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资本主义，拒绝一国两制

傑瑞米柯賓

個人工資和社會工資

　　工資這個概念的定義是由許多特點來規定的。其中最重要的有兩種，一種是：以貨幣形式支付的錢（價格），換取一定量的勞動（一定時間的勞動）；另一種是：嚴格地按勞動量、按確切地計算的耗費勞動力的時間而支付的錢。只要工資繼續存在，至少是作為勞動（向生產手段的個人所有者提供的勞動，或向國家、集體所有者提供的勞動）報酬的主要形式而繼續存在，那麼這些定義，同在資本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裏一樣，在資本主義以後的社會（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裏也仍然是有效的。
　　生產手段集體所有以後，就不再有工資勞動階級了，"因為一個勞動者不能把他的勞動力出賣給自己"。這種論斷是粗暴的詭辯。集體財產是歸集體所有的財產，而不是這個集體的每個成員的財產。一個合作社的社員很可能把他個人所有的一輛車子賣給他所屬的那個合作社。同樣，一個勞動者也可以把他個人所有的勞動力賣給他所屬的集體。必須出賣勞動力才能取得必要的生活資料，這證明工資勞動階級還是存在的，無論從交換形式（按一定的貨幣價格而出賣）的觀點看，還是從其內容（勞動者出售他所有的、並且他自己無法利用其使用價值的唯一商品，以便換取其他的商品；這些商品的使用價值對於他自己和他家庭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不通過交換是不能得到的）的觀點看，都一樣。
　　但是，早從壟斷的資本主義時期起，從工業上先進的國家出現強大的工人運動那時候起，個人工資就已經不是個人勞動報酬的唯一形式了。與個人工資同時並存的還有社會分紅或社會工資。 [5] 這就是不管個人對社會有什麼貢獻，社會保證個人能夠享受的各種福利：免費的初級教育（以後是中等教育），免費的學校午餐，免費的醫療、住院、以至藥品，公園、博物館、體育場免費享用，免費的或幾乎免費的市政設施，如路燈等。
　　當然，關於"免費教育"或"免費醫療"這些詞的意義要取得一致。免費只是對個人來說的；社會當然要"支付"這些福利事業的費用，就是說要把一部分資源（一部分可以使用的勞動時間）用來滿足這些需要。因此，"社會工資"，就是為滿足全體公民的某些需要而支付的費用的社會化。
　　這種"社會工資"預示著，至少是潛在地，未來的分配方式，即朝向滿足全體個人需要的經濟。以滿足需要為基礎的經濟是反對商品經濟的，因為它優先滿足這些需要，因為它不管個人所提供的確切計量過的等價品（交換！）而進行分配。 [6] 甚至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也不管孩子們的父母付不付稅，不管他們的工作是不是對社會有益，不管他們是"好公民"還是常常違反普通法的罪犯，初級教育總是免費的。
　　但是，這種"社會工資"只是預示著按需分配方式；卻不是這種方式的確切的形象，甚至也不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社會裏的分配方式的確切形象（假定最富裕的國家進行這種過渡，也許是例外）。事實上，放棄的只是工資的商品貨幣形式，而其斤斤計較的可憐的內容則始終存在。
　　既然我們的經濟始終是物資半缺乏的經濟，於是社會服務常常總是被當作窮親戚看待的。社會服務的分配不是在豐富的情況下進行，而是按某種標準配給的，有時候甚至還帶有強制性的（教育、預防注射、等等）。教室裏學生太擠；排隊看病或者診斷潦草；經常怠慢"免費的"顧客，而照顧"付錢的"顧客；所有這一切使"社會工資"這種初步形式更接近於產生這種形式的商品社會，同應當為富足開闢道路的社會主義社會，則相去較遠。 [7] 費用社會化的內容，無比地更為豐富，更為自由，更為多樣化，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才能表現出來：免費的圖書館，要實際上能提供所需的一切方面的書（而且還要座位不是嚴格限制的！）；免費的博物館和公園，使全體公民都能享受到過去只有少數富有階層和知識階層才能享受的愉快。
　　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裏，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產生了兩種情況，這兩種情況將徹底地改變分配方式：一方面，"社會工資"應當越來越接近其"理想的"水平，即物資充裕的水平；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物資和服務應當逐步地從通過交換（購買）而分配的資源類，轉到按需分配的資源類裏去。
　　決定分配方式這種改變的條件，仍然離不開物資半缺乏社會的一些要求。在未能擺脫經濟打算這種由來已久的沈重包袱以前，社會不得不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精打細算。因此可以首先實行新分配方式的物資和服務是那些：
　　1．性質很相似的；
　　2．無論價格下降，無論收入增加，其需求仍然不變的；
　　3．很難用以代替其他按商品經濟交換辦法進行分配的物資或服務的。
　　簡而言之，社會可以首先把滿足需要的某些費用社會化，其條件是這樣的社會化不致於引起費用的大量增長。如果對某一產品的需求，並不因其價格降低或收入增加而有所變化，那麼把這一產品的生產費用社會化，對於社會就其整體來說，不會增加任何額外負擔。例如一切工業先進社會裏鹽的情況就是如此，鹽的消費量 - 在正常的時候 - 既不因鹽價而變化，也不因公民的收入而變化。 [8]
　　支配商品經濟消亡的經濟規律可以闡述如下：隨著社會的不斷富裕，隨著計劃經濟保證生產力巨大發展，社會就獲得必需的資源，以便把為了滿足全體公民越來越多的需要而支付的費用社會化。而且隨著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的物資和服務的需求量，比起價格下降和收入增加來，幾乎沒有變化，或者甚至減少了。換句話說，由於上述兩點理由，計劃經濟所取得的進步就能使越來越多的物資和服務轉入按需分配的類裏去！
　　在最富裕的國家裏，對於主食的需求 - 西方的麵包 - 比起收入的增加來，現在已經是減少了。滿足這種需要，只占社會資源極小的一部分。比利時國民收入大約5000億法郎，而每年用於麵包的開支在80億法郎左右，即不到2％。 [9] 美國各種形式的糧食消費，1937~1941年平均每人3.77蒲式耳，1948年降到3.28蒲式耳，而1959年則降到了2.8蒲式耳。 [10] 工業先進國家許多大城市的公共交通，情況也是如此。就這些事例來說，把這些物資（麵包或大米）和服務（城市公共交通）用費用社會化的辦法來進行分配、就是說按需分配的經濟條件，現在已經完全具備了。除了這類物資和服務外，還得加上另一些物資和服務，這些物資和服務能滿足卡塞爾所說的"集體需要"：教育、醫療、等等。 [11]

基本需要和附加需要 - 自由消費和定量消費

　　許多作者同意這種部分改變分配方式的可能性。但是，一般地說，他們又立即否認有推廣的可能性。難道隨著"舊"需要之得到滿足，新需要不在那裏不斷的產生嗎？ [12] 逐步地把一切產品都轉入按需分配之類裏面去，同時又不致引起社會資源的普遍浪費，因而又不致在其他方面重新發生物資不足的現象，這可不可能呢？用來滿足衣、食、住這樣一些基本需要的產品，其花色和品種是不是無窮無盡的呢？想在這些方面消滅交換和貨幣的努力，其結果會不會是令人失望的單調和沒有選擇自由呢？
　　先拿需要的種類問題來說吧。稍為嚴肅的研究一下人類學和歷史，就能證明：這些需要恰恰是異常穩定的。食物、衣著、住處（由於某些氣候條件的關係，還有取暖）、防止野獸侵襲和躲避風雨、裝飾和鍛煉筋骨的願望、傳種接代，這六種基本需要似乎從猿人到真人以來還未變過，現在也仍然占消費開支的絕大部分。 [13]
　　加上醫藥衛生方面的需要（不過是表現了某種自覺程度的保護自己的本能而已）和消遣的需要（不過是擴大了裝飾、鍛煉筋骨、求知等和人類同樣古老的需要而已），少數基本需要幾乎就占了甚至是最富裕國家的全部消費開支；這少數基本需要，與其說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毋寧說是人類學上的特點。
　　既然這些需要從地球上出現人類以來基本上是不變的，既然連過去最富有的有產階級也沒有在消費開支上超出這種異常狹窄的需要範圍，那麼就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假定：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達到物資豐富、個人覺悟和社會覺悟都比過去成熟得多、這會在需要方面引起極大的變化。"效率遞減"規律，無論在哪一方面都比不上在需要的強度問題上那樣適用。 [14] 因此第一種反對論點就不能成立了。
　　其次讓我們來研究一下，滿足這些基本需要的手段，是否象表面上那樣種類無窮。首先，滿足這些需要的產品都有一個量的問題。關於這一點，根據現代有產階級的情況，歷史已經做了答覆。19世紀初葉，狼吞虎咽地大吃烤牛肉和紅葡萄酒的英國大地主，或者是每餐吃20道菜的"黃金時代"的大資產階級，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瀟灑的、愛好運動的、經常注意自己體重的現代富有資本家，這兩者之間的變化是無可辯駁的。隨著收入的增加，食物消費不是越來越多，而是越來越合理；健康方面的考慮超過了盲目享受或炫耀財富的考慮。這種變化並不完全由於道德進步，而更多的是由於個人保養身體的需要，甚至由於個人利益的需要。
　　衣著問題也是這樣。當然，在這個問題上，尤其是婦女，大量消耗衣服並無害于健康，所以浪費的可能性（新衣服只穿一兩次）要比食品大得多。但是，儘管健康的因素不能起抑制作用，舒適和愛好的因素卻起了作用。沒有了丫環小廝，老換衣服，甚至連衣服太多，都是不太方便的。事實上，除了"暴發戶"還在這個問題上做得過分以外，許多社會學家指出：英國美國最富裕的家庭裏，趨勢正好相反，更喜歡穿的是舊的、但舒適的衣服，或只是愛好穿的衣服，而不喜歡穿嶄新的衣服，也不喜歡經常換新衣服。 [15] 另一些社會學家甚至說這真是衣著上起了風格變化，他們認為這種變化的特點是："首先，衣著總是逐漸趨向一致，收入少的人所穿的衣服，從樣式上和料子上，都接近收入高的人所穿的衣服；其次，衣服上的裝飾部分越來越少，這反映了向更樸素發展的趨勢。最後，近來還'著重'在衣服要有青年氣概。" [16]
　　住房和家具方面的情況也是如此。如果僕役和女傭都沒有了 - 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社會裏，由於平均的工資水平，由於社會的不同意，雇傭僕役和女傭的情況是一定要消滅的！ - 那麼住房所需（和所能得到）的房間數也就有限了。這種限制也正是個人舒適所規定的。現在，除了一小撮百萬富翁外，大多數資產階級都喜歡很舒適的公寓，而不喜歡19世紀式的宮殿。從前，房間裏堆滿了家具和小擺設，現在由於愛好和舒適的條件有了變化，家具的配備趨於雅潔，而且注意實用，因此家具的數量也就很有限了。現在的趨向是甚至有意限制小擺設的數量。 [17]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最後階段裏，儘管有顯著的社會不平等，儘管有產階級可以無限制地浪費，但是上述這些趨向還是產生了。所以，設想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裏，或就在社會主義社會裏，會產生相反的趨向，這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恰恰相反，更可能的情況是：社會主義社會裏，合理消費將越來越發展，而減少的是那些純屬異想天開的消費，是那些為了炫耀而產生的消費，是那些由於不知分寸、不識美醜而產生的消費；這些形式的消費，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與其說是"消費者天生就喜歡的"，毋寧說是由一般社會風尚及廣告宣傳所造成的。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研究的是?品的花色問題和質量問題。產品的數量問題雖然不存在了，但剩下花色和質量問題可能仍會使需求不因價格和收入而變化的時期遲遲不能來到。目前花色問題和質量問題主要是由時式、由社會等級及技術進步（"新產品"）來決定的；而肯定不是以個人的一時所好為轉移的。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花色和質量也是社會現象，即使不是有意識規定的，那也是由社會所引導的。
　　時式是一種典型的社會現象，推動力來自生產者（創造者），而不是來自消費者。推行時式的是幾個巴黎的名裁縫，而不是"公眾"。對於極大多數的消費者來說，現在的情況已經是花色品種少得驚人，而不是無窮無盡。在一定的時期裏，沒有許許多多花色"同時並存"；而是只有幾種花色。哪怕是高級的、個人定做的手工裁縫，今天也沒有"上千種"不同的樣式，樣式的數量要比人們所想象的少。而且，除了這種專門為某些有錢人定做的手工裁縫的樣式而外，還有少數樣式是大批生產出來賣給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經濟不但不會減少現有的花色品種，大概還能使之更加多樣化，以便能過渡到按需分配。為此，社會主義經濟將根據多數人的要求，根據身體上的經常需要、根據"社會主義廣告"的教育作用、根據民意測驗、根據公開徵求意見、以及根據其他能幫助真正從消費者的愛好和願望出發的辦法，來確定生產些什麼花色品種。因此，奧斯卡爾·蘭格和迪金遜想要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為貴重產品保持商品經濟的主張，我們是不能同意的。 [18]
　　至於新產品，新產品的大批生產和"投入"市場，也就是說大規模地在消費者間進行分配，現在就已經是由生產企業來確定、而不是由消費者的一時所好來確定的。因此，這簡直是很"有計劃的" - 不過，是由一小撮資本主義企業，純粹根據私利的標準，而不是根據集體及組成集體的個人的客觀需要和合理需要而計劃的。消費者連有沒有某種產品都不知道，怎麼說得上有"迫切需要"呢？生產者好像偶然似地把新產品投入市場以前，對這種產品的需要連一點跡象都沒有，怎麼說得上有"迫切需要"呢? [19]
　　社會主義社會當然不會把這種計劃權放棄給生產和"上市"的"主宰們"。它將防止重復和顯著的浪費。但是它將通過民意測驗、直接徵求意見及群眾集會等一切辦法，比現在更多地考慮消費者的真正願望。在這一方面，它也將比目前的情況更擴大選擇的範圍。而且由於確定耐用消費品的需要量是比較容易和精確得多，也由於浪費現象容易發現，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裏，要確定產品的必要貯存量，以便使需求不致隨價格和收入而變動，也是較為容易的。
　　當然，某種程度的把握不準還是可能存在的。某些家務勞動的社會化同個人使用精良的機器從事家務勞動之間的矛盾，即使不是永遠存在，也可能會長期存在。即使有廣泛的和很方便的食堂網和洗衣房網免費為全體公民提供高質量的服務，洗衣機和洗碗碟機仍然會很受歡迎的。社會主義社會決不能命令其成員非得要利用集體服務，並且拒絕提供必要的手段，在個人基礎上自己解決這些服務問題。由於社會主義社會要滿足人們的一切合理需要，所以它會重視定期過獨處生活的需要。這種定期過獨處生活的需要是同人的集群性質辯證地、經常地聯繫在一起的。同樣，把私人汽車作為城市交通工具儘管顯然不合理，但仍不失為短距離和中距離休假旅行最靈活的交通工具。而且，即使飛機、火車、公共汽車旅行都免費了，人們仍然願意有一輛私人汽車，以便能夠按照自己的路線旅行，以便能在火車和公共汽車不停的地方停下來，或者乾脆就是為了獨自走動一番。社會主義社會是會尊重這些願望的，而且，非但不把這些願望作為"小資產階級的殘餘"來加以譴責，還將努力去滿足這些需要；這些需要的合理性質是任何誠意的人都能看得到的。
　　因此，逐步推廣新的分配方式，即按需分配，並沒有什麼重大的障礙。按需分配已經不必確切地計算等價的勞動量了。恰好相反，目前的發展情況，儘管受到以金錢、剝削、不平等、損人利已為主的社會環境的不良影響，但仍然已經清楚地勾劃出了未來消費情況的大概輪廓。豐盛而自由的消費，將不會無止境地向浪費和不合理的一時所好發展，而是將越來越具有合理消費的形式。要求身體健康，神經安寧和心情舒暢將越來越成為人類一切行為的主要動機。這方面的要求必將成為人們在基本要求滿足以後的主要追求。要達到這種結論，並不必把人"理想化"。正如現代資產階級飲食方面的例子所證明的那樣，那是符合人的本性的，是符合人類最明顯的物質利益的。

傑瑞米柯賓

機器制造也完全和棉紗生產壹樣，日益多方面地采用機器，而在機器制造廠就業的工人，比起極完善的機器來，只能起著極不完善的機器的作用。

可是，在壹個男工被機器排擠出去以後，工廠方面也許會雇用三個童工和壹個女工！難道先前壹個男工的工資不是應該足夠養活三個孩子和壹個妻子嗎？難道先前最低工資額不是應該足夠維持工人生活和繁殖工人後代嗎？資產者愛說的這些話在這裏究竟證明了什麽呢？只證明了壹點：現在要得到維持壹個工人家庭生活的工資，就得消耗比以前多三倍的工人生命。

總括起來說：生產資本越增加，分工和采用機器的範圍就越擴大。分工和采用機器的範圍越擴大，工人之間的競爭就越劇烈，他們的工資就越減少。

加之，工人階級還從較高的社會階層中得到補充；降落到無產階級隊伍裏來的有大批破產的小型企業的資本家，他們除了趕快跟工人壹起伸手乞求工作，毫無別的辦法。這樣，伸出來乞求工作的手像森林似地越來越稠密，而這些手本身則越來越消瘦。

不言而喻，小型企業的資本家在這種鬥爭中是不可能支持下去的：這種鬥爭的首要條件之壹就是生產的規模經常擴大，也就是說要做大企業的資本家而決不能做壹個小型企業的資本家。

當然，還有壹點也是用不著進壹步說明的：資本的總量和數目越增加，資本越增長，資本的利息也就越減少；因此，小型的資本尋租者就不可能再依靠租金來維持生活，必須投身於產業，即擴大小產業家的隊伍，從而增加無產階級的候補人數。

最後，上述發展進程越迫使資本家以日益擴大的規模利用既有的巨大的生產資料，並為此而動用壹切信貸機構，產業動蕩也就越來越頻繁，在每次動蕩中，商業界只是由於埋葬壹部份財富、產品以至生產力才維持下去，也就是說，危機也就越來越頻繁了。這種危機之所以越來越頻繁和劇烈，就是因為隨著產品總量的增加，亦即隨著對擴大市場的需要的增長，市場變得日益狹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新市場日益減少了，因為先前發生的每壹次危機都把壹些迄今未被占領的市場或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被商業榨取過的市場卷入了貿易體系。但是，資本不僅在活著的時候要依靠勞動。這位尊貴而又野蠻的主人也要把他的奴隸們的屍體，即在危機中喪生的大批工人陪葬，同自己壹起葬入墳墓。由此可見：如果說資本增長得迅速，那麽工人之間的競爭就增長得更迅速無比，就是說，資本增長得越迅速，工人階級的就業手段即生活資料就相對地縮減得越厲害；因為這洋，資本家是工人的敵人，市場經濟制度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制度。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我們不是中共 我們要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

生產方式、分配方式、生活方式

　　大型生產手段和交換手段的社會化創造了新的生產方式，這種新生產方式的基礎已經不是社會剩餘產品的私人佔有了。但是，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裏，生產手段的社會化還是同必需品的私人佔有相聯繫的，這種私人佔有的形式是工資、交換、是出賣勞動力以換取貨幣工資。此外，部分社會剩餘產品還是以個人在消費上享有特權的形式被私人佔有了，而在過渡社會的官僚主義變形的制度下，這種特權的規模可能是很大的。因此，私人利益仍然是刺激個人在經濟上出力的基本因素。經濟也仍然是貨幣經濟。
　　從經濟的觀點看，以大型生產手段集體所有制及社會剩餘產品集體佔有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同繼續作為個人經濟活動主要動力的私人利益之間的矛盾，經常是計劃經濟中摩擦和矛盾的源泉。 [2] 但是，從而產生的社會矛盾則比經濟矛盾還更重要。作為個人一切能力的充分發揮，同時也作為個人自覺地為社會服務的"勞動"，是一種概念，作為"謀生"手段，作為取得生活資料，或取得能滿足個人需要的一切商品和服務的手段的"勞動"，又是一種概念，這兩種"勞動"的概念，從長遠來看，是互不相容的。
　　只要經濟基本上仍然是貨幣經濟，只要大部分需要之能否滿足決定於各人手裏貨幣量的多少，只要在物資相對缺乏的情況下，還是按照錢包裏錢的多少來決定分配東西多少，那麼，大家為了多取得些貨幣而互相鬥爭，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擔任了某些社會公職就能更容易地取得相對稀少的商品和服務，那麼，向上爬、用人唯親、貪污、對"上級"卑躬屈膝、對"下級"專制橫行，這些現象仍然會大量流行，這也是不可避免的。沒有生產者、消費者和公民的真正民主，沒有這些人對行政官員和領袖的行為進行嚴格的、自由的監督，不能合法地、不遭到有組織的集體抗拒而撤換這些行政官員和領袖，所有這一切缺點只能加劇金錢在社會生活一切方面的腐蝕作用。貨幣經濟和商品經濟的殘餘本身就意味著必然會殘存著生活中一切都可用金錢購買的現象，而這種現象是貨幣經濟和商品經濟在村社自然經濟中出現時就已產生了的。如果在過渡經濟時期，能否得到生活享受是由制度規定的，而不是用錢直接買賣的，那麼，一切都可用金錢購買這種作用就變成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但這並不是說這種作用就不大了。關於這一點，蘇聯就千方百計鑽營當大學生而產生的流弊所進行的公開討論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3]
　　在蘇聯和別的地方，權威人士和有影響的作者都不斷地認為：首先應當"樹立新的思想"，在未能消滅物質刺激、未能過渡到按需分配以前，勞動首先應當成為"個人真實感受到的一種必要"； [4] 他們這種看法真是一種"以主觀願望代替客觀現實的偏向"，顛倒了本來很明顯的因果關係。事實上，在心理革命還未能完全顯露以前，新的社會主義覺悟還未能普遍提高，以代替舊的自私心理以前，首先應當用生產大量財富、提供大量服務的辦法來消滅貨幣經濟。在過渡社會時期，特別是在蘇聯，產生個人發財欲望的，不是"資本主義殘餘"，而是按金錢多少來分配的日常的現實情況。想要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對資本主義舊社會的殘餘進行鬥爭"，來建立"共產主義覺悟"，這真正是一件永遠徒勞的工作。
　　個人的佔有欲，作為個人經濟活動的主要動力，還未能消滅以前，必須讓這些個人得到下列這種體驗：社會，從一個虐待子女的後母，已變為一個慷慨的、體諒人的母親，她自動地滿足全體子女的一切基本需要。應當讓這些個人不知不覺地取得這種體驗，過去原始公社時期遺留下來的精神會回應這種體驗的，因為7000年來人剝削人的作用還未能完全埋葬這種精神。這種體驗的結果應當是覺悟，更好的結果應當是產生新的習慣，以便完成心理革命，以便舊的人死亡，讓位給未來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人。
　　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認為物資豐富是建立充分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必要條件，其意義在此，其理由也在於此。只有實現新的生產方式和新的分配方式，才能產生新的生活方式。問題不在於宣傳社會主義道德，而是要創造社會的和心理的物質條件，使大多數人自然而然地實行這種社會主義道德。

傑瑞米柯賓

實際工資可能仍然未變，甚至可能增加了，可是盡管如此，相對工資卻可能降低了。假定說，壹切生活資料跌價三分之二，而日工資只降低了三分之壹，比方由3塊錢降低到2塊錢。這時，雖然工人拿這2塊錢可以買到比從前拿3塊錢買到的更多的商品，但是他的工資和資本家的利潤相比卻降低了。資本家的利潤增加了1塊錢，換句話說，資本家拿比以前少的交換價值付給工人，而工人卻必須生產出比以前多的交換價值。資本的份額與勞動的份額相比提高了。社會財富在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分配更不平均了。資本家用同樣多的資本支配著更大的勞動量。資本家階級支配工人階級的權力增加了，工人的社會地位更低了，比起資本家的地位來又降低了壹級。

究竟什麽是決定工資和利潤在其相互關系上的降低和增加的壹般規律呢？

工資和利潤是互成反比的。資本的份額即利潤越增加，則勞動的份額即日工資就越降低；反之亦然。利潤增加多少，工資就降低多少；而利潤降低多少，則工資就增加多少。

也許有人會駁斥說：資本家贏利可能是由於他拿自己的產品同其他資本家進行了有利的交換，可能是由於開辟了新的市場或者原有市場上的需要驟然增加等等，從而對他的商品的需求量有所增加；所以，壹個資本家所得利潤的增加可能是由於損害了其他資本家的利益，而與工資即勞動力的交換價值的調整無關；或者，資本家所得利潤的增加也可能是由於改進了勞動工具，采用了利用自然力的新方法等等。

首先必須承認，所得出的結果依然是壹樣的，只不過這是經過相反的途徑得出的。固然，利潤的增加不是由於工資的降低，但是工資的降低卻是由於利潤的增加。資本家用同壹數量的他人的勞動，購得了更多的交換價值，而對這個勞動卻沒有多付壹塊錢。這就是說，勞動所得的報酬同它使資本家得到的純收入相比卻減少了。

此外，我們還應提醒，無論商品價格如何波動，每壹種商品的平均價格，即它同其他商品相交換的比例，總是由它的生產費用決定的。因此，資本家相互間的盈虧必定在整個資本家階級範圍內互相抵銷。改進機器，在生產中采取利用自然力的新方法，使得在壹定的勞動時間內，用同樣數量的勞動和資本可以創造出更多的產品，但決不是創造出更多的交換價值。如果工人用紡紗機能夠在壹小時內生產出比未發明這種機器以前的產量多壹倍的紗，比方從前為50磅，現在為100磅，那麽工人在壹定時間內用這100磅紗所交換到的商品不會比以前用50磅交換到的更多，因為紗的生產費用減少了壹半，或者說，因為工人用同樣多的生產費用能夠生產出比以前多壹倍的產品。

不管資本家階級即資產階級相互之間分配生產所得的純收入的比例如何，這個純收入的總額歸根到底只是直接勞動使積累起來的勞動在總體上增加的那個數額。所以，這個總額是按勞動使資本增加的比例，即按利潤與工資相對而言增加的比例增長的。

可見，即使我們停留在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範圍內，也可以知道資本家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是截然對立的。

資本的迅速增加就等於利潤的迅速增加。而利潤的迅速增加只有在勞動的價格，相對工資同樣迅速下降的條件下才是可能的。即使實際工資同名義工資即勞動的貨幣價值同時增加，只要實際工資不是和利潤以同壹比例增加，相對工資還是可能下降。比如說，在經濟興旺的時期，工資提高5％，而利潤卻提高30％，那麽比較工資即相對工資不是增加，而是減少了。

所以，壹方面工人的收入隨著資本的迅速增加也有所增加，可是另壹方面在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社會鴻溝也同時擴大，而資本支配勞動的權力，勞動對資本的依賴程度也隨著增大。

所謂資本迅速增加對工人有好處的論點，實際上不過是說：工人把他人的財富增加得越迅速，工人得到的殘羹剩飯就越多，能夠獲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越多，依附在資本家周圍的工人的人數就增加得越多。

這樣我們就看出：

即使最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情勢，即資本的盡快增加改善了工人的物質生活，也不能消滅工人的利益和資本家的利益之間的對立狀態。利潤和工資仍然是互成反比的。

假如資本增加得迅速，工資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資本的利潤增加得更迅速無比。工人的物質生活改善了，然而這是以他們的社會地位的降低為代價換來的。在他們和資本家之間的社會鴻溝擴大了。

所謂生產資本的盡快增加是對雇傭勞動最有利的條件這種論點，實際上不過是說：工人階級越迅速地擴大和增加與它敵對的權力，即越迅速地擴大和增加支配它的他人財富，它就被允許在越加有利的條件下重新為增加資產階級財富、重新為增大資本的權力而工作，滿足於為自己鑄造金鎖鏈，讓資產階級用來牽著它走。

然而，是不是像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們所說的那樣，生產資本的增加真的和工資的提高密不可分呢？是不是資本家發材了就會先富帶動後富呢？我們不應當聽信他們的話。我們甚至於不能相信他們的這種說法：似乎資本長得越肥，它的奴隸也吃得越飽。資產階級很開明，很會打算，它沒有封建主的那種以奴隸隊伍的奢華誇耀於人的偏見。資產階級的生存條件迫使他必須計較成本。

因此我們就應當更仔細地研究壹個問題：

生產資本的增長是怎樣影響工資的？

如果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資本整個說來是在不斷增長，那麽勞動的積累就是更多方面的了。資本的數量和規模日益增大。資本的增大加劇資本家之間的競爭。資本規模的不斷增大，為把裝備著火力更猛烈的鬥爭武器的更強大的工人大軍引向產業戰場提供了手段。

壹個資本家只有在自己更便宜地出賣商品的情況下，才能把另壹個資本家逐出戰場，並占有他的資本。可是，要能夠更便宜地出賣而又不破產，他就必須更便宜地進行生產，就是說，必須盡量提高勞動的生產力。而增加勞動的生產力的首要辦法是更細地分工，更全面地應用和經常地改進機器。內部實行分工的工人大軍越龐大，應用機器的規模越廣大，生產費用相對地就越迅速縮減，勞動就更有效率。因此，資本家之間就發生了全面的競爭：他們竭力設法擴大分工和增加機器，並盡可能大規模地使用機器。

可是，假如某壹個資本家由於更細地分工、更多地采用新機器並改進新機器，由於更有利和更大規模地利用自然力，因而有可能用同樣多的勞動或積累起來的勞動生產出比他的競爭者更多的產品，比如說，在同壹勞動時間內，他的競爭者只能織出半碼麻布，他卻能織出壹碼麻布，那麽他會怎樣辦呢？

他可以繼續按照原來的市場價格出賣每半碼麻布，但是這樣他就不能把自己的敵人逐出戰場，就不能擴大自己的銷路。可是隨著他的生產的擴大，他對銷路的需要也增加了。固然，他所采用的這些更有效率、更加貴重的生產資料使他能夠廉價出賣商品，但是這種生產資料又使他不得不出賣更多的商品，為自己的商品爭奪更大得多的市場。因此，這個資本家出賣半碼麻布的價格就要比他的競爭者便宜些。

雖然這個資本家生產壹碼麻布的費用並不比他的競爭者生產半碼麻布的費用多，但是他不會以他的競爭者出賣半碼麻布的價格來出賣壹碼麻布。不然他就得不到任何額外的利潤，而只是通過交換把自己的生產費用收回罷了。如果他的收入終究還是增加了，那只是因為他推動了更多的資本，而不是因為他比其他資本家更多地增殖了自己的資本。而且，只要他把他的商品價格定得比他的競爭者低百分之幾，他追求的目的也就達到了。他壓低價格就能把他的競爭者擠出市場，或者至少也能奪取他的競爭者的壹部分銷路。最後，我們再提壹下，市場價格總是高於或低於生產費用，這取決於該種商品是在產業的旺季出賣的還是在淡季出賣的。壹個采用了生產效能更高的新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的賣價超出他的實際生產費用的百分率，是依每碼麻布的市場價格高於或低於迄今的壹般生產費用為轉移的。

可是，這個資本家的特權不會長久；參與競爭的其他資本家也會采用同樣的機器，實行同樣的分工，並以同樣的或更大的規模采用這些機器和分工。這些新措施將得到廣泛的推廣，直到麻布價格不僅跌到原先的生產費用以下，而且跌到新的生產費用以下為止。

這樣，資本家的相互關系又會像采用新生產資料以前那樣了；如果說他們由於采用這種生產資料能夠以同壹價格提供加倍的產品，那麽現在他們已不得不按低於原來的價格出賣加倍的產品了。在這種新生產費用的水平上，同樣壹場角逐又重新開始：分工更細了，使用的機器數量更多了，利用這種分工的範圍和采用這些機器的規模更大了。而競爭又對這個結果發生反作用。

我們看到：生產方式和生產資料是如何通過這種方式不斷變革，不斷革命化的；分工如何必然要引起更進壹步的分工；機器的采用如何必然要引起機器的更廣泛的采用；大規模的勞動如何必然要引起更大規模的勞動。

這是壹個規律，這個規律壹次又壹次地把資產階級的生產拋出原先的軌道，並且因為資本已經加強了勞動的生產力而迫使它繼續加強勞動的生產力；這個規律不讓資本有片刻的停息，老是在它耳邊催促說：前進！前進！

這個規律正是那個在商業的周期性波動中必然使商品價格和商品生產費用趨於壹致的規律。

不管壹個資本家運用了效率多麽高的生產資料，競爭總使這種生產資料普遍地被采用，而壹旦競爭使這種生產資料普遍地被采用，他的資本具有更大效率的唯壹後果就只能是：要保持原來的價格，他就必須提供比以前多10倍、20倍、100倍的商品。可是，因為現在他必須售出也許比以前多1000倍的商品，才能靠增加所售產品數量的辦法來彌補由於售價降低所受的損失；因為他現在必須賣出更多的商品不僅是為了得到更多的利潤，並且也是為了補償生產費用；因為此時這種大量出賣不僅對於他而且對於他的競爭對方都成了主要的問題，所以先前的鬥爭就會隨著已經發明的生產資料的生產效率的提高而日益激烈起來。所以，分工和機器的采用又將以更大得無比的規模發展起來。

不管已被采用的生產資料的力量多麽強大，競爭總是要把資本從這種力量中得到的黃金果實奪去：競爭使商品的價格降低到生產費用的水平；也就是說，越是有可能便宜地生產，即有可能用同壹數量的勞動生產更多的產品，競爭就使更便宜的生產即為了同壹價格總額而提高日益增多的產品數量成為確定不移的規律。可見，資本家努力的結果，除了必須在同壹勞動時間內提供更多的商品以外，換句話說，除了使他的資本的價值增殖的條件惡化以外，並沒有得到任何好處。因此，雖然競爭經常以其生產費用的規律迫使資本家坐臥不寧，把他為對付競爭者而鍛造的壹切武器倒轉來針對他自己，但資本家總是想方設法在競爭中取勝，孜孜不倦地采用價錢較貴但能更便宜地進行生產的新機器，實行新分工，以代替舊機器和舊分工，並且不等到競爭使這些新措施過時，就這樣做了。

現在我們如果想象壹下這種狂熱的激發狀態同時籠罩了整個市場，那我們就會明白，資本的增長、積累和積聚是如何導致不斷地、日新月異地、以日益擴大的規模實行分工，采用新機器，改進舊機器。

這些同生產資本的增長分不開的情況又怎樣影響工資的確定呢？

更進壹步的分工使1個工人能做5個、10個乃至20個人的工作，因而就使工人之間的競爭加劇5倍、10倍乃至20倍。工人中間的競爭不只表現於1個工人把自己出賣得比另1個工人賤些，而且還表現於1個工人做5個、10個乃至20個人的工作。而資本所實行的和經常擴展的分工就迫使工人進行這種競爭。

其次，分工越細，勞動就越簡單化。工人的特殊技巧失去任何價值。工人變成了壹種簡單的、單調的生產力，這種生產力不需要投入緊張的體力或智力。他的勞動成為人人都能從事的勞動了。因此，工人受到四面八方的競爭者的排擠；我們還要提醒壹下，壹種工作越簡單，越容易學會，為學會這種工作所需要的生產費用越少，工資也就越降低，因為工資像壹切商品的價格壹樣，是由生產費用決定的。

總之，勞動越是不能給人以樂趣，越是令人生厭，競爭也就越激烈，工資也就越減少。工人想維持自己的工資總額，就得多勞動：多工作幾小時或者在壹小時內提供更多的產品。這樣壹來，工人為貧困所迫，就越加重分工的極危險的後果。結果就是：他工作得越多，他所得的工資就越少，而且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工作得越多，他就越是同他的工友們競爭，因而就使自己的工友們變成他自己的競爭者，這些競爭者也像他壹樣按同樣惡劣的條件出賣自己。所以，原因很簡單，因為他歸根到底是自己給自己，即自己給作為工人階級壹員的自己造成競爭。

機器也發生同樣的影響，而且影響的規模更大得多，因為機器用不熟練的工人代替熟練工人，用女工代替男工，用童工代替成年工；因為在最先使用機器的地方，機器就把大批手工工人拋向街頭，而在機器日益完善、改進或為生產效率更高的機器所替換的地方，機器又把壹批壹批的工人排擠出去。我們在前面大略地描述了資本家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有壹個特點，就是制勝的辦法與其說是增加勞動大軍，不如說是減少勞動大軍。統帥們即資本家們相互競爭，看誰能解雇更多的產業工人。

不錯，經濟學家們告訴我們說，因采用機器而成為多余的工人可以在新的勞動部門裏找到工作。

他們不敢很肯定的說，在新的勞動部門中找到棲身之所的就是那些被解雇的工人。事實最無情地粉碎了這種謊言。其實，他們不過是肯定說，在工人階級的其他組成部分面前，譬如說，在壹部份已準備進入那種衰亡的產業部門的青年工人面前，出現了新的就業機會。這對於不幸的工人當然是壹個很大的安慰。資本家是不會缺少可供剝削的新鮮血肉的，他們讓死人們去埋葬自己的屍體。這與其說是資產者對工人的安慰，不如說是資本家對他們自己的安慰。如果機器消滅了整個雇傭工人階級，那麽這對資本家來說將是壹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因為資本沒有雇傭勞動就不成其為資本了！

假定那些直接被機器從工作崗位排擠出去的工人以及原來期待著這壹工作的那壹部分青年工人都能找到新工作。是否可以相信新工作的報酬會和已失去的工作的報酬同樣高呢？要是這樣，那就是違反了壹切經濟規律。我們說過，現代產業經常是用更簡單的和更低級的工作來代替復雜和較高級的工作的。

那麽，被機器從壹個產業部門排擠出去的壹大批工人如果不甘願領取更低更壞的報酬，又怎能在別的部門找到棲身之所呢？

有人說制造機器本身的工人是壹種例外。他們說，既然產業需要並使用更多的機器，機器的數量就必然增加，因而機器生產、從事機器生產的工人也必然增加；而這個產業部門所使用的工人是熟練工人，甚至是受過教育的工人。

傑瑞米柯賓

我們剛才說過，供給和需求的波動，總是會重新把商品的價格引導到生產費用的水平。固然，商品的實際價格始終不是高於生產費用，就是低於生產費用；但是，上漲和下降是相互補充的，因此，在壹定時間內，如果把產業衰退和興盛總合起來看，就可看出各種商品是依其生產費用而互相交換的，所以它們的價格是由生產費用決定的。

價格由生產費用決定這壹點，不應當理解成像經濟學家們所理解的那種意見。經濟學家們說，商品的平均價格等於生產費用；在他們看來，這是壹個規律。他們把價格的上漲被價格的下降所抵銷，而下降則被上漲所抵銷這種無政府狀態的運動看作偶然現象。那麽，同樣也可以把價格的波動看作規律，而把價格由生產費用決定這壹點看作偶然現象。可是，只有在這種波動的進程中，價格才是由生產費用決定的；我們細加分析時就可以看出，這種波動起著極可怕的破壞作用，並像地震壹樣震撼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這種無秩序狀態的總運動就是它的秩序。在這種產業無政府狀態的進程中，在這種循環運動中，競爭可以說是拿壹個極端去抵銷另壹個極端。

由此可見，商品的價格是這樣由它的生產費用來決定的：某些時期，某種商品的價格超過它的生產費用，另壹些時期，該商品的價格卻下跌到它的生產費用以下，而抵銷以前超過的時期，反之亦然。當然，這不是就個別產業的產品來說的，而只是就整個產業部門來說的。所以，這同樣也不是就個別產業家來說的，而只是就整個資本家階級來說的。

價格由生產費用決定，就等於說價格由生產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決定，因為構成生產費用的是：（1）原料和勞動工具的損耗部份，即產業產品，它們的生產耗費了壹定數量的工作日，因而也就是代表壹定數量的勞動時間；（2）直接勞動，它也是以時間計量的。

調節壹般商品價格的那些壹般的規律，當然也調節工資，即調節勞動價格。

勞動報酬忽而提高，忽而降低，是依需求和供給的關系為轉移的，依購買勞動力的資本家和出賣勞動力的工人之間的競爭情形為轉移的。工資的波動壹般是和商品價格的波動相適應的。可是，在這種波動的範圍內，勞動的價格是由生產費用即為創造勞動力這壹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來決定的。

那麽，勞動力的生產費用究竟是什麽呢？

這就是為了使工人保持其為工人並把他訓練成為工人所需要的費用。

因此，某壹種勞動所需要的訓練時間越少，工人的生產費用也就越少，他的勞動的價格即他的工資也就越低。在那些幾乎不需要任何訓練時間，只要有工人的肉體存在就行的產業部門裏，為造成工人所需要的生產費用，幾乎只歸結為維持工人的可以保住其勞動能力的生存所需要的商品。因此，工人的勞動的價格是由必要生活資料的價格決定的。

可是，這裏還應該註意到壹種情況。

資本家在計算自己的生產費用，並根據生產費用計算產品的價格的時候，是把勞動工具的損耗也計算在內的。譬如說，假如壹臺機器值1000塊錢，使用期限為10年，那麽他每年就要往商品價格中加進100塊錢，以便在10年期滿時有可能用新機器來更換用壞的機器。同樣，簡單勞動力的生產費用中也應加入延續工人後代的費用，從而使工人階級能夠繁殖後代並用新工人來代替失去勞動能力的工人。所以，工人的損耗也和機器的損耗壹樣，是要計算進去的。

總之，簡單勞動力的生產費用就是維持工人生存和延續工人後代的費用。這種維持生存和延續後代的費用的價格就是工資。這樣決定的工資就叫作最低工資額。這種最低工資額，也和商品價格壹般由生產費用決定壹樣，不是就單個人來說的，而是就整個種屬來說的。單個工人、千百萬工人的所得不足以維持生存和延續後代，但整個工人階級的工資在其波動範圍內則是和這個最低額相等的。

現在，我們既已講明了調節工資以及其他任何商品的價格的最壹般規律，我們就能更切近地研究市場經濟制度了。

資本是由用於生產新的原料、新的勞動工具和新的生活資料的各種原料、勞動工具和生活資料組成的。資本的所有這些組成部分都是勞動的創造物，勞動的產品，積累起來的勞動。作為進行新生產的手段的積累起來的勞動就是資本。

經濟學家們就是這樣說的。

什麽是奴隸呢？奴隸就是失去人身自由的工人。這個說明和前壹個說明是壹樣的。

奴隸就是奴隸。只有在壹定的關系下，他才成為奴隸。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只有在壹定的關系下，它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關系，它也就不是資本了，就像黃金本身並不是貨幣，砂糖並不是砂糖的價格壹樣。

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影響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響。他們只有以壹定的方式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相互之間便發生壹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範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才會有生產。

生產者相互發生的這些社會關系，他們借以互相交換其活動和參與全部生產活動的條件，當然依照生產資料的性質而有所不同。隨著新作戰工具即射擊火器的發明，軍隊的整個內部組織就必然改變了，各個人借以組成軍隊並能作為軍隊行動的那些關系就改變了，各個軍隊相互間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

因此，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生產關系總和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並且是構成壹個處於壹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古典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系的總和，而其中每壹個生產關系的總和同時又標誌著人類歷史發展中的壹個特殊階段。

資本也是壹種社會生產關系。這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系。構成資本的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難道不是在壹定的社會條件下，不是在壹定的社會關系內生產出來和積累起來的嗎？難道這壹切不是在壹定的社會條件下，在壹定的社會關系內被用來進行新生產的嗎？並且，難道不正是這種壹定的社會性質把那些用來進行新生產的產品變為資本的嗎？

資本不僅包括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不僅包括物質產品，並且還包括交換價值。資本所包括的壹切產品都是商品。所以，資本不僅是很多物質產品的總和，並且也是很多商品、很多交換價值、社會量的總和。

不論我們是以棉花代替羊毛也好，是以米代替小麥也好，是以輪船代替鐵路也好，只要棉花、米和輪船——資本的軀體——同原先體現資本的羊毛、小麥和鐵路具有同樣的交換價值即同樣的價格，那麽資本依然還是資本。資本的軀體可以經常改變，但不會使資本有絲毫改變。

但是，雖然任何資本都是壹些商品即交換價值的總和，然而並不是任何壹些商品即交換價值的總和都是資本。

任何壹些交換價值的總和都是壹個交換價值。任何單個交換價值都是壹些交換價值的總和。例如，值1000萬的壹套房子是1000萬的交換價值。值壹塊錢的壹張印紙是100/100塊錢的交換價值的總和。能同別的產品交換的產品就是商品。這些產品由以交換的壹定比例就是它們的交換價值，或者說用貨幣來表示，就是它們的價格。這些產品的數量多少絲毫不能改變它們成為商品，或者表現交換價值，或者具有壹定價格的規定。壹株樹不論其大小如何，終究是壹株樹。無論我們拿鐵同別的產品交換時是以羅特為單位還是以公擔為單位，這壹點難道會改變鐵成為商品，成為交換價值的性質嗎？鐵是壹種商品，它依其數量多少而具有大小不同的價值，高低不同的價格。

壹些商品即壹些交換價值的總和究竟是怎樣成為資本的呢？

它成為資本，是由於它作為壹種獨立的社會力量，即作為壹種屬於社會壹部分的力量，通過交換直接的、活的勞動力而保存並增大自身。除勞動能力以外沒有足夠的資本購買生產資料成為資本家的工人階級的存在是資本家生存的必要前提。

只是由於積累起來的、過去的、對象化的勞動支配直接的、活的勞動，積累起來的勞動才變為資本。

資本的實質並不在於積累起來的勞動是替活勞動充當進行新生產的手段。它的實質在於活勞動是替積累起來的勞動充當保存並增加其交換價值的手段。

資本家和雇傭工人是怎樣進行交換的呢？

工人拿自己的勞動力換到生活資料，而資本家拿他的生活資料換到勞動，即工人的生產活動，亦即創造力量。工人通過這種創造力量不僅能補償工人所消費的東西，並且還使積累起來的勞動具有比以前更大的價值。工人從資本家那裏得到壹部分現有的生活資料。這些生活資料對工人有什麽用處呢？用於直接消費。可是，如果工人不利用靠這些生活資料維持工人的生活的這段時間來生產新的生活資料，即在消費的同時用工人的勞動創造新價值來補償那些因消費而消失了的價值，那麽，只要工人消費生活資料，這些生活資料對工人來說就會永遠消失。但是，工人為了交換已經得到的生活資料，工人正是把這種貴重的再生產力量讓給了資本家。因此，工人自己失去了這種力量。

舉壹個例子來說吧。有個企業家每天付給他的壹個工人5塊錢。這個工人為得到這5塊錢，就整天在這個企業家的工廠裏邊，保證這個企業家能得到10塊錢的收入。這個企業家不但收回了他付給工人的價值，並且還把它增加了壹倍。可見，他有成效地、生產性地使用和消費了他付給工人的5塊錢。他拿這5塊錢買到的正是壹個工人的能生產出雙倍價值的勞動產品並把5塊錢變成10塊錢的勞動和力量。相反，工人則拿他的生產力換到5塊錢，並用它們換得遲早要消費掉的生活資料。所以，這5塊錢的消費有兩種方式：對資本家來說，是有生產性的，因為這5塊錢換來的勞動力帶來了10塊錢；對工人來說，是非生產性的，因為這5塊錢換來的生活資料永遠消失了，他只有再和農場主進行同樣的交換才能重新取得這些生活資料的價值。這樣，資本以雇傭勞動為前提，而雇傭勞動又以資本為前提。兩者相互制約；兩者相互產生。

　　壹個棉紡織廠的工人是不是只生產棉織品呢？不是，他還生產商品的利閏。他生產重新供人利用去支配他的勞動並通過他的勞動創造新價值的價值。

資本只有同勞動力交換，只有引起雇傭勞動的產生，才能增加。雇傭工人的勞動力只有在它增加資本，使奴役它的那種權力加強時，才能和資本交換。因此，資本的增加就是無產階級即工人階級的增加。

所以，資本家及其經濟學家們斷言，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壹致的。千真萬確！如果資本家不雇用工人，工人就會滅亡。如果資本家不剝削工人，資本家就會滅亡，而要剝削工人，資本家就要雇傭工人。投入生產的資本即生產資本增加越快，從而產業越繁榮，資產階級越發財，生意越興隆，資本家需要的工人也就越多，工人出賣自己的價格也就越高。

原來，生產資本的盡快增加竟是工人能勉強生活的必要條件。

但是，生產資本的增加又是什麽意思呢？就是積累起來的勞動對活勞動的權力的增加，就是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統治力量的增加。雇傭勞動生產著對它起支配作用的他人財富，也就是說生產著同它敵對的權力——資本，而它從這種敵對權力那裏取得就業手段，即取得生活資料，是以雇傭勞動又會變成資本的壹部分，又會變成再壹次把資本投入加速增長運動的杠桿為條件的。

斷言資本家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是壹致的，事實上不過是說資本家和工人是同壹種關系的兩個方面罷了。壹個方面制約著另壹個方面，就如同毒販和吸毒的人相互制約壹樣。

只要雇傭工人仍然是雇傭工人，他的命運就取決於資本。這就是壹再被人稱道的工人和資本家利益的共同性。

資本家的材富越增長，雇傭勞動量就越增長，雇傭工人人數就越增加，壹句話，受資本家支配的人數就越增多。我們且假定有這樣壹種最有利的情形：隨著生產資本的增加，對勞動的需求也增加了。因而勞動價格即工資也提高了。

壹座房子不管怎樣小，在周圍的房屋都是這樣小的時候，它是能滿足社會對住房的壹切要求的。但是，壹旦在這座小房子近旁聳立起壹座宮殿，這座小房子就縮成帳篷的洋子了。這時，狹小的房子證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講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並且，不管小房子的規模怎樣隨著文明的進步而擴大起來，只要近旁的宮殿以同樣的或更大的程度擴大起來，那座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會在周圍越發覺得不舒適，越發不滿意，越發感到受壓抑。

工資的任何顯著的增加是以生產資本的迅速增加為前提的。

生產資本的迅速增加，會引起財富、奢侈、社會需要和社會享受等同樣迅速的增長。所以，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縱然增長了，但是，與資本家的那些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為增加的享受相比，與壹般社會發展水平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會滿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工人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會產生的；因此，工人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時是以社會為尺度，而不是以滿足它們的物品為尺度的。因為工人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會性質，所以它們是相對的。

工資壹般不僅是由工人能夠用它交換到的商品數量來決定的。

工資包含著各種關系。

首先，工人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取得壹定數量的貨幣。工資是不是單由這個貨幣價格來決定的呢？

比如某壹個地區發現了更豐富和更易於開采的礦藏，流通的黃金和白銀的數量增加了。因此，黃金和白銀的價值和其他各種商品比較起來就降低了。但是，工人們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所得到的銀幣數仍和從前壹樣。他們的勞動的貨幣價格仍然如舊，然而他們的工資畢竟是降低了，因為他們拿同樣數量的銀幣所交換到的別種商品比以前少了。

我們再舉壹個別的例子。比如由於農業發展的不景氣，食品加工行業的不景氣，最必需的生活資料大大漲價了。假定工人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所得的貨幣量仍和以前壹樣。難道他們的工資沒有降低嗎？當然是降低了。他們拿同樣多的貨幣所能換到的面包、肉類等等東西比從前少了。他們的工資降低並不是因為白銀的價值減低了，而是因為生活資料的價值增高了。

我們最後再假定，勞動的貨幣價格仍然未變，可是壹切農產品和工業品由於使用新機器、年成好等等原因而降低了價格。這時，工人拿同樣多的貨幣可以買到更多的各種商品。所以，他們的工資正因為工資的貨幣價值仍然未變而提高了。

總之，勞動的貨幣價格即名義工資，是和實際工資即用工資實際交換所得的商品量並不壹致的。因此，我們談到工資的增加或降低時，不應當僅僅註意到勞動的貨幣價格，僅僅註意到名義工資。

但是，無論名義工資，即工人把自己賣給資本家所得到的貨幣量，還是實際工資，即工人用這些貨幣所能買到的商品量，都不能把工資所包含的各種關系完全表示出來。

此外，工資首先是由它和資本家的贏利即利潤的關系來決定的。這就是比較工資、相對工資。

實際工資所表示的是同其他商品的價格相比的勞動價格，反之，相對工資所表示的則是同積累起來的勞動的價格相比的直接勞動價格，是雇傭勞動和資本的相對價值，是資本家和工人的相互價值。

傑瑞米柯賓

我們已經知道，實際上，勞動的價值無非是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維持勞動力所必需的那些商品的價值來測量的。但是，因為工人是在他勞動完畢以後領取工資的，並且知道他實際上給予資本家的正是他的勞動，所以他以為他的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必然就是他的勞動本身的價格或價值。假定他的勞動力的價格是3塊錢，這是工作4小時所得的，如果他工作8小時，他必然以為這3塊錢就是8小時勞動的價值或價格，雖然這8小時的勞動體現了6塊錢的價值。由此就得出兩個結論：

　　第壹，嚴格說來，勞動的價值或價格是無意義的名詞，但是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表面上卻很像勞動本身的價格或價值。

　　第二，雖然工人每天的勞動只有壹部分是有償的，另壹部分是無償的，是被資本家無償佔有的，是被剝削的，這無償的或剩余的勞動正是產生剩余價值或利潤的基礎，但是看起來就好像全部勞動都是有償的勞動。而這種假像的背後正是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儘管很多工人階級誤以為資本家是根據按勞分配的原則在支付報酬，實際上資本家在剝削他們。

　　這種假象，就是雇傭勞動和歷史上其它形態的勞動的不同之處。在雇傭勞動制度的基礎上，甚至無償的勞動也好像是有償的勞動；反之，奴隸的那部分有償的勞動，卻好像是無償的勞動。奴隸因為要工作，自然必須生活，他的工作日的壹部分就用於抵償他自己維持生活的價值。但是，由於他和他的主人沒有訂立合同，雙方又沒有什麽買賣行為，所以他的全部勞動似乎都是白做的。

　　另壹方面，再以農奴為例。可以說，農奴在這個世界還存在著。農奴在自己的或分給他的田地上為自己勞動3天，其余3天就要在主人的領地上從事強迫的、無償的勞動。所以，這裏勞動中的有償部分和無償部分都顯然分開了，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都分開了，於是我們的自由主義者就義憤填膺，認為強迫人工作的這種意見非常荒謬。

　　其實，壹個人無論是壹周中在自己的田地上為自己勞動3天，再在主人的領地上無報酬地勞動3天，或者是每天在工廠或作坊中為自己勞動4小時，再為他的雇主勞動4小時，結果都壹樣，不過在後壹例中，勞動的有償部分和無償部分是不可分割地混在壹起的，整個交易的實質完全被合同的存在和周末付酬所掩飾了。這種無償的勞動，在後壹例中似乎是自願的，在前壹例中似乎是強迫的。全部區別就在於此。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資本家與工人的關係在本質上是一種敵對的關係

作者 卡爾 馬克思

我們受到了來自資本家的批判，資本家說我們沒有詳述敘述構成現代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物質基礎的經濟關系。我們只是當這些關系在政治沖突中直接表現出來的時候，才有意地提到過這些關系。

在廣大工人階級以波瀾壯闊的政治形式展開的階級鬥爭以後，用更深刻的方式考察壹下資產階級的生存及其階級統治和工人的奴役地位所依為基礎的經濟關系本身，也就適當其時了。

我們分三大部分來加以說明：（1）雇傭勞動對資本的關系，工人的奴役地位，資本家的統治；（2）各個中等資產階級和所謂的市民等級在市場經濟制度下必然發生的滅亡過程；（3）壹般的資本家在商業上受到大資本家的奴役和剝削的情形。

我們力求說得盡量簡單和通俗，我們就當讀者連最起碼的政治經濟學概念也沒有。我們希望工人能明白我們的敘述。

我們首先來講第壹個問題：什麽是工資？它是怎樣決定的？

假如問工人們：“妳們的工資是多少？”那麽壹個工人回答說：“我做壹天工從我的雇主那裏得到壹塊錢”；另壹個工人回答說：“我得到兩塊錢”，等等。由於他們工作的勞動部門不同，他們每壹個人因為做了壹定的工作而從各自的雇主那裏得到的貨幣數量也不同。盡管他們得到的貨幣數量不同，但是有壹點是壹致的：就是工資是資本家為了償付勞動壹定的時間或完成壹定的工作而支出的貨蔽。

可見，看起來好像是資本家用貨幣購買工人的勞動。工人是為了貨幣而向資本家出賣自己的勞動。但這只是假象。實際上，他們為了貨幣而向資本家出賣的東西，是他們的勞動力。資本家以壹天、壹星期、壹個月等等為期購買這個勞動力。他在購買勞動力以後使用這個勞動力，也就是讓工人在約定的時間內勞動。資本家用以購買工人勞動力的那個貨幣量，譬如說兩塊錢，也可以買到兩磅糖或壹定數量的其他某種商品。他用以購買兩磅糖的兩塊錢，就是兩磅糖的價格。他用以購買8小時的勞動力的使用的兩塊錢，就是8小時勞動的價格。可見，勞動力是壹種商品，是和砂糖壹模壹樣的商品。前者是用時間來計量的，後者是用重量來計量的。

工人拿自己的商品即勞動力去換得資本家的商品，即換得貨幣，並且這種交換是按壹定的比例進行的。壹定量的貨幣交換壹定量的勞動力的使用時間。織布工人的8小時勞動交換兩塊錢。但是，難道這兩塊錢不是代表其他壹切可以用兩塊錢買到的商品嗎？可見，實質上工人是拿他自己的商品即勞動力交換各種各樣的其他商品，並且是按壹定的比例交換的。資本家付給他兩塊錢，就是為交換他的工作日而付給了他壹定量的肉，壹定量的衣服，壹定量的燈光，等等。可見，這兩馬克是表現勞動力同其他商品相交換的比例，即表現他的勞動力的交換價值。商品通過貨幣來估價的交換價值，也就稱為商品的價格。所以，工資只是人們通常稱之為勞動價格的勞動力價格的特種名稱，是只能存在於人的血肉中的這種特殊商品價格的特種名稱。

拿任何壹個工人來說，比如拿壹個織布工人來說吧。資本家供給他壹臺織布機和壹些紗。織布工人動手工作，紗變成了布。資本家把布拿去，賣了比方說20塊錢。織布工人的工資是不是這塊布中的壹份，20塊錢中的壹份，他的勞動產品中的壹份呢？絕對不是。因為這個織布工人是在布還沒有賣出以前很久，甚至可能是在布還沒有織成以前很久就得到了自己的工資的。可見，資本家支付的工資並不是來自他賣布所賺的那些貨幣，而是來自他原來儲備的貨幣。資產者給織布工人提供的織布機和紗不是織布工人的產品，同樣，織布工人用自己的商品即勞動力交換所得的那些商品也不是他的產品。可能有這樣的情形：資本家給自己的布找不到壹個買主。他出賣布所賺的錢，也許甚至不能撈回他用於開銷工資的款項。也有可能他出賣布所得的錢，比他付給織布工人的工資數目大得多。這壹切都與織布工人無關。資本家拿自己的壹部分現有財產即壹部分財產去購買織布工人的勞動力，這就同他拿他的另壹部份資本去購買作為原料的紗以及作為勞動工具的織布機完全壹樣。購買了這些東西以後，資本家就用只是屬於他的原料和勞動工具進行生產。當然，我們這位善良的織布工人現在也屬於勞動工具之列，他也像織布機壹樣在產品中或在產品價格中是沒有份的。

所以，工資不是工人在他所生產的商品中占有的壹份。工資是原有商品中由資本家用以購買壹定量的生產性勞動力的那壹部份。

總之，勞動力是壹種商品，是由其所有者即雇傭工人出賣給資本的壹種商品。他為什麽出賣它呢？為了生活。

可是，勞動力的表現即勞動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動，是工人本身的生命的表現。工人正是把這種生命活動出賣給別人，以獲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可見，工人的生命活動對於他不過是使他能夠生存的壹種手段而已。他是為生活而工作的。他甚至不認為勞動是自己生活的壹部分；相反，對於他來說，勞動就是犧牲自己的生活。勞動是已由他出賣給別人的壹種商品。因此，他的活動的產物也就不是他的活動的目的。工人為自己生產的不是他織成的綢緞，不是他從金礦裏開采出的黃金，也不是他蓋起的高樓大廈。他為自己生產的是工資，而綢緞、黃金、高樓大廈對於他都變成壹定數量的生活資料，也許是變成棉布上衣，變成銅幣，變成某處地窖的住所了。壹個工人在壹晝夜中有8小時在織布、紡紗、鉆孔、研磨、建築、挖掘、打石子、搬運重物等等，他能不能認為這8小時的織布、紡紗、鉆孔、研磨、建築、挖掘、打石子是他的生活的表現，是他的生活呢？恰恰相反，對於他來說，在這種活動停止以後，當他坐在飯桌旁，睡在床上的時候，生活才算開始。在他看來，8小時勞動的意義並不在於織布、紡紗、鉆孔等等，而在於這是掙錢的方法，掙錢使他能吃飯、喝酒、睡覺。如果說蠶兒吐絲作繭是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那麽它就可算是壹個真正的雇傭工人了。

勞動力並不向來就是商品。勞動並不向來就是雇傭勞動，即自由勞動。奴隸就不是把他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奴隸主，正如耕牛不是向農民賣工壹樣。奴隸連同自己的勞動力壹次而永遠地賣給奴隸的所有者了。奴隸是商品，可以從壹個所有者手裏轉到另壹個所有者手裏。奴隸本身是商品，但勞動力卻不是他的商品。農奴只出賣自己的壹部分勞動力。不是他從土地所有者方面領得報酬；相反，是土地所有者從他那裏收取貢賦。農奴是土地的附屬品，替土地所有者生產果實。相反地，自由工人自己出賣自己，並且是零碎地出賣。他每天把自己生命中的8小時拍賣給出錢最多的人，拍賣給原料、勞動工具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即拍賣給資本家。工人既不屬於某個所有者，也不屬於土地，但是他每日生命的8小時卻屬於這些時間的購買者。工人只要願意，就可以離開雇用他的資本家，而資本家也可以隨意辭退工人，只要資本家不能再從工人身上獲得利益或者獲得預期的利益，他就可以辭退工人。但是，工人是以出賣勞動力為其收入的唯壹來源的，如果他不願餓死，就不能離開整個購買者階級即資本家階級。工人不是屬於某壹個資本家，而是屬於整個資本家階級；至於工人給自己尋找壹個雇主，即在這個資本家階級中間尋找壹個買者，那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了。

現在，在更詳細地談論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的關系以前，我們先簡短地敘述壹下在決定工資時要考慮到的壹些最壹般的條件。

我們已經說過，工資是壹定商品，即勞動力的價格。所以，工資同樣也是由那些決定其他壹切商品價格的規律決定的。

商品的價格是由什麽決定的？

它是由買者和賣者之間的競爭即需求和供給的關系決定的。決定商品價格的競爭是三方面的。

同壹種商品，有許多不同的賣者供應。誰以最便宜的價格出賣同壹質量的商品，誰就壹定會戰勝其他賣者，從而保證自己有最大的銷路。於是，各個賣者彼此間就進行爭奪銷路、爭奪市場的鬥爭。他們每壹個人都想出賣商品，都想盡量多賣，如果可能，都想由他壹個人獨賣，而把其余的出賣者排擠掉。因此，壹個人就要比另壹個人賣得便宜些。於是賣者之間就發生了競爭，這種競爭降低他們所供應的商品的價格。

但是買者之間也有競爭，這種競爭反過來提高所供應的商品的價格。

最後，買者和賣者之間也有競爭。前者想買得盡量便宜些，後者卻想賣得盡量貴些。買者和賣者之間的這種競爭的結果怎樣，要依上述競爭雙方的情況如何來決定，就是說要看是買者陣營裏的競爭激烈些呢還是賣者陣營裏的競爭激烈些。產業把兩支軍隊拋到戰場上對峙，其中每壹支軍隊內部又發生內訌。戰勝敵人的是內部沖突較少的那支軍隊。

假定，市場上有100包棉花，而買者們卻需要1000包。在這種情形下，需求比供給大10倍，因而買者之間的競爭就會很激烈；他們中間的每壹個人都竭力設法至少也要搞到1包，如果可能，就把100包全都搞到手裏。這個例子並不是隨意虛構的。在商業史上有過這樣壹些棉花歉收的時期，那時幾個資本家彼此結成聯盟，不只想把100包棉花都收買下來，而且想把世界上的全部存棉都收買下來。這樣，在我們前述的情形下，每壹個買者都力圖排擠掉另壹個買者，出較高的價格收買每包棉花。棉花的賣者們看見敵軍隊伍裏發生極劇烈的內訌，並完全相信他們的100包棉花都能賣掉，因此他們就嚴防自己內部打起架來，以免在敵人競相擡高價格的時候降低棉花的價格。於是賣者陣營裏忽然出現了和平。他們冷靜的應對，像壹個人似地對抗買者；只要那些最熱中的買者的出價又沒有非常確定的限度，那賣者的貪圖也就會沒有止境。

可見，某種商品的供給低於需求，那麽這種商品的賣者之間的競爭就會很弱，甚至於完全沒有競爭。賣者之間的競爭在多大程度上減弱，買者之間的競爭就會在多大程度上加劇。結果便是商品價格或多或少顯著地上漲。

大家知道，較為常見的是產生相反後果的相反情形：供給大大超過需求，賣者之間拼命競爭；買者少，商品賤價拋售。

但是，價格上漲和下跌是什麽意思呢？高價和低價是什麽意思呢？既然價格是由需求和供給的關系決定的，那麽需求和供給的關系又是由什麽決定的呢？

讓我們隨便問壹個資本家吧。他會像新即位的皇帝壹樣，馬上毫不猶豫地利用乘法表來解開這個形而上學的紐結。他會對我們說，假如我生產我出賣的這個商品的費用是100塊錢，而我把它賣了110塊錢，那麽這是壹種普通的、老實的、正當的利潤。假如我在進行交換時得到了120或130塊錢，那就是高額利潤了。假如我得到了整整200塊錢，那就會是特高的巨額利潤了。對於這個資本家來說，究竟什麽是衡量利潤的尺度呢？這就是他的商品的生產費用。假如他拿自己的商品換來的壹定數量的別種商品，其生產費用少於他的商品的生產費用，那他就算虧本了。可是假如他拿自己的商品換來的壹定數量的別種商品，其生產費用大於他的商品的生產費用，那他就算贏利了。他是以生產費用作為零度，根據他的商品的交換價值在零度上下的度數來測定他的利潤的升降的。

我們已經說過，需求和供給的關系的改變，時而引起價格的上漲，時而引起價格的下跌，時而引起高價，時而引起低價。

假如某壹種商品的價格，由於供給不足或需求劇增而大大上漲，那麽另壹種商品的價格就不免要相應地下跌，因為商品的價格不過是以貨幣來表示的別種商品和它交換的比例。舉例說，假如壹碼綢緞的價格從5塊錢上漲到6塊錢，那麽白銀的價格對於綢緞來講就下跌了，其他壹切商品也都是這樣，它們的價格雖然沒有改變，但比起綢緞來卻是跌價了。人們在交換中必須拿出更多的商品才能得到原來那麽多的綢緞。

商品價格上漲會產生什麽後果呢？大量資本將湧向繁榮的產業部門中去，而這種資本流入較為有利的產業部門中去的現象，要繼續到該部門的利潤跌落到普通水平時為止，或者更確切些說，要繼續到該部門產品的價格由於生產過剩而跌落到生產費用以下時為止。

反之，假如某壹種商品的價格跌落到它的生產費用以下，那麽資本就會從該種商品的生產部門抽走。除了該工業部門已經不合時代要求，因而必然衰亡以外，該商品的生產，即該商品的供給，就要因為資本的這種外流而縮減，直到該商品的供給和需求相適應為止，就是說，直到該商品的價格重新上漲到它的生產費用水平，或者更確切些說，直到供給低於需求，即直到商品價格又上漲到它的生產費用以上為止，因為商品的市場價格總是高於或低於它的生產費用。

我們看到，資本是不斷地從壹個產業部門向另壹個產業部門流出或流入的。價格高就引起資本的過分猛烈的流入，價格低就引起資本的過分猛烈的流出。

傑瑞米柯賓

在計算壹個商品的交換價值時，必須把以前用於這個商品原料的勞動量以及消耗在協助這種勞動的那些裝備、工具、機器和房屋的勞動，加到最後所費的勞動量上。例如，壹定量棉紗的價值，是很多勞動量的結晶，即紡織過程中附加於棉花的勞動量，以前體現於棉花本身的勞動量，體現於煤炭、油料和其它各種生產輔助材料的勞動量以及用於蒸汽機、紗錠、廠房等等的勞動量的結晶。本來意義上的生產工具，如工具、機器和廠房，在反復的生產過程中可以再三使用壹個或長或短的時期。如果它們像原料那樣壹下子就消耗完了，它們的全部價值也就會壹下子轉移到它們協助生產的那些商品上。但是，例如紗錠只是逐漸消耗的，所以就要根據它的平均壽命和它在壹定時間內，例如在壹天內的平均消耗程度來平均地計算。這樣，我們就計算出紗錠價值中有多少轉移到每天紡出的棉紗上，因而也就計算出，例如壹磅棉紗所費的全部勞動量中，有多少是以前體現於紗錠的勞動。就我們現在的目的而論，對這個問題實在沒有詳述的必要了。

　　也許會有人認為，既然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它所耗費的勞動量決定的，那麽壹個人越懶或越笨，他生產的商品就越有價值，因為完成這個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越多。然而，這樣推論將是壹個可悲的錯誤。妳們記得我曾經用過“社會勞動”這個用語，“社會”這個詞有許多含意。我們說，壹個商品的價值是由耗費於或結晶於這個商品中的勞動量決定的，就是指，在壹定的社會狀態中，在壹定的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在所用勞動的壹定的社會平均強度和平均熟練程度下，生產這個商品所必需的勞動量。在英國，當蒸汽織機和手織機開始競爭時，只需要從前的壹半勞動時間就能把壹定量的紗轉化為一塊布，可憐的手織機織工，從前每天勞動9小時或10小時，這時每天要勞動17至18個小時了。但是，他20個小時的勞動產品這時只代表10個小時的社會勞動，或代表10個小時內把壹定量的紗轉化成布時的社會必要勞動。因此，他用20個小時生產的產品，並不比他從前用10個小時生產的產品有更多的價值。

　　如果說，體現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量決定商品的交換價值，那麽，生產壹個商品所需要的勞動量增加了，這個商品的價值就必定增加，同樣，生產它所需要的勞動量減少了，它的價值就必定減少。

　　如果生產各種商品所必需的各種勞動量是固定不變的，這些商品的相對價值也會是固定不變的。但是，其實不然。生產壹個商品所必需的勞動量，是隨著所用勞動的生產力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勞動的生產力越高，在壹定的勞動時間內所完成的產品也越多；勞動的生產力越低，在同壹時間內所完成的產品也越少。舉例說，如因人口增加而必須耕種不太肥沃的土地，要獲得同樣多的產品，就必須耗費更大的勞動量，農產品的價值也就會因而提高。另壹方面，如果壹個紡紗工人用現代生產資料，在壹個工作日內比他從前用手紡車在同壹時間內能把多幾千倍的棉花紡成紗，那麽，每壹磅棉花所吸收的紡紗工人的勞動，就顯然只有以前的幾千分之壹，因而在紡紗過程中加在每壹磅棉花上的價值也顯然只有從前的幾千分之壹。於是棉紗的價值也要相應地減少。

　　除了各個人的先天的能力和後天獲得的生產技能的區別，勞動生產力主要應當取決於：

　　首先，勞動的自然條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礦山的豐富程度等等；

　　其次，勞動的社會力的日益改進，引起這種改進的是：大規模的生產，資本的積聚，勞動的聯合，分工，機器，改良的方法，化學力和其它自然力的應用，利用交通和運輸工具而達到時間和空間的縮短，以及其它各種發明，科學就是靠這些發明來驅使自然力為勞動服務，勞動的社會性質或協作性質也由於這些發明而得以發展。勞動生產力越高，消耗在壹定量產品上的勞動就越少，因而產品的價值也越小。勞動生產力越低，消耗在同量產品上的勞動就越多，因而產品的價值也越高。因此，作為壹般的規律，我們可以這樣說：

　　商品的價值與生產這些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成正比，而與所耗費的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

　　以上只說了價值，現在我再講幾句關於價格這個價值所表現的特殊形式。

　　價格本身不過是價值的貨幣表現。例如，在古代，壹切商品的價值是用金的價格表現的，而在某些國家，主要是用銀的價格表現的。金或銀的價值，和其它壹切商品的價值壹樣，都是由開采它們所必需的勞動量決定的。妳們用本國的大量產品，即凝結了妳們國內大量勞動量的產品，去交換那些出產金銀的國家的產品，即凝結了它們的大量的勞動量的產品。人們就是用這種方法，實際上是用以貨換貨的方法才學會用金銀來表現壹切商品的價值，即為它們所消耗的各個勞動量。只要仔細看看價值的貨幣表現，換句話說，仔細看看價值向價格的轉化，妳們就會發現，這是壹個過程，壹個使壹切商品的價值能具有壹種既獨立又同質的形式，或者，壹個使壹切商品的價值能表現為等同的社會勞動量的過程。只要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亞當 斯密就稱之為自然價格，法國的重農學派則稱之為“必要價格”。

　　那麽，價值和市場價格的關系或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的關系是怎樣的呢？妳們都知道，壹切同類商品的市場價格總是壹樣的，盡管生產條件因各個生產者而會有所不同。市場價格只表現在平均的生產條件下供給市場以某種數量的某種物品所必需的平均社會勞動量。市場價格是依據某種商品的總額計算的。在這個範圍內，商品的市場價格與它的價值是相符的。另壹方面，市場價格有時高於價值或自然價格，有時低於價值或自然價格，這種波動取決於供給和需求的變動。市場價格背離價值的情形是常見的，但是正如亞當 斯密所說：

　　“自然價格……是中心價格，壹切商品的價格都不斷地趨向於這壹中心價格。各種偶然情況可能有時使商品的價格過高於自然價格，有時又使商品的價格略低於它。但是不管什麽樣的障礙使價格背離這個穩定而恒久的中心，商品的價格總是經常趨向於這個中心。”

　　我現在不能細談這個問題。只需要指出：如果供給和需求互相平衡，則商品的市場價格相當於它們的自然價格，也就是說，相當於它們的價值，這個價值是由生產它們所必需的勞動量決定的。但是供給和需求必定經常趨向於相互平衡，雖然它們實現這種平衡只是靠壹個變動補償另壹個變動，靠下落補償上漲，或者反過來的情況。如果妳們不只是觀察每天的波動，而是分析較長壹段時期的市場價格的運動，例如像圖克先生在他的《價格史》中所做的那樣，妳們就會發現，市場價格的波動，它們的背離價值，它們的上漲和下落，都是互相抵銷和互相補償的；所以，除了壟斷組織的影響和其它某些限制，這些我暫且不談，壹切種類的商品，平均說來總是按它們各自的價值或自然價格出售的。市場價格波動互相補償的平均時期，因商品的種類不同而各不相同，因為，某些商品比另壹些商品更容易使供給適合於需求。

　　說得更廣些，就算在較長的時期壹切種類的商品都是按各自的價值出售的，要是假定利潤──不是指個別場合的，而是指各個行業經常的和普通的利潤──來源於商品價格的額外提高，或者來源於商品按超過其價值的價格出賣，那豈不荒唐。要是把這個觀點加以概括，它的荒謬就顯然可見了。壹個人作為賣者經常贏得的東西，總不免要作為買者經常喪失掉。如果說有些人是買者未必又是賣者，是消費者未必又是生產者，這也沒用。這些人付給生產者的東西，首先應該是他們從生產者那裏無償得到的。如果壹個人先拿了妳的錢，然後用妳的錢購買妳的商品，即使妳按高價把妳的商品賣給這個人，妳也決不會發財。這種交易可能減少虧損，但是決不能賺到利潤。

　　所以，要想說明利潤的壹般本質，就應該根據這樣壹個原理：平均說來，商品是按自己的實際價值出賣的，利潤是按商品的價值，也就是說，按商品所體現的勞動量的比例出賣商品得來的。如果妳們不能根據這種假定來解釋利潤，妳們就根本不能解釋它。這好像是謬論，有悖於日常經驗。但是，地球圍繞太陽運行以及水由兩種易燃氣體所構成，也是謬論了。日常經驗只能抓住事物誘人的外觀，如果根據這種經驗來判斷，科學的真理就總會是謬論了。

勞動力的價值與工人的工資

我們盡量簡略地分析了價值的本質，分析了壹切商品的價值的本質，現在就應當集中註意力來研究特別的勞動的價值。這裏我又要用壹種好像是謬論的話來使妳們大吃壹驚了。妳們都確實以為妳們每天所出賣的是自己的勞動，所以勞動是有價格的，既然商品的價格只是它的價值的貨幣表現，那就壹定有壹種作為勞動的價值的東西。但是，作為勞動的價值的東西，就這個詞的通常意義來說，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我們已經知道，凝結在商品裏的必要勞動量構成商品的價值。現在我們用這個價值的概念，怎能確定比如說八小時工作日的價值呢？在這個工作日裏有多少勞動呢？8小時勞動。如果說八小時工作日的價值就等於8小時的勞動，或者，就等於這個工作日所包含的勞動量，那無非是同義反復，甚至是毫無意義了。顯然，我們壹旦發現“勞動的價值”這個詞的真實而隱藏的意義，就能說明對於價值的這種不合理的、似乎不可能的應用了，好像我們壹旦認識了天體的實際運動，就能解釋它們表面上奇異的運動壹樣。

　　工人賣的並不直接是他的勞動，而是他的暫時讓資本家支配的勞動力。的確，我不知道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究竟怎樣，我確實知道壹些專制國家的法律都規定壹個人能出賣自己勞動力的最長時間。如果允許無限期地出賣勞動力，奴隸制就會立刻恢復原狀。如果這種出賣包括壹個人的壹生，那就會立刻把他變成他的雇主的終身奴隸了。

　　英國的壹位最老的經濟學家和最有創見的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已經在他的著作《利維坦》中本能地發覺了這壹點，而他的繼承者全都忽略了。他說：

　　“壹個人的價值或所值，像其它壹切東西壹樣，就是他的價格，即使用他的力時應付給的報酬。”

　　從這壹原理出發，那我們就能確定勞動的價值，就像確定其它壹切商品的價值那樣。

　　但是在這以前，我們應當問，有這樣壹種奇怪的現象：我們發現市場上有壹批人是買者，他們占有土地、機器、原料和生活數據，這些東西，除了原始狀態的土地以外，都是勞動的產品，另壹方面，有壹批人是賣者，他們除了自己的勞動力，除了勞動的雙手和頭腦，沒有別的東西可賣；前壹批人經常買進是為了賺取利潤和發財，後壹批人經常賣出則是為了謀生，這種奇怪的現象是怎樣產生的呢？研究這個問題，就是研究經濟學家所謂的預先積累或原始積累，實際上應該稱作原始剝奪。我們壹定會發現，這種所謂的原始積累不過是壹連串使勞動者與其勞動數據之間的原始統壹被破壞的歷史過程。可是，這樣的研究，就超出了目前這個題目的範圍。勞動的人脫離勞動工具的現象壹旦成為事實，就會繼續保持下去，還會以不斷擴大的規模再生產出來，直到壹種新的、根本的生產方式的革命把它消滅，並以新的歷史形式再恢復這種原始的統壹為止。

　　那麽，勞動力的價值是什麽呢？

　　勞動力的價值，也像其它壹切商品的價值壹樣，是由生產它所必需的勞動量決定的。壹個人的勞動力只有在他本人活著的時候才存在。壹個人要成長並維持生活，就必須消費壹定量的生活必需品。但是，人和機器壹樣，也是要損壞的，所以必須有另壹個人來代替他。他除了維持他自己生活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以外，還需要有壹定數量的生活必需品來養育兒女，因為他們將在勞動市場上代替他，並且延續勞動者的種族。此外，為了發展他的勞動力，使他獲得壹種技能，還需要另外花費壹定數量的價值。就我們的目的而論，只要考察壹下中等的勞動就夠了，這種勞動的教育費和訓練費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要趁此機會指出，各種不同質量的勞動力的生產費用既然各不相同，所以不同行業所用的勞動力的價值也就是勞動者的工資壹定各不相同。在雇傭勞動制度的基礎上，確定勞動力的價值，也像確定其它壹切商品的價值那樣；不同種類的勞動力有不同的價值，要生產它們，需要有不同的勞動量，所以它們在勞動市場上就應當獲得不同的價格。在雇傭勞動制度的基礎上要求平等的或僅僅是公平的報酬，就猶如在奴隸制的基礎上要求自由壹樣。妳們認為公道和公平的東西，與問題毫無關系。問題就在於：壹定的生產制度所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東西是什麽？

　　根據以上所說的，就可以看出，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價值決定的。

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體現在工人的勞動量與工人的實際報酬之間的差別

現在假定，壹個工人每天的生活必需品的平均量需要4小時的平均勞動才能生產出來。又假定，這4小時的平均勞動也用金的數量表現出來，等於3塊錢。於是3塊錢就是這個人的勞動力的價格或他的勞動力的每天價值的貨幣表現。如果他每天工作6小時，那他每天所生產的價值就足以購買他每天平均必需的生活必需品，足以維持他這個工人的生存。

　　但是，這個人是壹個雇傭工人。因此，他必須把他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如果他把他的勞動力每天賣3塊錢，他就是按勞動力的價值出賣的。假定他是壹個紡紗工人。如果他每天工作8小時，他每天就使棉花增加了3塊錢的價值。他每天所加的這個價值，與他每天所得的工資或他的勞動力的價格，是完全等價的。可是，這樣壹來，資本家就得不到任何的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於是我們在這裏就遇到難題了。

　　資本家購買工人的勞動力，付了它的價值以後，像所有其它買主壹樣，就有權消費或使用他所買的商品。強迫壹個人去工作以消費或使用他的勞動力，就像開動壹架機器去消費或使用它壹樣。資本家支付了工人勞動力的壹天或壹周的價值，就有權整天或整周地使用這個勞動力或迫使它去工作。工作日或工作周當然有壹定的限度，可是這壹點我們留待以後再詳細談。

　　現在我希望妳們註意壹個關鍵問題。

　　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維持或再生產這個勞動力所必需的勞動量決定的，對這種勞動力的使用卻只受勞動者的工作能力和體力的限制。勞動力每天或每周的價值同勞動力每天或每周的消耗全然不同，就像壹匹馬所需要的飼料和它能供人乘騎的時間全然不同壹樣。限制工人勞動力價值的勞動量，決不能限制他的勞動力所能完成的勞動量。以我們的紡紗工人為例。我們已經知道，他為了每天再生產他的勞動力，必須每天再生產3塊錢的價值，這是他每天工作4小時就可以做到的。但是這並不妨礙他能每天工作8小時，10小時或更多的小時。然而資本家支付了這個紡紗工人勞動力的壹天或壹周的價值，就有權整天或整周地使用這個勞動力。這樣，資本家就迫使他每天工作例如8小時。紡紗工人除了必須工作4小時以補償他的工資或他的勞動力價值以外，還必須額外工作4小時，這4小時我稱之為剩余勞動時間，這個剩余勞動將體現在剩余價值和剩余產品上面。假如我們這個紡紗工人，例如，每天工作4小時使棉花增加3塊錢的價值，這個價值與他的工資完全等價，那麽，他在8小時內就要使棉花增加6塊錢的價值，並生產出相應的剩余棉紗。既然他已經把他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他所創造的全部價值或產品，便都屬於資本家，即他的勞動力的暫時所有者。資本家預付3塊錢，結果卻實得6塊錢的價值，因為，他預付的價值是4小時勞動的結晶，而他收回的價值卻是8小時勞動的結晶。資本家每天重復這壹過程，他每天預付3塊錢，每天收入6塊錢，這6塊錢中有壹半將再付工資，另壹半則構成剩余價值，資本家對此並不付出任何等價物，資本主義的生產或雇傭勞動制度，正是在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這種交換的基礎上建立的，這種交換必然不斷地造成這樣的結果：工人作為工人再生產出來，資本家作為資本家再生產出來。

　　如果其它壹切條件都相同，剩余價值率取決於再生產勞動力價值所必需的那部分工作日和為資本家效力的剩余時間或剩余勞動之間的比。所以，剩余價值率取決於工作日的延長在多大程度上超過工人只再生產他的勞動力價值，只抵償他的工資所花費的勞動時間。

傑瑞米柯賓

農業資本積聚與集中


　　由於在農業中，同在工業中相反，資產階級所有制關系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壹定完全互相結合，[19]因此，在農業中，資本積聚問題是以另壹種特別的面貌出現的。資本積聚的規律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出來，而完全不是單單由土地私有制的存在中產生出來的壹條規律。

　　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剛剛開始打入農業的地方，到還可以看到老牌半封建莊園正在解體的地方去研究農業資本積聚，那就會像從資本積聚的角度出發來研究十八世紀末期的工業情況壹樣的不近情理。只有當整個農業都已經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技術改革支配之後，才會發生積累已久的很多弊端。

　　農業裏面即使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會有兩種現象使得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並不立即發生。我們知道，地租的來源是：農產品的生產價格由收益最差的土地來決定。然而，資本的積聚正是要通過收益最差的土地的消滅才能產生！在農業中，只要這些土地，盡管是技術落後，還通用繼續使自己的產品找到銷售市場，資本集中就不能產生。但是，通過最壞土地的生產價格和最好土地的生產價格之間的巨大差別，也就是說，通過巨額級差地租的資本化，資本積聚就可以產生。

　　同樣，有些土地，盡管是在最低的收益水平之下，仍然會有人去加以經營，其原因不是為了生產平均利潤，而是為了小租佃者要有個單純的生存基礎。就這樣，小租佃者犧牲了自己的生活水平來緊緊抓住“他的”土地（78）。[20]但是，只有少數資本或是毫無資本的農戶盡管放棄了地租和利潤而從事勞動，卻依然要受歉收和天災人禍橫加擺布。

　　當上述可靠的市場歸於消滅時，具體地講，從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以來，小企業就用轉入集約經營[21]的辦法繼續同大企業競爭。集約經營能夠獲得比大農場上進行粗放經營要高的生產率。

　　由於這種原因，盡管投在每壹公頃土地上的資本有了巨大增長[22]——資本積聚的間接形態！——進行集約經營的農業企業的土地面積並沒有擴大，沒有發生表面集中現象。

農業工人的悲慘遭遇


　　為什麽農業工人那麽貧困？為什麽他們的報酬遠遠低於工業工人和商業工人的報酬？其根本原因是：緊抓著土地不放的、不顧壹切地犧牲自己和全家生活水平的千千萬萬個小農都在不斷地壓低農業工人的工資。鄉村裏的生活，沒有城市裏產生的新需要，以及用實物支付農業工人的壹部分工資甚至是全部工資，這是農業工人工資進壹步被壓低的另壹些因素。農業工人往往是以靠打短工為生，再不就是以東流西浪為生；如果說在非農業的季節他們能找到別的活幹，那僅僅是剛夠維持最起碼的生活而已，倘若連這壹點就業都沒有——主要是在不發達國家——那他們就跌入了人類貧困深淵的最底層。

　　但是，時間壹長，原來受農業特有情況支配的農業工人命運的演變，就會更多地為工業方面總的發展速度所支配。當工業發展是那樣快速，以致於到最後工業後備軍人數下降時，農村人口外流便會日益加劇，農業勞動力恐慌便會在農村裏普遍出現，結果，農業工資上漲，但也不會上漲到與工業工資等高的水平。

　　相反地，如果工業後備軍人數長期趨於上升，為了壹年之內能找到幾個月工作而相互之間進行劇烈競爭的農業工人，便會以取得最低限度的工資，而且往往只是僅夠果腹的工資而感到滿足。此外，其余“企業”收入無法使生活過得下去的小土地占有者和小租佃者，還會參加到農業工人的行列中來，擴大農業工人的隊伍。

地租和邊際效用說


　　由李嘉圖創始、馬克思加以闡明的地租學說，是價值邊際效用說的起點。十九世紀後半葉，價值邊際效用說又把勞動價值說作為未定案提了出來。[28]根據馬克思的地租學說，農產品價格，歸根結蒂，是由對農產品的需求來決定的。農產品價格是以在生產條件最壞的土地上進行勞動而生產的單位價值為根據（邊際價格），這些土地的產品在市場上確保能找到買主。隨著需求的波動，在那些已經沒有了閑置土地的國家裏，也就是說在土地所有權已被全部壟斷了的那些國家裏，農產品的價格可以是包括絕對地租，也可以是不包括絕對地租；根據收益較差的土地有人加以耕種還是被人拋荒，可以是包括級差地租，也可以是不包括級差地租。

　　把這種地租學說變成壹般的價值學說的根據，系來自兩種分析上的錯誤。首先，他們避而不談土地所有制的特殊條件，而地租正是這種特殊條件的產物。其次，他們避而不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土地所有權、資本所有權以及“勞動力所有權”三者在制度上的不同條件。

　　地租之所以產生，絲毫不是因為土地是生產過程的壹個基本因素，而僅僅是因為土地和生產過程之間還夾雜著壹個土地占有者，這個土地占有者在生產過程中創造出來的總收入上要擅自索取壹份貢賦。從索討這壹份貢賦的方式出發，把它說成是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收入的壹般分配學說，這在邏輯上是壹個嚴重的錯誤。在壹個比方說實行了土地國有化、取締了地租的“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裏（十九世紀後半葉，某些海外國家的經濟就已經多少接近了這種情況），用無中生有來解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收入分配和價值生產的整個機構是很困難的！

　　從理論上講，地租這壹特殊情況之所以普及，只能到這樣壹種社會裏去找原因，在這個社會裏，“資本主義”企業既和土地占有者打交道、又要和奴隸占有者和機器占有者打交道。這三種占有者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正常收入上各自提取壹份利閏，決定這種利閏的有關規律，當然同決定地租的出現和波動規律相接近。但是，我們特地給“資本主義”加上了引號，因為在這種社會裏生產資料既不為資產階級所壟斷，又沒有從奴隸制度和農奴制度下解放出來的自由勞動，當然不是什麽資本主義社會。

　　要出現地租，不但必須要有資產階級未曾破壞掉的土地所有權的壟斷[29]——土地占有者運用這種壟斷來阻止投入農業的資本去參加利潤率的總平均並在農業中創造的價值上去提取貢賦——；而且還必須使農產品的生產在不受資本制約的特殊條件下進行。

　　維護價值邊際效用學說的人們認為：市場上出現了三種“占有者”，他們在平等的地位上就三種不同的“商品”進行“交換”，這些商品的價格是公公道道地由“邊際效用產品或邊際效用收入”來決定的，也就是說，由土地占有者、資本占有者和勞動力占有者最末售出的，也就是收益最低的單位來決定的。

　　然而，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作用本身來說，這三類“占有者”之間存在著基本的質的差別。在西歐十九世紀古典的資本主義中（就是在這樣的資本主義中，地租曾以其最完備、最典範的形式出現），存在著絕對的土地匱乏，農業生產的整個力量僅僅能夠勉強滿足社會的食物需要。正是為了這個緣故，而且是僅僅為了這個緣故——因為資本沒有辦法隨心所欲地大量擴充耕地面積，至少在西歐是這樣——，所以才會出現了地租，而且會在壹個長時期裏保持下來。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輸入糧食只能起調節作用，阻止農產品的價格超過了農產品的價值，阻止土地占有者們去占有工業當中生產出來的壹部分剩余價值。[30]
　　至於說到資本本身，它是在相對匱乏的條件下被拿到市場上去的。同時，資本以其本身的邏輯，阻止著資本充斥，以免使資本的充分利用遭到破壞：這是周期性危機的客觀作用。[31]但是“勞動力占有者”本身則事先就由於相對的充斥而被削弱，他們在相對充斥的條件下，依然不得不向市場提供他們的商品。勞動力相對充斥（產業後備軍）不但是從而產生資本主義的歷史條件，而且是資本主義生產機構的產物，因為資本主義不斷地用機器來代替了人，因為它經常地從生產過程中“解放”出去大量的失業群眾。

　　這樣壹來便可以明白，這三種階級是不可能在市場上以平等的地位來進行談判的。股子是灌了鉛的。這種賭博的規矩是，壹個階級（土地占有者階級）高高在上提出它的強加於人的條件，而另壹個階級（無產階級）卻必須接受人家向他提出的任何條件。

　　如果考慮到，資本家階級不是為了生活、而是為了積累資本才“幹活”，上述賭博規則就更能在這方面發揮其作用了——這樣壹來，把它說成是“邊際效用商品”交換的見解就壹竅不通了。資本家階級過著有保障的生活。當他覺得勞動者要求的工資過高時，他就可以寧可關上企業的大門，不去為了生產不足的產品，或是為了賠錢的買賣而工作。

　　輪到土地占有者時，他們寧可讓土地荒蕪，也不肯把它廉價出租，以免得到的整個地租過低。另外，在把這些土地從農業中抽出去之後，他們也就減少了農業生產，從而為把地租加以重新組織準備了後路。

　　相反的，無產階級卻處於另壹種特殊的境地：他們除去有壹雙為了不至於餓死而不得不出賃的手而外，就什麽儲備也沒有。由於他們很少有條件“等待景況好轉後的有利時刻”，他們就不得不接受這樣壹種工資，這種工資不是由“勞動生產率的邊際效用”來決定，而僅僅是由有關國家和有關時代的生活資料平均需求來決定，還是那句話，股子是灌了鉛的。

　　假如把真能“在平等地位上進行談判”的社會拿來做壹番想像中的描述的話，那它應該是這樣壹個社會，在這個社會裏，壹方面是資產階級必須掌握著足夠他們幾年之用的糧食儲備（或者是存在著尚未被人占有的遼闊土地），另壹方面，勞動者也必須掌握著同樣可以滿足他們自己以及他們全家好幾年需要的糧食和金錢。必須要有了這種條件，土地占有者、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的“談判”才會在相對平等的地位上來進行，由此而得出的收入的分配也才會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收入分配完全兩樣。但是，在這種社會裏，壹方面不會再有資本的壟斷，另壹方面也不會再有無產階級，因此，它不再是什麽資本主義社會。

　　某些被人們近來錯誤地想給他恢復名譽的批評馬克思的人，不明白為了什麽原因土地占有者得以強迫資本家租佃者支付哪怕是收益最差的土地上的絕對地租（96）。他是從邏輯上，而不是從歷史上來觀察這個問題的。[33]從這方面來看，原因很間單，只要是糧食的長期匱乏還繼續存在，也就是說，只要是由於農業的技術革命落後，壹個國家的全部農產品只能勉強滿足其需要這件事還繼續存在，土地占有者就可以強迫租佃者支付絕對地租，就可以避免放棄經營收益最差的土地。

　　當這種條件壹旦消失時，當主大片荒地壹旦開發的時候廣大勞動人民對資本主義的痛恨達到壹定程度的時候，正像馬克思所曾經預先感到過的那樣，絕對地租就會實實在在地在大片大片土地上趨於消滅。事實上，如果不是有保護政策將絕對地租加以人為地維持（或恢復）的話，它早已經在這個世界的大部分地區裏消滅了。在這樣的條件下，只是發生了異常尋乎的匱乏時，人們才會看到價格的突然回升，這種突然回升會使得絕對地租重又恢復其以往的地位。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資本家為什麼是剝削工人的

作者 卡爾 馬克思

商品的價值與工人的勞動

　　如果沒有很認真的觀察，似乎商品的價值是壹種完全相對的東西，如果不研究某壹個商品和其它壹切商品的關系，就不能確定它的價值。其實，講到價值，講到某壹個商品的交換價值，我們指的是這壹個商品與其它壹切商品交換時的比例量。但是這時又發生壹個問題：商品相互交換的比例是怎樣決定的呢？

　　我們根據經驗知道，這些比例有無限的差別。就以壹種商品例如小麥來說，我們將會發現，壹誇特小麥同其它各種商品交換，幾乎有無數不同的比例。但是，小麥的價值無論是用絲綢、黃金還是用其它某種商品表現出來，都依然是壹樣的，它必定是壹種與各種商品交換的各種交換率顯然不同而且無關的東西。壹定能用壹種極不同的形式來表現不同商品間的這些不同的等式。

　　假如我說壹誇特小麥按壹定的比例與鐵交換，或者說壹誇特小麥的價值表現為壹定數量的鐵，那就是說，小麥的價值和它那個表現為鐵的等價物等於某個第三種東西，既不是小麥又不是鐵，因為我假定小麥和鐵是以兩種不同的形態來表現這同壹數量的。所以，這兩種商品中的每壹種，不論是小麥或鐵，都壹定能不依賴於另壹種而化成這個第三種東西，即化成作為它們的共同尺度的東西。

　　為了說明這壹點，我舉壹個十分簡單的幾何學的例子。在比較形狀不同和大小不同的三角形面積，或者比較三角形與矩形或其它某種多邊形時，我們將怎樣著手呢？我們把任何壹個三角形的面積還原為壹種與它的外形完全不同的形式。既然根據三角形的特性知道它的面積等於它的底邊和高相乘的壹半，我們就能比較各種三角形的大小以及壹切多邊形的大小，因為每壹種多邊形都可以分解為壹定數量的三角形。

　　計算商品價值，也應當用這種方法。我們壹定能把壹切商品化為壹種它們所共有的表現形式，只按照它們所含有的同壹尺度的比例去區別它們。

　　既然商品的交換價值不過是這些東西的社會職能，與它們的自然屬性毫不相關，那麽我們首先要問，所有商品共同的社會實體是什麽呢？這就是勞動。要生產壹個商品，必須在這個商品上投入或耗費壹定量的勞動。我說的不僅是勞動，而是社會勞動。壹個人生產壹個物品要是為自己直接使用，供自己消費的，他創造的就是產品而不是商品。作為壹個自給自足的生產者，他與社會沒有關系。但是，壹個人要生產壹個商品，就不僅要生產能滿足某種社會需要的物品，而且他的勞動本身也應該是社會所耗費的勞動總額的壹部分。他的勞動應該從屬於社會內部的分工。沒有別的分工，這種勞動就算不了什麽，它所以必需，是為了補充別的分工。

　　我們如果把商品看作是價值，我們是只把它們看作體現了的、凝固了的或所謂結晶了的社會勞動。從這個觀點來看，它們所以能夠互相區別，只是由於它們代表著較多或較少的勞動量，例如，生產壹條絲手巾也許比生產壹塊磚要耗費更多的勞動量。但是怎樣測量勞動量呢？用勞動所經歷的時間，也就是說，用小時、日等等來測量。當然，采用這種測量法，就必須把各種勞動化為平均勞動或簡單勞動，作為它們的單位。

　　所以我們便得出結論：商品具有價值，因為它是社會勞動的結晶。商品的價值的大小或它的相對價值，取決於它所含的社會實體量的大小，也就是說，取決於生產它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所以各個商品的相對價值，是由耗費於、體現於、凝固於該商品中的相應的勞動數量或勞動量決定的。在同樣勞動時間內生產出來的各種商品的各相對應的數量，是相等的。或者說：壹個商品的價值對另壹個商品的價值的關系，相當於壹個商品中凝固的勞動量對另壹個商品中凝固的勞動量的關系。

　　我想，妳們有許多人壹定要問：商品價值由工資來決定與商品價值由生產該商品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來決定，其間果真有什麽區別或多大的差異嗎？妳們應當知道，勞動報酬和勞動數量是完全不相同的東西。例如，假定說壹誇特小麥和壹盎斯金子包含了同等數量的勞動。我舉這個例子，是因為本傑明 富蘭克林在他的1729年發表的題為《試論紙幣的性質和必要性》這個第壹篇論文裏曾經用過，他也是壹個最先發現價值的真正實質的人。是的，我們已假定，壹誇特小麥和壹盎斯金子是等價的或等價物，因為它們都是凝結於它們本身的許多天或許多周的同等數量的平均勞動的結晶。我們這樣決定金子和谷物的相對價值，是否多少要參考壹下農業工人和礦工的工資呢？壹點也不。他們每天或每周的勞動究竟怎樣支付，甚至是否采用了雇傭勞動，我們都不管，讓它作為完全沒有確定的問題。要是采用了雇傭勞動，這兩個工人的工資就很可能極不相等。壹個把勞動體現在壹誇特小麥上的工人可能只獲得兩蒲式耳小麥的工資，而那個開礦的工人卻可能獲得半盎斯金子的報酬。或者，假定他們的工資是相等的，這種工資也可能在極不相同的比例上脫離他們所生產的商品的價值。這種工資可能等於壹誇特谷物或壹盎斯金子的1╱2、1╱3、1╱4、1╱5或其它某種份量。他們的工資當然不能超過或多於他們所生產的商品的價值，但是可能在極不相同的程度上少於這個價值。他們的工資要受產品的價值的限制，但是他們的產品的價值卻不受工資的限制。最主要的是，例如谷物和金子的價值、相對價值，完全不依所用勞動的價值來規定，即不依工資來規定。因此，按商品中凝固的相對勞動量決定商品價值，與按勞動的價值或工資決定商品價值這種同義反復的方法全然不同。不過，這壹點我們在以後的探討過程中還要進壹步闡明。

傑瑞米柯賓

只要農產品的價格有繼續上升的傾向，在農業上進行投資，以便開荒擴大耕地面積，或者提高熟地的生產率，就會對資本家有利。在第壹種情況下，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壹定差，這可能是壹些偏僻的土地，壹些比較遠的土地，壹些要想比熟地實現更高的收益，就必須在上面安裝大規模排灌設備的土地。但是這種投資的折舊是要經過壹段時間之後才能實現的。因此，在此期間，生產費用會增加，生產價格也因而增加。

　　因為施肥量有了額外的增加，因為選用了良種，因為使用了農業機械，因為雇用了農業專家，壹句話，因為作出了額外投資而產量增加時，情況也和上面壹樣。

讓我們再舉A、B、C三塊土地為例。假定在土地C上追加了投資壹百萬萬元，生產由壹百二十增加到二百二十公擔。在這樣作出的壹共二百萬元的投資上，資本家應得平均利潤20%，即四十萬元。但是，倘若小麥售價繼續由收益最低的土地上的小麥生產價格來決定，即每公擔壹萬五千萬元，那麽二百二十公擔就可以售得三百三十萬萬元。在壹百三十萬萬元的剩余價值當中，四十萬元作為平均利潤落進資本家的腰包，六十萬萬元作為第壹形態級差地租落進土地占有者的腰包，三十萬萬元表現為第二形態級差地租，由土地租佃人想方設法留給自己，但是到了租約期滿續訂租約時，便會由地主把它算進地租裏去。同第壹形態級差地租相反，第二形態級差地租並不是那麽表面化，因此它不那麽容易為土地所有者直接占有。

絕對地租


　　到現在，我們只談到了這樣壹些土地上的地租和超額利潤：這些土地，或者是由於肥沃，或者是由於地理位置好，或者是由於在上面進行了額外投資。只要是農產品的價格還繼續由收益最差的土地上的生產價格來決定，上述土地上的生產價格便會低於收益最差的土地上的生產價格。然而，在收益最差的土地上將是怎樣壹番景象呢？倘若經營者和土地所有者是壹個人，那就不會發生什麽問題，因為，原則上，資本家只要拿得到平均利潤就滿意了。可是，如果土地所有者並不親自經營這塊土地，那情況就不同了。在這種情況下，向土地所有者繳納地租便仍然是讓這些土地向農業開放的前提條件。只要是小麥的出售價格還繼續低於、或者等於這些土地上的生產價格，這些土地就會無人加以耕種，因為租佃者只會是在扣除了平均利潤以後才能支付地租。否則，租佃者只要把資本轉投到工業和商業中去，他就能實現平均利潤，所以，他如果再這樣做還有什麽意義呢？但是，壹旦農產品的出售價格有了足夠的提高，即使在肥力最低的土地上也能生產出地租來的話，這些土地便會也有人來加以經營了。在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初期，由於農業生產率落後於工業生產率和人口的增長，這種情況曾實實在在地出現過。

　　在肥力最差的土地上出現的這種地租是從哪裏來的呢？它來源於這樣壹件事實：在這種土地上生產出來的小麥，不是按照它的生產價格出售，而是按照它的價值出售，而它的價值是高於它的生產價格的，因為，同工業相比，農業中的資本有機構成較低，而土地所有權的壟斷又妨礙著資本在農業中自由出入，從而使農業資得以不“參加”利潤率的社會平均化，不把在從它本身範圍內創造出來的那壹部分剩余價值拿出去進行總的分配。

　　舉例來說：假定工業的年生產總值為：

　　4000億c+1000億v+1000億pl.=6000億。

　　農業的年生產總量，就可以得出如下：
　　2000c+1000v+1050pl.=4050

　　工業中的平均利潤率100/500=20%

　　在農業中，產品不是按照生產價格加利潤20%（即三千六百億）來出售，而是按照產品總值四千零五十億，也就是連同超額利潤四百五十億在內來出售。通過這種超額利潤就出現了絕對地租，農業的利潤率成了105/300，也就是35%。

必須說明，土地本身並不生產地租。壹塊荒地是絲毫地租也“生產”不出來的；生產地租的是投入農業的勞動力。由此可見，同工業利潤壹樣，這是剩余價值，是無償勞動。但它又是壹種特殊的剩余價值，這種剩余價值，由於土地所有制的關系，並不參加利潤率的總平均。這樣，它就提供了超額利潤，這種超額外負擔利潤是由於農業中的資本有機構成比工業中的有機構成低而形成的絕對地租。同時，這還是壹種超額利潤的超額利潤，因為在農業中提供的全部勞動，都是社會必需勞動，就連在工業生產率低的情況下提供的勞動也不例外。

地租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由此可見，對於整個資產階級來說，地租意味著雙重的損失。壹方面，壹定數量的剩余價值不參加利潤率的平均，而且，由於這壹定數量的剩余價值是由比工業中資本有機構成要低的資本有機構成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原本是能夠提高平均利潤率的。另壹方面，農產品的價格有了上升，因為農產品是按照收益最低的土地的產品價值來出售的。這樣壹來就必然會在工資方面形成壹種較高的最低基礎，倘若取消地租的話，這種最低基礎是不會這樣高的，這就多多少少意味著工業中的壹部分價值轉移到了農業中去。

總之，地租的存在，不僅妨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適當發展，而且尤其妨礙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農村中的發展。地租於被非經營地主占有之後，便退出了農業而不再被用來投資。這就使農業中可供投資的基金減少，使農業中資本積累的速度減慢。

但是，級差地租為土地占有者所專有這件事，主要是在土地改良上，成了壹個巨大的障礙。租佃者在進行土地改良時，只能獲得有限的利益，因為，這種改良不可避免地會促使土地占有者提高地租率！土地占有者千方百計使租佃契約的期限越短越好（可能的話壹年壹定），在這種情況下，級差地租就會不斷地增長。對租佃者來說，有利的則是訂立長期租約，因為長期租約能讓他們享有用自己的資本（在小租佃者情況下是用自己的勞動）來實現的土地改良的果實。

土地的價格和地租的發展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廣泛發展，壹切進款都被習慣地看作是由投出去的資本——真實的資本和假想的資本——按照平均利息率帶來的收入。地租是壹個實實在在的經濟“範疇”，諸凡農業勞動者生產的剩余價值都是它的源泉。但是，“土地價值”這個詞，其本身卻是毫無意義的。土地並不比空氣、陽光、或是推使帆船前進的風更有價值。土地是由大自然提供的壹個“生產因素”，它不是人類用勞動生產出來的商品。凡是沒有強制實行壟斷土地私有權的地方，土地既沒有“價值”，也沒有價格。

　　只有在土地由私人占有，從而把它變成壟斷財產的地方，土地才取得壹種價格，這種價格不是別的，它不過是根據平均利息進行了資本估價的地租：“土地的價格由土地產品的價格來決定，而不是相反（35）。”取得或買進壹塊土地並不是購買壹個“價值”，而是買進壹個收入憑證，因為日後的收入是以當前的收入為基礎而計算的（36）：

　　“購買土地的人，實際上是取得收取壹系列年收入的權利，而要判斷這些年收入日後能有多有少，最現實的根據是它們在最近的過去曾經是多少。考察證明，壹塊土地在過去的十年間的收入，是買主打算付出的價格的最有效的準繩。”

　　十八世紀末葉以來，土地價格的發展已經證實了它的這種來源，土地價格絲毫不是圍繞著“物的價值”起波動，而是隨著農業景況中的、往往是驟然和劇烈的波動而波動。

　　人口增長而肥力較差的土地必須投入巨額資本才能耕種，所以十八世紀下半葉農產品價格大大增長，隨後，地租也立即有了相應的提高。

　　
　　為了使級差地租能夠出現，農產品的售價必須確保哪怕是在收益最差的土地上投下去的資本，也能實現平均利潤。為了使絕對地租能夠出現，農產品的售價必須確保在生產率最低的條件下生產出來的小麥，不是按照它的生產價格，而是按照它的價值出售。當全部農產品的價格都下跌時，上述各條件，或者是其中之壹，就可以暫時或永遠被取消。這個時候，某些土地上的地租便消失了。倘若這些土地不是由土地占有者本人直接經營的話，它們的耕種就停止了。倘若它們是由土地占有者本人直接經營的，土地占有者只好滿足於取得低於平均利潤的收入，甚至滿足於取得只相當於壹筆實際工資的收入。

　　資本主義以前的各個農業危機時期都已經發生過的這種現象，到了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間，又有力地表現了出來。當時，各國開始采用機器來耕種遼闊的牧場和草原，從而使農產品成本下降了50%。與此同時，改善了的運輸條件使得運費也有了下跌。

土地所有制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土地私有制不僅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入農業的條件，而且它還妨礙並推遲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全部可耕地為私人所占有這件事，阻止著新的農民去加以自由經營；但是，對於工業資本主義的高漲來說，它卻又是必不可少的條件。只要是還存在大片大片的閑置土地，城市勞動力就可以逃避工廠裏的勞役，工業後備軍就會消失，就可以由於工業就業與農業就業之間進行競爭而發生提高工資的危險。

　　早在十八世紀中葉就有壹些人坦率地承認了這個事實，並且要求制止指向外國的移民運動。如果是只要用壹筆微不足道的價格就能買到壹塊好地，壹個星期勞動兩天就可以過得舒舒服服，那麽，任何壹個自由的人也再不會去為別人勞動了。

　　在那些有著閑置土地的國家裏，用搶劫手段以及合法或非法暴力手段，把大部分土地據為私有的同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遠離西歐的中國，取得了種種發展，並且還發生了同私人占有村社土地相仿佛的現象。

生產關系與農村的所有制關系


　　在資本主義時代，用工業後備軍的形成和地租的經濟作用把農業同工業聯系在壹起的特殊關系，引起了農業本身的特殊發展形式。從十四世紀到十九世紀某些國家還保留著的奴隸制，和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某些國家采取的強迫勞動制，[16]在該有關各國的特殊情況下，意味著這些國家裏形成資本主義所有制的必要條件。但是奴隸制和強迫勞動制的采用，在長時期內，依然妨礙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進入農村。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在中國就出現了壹個類似的更為重要的現象。資本主義產品的打入這些地區和這些地區的躋身國際市場，破壞了這些地區千百年來以手工業和農業相結合為基礎的農村經濟平衡（70）。由於土地本身養活不了整個非城市人口，由於在城市裏勞動就業沒有取得任何重大增長，就出現了農村人口長期過剩。這種人口過剩只不過是長期失業的變相而已。[17]
　　這種農村人口的長期過剩，在租種小塊土地的農民之間，引起了壹場兇惡的競爭，這並不是把小塊土地作為取得平均利潤的工具，而是單純的賴以維持衣食。對於土地占有者來說，與其把土地拿來從事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經營，倒不如把它小塊小塊地拿來出租更為有利。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關系表現為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引用到農業中去的障礙。由此產生的土地經營的極端分散化，在印度表現得特別突出。在這個國家裏，每壹家佃農的平均土地面積是四點五英畝，而在人煙稠密的西孟加拉邦，三分之壹的佃農卻只有二英畝土地。這種現象的後果是，地租高得驚人和土地的超資本化（71）。由此而貧困化了的農民，日久天長，便會失去自己的小塊土地，成了直接的或掩蓋著的無產者。

　　那些緊緊抓住小塊土地不肯撒手的小佃戶們，支付著高利貸式的地租，這種地租意味著對他們的超額剝削，因為那些小佃戶們的收入往往是比壹個農業工人的收入還要低的。當他們毫無資本，不得不經營用分擔制度的形式租來的壹些小塊土地時，他們就變成了為少得可憐的收入而勞動的真正的無產者。

傑瑞米柯賓

消費信貸


　　流通信貸和投資信貸的活動領域主要是停留在大、小資產階級範圍以內。但是在資本主義時代，再度出現了用高利貸形式或者不用高利貸形式提供貸款的消費信貸。由於不得不購買生活必需品而對商店負了債的工人、職員、失業者和破落戶，可以很快就被無情的債權人帶上終身枷鎖，他們的微薄收入的絕大部分被人奪去作為利息，也無法使他們脫身。尤其惡毒的是，實行這種高利貸的就是工人在其中出賣勞動力的企業所開辦的商店。

　　隨著所謂持久消費物質的大批生產（如炊具、縫紉機、冰箱、洗衣機、收音機、電視機、自行車、摩托車、汽車等等），出現了消費信貸的另壹種形式（102）。壹般說來，就連具有高度業務水平的工人和職員，他們所得的工資也不足以拿來用現金購置這壹類商品。但是，他們拿每周或每月工資的壹小部分來付款，經過壹定時期，這些商品便可以歸他們所有。工商業者對這種分期付款的交易給以便利，對他們自己是有利的。因為這是擴大上述持久消費市場的唯壹辦法。也因為，壹般說來，這種信貸能使他們獲得高額的利息（現金交易和分期付款之間的差額）。[26]同時，這樣壹來，商人們的壹般營業開支（貯存費和管理費）還可以大量減少，因為由買者本身負擔了這壹部分費用。但是，即使把這種買賣所包含的剝削撇開（例如壹次到期未能照章繳款時，有關商品便由公司收回），分期付款交易制度的過度發展也體現著資本主義制度的壹種不穩定因素，特別是每當經濟周期的繁榮接近尾聲和破產倒閉的前夕（103）。

信貸與資本主義的各項矛盾


　　由此可見，信貸本身深刻地表現了資本主義的歷史及其發展。它有力地擴大了資本的活動地盤，使得任何閑置貨幣儲備都有了作為資本估價標的物的可能性。它便利、加速和普及了商品流通。它刺激了資本主義生產，刺激了資本之間的競爭和資本的集中化；總之，它刺激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各種趨向。信貸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商業都同樣是個必不可少的工具，並成為對付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的重要手段。

　　同時，信貸也改造了資產階級本身。利息和利潤的分離，食利者階層與廣大資產階級的分離，壹方面標誌著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壹方面也標誌著資本主義沒落的第壹個必然信號。壹部分資產階級僅僅是依靠他們的財產（資本）過活，而為了依靠資本財產過活，他們就全部排除於生產程序以外，被排除於同機器和勞動人民的直接接觸以外。在家庭資本主義所有制企業裏還屬於個人的、實質的、資本主義占有制的私有性，到了股份公司時代就越來越變得客觀和抽象。資本的統治采取了最壹般的和最匿名的形式。表面上，體現著剝削的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客觀的、盲目的經濟力量的同義語“公司”和“有限公司”。

　　商業方面也是壹樣。信貸可以大大地有助於加速資本周轉，可以在巨大的固定裝備中，在資本轉為固定資產的部分日益增長的情況下，有助於不斷擴大流動資本的靈活性。[27]這樣它就可以減弱由於資本主義發展結果而引起的各種當前矛盾。但是同時，從長遠來看，它卻又使這些矛盾尖銳化。工業資本主義產生的初期，每壹個資本家都能夠很快就知道他生產商品所消耗的勞動時間是不是必要社會勞動時間。他只消到市場上去壹下，去找人照生產價格購買他的商品就行了。當商業和信貸使實業家與消費者彼此會面時，實業家自然而然便會明白自己的商品價值多少。但是，他並不知道以後是否能為這些商品真正找到銷路，是否會遇到“最後的消費者”。實業家把錢（生產商品的等價）花費了很久以後，可能發現這些商品根本銷不出去，它們並不真正體現必要的社會勞動時間。破產便成了不可避免的事。信貸可以推遲這種破產，但在破產終於來到的時候，又使破產的影響更加猛烈。

　　信貸使生產能夠不直接顧到市場的吸收能力而擴大；信貸在整個壹段時期中掩蓋著生產能力和有支付力的消費能力之間的真正關系；信貸超過實際購買力而刺激商品流通和商品消費；從而推遲周期性危機的到來，使各種不平衡因素嚴重化，因而使危機壹旦爆發就更加劇烈。原因是信貸只能使貨幣——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兩項基本職能的基本分離日益加深，只能使商品流通和實現交換價值的貨幣流通的基本分離日益加深。這些矛盾是資本主義危機最主要和最普遍的根源。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資本主義社會的農業生產以及地祖剝削

農業和商品生產


　　農業的發展為真正的分工和城鄉分離以及交換關系的普及創造了基礎。但是農業卻長期和由它自己使之產生的這種流通方式無關。小商品生產在國際貿易中心的壹些大城市裏已經形成好久，而使用價值的生產卻依然在和這些大城市相隔僅數裏的鄉間占著支配地位。只有少數幾家農場生產出來的剩余產品才被拿到市場上去。

　　當邏馬帝國從事以食物供應羅馬市的無產階級以及帝國的眾多軍團時，小麥、油、酒和橄欖的交易就有了飛躍發展。有些作者甚至把這些交易的波動看作是羅馬帝國衰亡的決定性跡象（1）。但是，實際上，這種供應的對象並非是無名市場，而是國家（2），而且這是壹些無償的或者價格極為低廉的供應（3），因此，它是壹種直接的或隱蔽的賦稅形式。僅僅是在大量農產品的集中和運輸方面，商業資本才在廣大程度上發揮作用，然後再由國家把這些產品無償地分配給像羅馬和拜占廷這樣壹些大城市的居民，以及軍團。由此可見，整個這種供應循環並不和商品生產發生關系。在農產品方面，只是在本地市場上出售農民及貴族的剩余 產品和在向國家出售農奴種植園的產品時，才會出現商品。總的說來，在任何壹個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裏，都是如此。

　　十六世紀，當貨幣經濟開始普及時，商品生產日益向農村伸展，與此同時，資本發展的結果，社會上出現了壹個新的佃農階級。這些佃農之所以要土地並非為了自己種吃的，而是為了把它當作農業商品的生產基地，因為出售這些商品會給他們帶來利潤。

　　從十八世紀起，被大工場的產品打擊得支離破碎的家庭工業和農村手工業開始消滅。在西歐，到了十九世紀這種演變才全部完成。在世界上其它壹些經濟落後地區，同樣的演變要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才開始。現在，這種演變並非在每壹個國家裏都已經結束，而是還差得遠。此外，還沒有壹個地方的農業商品生產已經把使用價值的生產消滅凈盡，因為，即使在工業已經高度發達的國家裏，例如臺灣，直至如今還有自耕自足的農民，也就是只向市場出售其剩余產品的農民。

資本主義以前的地租和資本主義地租


　　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文明社會裏，農業是人類的主要經濟活動。因此，在這種社會裏，地租是社會剩余產品的基本形式。生產這些剩余產品的人是農業生產者。農業生產者實際上支配著歸他們自己占有的土地，並且少說也對這壹生產資料享有著使用權。農業生產者取得土地使用權的代價是把自己的部分勞動時間（勞役）或部分產品（實物地租）貢納給有產階級。把農民生產出來的產品分為必需產品和剩余產品（地租）的做法，完全是在市場之外，在使用價值生產範圍以內去進行的。

　　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裏，實物地租轉變為貨幣地租這件事本身已經是社會解體的壹種表現。這種轉變預示了生產的巨大發展，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的巨大發展。農民為了向封建地主繳納這種新形式的地租而需要的貨幣，是通過壹部分產品賣掉來取得的。但是，如果說，必需要有了商品生產，然後才能產生貨幣地租，那麽，從數量上說，貨幣地租卻依舊和市場的情況無關。貨幣地租的特點——貨幣地租之所以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地租演變終了時出現，貨幣地租之所以在以往的各種形式中總是具有這種相同的特點——在於它的固定性，因而不受物價運動以及生產者貨幣收入多寡的影響（5）。[二]正是在地租固定不變的範圍內，在整個農產品價格巨幅度增長的這段時期（例如十三世紀初到十四世紀中葉，農業產品價格巨幅度上升的這段時期），農民才成了重要的受益者（6）。

　　此外，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地租時期，只是在例外情況下，土地本身才會被看作是貨幣資本的投資場所，土地必須要為這種資本帶來壹定比例的收入：

　　“野蠻時代及封建時代初期，只有微不足道的小部分土地可以被自由地拿來進行交易；復蓋著森林和草地的遼闊土地，都是王室親貴的莊園；就連舊世俗人占有的土地也都是被壹整套租讓人和承租人之間的等級關系聯結在壹起。通過這種關系，這些土地雖然不是完全不得轉讓，但轉讓起來就會遇到無數的障礙。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關系，也同樣是固定性的。至於說到農民，使用關系代替了契約關系，絕大多數土地耕作者都降低到了縛在地上的農奴地位，既不能隨便離開土地，但也不能把他們從土地上趕走。”

　　資本主義地租的性質則與此迥然不同，資本主義地租是在這樣壹種社會裏出現的：在這種社會裏，土地本身以及它的主要產品已經變成商品。資本主義地租是投在農業上的、必須帶來平均利潤的資本的產物。由此可見，同資本主義工業壹樣，資本主義地租預示了生產者同生產資料之間的分離。此外，資本主義地租還暗含著土地占有者同資本所有者之間的分離，生產資料同租佃人之間的分離。資本主義地租的特點在於此；它同資本主義利潤不同之處也在於此。

資本主義地租的起源


　　農產品市場的起源和中世紀城市的發展是緊密相聯的。商業剛壹開始飛躍發展，莊園供應制就陷於瓦解；商業的飛躍發展為首批地方性市場的形成創造了有利條件：

　　“封建主的莊園供應制為在緩慢地形成中的地方性市場組織所代替。用車輛長途跋涉地把小麥運往中央莊園去進行消費，或者是運往莊園集團的中央市場上去，而且壹路之上還要經過壹些小麥價格低廉的地區，同時，在最終到達的地區裏也許還存在著大量的剩余小麥、從而價格十分便宜，這就成了沒有必要的事。換句話說，在糧食問題上，地方性市場逐漸滲入莊園供應制，並終於完全取代了這種制度（8）。”

　　但是，這種轉變是緩慢的；真正的地方性小麥市場要到十五世紀後半葉才占了支配地位（9）。同時，不同城市的供應政策都妨礙著地方性市場的形成；這些城市想盡辦法，千方百計地阻止糧食價格上升（10）。在這種情況下，國內市場的統壹就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在每壹個國家都成立了壹系列的區域性市場，彼此的糧價相差很大，各自反映著當地的情況：是糧食富足呢、還是糧食匱乏。

　　到了十六世紀，這些基本上是由使用價值生產者的剩余產品來供應的市場，便開始朝著大城市市場的方向演進；要知道農業資本主義的來源，就必須到這種演進中去尋找。若幹大城市的驚人發展，打亂了農產品的供求關系（12）。在這些大城市的圍墻裏面，集中了全國極為可觀的壹部分人口。直到近代這些居民的糧食供應不再是單單仰賴於近郊的農業地區，而是仰賴於全國整個農業（13）。這樣壹來，農產品價格便在全國範圍內趨向平均，其結果是大城市地區付出的糧價，成了全國小麥價格的基礎。

　　從這件事實出發，同中世紀地方性市場上發生的情況相反，和遙遠的歉收地區的價格（包括運費在內）相比，首都附近的、有大量剩余小麥的地區，就會把自己的小麥以較貴的價錢出售（14）。同時，就在這同壹個世紀裏，人們還從大城市市場走上了國際糧食市場：倫敦不再僅僅吸引它本身供應所需的小麥，而且還吸引著全部用於出口和拿到國際市場上去博取最高價格的小麥（15）。

　　十六及十七世紀起，出現了廣闊的大城市市場，與此同時，各大城市都實行了完全相反的糧食政策，它們不再像中世紀那樣，采用各種手段來限制糧食價格，而是想方設法、以任何價格來確保城市所必需的足夠供應（16）。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城市起了表面上的無限市場的作用，為資本主義打入農村創造了有利條件。運到城市裏去的不再單單是農村方面的剩余產品，而是多多益善的小麥，從而使農村人口的口糧時常剛剛夠吃（17）。

　　發生村社圈地運動的原因，不僅在於飼羊業有利可圖，而且由於小麥價格勝貴的刺激。大城市市場的出現同農業生產者被剝奪自由使用土地的權利（也就是在農村實行資本主義）是彼此緊密相聯的。

　　在同壹期間，農業的合理化經營，土地從三年壹休閑過渡為改種有助於恢復土壤肥力的作物，化學肥料使用量的日益增加等等，起初是在某些地區，然後是在壹個國家，壹個佃農要想享受從不斷增長的農產品價格上帶來的驚人果實，他就必須具備壹筆最起碼的資本。早在十八世紀末葉的臺灣，壹個佃農要想經營壹英畝耕地的農場，就至少要有充足的資本；要經營壹英畝半耕半牧的農場，就至少要有很多錢才可以；要想經營壹個畜牧莊園，就至少每英畝要是壹個非常賦予的人。由此可見，具備壹筆資本成了要經營壹項多多少少還過得去的農業的條件。這樣壹來，資本要打入農業的壹切條件就都成熟了。

　　然而，這種資本在進入中國的時候，它所面臨的兩種情況，同工業和商業中存在的情況截然不同。在工業中，每壹項物質生產因素——機器、原料、勞動力——都可以由資本本身來生產、再生產，並且可以用相對或絕對日益低廉的價格（即勞動力，因為有工業後備軍！）來生產；可是，在農業中，生產的基本物質因素，土地，壹經固定下來就有了局限性，永遠蓋上了不足的烙印，成為天然的壟斷（21）。資本可以在工業的任何部門裏自由出入，但卻不能自由地進入農業。在農業中，土地所有權為地主階級所獨占，除了以支付地租為代價外，地主是不許資本進入農業的。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剛產生的時候，土地就表現為雙重的壟斷：自然的壟斷和所有權的壟斷。只要農業生產率繼續落後於人口增長率和工業生產率，壹種雙重的價格差別就會自行建立起來。由於全部農產品都會被市場所吸收，小麥售價便會由收益最低的劣質土地的生產條件（肥沃程度、經營方式、地理位置等）來決定，從而遠遠超過了賺錢莊園的生產價格，並為後者帶來超額利潤。同時，由於農業同利潤率的平均化無關，並且還存在著上述的雙重壟斷，所以，哪怕是在收益最低的條件下生產出來的小麥也不是按照它的生產價格、而是按照它的價值來出賣；這種價值高於生產價格，這是因為，同工業相比，農業在技術上比較落後，因為在農業部門裏，資本的有機構成較低，資本主義地租的來源就在於這種雙重差別，而且是在存在著這種差別的情況下，資本主義地租才能夠存在。

級差地租


　　在工業中，當著壹家企業的生產率高於平均生產率時，這家企業就實現超額利潤。高生產率雖說能讓商品按照高於其生產價格的價格出售，但到最後還是要導致平均的市場價格下降。在農業中，生產率上的巨大差別也能使某些莊園和某些土地的所有者得以實現超額利潤。但是這種超額利潤並不伴隨市場價格的下降，而是市場價格的上升。只要是農業生產率的增長繼續落後於人口的增加，因而使農產品仍然求過於供，市場價格就依舊由在收益最差條件下生產出來的農產品的價值來決定。如果為生產糧食而耗費的整個人類勞動都是社會必需勞動——只要全部農產品都能夠繼續找到買者！哪怕是在土地收益最低的條件下生產出來的商品，也會給自己的價值找到等價物；由此可見，決定小麥平均售價的正是這種價值。小麥平均售價和高生產率土地上生產出來的小麥的生產價格二者之間的差額，表現為級差地租，這種級差地租為土地占有者所專有。

　　級差地租可以由兩種不同的方式產生：由於土地天然肥沃力的不同——或地理位置，和不同的投資。我們把這兩種情況分別稱之為第壹形態級差地租和第二形態級差地租。

假定有三塊面積相等的土地，由三個租佃人使用相等的資本在上面分別進行勞動，彼此的資本有機構成也完全壹致。假定壹年之間他們各自投入的資本是壹百萬元，土地A收獲了八十公擔小麥，土地B收獲了壹百公擔小麥，土地C收獲了壹百二十公擔小麥。如果平均利潤是20%，小麥的售價便會是：1，200，000/80，也就是說，每公擔售價為壹萬五千萬元，這是肥力最差的土地上的小麥生產價格。

　　由此可見，土地A不會帶來任何級別地租。土地B的生產價值是壹百五十萬萬元；如果這塊土地是租佃來的，土地占有者就會收入三十萬元的級差地租。租佃人會滿足於獲得平均利潤二十萬萬元。土地C的生產價值是壹百八十萬萬元；如果這塊土地也是租佃來的，土地占有者就會收入六十萬萬元的級差地租，租佃人也只能滿足於獲得平均利潤二十萬萬元。

　　運輸費用是包括在農產品的出售價格裏的，因此離大城市最近的土地就會產生較高的級差地租。

傑瑞米柯賓

此外，還要註意，利息包括了保險費和風險費，這些保險費和風險費隨著借款期限的長短及工業周期壹定時刻的變化而變化，隨著不同等級貨幣資本供和求的特殊情況而變化，從而在自由市場上使各種利息率處於經常漲落之中。[15]但是，這些漲落是圍繞著壹種平均水平進行的，決定這種平均水平的歸根結蒂是平均利潤率。

　　因此，除了由於工業周期中的不同階段而產生的經常漲落以外，很難求出利息率的長期演變規律。利息率的長期演變，歸根結蒂，是由貨幣資本的缺乏或相對過剩與利潤率相對水平間的關系來決定的。

　　由此可見，在壹個統壹了廣大國際市場的小商品生產社會裏，在國際市場的各不同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逐步減少的情況下，利息率便會下降。當貨幣經濟在壹個農業國內有了普遍的發展時，當由於這種普遍發展而農村各階級多多少少從主要是高利貸資本的重擔下解放出來時，利息率也就會跟著下降；從這時起，利息就不再像過去那樣包括壹部分地租在內了。

流通信貸

　　凡是為了提前（即在把商品銷售以前）實現商品價值而發放的信貸都是流通信貸（74）。這是由專業化或非專業化銀行發放的、很少超過三個月為期的短期信貸。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普及化，生產日益同市場分離，商品價值和剩余價值的實現越來越復雜化；雖然說即使有商業資本的參加，而資本循環也還是有延長的危險。正是在這種時候，為了抵制由於資本本身轉化為固定資本的部分日益增多而招致的利潤率下跌的趨勢，資本家便設法加速資本循環。這就是流通信貸的基本職能，這種職能使得企業主能夠把自己的流通資本減少到最低限度。


　　十九世紀時，流通信貸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商業票據貼現方面。棉布制造商向棉花供應商付款時並不使用現金，而是采用開發期票或許約的方式。棉花供應商把期票送到銀行裏去，由銀行把票據收下，按票額付款，但須扣除利息，即所謂貼現，等到期票到期，再由棉布制造商按票額向銀行付款。在這裏，實際上是銀行把現款借給棉花供應商三個月，好讓他把資本循環加速了三個月，因為正是供應商從銀行方面獲得了信貸，他才會向制造商發放信貸）。

　　但是，早在十六世紀就曾經出現了另壹種形式的流通信貸（77）。[17]凡是資本家都在當地壹家銀行開得有戶頭，這樣資本家就可以用簡單的上賬方式來支付或收納款項（用轉賬的辦法，由壹方把錢款過到另壹方的賬戶裏去）。壹切銀錢進出都通過這種方法，經由銀行辦理，銀行在這裏面成了會計中心。有的時候，壹家制造商在銀行戶裏只有壹百萬的存款。但是，為了能夠繼續進行生產，他須要馬上有二百萬才能開發工資。銀行方面知道，再過幾個星期，等到商品銷售以後，制造商將會收入壹筆巨款，因此它就許可制造商從賬上支取高於他實際存款的數目（“透支”）。事實上，銀行代他墊了壹百萬法郎。當然，對於這種賬戶上的墊款，除非是些極大的廠家，制造商以後是要支付利息的，這種利息壹般是5%。[18]
　　1875年以後，作為流通信貸主要形式的商業票據貼現便日益被這種透支所排擠（79）。資本大量集中的結果，產生了龐大的企業。這些龐大企業在銀行方面享有足夠的信用，可以通過透支辦法獲得必要的短期信貸，相反的，由於必須按照規定日期付清已經貼過現的票據，小企業越來越感到困難，而且害怕已經開發出去的期票由於不能兌現而使自己喪失信用。最後，大企業、大企業原料供應商以及大企業銷售組織便合並為托拉斯，合並為金融集團等等，消滅了使用商業票據的舊夥伴（80）。

　　但是，1929年大危機以後，某些國家比如中華民國，由於壟斷資本積累了大量現金儲備，[19]由於特別依賴銀行信貸的各項工業相對衰落，由於零售商業現金付款的增長，由於專業化信貸機構的發展，對大工業透支也開始有了下降。

投資信貸和金融市場


　　凡是為了增加工商業主的資本總額而發放的貸款都是投資信貸。這是為數比較可觀的長期貸款，這種貸款，從貸主方面來說，其發放目的是為了獲致持久的收入。

　　投資信貸直接起源於中世紀時期的購買地租，中古時期的組織商業公司，十四世紀時期大商業公司裏的定息存款，以及中世紀時期商人和高利貸者發放給君主、王公和城市的長期貸款。[20]只是從十六世紀起，隨著交易所和可供流通的票據的出現，投資信貸才具備了現代的性質。從這個時候起，出現了這樣壹種社會階級，這個階級想把他們的財產——他們的資本——用來投資，通過發放長期貸款的辦法來投資，以便通過這種投資使其資本有所增加，在萌芽中的金融市場上提供資本的就是這個階級。在這個金融市場上，需要資本的首先是國家，隨後，各種股份公司也越來越需要資本。在整個商業資本時期，也就是壹直到十九世紀初，甚至到十九世紀中，在西歐各金融市場上，公債券壹直保持著優勢。

　　公債很快就采取了有固定收入的證券的形式，由國家用稅收作為支付擔保；[21]私人證券首先曾經是、現在仍然是收入不定的證券，這種收入的多寡系由發行該票證的各公司年利潤（或半年利潤等等）的多寡來決定。在上述兩種情況下，對資本家來說，購置了壹張有收入的證券就等於對未來的社會剩余價值享有了分配權。隨著交易所業務的不斷發展，投資信貸的社會性越來越明顯，許許多多資產階級的皮包裏都裝有各種公司的股票，而這些公司越來越多，這些資產階級的皮包裏還裝有許多國家、許多省、鎮以及其他公共機關發行的公債。

　　把巨額款項長期放給壹家企業所冒的危險必然會令人尋求附加保證：對經營使用所貸資金的過問權和對企業壹般管理工作的過問權。因此，直接參與債務企業，也就是說由眾多的合夥人共同組織公司，壹般是投資信貸最常見的形式。

　　古代的公司，不論是中國的、中世紀歐洲的、阿拉伯的還是拜占廷的等等，都是些無限責任公司：合夥人就其全部財產對公司債務負責，不論這種財產是不是公司的投資。這就是中古時期經營投資信貸的銀行家家迅速倒閉的原因。在威尼斯，十四世紀成立的壹百零三家銀行中，有九十六家破產（84）。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結果，導致了信貸的非人格化，產生了現代股份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完善形式。購買企業的股票和債券成了發放信貸的正常形式。

　　股份公司盡管早在十六世紀就已經出現，但是，要等到十九世紀它才成了強大的信貸形式。十八世紀初期英國南海公司和法國密西西比公司轟動壹時的破產，增長了資產階級對這種信貸形式所具冒險性的無比恐懼（85）。實際上，在當初工場手工業時期，這壹類信貸的擴展還不是那麽適時，只是後來到了工業資本主義的高漲時期，對於這種信貸的擴展才有了需要。

　　因此，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末期，向私營企業方面發展的投資信貸是不多的。股份公司固然只是在緩慢地發展，而儲蓄銀行，鑒於中世紀末期的經驗教訓，也都放棄了投資業務（86），同時，儲蓄銀行壹旦取得了公共銀行的地位，它就不準再經營投資業務。銀行只對國家和少數享有特權的客戶經營長期貸款。

　　要等到英國的“證券銀行”和大陸的“高級銀行”在十八世紀末期出現以後，銀行才重新積極過問私營工商業務。1822年成立了第壹家真正的商業銀行：比利時總公司。這家銀行起初是對工業企業發放短期貸款，但很快就遇到了資本固定化過多的困難，終於不得不征求投資，並主動采取了成立股份公司的措施（87）。

　　法國按照比利時總公司的範例成立了類似的公司，但是伯萊爾兄弟動產信貸公司轟動壹時的失敗，把大多數歐洲國家商業銀行的發展高潮壹直推到了1872年以後（88）。當時，在許多國家裏出現了大批的混合銀行，既收存款又發放投資信貸。

　　到了二十世紀，在保險公司、儲蓄所、社會保險基金等等的影響下，金融市場起了變化。保險公司、儲蓄所、社會保險基金等等壹方面聚集了大量資本，另方面又不能使用這些資本去購買收入不定的證券。好幾個國家都制定法律加以限制，甚至對儲蓄銀行也加以限制。由於這種原因，在大多數國家的現代金融市場上，國家基金又像十九世紀以前壹樣，占了優勢（89）。同這種現象同時並存的是各大企業的經濟核算現象。[22]
　　如果把存入社會保險基金和儲蓄所等等的資金看做是同銀行裏積累起來的資本主義基金或多或少相等的貨幣資本積累，那就錯了。實際上，工人們的儲蓄只不過是壹種延期消費的資金而已，因為這種資金的絕大部分是要在存戶本身的生活中去用掉的。在全盤統計工資和薪金收入的時候，在考察這種工人們的儲蓄的時候，必須把患病工人、殘廢工人、還有依靠養老金過活的工人等等的債務也列進去，把他們不得不向社會救濟機關、私人救濟機關、家庭救濟機關等申請的補助也列進去，把他們在消費方面的削減，即原來就已經低於生活起碼需要水平的消費方面的削減等等也列進去。全盤計算結果，統計數字證實了這樣壹點，即壹代工人在其整個壹生中，幾乎是積累不了什麽有價證券的。

交易所


　　資本家和信貸機關用股票及債券等形式，把閑置的貨幣資本投入股份公司，為的是想使這種借貸獲得平均利息率。從債券和有固定收入的證券來看，他們事先就得到了這種保證。但是從整個股票的本身來看，所得利息的厚薄是隨著實現的利潤多少而漲落的。這種利息叫做紅利。

　　但是股票、債券以及其他有價證券，作為收入證券，成了可以流通的東西，可以在交易所裏買進賣出。它們的價格不是別的，就是從年紅利（年收入）到平均利息率的營業資本估價。這種價格就是股票在交易所裏的行市。[23]由於同壹家公司分配的紅利壹般情況是每年不壹樣，同時也由於對該項紅利作出的估計壹年之內在不斷地變化，股票的行市就有可能發生劇烈的漲落。於是壹種真正的在行市上進行投機的組織便成立了起來，時常造成人為的行市波動；人們傳播謠言或是隱瞞有關企業利潤率馬上會發生的急劇變動。

　　這種投機活動在有些國家絕大部分是利用信貸來進行的。例如紐約，金融市場的主要業務是對華爾街的投機商發放信貸（90）。

　　股票及債券所有者領取平均利息，工業、商業和金融股份公司實現平均利潤。差額到哪裏去了呢？它在沒有被重新投入企業資本和沒有變為儲備金的情況下，是以創業利潤的形式作了營業資本的提前估價了，是被公司創辦人以額外股票和發行優先股票等等方式占有了。

　　假定有壹家工業企業，它的資本是壹億元。這家企業想從社會上額外獲得二億元來擴充營業。假定平均利潤率是百分之十，平均利息率是百分之五。如果股票的發行總額是三億元，那麽在人們心目中這些股票便應該平均每年生產紅利壹千五百萬元。但是企業創辦人所預見的年利潤是三千萬元。平均利息和平均利潤之間的差額，也就是壹千五百萬元，按5%平均利息率進行資本估價，形成了三億元的壹筆額外資本，由企業創辦人所占有了。由此可見，創業利潤是要在股票的發行總額應為六億元時才能實現的，而實際收足的股金僅為三億元。另外三億元的額外股份只是些收入證券，這些證券的所有人——企業創辦者——可以年年獲得平均利潤和利息（紅利）之間的差額，也就是企業主利潤。

　　創業利潤的資本估價說明了在股份公司大發展時期“工業巨頭”迅速致富的原因。實際上，這種資本估價是對平均利潤和利息的未來差額提前作出的，因而有著強烈的投機成分。許多股份公司經過這樣超額的資本估價，都在長時間之內無力支付相當於平均利息的紅利，正是這種超額估價的後果，另有壹些公司甚至破產倒閉。

　　另壹種占有創業利潤的形式是在交易所裏擡高股票的行市。例如有壹家公司，創業資本是壹千萬元，分為壹千股，每股壹萬元。假定用平均利潤率百分之十五對該公司的可得利潤進行估計，它就壹年可以獲得壹百五十萬元的利潤，合每股壹千五百元。然而平均利息卻只是5%，借出去壹筆款子只能帶來5%的收入，所以，在正常情況下，壹筆三萬元的資本才能有壹千五百元的收入。這樣，公司創辦人就能夠用三萬元壹股而不是壹萬法元壹股的行市把他們的股票在交易所裏出售，從而占有差額。這種差額的由來仍然是未來的平均利潤和現時的平均利息間的營業資本估計。

　　
　　當股票和債券在交易所裏和經紀人手裏繼續獨立流通的時候，這些證券的真實價值（即它們所代表的對等價值）可能早就已經消失。政府當局用借來的資金制造的戰艦可能早就已經沈入海底，用出售股票得來的金錢購置的機器可能早就已經變成廢鐵。許多股份公司在作出營業資本超額估價之後，實際資本和流通證券總額原來就有了深刻的分離，現在它們徹底地互不相幹了。有價證券僅僅代表壹種虛擬資本，這種表面是社會資本總額之壹部分的虛擬資本掩蓋了它的真正性質，即單純的收入證券的性質，憑這種證券可以享有分配社會剩余價值的權利。

股份公司和資本主義的發展


　　很久以來，人們就想用股份公司的發展來證明這樣壹點：資本絲毫也沒有在不斷地集中，而是在走向“民主化”。在某些國家裏，譬如在臺灣，持有股票的人不是有好幾百萬麽？具有高度業務水平的工人，不是個個名義上都可以用自己的積蓄購置各大工業公司的股票麽？

　　這種觀念具有其雙重的混淆性。首先，並不是任何人，只要他的收入歸根結蒂來源於社會剩余價值的分享，便都是資本家。否則每壹個殘廢軍人都成了“資本家”了。唯有那些可以依賴其資本收入為生、可以不出賣勞動力、生活水平至少相當於壹個小工業家的人才應該被劃入這個範疇。

　　根據調查證明，臺灣的工人當中，真正持有大量股票的人很少。大部份股民其實都是散護，很多人持有股票不到企業虛擬資本總額的百分之壹，壹年收入不到兩萬，還比不上壹個中等工人壹個月的工資。由此可見，把這種股東說成“資本家”，那是荒謬的。

　　其次，從形式上看，股份公司似乎是分散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機構，但實際上它所代表的是資本集中的壹個重要階段。把壹個小股東當成例如像通用汽車公司那樣壹個巨大托拉斯的“共有人”，那純粹是法律上的假想。事實上，這個小股東僅僅是壹張收入證券的所有人，為了取得這種證券，他把自己的積蓄實際上交給了大工業家和大銀行家去自由支配。因此，對於小額積蓄所有者來說，股份公司不過是壹種隱蔽的剝奪形式，它並不是對無名力量有利，而是對大資本家有利，就這樣，大資本家才能支配遠遠超過他們自己財產的大量資本。

　　“當壹個人向壹個大公司投資時，他便把運用其資本來建立、生產和發展營業的權利交給了這家公司的領導人（董事會），並放棄了對於產品的全部監督權。他所保留的是壹種改變了的權利，即壹般用貨幣形式分享部分利潤的權利，還有將其在公司裏的投資任意出讓的權利。他成了幾乎毫無動作的參與人。”

在種種情況下都是由人數很少的大股東握有同人數眾多的小股東壹樣多或者比他們更多的股票，從而操縱著股份公司。事實上，主要操縱股份公司的是壹個人數更少的小集團。[25]
　　“公司的形式為壹種真正的貴族、真正財政寡頭的產生提供了有利條件。職業董事們出現了。這些董事們的職務就是專門管理各大公司的資本……許多公司之間聯系不斷增加的結果，使得這些董事聯合起來，建立了壹種個人王朝。出現了形形色色相互交織和名目繁多的關系：利益共同體，聯合管理處這種個人不負責而由董事會領導的雙重事實，為相互諒解和達成協議（即壟斷）提供了有利條件。”

　　股份公司（匿名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等等）的普及標誌著信貸及整個經濟實際上社會化的壹個重要階段。當銀行把小食利者存放在它那裏的款項貸給實業家時，實業家仍然是他用來進行經營的絕大部分資本的所有人。隨著股份公司的建立，企業主和年金所有者間的分離便日益加深。企業主的資本成了壹種工具，通過這個工具，他可以支配比自己的資本大好多倍的另壹些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