面说，上层建筑是竖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在其它地方说过的“国家机器”。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除了承担镇压劳动群众反抗、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职能外，还实行宏观经济管理并广泛地调节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还直接经营国有制企业。
即使是在古代，在中国以及其它一些亚洲国家，国家除了镇压劳动群众反抗外，往往还承担兴建和维护大型水利工程、保管公共仓库等公共管理职能。那么，古代的和现代的国家所从事的这些经济管理或公共管理的职能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还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呢？
这些现象说明，对于“国家”这一机构，需要进一步分析。自从阶级社会产生以来，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以及分工范围的扩大，客观上产生了对专门从事公共管理的机关的需要。国家，作为在形式上负责全社会公共事务的官僚机构，既是剥削阶级镇压劳动群众反抗的暴力机关，但又不可避免地要承担一部分经济管理或公共管理的职能。严格意义上的“上层建筑”应该特指国家作为暴力的镇压机器的职能，而国家作为经济管理或公共管理的职能应该作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
在上一次讨论结尾的部分，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性急的革命者恐怕又想，为什么不能先创造出‘先进’的意识形态，然后改造上层建筑，改造生产关系，最后再让‘落后’的生产力赶上、适应‘先进’的社会形态？”
与此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历史上，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劳动群众，都曾经多次进行大规模的反抗斗争，有的还打倒了皇帝、国王，“闯王”进京坐了天下，使得“大地像陶轮一样翻转过来”（古埃及历史记载），或者“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齑”（黄巢起义军打进长安城后有人写下的诗句，“笏”即笏板，古代大臣上朝时用来记事的板子，用玉、象牙或竹制成；“齑”即腌菜、咸菜）。但是，这些古代劳动群众反抗斗争中产生的政权，后来不是失败了，就是很快蜕化变质为新的剥削阶级政权。
类似的，在现代，虽然曾经发生了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也纷纷被官僚特权集团窃取了胜利果实，并最终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不归路。
关于现代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教训，我们在其它地方再总结。这里先来讨论古代的问题。如果我们同意，资本主义以前的古代的中国的和外国的生产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与当时的物质生产力相适应的，那么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只有当时的生产关系正常运转，当时的物质生产力才能正常发展。
占全社会人口极少数的剥削阶级剥削和压迫占全社会人口绝大部分的被剥削劳动群众，是当时的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以及必然结果。但是，这些关系只有有了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式”才能正常运转。否则，如果，劳动群众的反抗得不到镇压，或者因为原有的意识形态无法再欺骗和麻痹人民群众导致镇压的成本过于高昂，都会导致原有的生产关系无法正常运行。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原有的生产关系无法正常运行，就意味着物质生产力不仅无法发展，还可能严重倒退。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曾经经历几百年的中世纪“黑暗年代”。中国历史上每次王朝更迭时，也都伴随着人口的大幅度减少。
这些历史事实说明，在古代的物质生产力条件下，劳动群众的反抗即使暂时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甚至建立了新的奴隶或农民政权，或者无法长久地存在，或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往往要改头换面为新的剥削阶级政权才能维持下去。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一旦不再满足于当绿林好汉，而是开始志在天下，往往要招募一些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充当“军师”，与地主阶级的一部分结成统一战线，直至蜕化变质为地主阶级某一集团服务的军阀武装。
那么，这些历史上被剥削劳动群众无法打破的魔咒是否也折磨着现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运动呢？现代资本主义到底有没有创造出能够解决人与人的对抗、阶级与阶级的对抗的物质条件呢？这是我们要思考、探索并且进一步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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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20 06:17: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