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運動暴露了統治集團中在警務問題上的真正分歧。特朗普和極端反動派的大幅強化鎮壓的立場已被統治階級其他派別所孤立。由西雅圖市長杜爾坎(Jenny Durkan)和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代表的統治集團另一派尋求維持現狀,但目前在運動的壓力下退讓。第三個派別試圖采納運動的減少對警察的撥款訴求,降低警察的武裝,從而收編這一運動。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議會多數議員甚至支持“解散”警隊。但他們基本上迅速開始從這一立場退讓,稱他們正在開展為期一年的計劃,研議替代性警務。這樣做是浪費時間。我們需要現在就改變!
現在他被置於更加嚴格的監控之下。他的兩位秘書歐文·沃爾夫(Erwin Wolf,後來被格別烏綁架並謀殺)和讓·凡·海耶諾特(Jean Van Heijenoort)被驅逐出境。幾天後,托洛茨基和納塔莉婭被轉移到許呂姆(Hurum)一個新的拘留所。沒有人獲準訪問他們,並且負責審查托洛茨基郵件的警察由國民聯盟成員指揮。其中一名納粹分子在吉斯林戰時政府的領導下成為警察局長。
「但當時有誰抗議?誰站出來表達他的憤怒?」(《偉大的遊戲》The Great Game, 1977)。他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托洛茨基派可以要求這一榮譽。這群人以他們的領袖為榜樣,這位領袖被斯大林用冰鎬的一端獎勵他的頑強不屈,他們與斯大林主義戰鬥到死,而且他們是唯一這麼做的人。大清洗的時候,他們只能在冰冷的荒原上大聲反抗,他們被拖到那裡等著被消滅。在勞改營裡,他們的行為令人欽佩。但他們的聲音消失在苔原上。今天,托洛茨基派有權利指責那些曾經狼狽為奸的人。然而,請他們不要忘記,他們擁有比我們更大的優勢,即擁有一個能夠取代斯大林主義的連貫的政治體系。在目睹革命遭到背叛的極度悲痛中,他們仍有一些信念必須堅持。他們不『認罪』,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認罪對黨和社會主義都沒有好處。」(56頁)
但是奧爾洛夫在向美國政府提供的證據和他所寫的《斯大林肅反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Stalin’s Crimes)》中,詳細地證實了茲博羅夫斯基、艾蒂安和麥卡德的角色。更有力的證據是由後來其他的格別烏叛逃者提供的,比如克裏維茨基(Krivitsky)(1941年被格別烏追蹤並殺害),以及後來逃到澳大利亞的弗拉基米爾·彼得羅夫(Vladimir Petrov)上校和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 Khokhlov)上尉。霍赫洛夫證實:
最後,斯大林成功地謀殺了與列寧齊名的無可爭議的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領袖。但是,正如納塔莉婭·謝多娃隨後寫道:「行兇者將得到報應。列夫·達維多維奇在他整個英勇、精彩的生活中,都相信人類在未來將會得到解放。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裡,他的信仰並未動搖,但是相反,它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成熟、更加堅定。從一切壓迫中解放出來的未來人類將戰勝各種脅迫……」(《事情如何發生》How It Happened,1940年11月)
減少供應鏈的混亂
由於冠狀病毒,全球供應鏈處於混亂之中。鑒於資本主義供應鏈中有很多冗余和雜亂,這並不奇怪。正如我們在2019年8月刊登《氣候災害與為甚麽需要計劃經濟》一文中(Climate Catastrophe and the Case for a Planned Economy,暫只有英文版),用一個單一的例子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