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重视“晚期”毛泽东主义

俞聂

最近论坛上有网友在探讨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和基础问题，好像2020年初的时候也有过类似讨论。一部分马列毛主义者比较坚持主流的毛泽东主义，即认为资本主义复辟不是源于历史社会主义时代的经济基础，而主要是因为在上层建筑的影响。另外一部分马列毛主义者认为前者所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其历史局限性已经十分明显。这一套理论的实质，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历史唯心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是英雄创造历史而不是群众或奴隶创造历史。”

我不确定双方是否关注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1975、1976年的“晚期”转变，这些“晚期”毛泽东主义的思考在当时没有公开，主要以内部讨论的形式进行着，最为公开（但同时也并不直接简明）的表述也不过是毛主席提出“党内资产阶级”的概念。

诚然，在文革前期，毛主席及文革派确实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来源于上层建筑，因此开展了“斗私批修”等“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斗争。这时候文革主流思潮是从“外源性”的角度来思考资本主义复辟。但是到文革末期，尤其是1975、1976年，毛主席及文革派发现文革实践并不如预期后，转变了前期外源性的主流文革思想，开始强调“资产阶级法权”的影响，从“内源性”的角度，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以及阶级斗争来看待资本主义复辟。以1976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解答》（其实就是张春桥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简编版）为例，其在第130页就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领域中有哪些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给出了以下回答：

（1）存在旧的分工，从而存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体之间的差别；
（2）劳动对大多数人来说还主要是谋生的手段，还没有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
（3）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够高；
（4）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中，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工、农、商业中都还存在部分私有制，除全民所有之外，还存在集体所有制；
（5）在交换和分配方面，还存在着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存在着按劳分配和等级工资制。

可以说，“晚期”毛泽东主义认为上述这些都决定了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各个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而这正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土壤。

综上，我觉得有必要重视毛主席晚年张春桥他们做的那些思考，在理论上将其吸收整合进新时代的马列毛主义理论中，既不能继续僵持片面强调“上层建筑”等外源性视角的主流文革理论，因为这确实不符合历史实际；也不要简单地忽视了“晚期”毛泽东主义对经济基础等“内源性”因素的思考，因为这样可能在情感和理论上不利于“马列毛左派”的更好团结和发展。

以上拙见，欢迎大家讨论。

俞聂

莫若润之 发表于 2022-4-28 13:11
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个角度更不可忽略。

一个政变就把公有制变成了私有制，当时的“社会主义经 ...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或者说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本身就带有资本主义因素和共产主义因素的“二重性”，社会主义只是一个过渡时期或阶段。在这个过渡时期，要么倒退回资本主义，要么向共产主义前进，“社会主义”不可能做任何保证。另外，所谓的“积累”问题，关键在于看积累的目的和用途，是为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积累，还是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积累。

俞聂

discuss 发表于 2022-4-28 13:37
从上层建筑和资产阶级法权方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这两者并不矛盾。而且，必须从两个方面来预防。

从文革 ...

我知道资产阶级法权概念很早就提了，应该看他们在主席晚年的内部讨论。尤其是从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提“党内资产阶级”的转变。我不是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存在“断裂”，而是强调理论本身随着实践的“发展”。

俞聂

discuss 发表于 2022-4-28 13:37
从上层建筑和资产阶级法权方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这两者并不矛盾。而且，必须从两个方面来预防。

从文革 ...

“党内资产阶级”的提法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转变，这不是我说的，而是当时毛主席的理论团队的内部认识。他们都觉得毛主席从提“走资派”到提“党内资产阶级”的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且需要进行深入理论探讨的议题，认为“毛主席关于党内资产阶级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具体参见他们自己的讨论https://gitlab.com/revo--/inner_ ... =985499676568821760

俞聂

discuss 发表于 2022-4-28 14:12
没有本质区别，党内资产阶级就是走资派。

毛主席明确指出：

有没有区别，不是仅凭毛主席这一句“圣旨”，而是要结合当时整个局势来看。你非这么说的话，让76年那些笔杆子情何以堪？

建议看看以下内容：

关于国家内部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中国有很强的变修的危险，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在这个点上当然不会有异议。但是，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和文革后期主流思潮，它们之间的核心差异在于，国家内部的修正主义危险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它们是怎么来的，这个根源方面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因为此前的主导文革思潮，把党和国家内部这些危险存在解释为过去历史社会遗留因素的影响，国内外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影响等等。这个就意味着说什么呢？这些修正主义的危险和走资派在党和国家内部的存在，根源原因是在外面，是外部影响了党和国家内部的结果，这是过去理解，另外一个也就是说在文革发动时也有大量关于什么样的制度存在，什么样的组织运转方式更有助于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看法。文革的核心目标便是重构这些制度、这些实践。

关于什么样的制度存在、什么样的组织运转方式、什么样的观念状态更有助于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这个认识，特别反映在文革派后来批判刘少奇的时候，说刘少奇有“黑六论”，六个方面论述，这是文革要批判清算的，要超越的。所以呢，文革的核心目标要重构这些制度，这些实践，它也要重构人们与这些制度实践相伴生的精神思想状态。所以大家看文革十六条里面也都提出来这个。文革里面特别的，它说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但是这个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呢？它当时的整个设计你又觉得是比较容易的，不觉得这个东西特难。一个是构造了一个非常尖锐的，比如农民挑着一担粪。你走到村头了。左边是集体田，右边是自留地，你往左边走还是右边走，往右边走你就是资本主义，往左边走你就是社会主义。这就涉及到毛时代辩证法的运用问题。那时候强调辩证法，主要是关于从不平衡到平衡，怎么再构造不平衡，然后达到的一种能导致人的精神和社会，包括国家和党的一种状态的方法。那个他们觉得能导致中国快速发展。

但是到了后来，他的发展，特别包含一分为二什么的辩证法思考里面，它在于构造了一种机制。农民当然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资产阶级，但是农民在中国以前的定义里面，他有革命性的一面也有小资产阶级的一面。小资产阶级的一面怎么办？让他革命的一面发挥出来，把小资产阶级的一面克服掉。这时候你要构造一个机制。反过来，他也认为这样的方式能让农民很快变，他那时候是这样的。

如果制度和实践的东西都变了，然后人相伴生的精神思想和精神状态也都变了的话，那人的这个，黑六论所对应的状况，他们也觉得是很容易超越的。那时候在一个相信学习对人的改变，这也真是一个，我觉得中国社会真是乐观的社会，那就是觉得全国要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但是核心都是对人的可改造性的乐观。

文革后期主流思潮和文革后期激进思潮不同的是：由于这时候对人们的精神思想的可改造性特别乐观，一个像伴随的对一时不能变革的中国社会主义最基座的那些制度部分，比如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他对人的规定性也就没有那么悲观。以为通过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世界，精神世界的改造和对社会主义存在可变革部分的变革就能做到使那些本有利于修正主义滋生发展的制度实践模式，使这些东西都变成有利于社会主义巩固的存在。他就认为是这样的。

相比呢，在文革后期激进思潮中，这些都发生重要变化。一个就是这一思潮在已经相当激进的文革思潮之后，还要再冠以激进之名，就在于它在对中国还存在修正主义危险根源，他有一个特别新的解释，这个解释就跟之前的解释不一样。之前的解释主要是旧历史文化遗存，社会新老剥削阶级的存在，国外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影响。过去它认为主要跟这个东西有关。就是它的根源性是外来的。那这个时候开始认为，再加上他们对中国权力内构成人员的可改造性在这时候也不乐观了。

这两个东西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有些东西在当时中国社会是你改变不了的。你再有社会主义追求也改变不了的，因为经过大跃进的失败，毛泽东他们就认为现实中很多存在你是没法短期内变化的。其中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像商品生产，货币的存在，按劳分配的存在，像干部制度的一些基本状态等等。这样一些基本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存在，社会经济运转存在，制度性权力存在，这些东西你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你怎么。。。这个是没法变的。在当时是变不了的。

但是它到这时候就认为这些东西不变的话，那这些东西就在中国不断滋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根源。这个和文革初的东西非常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