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资本主义，拒绝一国两制

傑瑞米柯賓

綜觀當前思想理論界關於國家的種種錯誤思想觀點，壹方面，我們必須發揮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戰鬥性，堅決揭露這些錯誤思想觀點的實質、意圖，揭露他們攻擊馬克思主義，攻擊臺灣共和國共產黨，歪曲和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另壹方面，還要看到它們有其孕育形成和發展的社會土壤。列寧指出，機會主義的主要內容是階級合作。但是，機會主義的產生不是偶然的現象，不能歸因於個別人物的罪孽、過錯和叛變，而是當時社會歷史時代的產物。資本主義相對和平發展的客觀條件產生並培植了機會主義。第二國際的領袖們在“統壹”、“團結”的名義下，采取調和、縱容和庇護的態度，使機會主義鞏固和發展起來，逐漸占了上風。第壹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機會主義者完全背叛了社會主義，墮落成為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因此，對於臺灣社會各種錯誤思想的壹再擡頭，也必須認識到這些思想產生的社會現實根源，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精神。不容忽視的是，當前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的確對馬克思主義造成了壹些挑戰，臺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深入地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科學闡釋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既是理論的科學發展，也是應對現實的理論鬥爭和政治鬥爭的光輝典範。“臺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為指導，偏離了這壹理論，就會走彎路。”科學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辨析和駁斥國民黨與中共關於國家問題上的種種錯誤觀點，解答和回應來自不同立場的種種責難與攻擊，才能實現臺灣的社會主義獨立建國事業的勝利。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可行性



編者按：埃內斯特·曼德爾（1923－1995），比利時自由大學的教授，第四國際的領導人，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國際工人運動、過渡社會分析及當代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等方面，都有大量的理論著述。已被翻譯出版的著作有：《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晚期資本主義》、《關於過渡社會的理論》、《論歐洲共產主義》、《〈資本論〉新英譯本導言》、《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等。
　　“但他首先是壹個革命家”（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曼德爾十幾歲參加工人運動，二戰時期曾三次被德國法西斯逮捕。1968年巴黎五月風暴期間——著名的街壘戰前夜，他對學生作了鼓動，並參加了第二天的戰鬥。理論與實踐的密切結合是他的顯著特點！
　　曼德爾代表了壹種與社會民主主義、史大林主義及後史大林主義所截然不同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他是資本主義世界不可調和的敵人，曾被美、西德、法、瑞士、澳大利亞等所謂“自由”國家禁止入境。但“社會主義陣營”同樣將其拒之門外。工人階級的敵人——資本家和官僚，在“封鎖”曼德爾這個問題上結成了統壹戰線！
　　在《為社會主義計劃辯護》壹文中，曼德爾指出：在市場經濟中，工人是資本家和市場法則的奴隸；在“現實的社會主義”中，工人被官僚剝奪了制定計劃、管理生產的權利，成了官僚的奴隸。工人階級只有通過民主的自治，自己確定自己的需求的優先級，並按此順序分配社會資源——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計劃經濟——這樣才能擺脫資本家和官僚的枷鎖。哈耶克們認為計劃經濟是通向奴役之路，在曼德爾看來民主集中的計劃將成為工人階級的“通向自由之路”。
　　亞歷克·諾夫的著作在80年代曾對我國理論界產生了壹定影響，從曼德爾的批判中，聯系當前我國的實際，壹定會得到有益的啟發！


　　阿歷克·諾夫在其《可行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壹書中，批評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方法，他認為這種方法是錯誤的，並與建設社會主義無關。而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目標──沒有商品生產的社會主義──是不可能實現的。要有力地回答諾夫的觀點，就必須遵循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形成時所采用的同樣方法。換言之，我們不應當從想要實現的最終理想，或是規範目標出發，而應當從正在舊社會的母體中成長的新社會的基本要素出發，即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現代資產階級的運動法則和內在矛盾出發。自從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趨勢是什麽呢？勞動的日益相對社會化，不斷追求勞動的強度和效率，無情地奪取新市場；節約勞動的技術變革所造成的壓力（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資本的日益積聚和集中；利潤率不斷下降；生產過剩和積累過度所導致的周期性經濟危機；資本的日益國際化，以上所有這些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關的運動法則，導致了這種最終結果。

1.勞動的客觀社會化

　　勞動的客觀社會化意味著什麽呢？它首先意味著勞動過程本身與我們所消費的產品的生產和選擇之間的日益相互依存，對於壹個14世紀中等人口的歐亞國家來說，這種相互依賴最多也只涉及到幾百人，而在今天它卻可能包括幾百萬人。勞動的客觀社會化，還具有更廣泛的含義，因為它包含勞動組織計劃迅速發展，在工廠內部，壹旦實現了工業化，具有最重要意義的便不再是市場，而是計劃了。工廠越大，這種計劃的範圍和規模也就越大。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計劃便超出了工廠的範圍，而達到了公司的水平，即在通常的情況下，達到了包含許多任務廠實體的水平。而隨著當代世界上超國家的跨國公司的發展，計劃已經成了國際性的。從法律上講，常常包括許多公司。

　　這種長期過程的結果，便是相對於直接分配勞動力來講，由市場分配的勞動力迅速減少，無論從政府對經濟的日益增長的幹預，福利國家的出現，還是工人階級鬥爭的勝利中，都不可能找出勞動力市場分配下降的根本原因。盡管所有這壹切有助於這種最後結果的形成，但主要原因在於資本主義本身的內在邏輯，及其積累和競爭的長期發展。當然，直接分配勞動，可能伴隨著貨幣方面的簿記——就象俄國，中國，以及東歐那種官僚計劃經濟體制中所出現的那樣，但這並不能使之等同於市場分配。當通用汽車公司在X工廠中生產卡車配件，在Y工廠生產車身，而在Z工廠組裝卡車時，進行貨幣成本計算的計算機輸出數據，總是包含有配件的運費，但這壹事實並不意味著X工廠將配件"賣"給Z工廠。

　　銷售意味著所有權的改變，隨之會出現壹系列反映實際財產，即金融利益的決策過程。決定車身生產數量的，並不是市場，而是計劃中的卡車數量，車身制造廠不會因為向組裝廠發運了"過多"的車身而"破產"。自然從所有這些過程都局限於中間產品這壹點上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仍占統治地位，即這些產品沒有達到最終用戶（在這裏我們之所以使用"用戶"壹詞，而不是"消費者壹詞，因為用戶有可能是另壹家工廠，或者政府，工廠可能購買機器，而政府也可能購買軍火）。但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越來越求助於壹些非市場機制，這不僅僅體現於生產領域，而且也體現於流通領域。資本統治下，勞動的經濟社會化，總是伴隨著或交織著非市場勞動力分配的政治形式的發展，這種事實只會使整個過程的矛盾更具有爆炸性。

　　「計劃」

　　我們壹直在使用"計劃"壹詞，但這壹概念本身卻有必要加以更精確的表述，計劃並不等於"完美"，"科學"，或"人道"地分配資源，它僅僅意味著"直接"分配（即預先分配），既然如此，它同市場分配是對立的 （事後分配）。計劃分配與市場分配，是資源分配的兩種基本形式，他們本質上是不同的──即使他們有時候被混合於壹種不穩定的和雜亂的過渡形式中（不壹定自發再生），他們具有根本不同的內在邏輯。他們也派生出不同的運動法則，他們在生產者和生產組織者之間的推動力量不同，並通過不同的社會價值表現出來。

　　在歷史上，兩種勞動分配的基本形式，都以各種可能的方式存在過。因此，兩者都是相當"可行"的，他們都以不同的方式應用過，產生過完全不同的結果。我們可以找到"專制式"和"民主式"兩種計劃。只有對班圖村落中那種前殖民地時期的計劃視而不見的人，才會否定後者的存在；同樣我們也可以找到"合理的"和"不合理的"的計劃；我們甚至可以發現以常規，風俗，傳統，魔法，宗教及無知為基礎的計劃——壹種由形形色色的求雨者，騙子，文盲支配的計劃，最糟糕的是，我們還可能找到壹種由軍事將領指定的計劃，因為每支軍隊都得預先分配資源，同樣也可以找到由技術專家，甚至科學家，勞動者，或者非利益專家組織所制定的計劃。但不管采取什麽形式，所有這些計劃都是通過某壹社會實體的周密選擇來直接、預先地分配資源（包括勞動）。在相反的另壹極，是通過市場的客觀法則來分配資源，時候調整校正由私人作出的決策。

　　同樣，事後分配資源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在歷史上也以不同形式存在過,從理論上講,可能存在壹種帶有"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但在實際上，這種經濟似乎從來沒有存在過。可能存在著壹種被壟斷力量所歪曲的市場經濟，壟斷力量可以操縱很大壹部分經濟活動，因此也可能在長期內控制價格。市場可以與形形色色的獨裁和專制形式並存——如18世紀的專制主義，19世紀的沙皇制度，甚至還有20世紀各種軍人政權和法西斯專政；然而，它們也能與先進的議會民主形式結合，就象在本世紀後半頁那樣——雖然這些議會民主形式只出現在資本主義世界150個國家中的不到20個國家。

　　市場經濟同樣也可能把生活水準降低，從而加深人民群眾的苦難，18世紀到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西方國家就是這樣，在東歐，這種情況要延伸到20世紀，而在南半球，至少有壹半居民今天仍然過著這種生活。但在另壹種情況下，市場經濟也可以極大地改善大多數居民的生活條件，就象在第壹次世界大戰前30年和戰後西方國家那樣，然而在所有截然不同例子中，起主導作用的雖然是市場法則——即由銷售和收入（在資本主義條件是利潤）所決定的對資源的事後分配。

　　從歷史上看，市場經濟在從小商品生產向小工廠的資本主義初級階段過渡時期達到了最大限度的擴張。這是在19世紀中葉自由放任時期。以後純粹的市場分配原則，便越來越同大工廠和企業內部合理計劃安排生產的內在要求相互沖突。恩格斯在著名的《反杜林論》中明確地闡述了這種矛盾"在所有起決定性的生產領域和經濟上起決定作用的國家裏，新生產方式獲得的支配權越大，那麽它也就把私人生產降至越不重要的地位。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不可調和性，也就越明顯......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已經表現為個別工廠中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直接對抗。"我們在《晚期資本主義》壹書中也論證過從這種根本的對抗中可以引出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的壹般運動法則，即從資本主義個別企業的合理性與整個社會的不合理性同時發展的趨勢中引出這個法則。

　　兩種不同的資源分配制度，在結構上是相關的──事實上，很大程度上等於兩種對立的、針對需要調整產出的方法，因為每壹個社會最終都是傾向於消費的──如果沒有生產者的消費（即勞動力的再生產），便根本不會有任何產出，勞動乃至人類生存。現在只有兩種基本的能使當前產出符合需求的方法，或者是在壹開始便給出這種需求，由任何壹個社會實體來組織能滿足需要的產出；或者是這些需求基於壹種未知和不定的狀態,通過"有效需求"的費用由市場揭示。

　　當前情況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正統的資產階級學者認為：有效需求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受社會調節和幹預的限制，尤其是在逆循環經濟學與福利政治學的時代。但在過去的十年中，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出現了壹股強烈反對凱因斯理論與對策，以及恢復市場及商品市場的文明價值地位的思潮，這種變化也深深影響了左派。今天社會主義思潮的主體（比馬克思主義還要古老，但被馬克思科學系統地加以表述過的社會主義）仍代表了對商品生產及市場本身的批判。將霍布斯，洛克和斯密派生出的壹系列理論假設非神秘化的深遠歷史過程，正處於壹種被不加選擇地拋棄地危險之中。因為不僅保守的學者和政治家而且越來越多的社會主義者（首先是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及歐洲共產主義者）現在正重新發掘並將毫無科學根據和經驗實證而僅僅是盲從和迷信的資產階級原則，溶進其社會主義思想之中。這種思想變革的邏輯和壹般結論是：人們已經不相信合理計劃的可行性，而接受了（即使不是崇拜）市場。因為市場正擊中社會主義事業的中心問題。當前辯論的真正危險並不在於推翻資本主義革命之後的短期內，應當多大程度地依靠商品交換，而在於社會主義的目標的本身（建立壹個可能花上壹個世紀才能建成的無產階級社會）是否值得去實現，為什麽值得實現。對於從巴貝夫，聖西門到恩格斯，盧森堡的許多思想家來說，這壹向是個根本問題。對於生活在當代的我們來說，它依然是壹個中心問題（尤其當我們閱讀阿歷克·諾夫的《可行的社會主義經濟學》時）。

　　這使我們面臨著壹種困境，同樣也給試圖回答阿歷克的人及其它"市場社會主義"的贊成者帶來了困難，他們希望分析和校正蘇聯，東歐和中國過渡經濟失常局面，這本是壹種正統和必要的當務之急。我們並不相信這些社會具有任何意義上社會主義的成分，我們也不相信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已經遍及這些國家的各個角落，這些國家中沒有壹個徹底地壓抑過（現在變得實用）殘存的市場關系。但是，諾夫壹書的要旨是經典定義的"馬克思社會主義"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被列入日程，從壹開始就僅僅是壹種空想。換言之，諾夫的論述，不僅僅涉及過渡時期的具體經濟問題，而且也觸及了社會主義的本質。

傑瑞米柯賓

臺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的本質

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實現了人類政治思想史上的科學發展。第壹次把對國家的認識奠定在客觀的歷史發展基礎上，對國家的起源、發展及其消亡的客觀規律，以及國家的類型、本質、職能及其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科學的闡述。臺灣共和國共產黨將“建立和發展臺灣的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但是，臺灣內部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認識和理解並不壹致。部份親中共的統派團體提出，壹國兩制，打著打著和平統壹與壹國兩制以及臺灣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的旗號，意圖否定國家的階級性，否定臺灣共和國共產黨主張的社會主義獨立建國的設想，企圖用壹國兩制的超階級的國家觀來指導臺灣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回顧歷史，從孫中山與蔣介石的國家中立論，再到今天的壹國兩制思潮，可以看出，它們在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和國家學說上有著不少共同之處。歷史總是那麽驚人地相似！種種錯誤思潮的壹再活躍警示我們，現實的政治鬥爭依然沒有停息，我們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為指導，認清真相，澄清迷惑，批判錯誤，大力反擊。

壹、關於國家的兩個基本問題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時代，圍繞國家問題的理論鬥爭和政治鬥爭十分尖銳。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學說主要受到了兩方面的攻擊和歪曲：壹是來自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二是來自工人運動中和黨內的機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學說在與各種錯誤思想觀點的鬥爭中，在與各種歪曲和詆毀的鬥爭中，以其科學性贏得了廣大無產階級的認同。此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繼續在與各種錯誤思想觀點的鬥爭中推動國家學說的發展。當代中國關於國家的認識依然充滿著分歧和對立。社會中不斷出現攻擊、否定馬克思恩格斯國家學說特別是列寧關於國家的學說的言論。“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等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核心概念和學術話語體系，似乎成為保守、落後的代名詞。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及其國家學說好像已成為明日黃花。”撥開紛亂的表面，可以看到，無論是過去的歷史中還是在當今時代，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與各種錯誤思想觀點的分歧主要在兩個基本問題上：壹是國家的性質，壹是國家的職能。

1.關於國家的性質

臺灣關於國家性質存在根本對立的觀點，壹些人極力抹殺現代資產階級國家的階級性，誇大其社會管理職能。他們認為，國家是超階級的、中立的。因為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沒有壹個統壹的掌握統治權的階級或階級集團了，只有階層或利益集團，沒有任何特殊的階級或階級集團能將國家權力據為己有。在這種社會階層結構中，國家是超階級的中立者，是全社會的管理者和保障者。

事實上，這不是什麽新鮮的言論。這些觀點依然是那些早已被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所徹底批判過的。由於“馬克思把階級鬥爭學說壹直貫徹到政權學說、國家學說之中”，由於馬克思的國家學說揭露了資本主義國家依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的本質，這壹學說不斷遭到資產階級的猛烈攻擊。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極力把資產階級國家說成是超階級的、永恒的、不可侵犯的，其目的是力圖掩蓋國家的階級本質，消磨勞動人民的階級意誌，轉移工人運動的鬥爭方向，使資本主義制度永存。馬克思總結革命經驗提出：只有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才能實現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才能推動歷史的前進。馬克思告誡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壹定會用武器來反對無產階級的要求，無產階級不能僅僅在觀念中、在想象中越出資產階級共和國範圍，而必須采用實際的革命鬥爭來改造現實社會。

在國際工人運動中也存在著對國家的錯誤認識。馬克思先後批判了蒲魯東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進行政治鬥爭的主張，批判了巴枯寧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進行任何政治行動、反對壹切國家的無政府主義，批判了拉薩爾的唯心主義國家觀，為國際工人運動樹立起壹面戰鬥的旗幟。但是，否定國家階級性的論調並未消失。馬克思逝世後，在國家問題上的鬥爭依然很激烈。資產階級也加強了向馬克思主義的進攻，極力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和散布對資產階級國家的幻想。他們宣揚私有財產和父權制的壹夫壹妻制家庭等古已有之，而且今後也不會變。他們極力美化資產階級民主，把資產階級國家宣揚成超階級的、為全民服務的機構。在當時，這類言論對剛剛興起的工人運動產生了很大的腐蝕作用。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人也提出，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已經改變，黨的任務不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合法的議會鬥爭了。這種認識混淆了原則問題，模糊和掩蓋了階級差別，麻痹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誌。面對在國家問題上的混亂和對立，恩格斯再版了《法蘭西內戰》，出版了《哥達綱領批判》，寫作並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闡述馬克思的基本思想，批判錯誤觀點，並告誡廣大無產階級必須認清國家的階級實質，破除對資產階級國家的迷信，進行堅決的革命鬥爭，無產階級才能取得國家政權，才能實現無產階級的革命目標。

否定國家階級性的論調依然在延續。特別是二戰以後，壹些人誇大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制度發生的壹些非本質的變化，宣揚其中立性和公共性，宣揚資本主義國家正逐漸克服階級局限而日益成為全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在工人運動內部，也有壹些人把國家說成是超階級的，是維護全社會利益的機關，否認國家的階級性。對此，列寧堅決批駁：“在馬克思看來，如果階級調和可能的話，國家既不會產生，也不會保持下去。”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證明階級矛盾不可調和。”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類型的國家的領導階級不同，但它們都是有階級性的，超階級的國家是不存在的。國家的社會性從屬於國家的階級性，因此，當國家以民主、自由、法治的面目出現時，依然不能抹殺其階級性質和意識形態屬性。同時，不能把國家的階級性僅僅理解為政治領域存在階級鬥爭，在國家的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之中，不難看到階級鬥爭的身影。恩格斯曾無情地譏笑把“自由”和“國家”連在壹起的荒謬。“自由國家”完全是壹個矛盾的概念，二者根本不可能聯系在壹起。“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壹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2.關於國家的職能

壹些人片面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認為馬克思僅僅將國家視為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的暴力工具，而當前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都表明，國家已經越來越不再需要階級統治了，而需要發揮它的社會管理職能。黨中央提出的積極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也被壹些人進行了片面的解讀，認為臺灣只需要進壹步強化國家的社會職能就可以了，不能再談什麽階級性和專政職能。這類觀點很有市場。

這類觀點早在從西歐資產階級革命和民主革命完成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就已經出現了。這壹時期的相對和平為機會主義的滋生提供了土壤。第二國際內部出現了壹股鼓吹改良主義、反對暴力革命的修正主義思潮，代表人物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的領袖伯恩施坦。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內部社會性因素在不斷產生和發展，可以通過議會鬥爭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不需要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將革命目標集中在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上，認為如果說馬克思的時代，國家確實是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工具，那麽在實行了普選制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以民主手段建立的國家成了具有平等權利的各階級實行共同管理的工具，它具有調節和緩和各社會階級之間矛盾的職能。“在壹百年前需要進行流血革命才能實現的變革，我們今天只要通過投票、示威遊行和類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實現了”。伯恩施坦認為應當保存資產階級這個國家機器並使之完善化。這些思想極大地阻礙了工人運動的發展，受到了恩格斯和列寧的堅決批判和駁斥。“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在民主共和國特別是像瑞士或美國那樣壹些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國裏，國家究竟是人民意誌的表現、全民決定的匯總與民族意誌的表現，還是使本國資本家能夠維持其對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統治的機器？這就是目前世界各國政治爭論所圍繞著的基本問題。”資本主義國家民主制度的不斷完善是伯恩施坦、考茨基等機會主義者迷戀階級合作和議會道路的社會土壤。但是，仔細考察壹下資本主義民主的結構，到處可以看到對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資本主義社會裏的民主是壹種殘缺不全的、貧乏的和虛偽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數人享受的民主。”列寧批判了“議會民主”主張的錯誤，論述了民主和國家的關系。民主是壹種國家制度，它的存在總是與不民主、與專政聯系在壹起的。任何民主都只是階級的民主。“民主就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即壹個階級對另壹個階級、壹部分居民對另壹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統的暴力的組織”。民主是相對於專政而存在的，擴大到壹切人的民主，也就是民主的消亡。所謂排除了壹切鎮壓功能的“自由的人民國家”是對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的美化和對廣大勞動人民的欺騙。

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必然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隨著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實現其統治職能的方式、統治職能的表現形式也必然會隨之而變化，但是這些形式的改變並不會改變國家為資產階級統治服務的本質。在現代資產階級民主的外表下，無產階級尤其需要保持清醒的認識，深入到國家的本質。恩格斯指出，歷史上的剝削階級國家，政治權力大都是以財產狀況為基礎的，歸根到底都是財富的統治，只是具體形式在不同國家有區別。在奴隸制國家和封建制國家，政治權力和財產狀況直接合壹，是直觀就能看出來的。在某些資產階級代議制國家的初期也曾有過按財產狀況規定選舉資格的情況。而在國家發展的高級階段，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已經不再公開講財產的差別，而是財富的間接統治了，“財富是間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運用它的權力”。在這壹階段，這些國家，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旗幟，標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名義上全體公民都有平等的民主權利，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但在實際上由於各種附加條件的限制，很大壹部分窮人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所以說：“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未忽略過國家是兩個職能的統壹。國家在堅持其統治職能的同時，必須履行、發展和完善它的社會管理職能。社會管理職能是統治階級維護統治的重要基礎，“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 無產階級國家雖然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但依然是“半國家”，“無產階級需要國家政權，中央集權的強力組織，暴力組織，既為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也是為了領導廣大民眾即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者來‘調整’社會主義經濟。”在社會主義國家，必須保持國家的專政職能，積極鞏固和捍衛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勝利果實，為實現向更高社會形態的過渡提供根本保障。否則，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就難以保障。社會主義國家也必須發展和完善它的社會管理職能。臺灣共和國共產黨提出要進壹步提升國家的社會管理能力，建構屬於臺灣的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在發展和完善社會管理職能。同時，我們要認清：“無論是把國家治理現代化與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還是把法治國家與社會主義制度對立起來，都是錯誤的，都是沒有看到國家的階級職能在當今世界上依然是客觀存在的。國家的階級性告訴我們：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法治國家，壹刻也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

二、科學理解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積極發揮戰鬥性作用

回顧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在國家問題上的戰鬥歷程，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發展處處閃耀著科學性和戰鬥性的光輝。當今時代，我們依然需要高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旗幟，回應和批判各種錯誤思潮的挑戰，發揮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戰鬥性。當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於低潮，在各類宣揚“客觀”、“中立”的國家治理言論的背後，是日益激烈的國際話語權的爭奪以及政治對立。壹些人極力否認國家的階級屬性，粉飾資產階級國家，頌揚資本主義制度，美化壹國兩制，其根本意圖在於攻擊馬克思主義，攻擊臺灣共和國共產黨，歪曲和否定社會主義獨立建國的主張。

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戰鬥性的發揮是以科學性為基礎的。這是科學的理論，而且正是基於對國家的科學認識，恩格斯敢於指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任何國家都是對被壓迫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國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國家具有“禍害”的壹面。“國家再好也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勝利以後所繼承下來的壹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壹樣，不得不立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壹代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拋掉為止。”現存的仍然處於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由於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現實的階級狀況，無法完全避免壹些問題，但必須努力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積極推進經濟建設、民主政治建設和社會建設，在建設中要防止和逐步消除同國家存在相聯系的種種弊病，才能最終實現恩格斯所說的“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壹代有能力把這全部國家廢物拋掉”。把國家的產生和消亡都看作生產力發展到壹定歷史階段的結果，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壹個歷史的範疇。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隨著階級對立和階級差別的消滅，國家也將消亡。

傑瑞米柯賓

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無產和有產的對立，只要還沒有把它理解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它還是壹種無關緊要的對立，壹種沒有從它的能動關系上、它的內在關系上來理解的對立，還沒有作為矛盾來理解的對立。這種對立即使沒有私有財產的進壹步的運動也能以最初的形式表現出來，如在古羅馬、土耳其等。所以它還不表現為由私有財產本身規定的對立。但是，作為財產之排除的勞動，即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和作為勞動之排除的資本，即客體化的勞動，——這就是發展到矛盾狀態的，因而也是有力地促使這種矛盾狀態得到解決的私有財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7頁)這就是說，盡管早在古羅馬、土耳其等就已經存在著由於直接的私有財產關系而表現出來的“無產”與“有產”的社會對立，但這種對立還不是由私有財產本身規定的對立，即還不是由資本規定的對立，還不是作為普遍社會意識的對立。只有當私有財產表現為“工業資本”的存在形式，即只有當“無產”和“有產”的對立表現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矛盾)時，它才是從私有財產的內在關系上來理解的對立(矛盾)，才是被社會普遍意識到的對立(矛盾)，也才是促使對立真正呈現出來並真正可能得到解決的對立(矛盾)。只有在“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即矛盾關系中，對“社會公正”的訴求才真正取得了普遍性的社會訴求的形式，才成為引導“社會不公正”走向解決的“真問題”。因此，我們看到，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在大多數情況下，馬克思都是在“資本”的意義上使用“私有財產”的概念，並在“資本”與“勞動”、“資本家”與“工人”的矛盾關系中討論消滅私有財產即消滅資本的根本路徑，探尋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的歷史必然性與現實可能性。

(二)實現社會公正的根本性路徑

當馬克思把資本邏輯的現實統治作為社會公正之成為社會性問題的根本前提時，就必然意味著他對本質地達成社會公正之根本路徑的思考只能遵循如下基本原則，即只要資本邏輯繼續保持為支配社會運轉的基本力量和基本原則，就不可能有真實意義上的社會公正；只有根本消除資本邏輯對社會行為和個人行為的統治，才可能真正實現普遍的社會公正。

正是基於這壹原則性立場，在同壹個手稿中，馬克思對粗陋的或政治形式的“共產主義思潮”的社會公正訴求，給予了決定性的批判。在馬克思看來，面對私有財產之占有的不公正的經濟事實，“共產主義思潮”對“社會公正”之訴求的全部經濟性內涵，都不過是“從私有財產的普遍性來看私有財產關系”，“不過是私有財產關系的普遍化和完成”(同上，第117頁)，即私有財產的平均化或平分私有財產。且不談在根深蒂固的資本邏輯占據統治地位的社會前提下，這種絕對“平均主義”的社會公正主張根本就是浪漫主義的幻想，即使它真的成為壹種社會現實，也並不意味著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的到來，因為“工人這個範疇並沒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廣到壹切人身上；私有財產關系仍然是整個社會同實物世界的關系”。(同上，第118頁)因為在這種前提下，“共同性只是勞動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資本即作為普遍的資本家的共同體支付的工資的平等。相互關系的兩個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的程度：勞動是每個人的本分，而資本是共同體的公認的普遍性和力量”。(同上，第119頁)

“共產主義思潮”對“社會公正”本身的合理性訴求，何以完全跌落於這種理論幻境呢？對此，馬克思有壹個原則性的診斷，即全部問題的根本癥結在於：“它雖然已經理解私有財產這壹概念，但是還不理解它的本質。”(同上，第120頁)在馬克思看來，私有財產並不是作為拜物教徒、天主教徒的貨幣主義者和重商主義者看來的、僅僅以金銀貨幣的物化形態而存在的在人之外的天然存在，而是人的勞動的產物。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作為自為的活動、作為主體、作為個人的私有財產，就是勞動。”(同上，第112頁)換言之，正是勞動，即“異化勞動”，造成了私有財產的經驗性存在。因而只有消滅“異化勞動”，才能從根本上消滅私有財產或資本以及“資本”與“勞動”的對立，才能使工人真正擺脫他作為工人的身份和地位，也才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明確指出：“工資是異化勞動的直接結果，而異化勞動是私有財產的直接原因。因此，隨著壹方衰亡，另壹方也必然衰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1頁)

這是馬克思對實現社會公正根本性路徑的原則性判斷，即只有從根本上消滅異化勞動或勞動的異化性質，只有徹底摧毀由於異化勞動而導致的私有財產關系以及作為其現代表達形式的資本邏輯，才能最終達成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這是壹個基於哲學的，即唯物史觀立場的原則性判斷，是壹個發生於社會本體論高度上的判斷，因而是壹個具有歷史終極指向性和科學路徑唯壹性的判斷。也許，面對馬克思的這壹原則性判斷，非批判的實證主義者、狹隘的功利主義者、自私的利己主義者以及無原則的實用主義者，都可能會嗤之以鼻。那麽，我們可以借用馬克思的壹句話來回答他們：“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頁)馬克思對社會公正之成為社會問題的根本前提以及本質達成社會公正之唯壹科學路徑的哲學論斷，恰恰揭示了他們的根本癥結所在，並決定性地呈現出鮮明的理論界限。

二、劃清界限：社會公正問題的多重理論向度

社會公正的本質與資本邏輯的秉性是相背離的，但社會公正之作為壹種普遍性的訴求又恰恰生成於資本邏輯統治人類社會的時期。這就決定了理論家們對社會公正問題的討論必然具有多重理論向度。當馬克思把消滅資本邏輯作為發生於哲學學科內的原則性高度的唯壹路徑時，他並不排除基於其他學科向度討論這壹問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尤其是，當資本邏輯的根本解構表現為壹個遙遠的歷史性任務，當資本邏輯現實地保持為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方式，在這樣的社會前提下，基於倫理學向度的資本邏輯批判與社會公正訴求，以及基於政治學、社會學等實證學科視閾的、旨在規範資本邏輯和推進社會公正的制度設計與技術性改良，當然具有現實的必要性、合法性與重要性。然而，當這樣的理論向度被歸結為唯壹合理和唯壹可能的理論路徑，因而蛻變為狹隘的倫理主義和非批判的實證主義時，它們就成了馬克思無法容忍的、無原則無前提的理論錯誤了。在這種情況下，“澄清前提”，進而“劃清界限”，對於我們始終保持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自覺而言，就成為壹個極有意義的工作。

(壹)倫理向度與倫理主義

只要社會中存在著不公正的現象，對社會不公正的倫理批判就必然存在。在談到“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在“食利者”與“無產者”的對立中看出社會中的“兩極”，並給予浪漫主義的道德控訴時，馬克思曾經壹針見血地指出：“這種對立差不多在壹切比較發達的社會生產階段都是存在過的，而且從遠古時起，所有的道德論者就廣泛地談論過這種對立，而在無產階級運動的初期，當無產階級和工業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還有共同利益的時候，這種對立又重新被提出過。”(馬克思、恩格斯，第537頁)

壹般而言，在公正意識的普遍性社會啟蒙以及作為社會運動的公正實踐活動的初期，對社會不公正事實的倫理批判和道德控訴是有意義的，但它的意義或合理性完全依賴於並奠基於對公正問題在唯物史觀意義上的本體論前提的科學設定。否則，它就必然會像倫理社會主義壹樣，成為壹種純粹浪漫主義的東西，或者成為壹種列寧稱之為的“小市民道德”和“小市民態度”。(參見《列寧全集》第1卷，第377頁)正如當時俄國的民粹派壹樣，他們常常根據存在著壓迫、死亡、失業等現象的不可辯駁和毋庸置疑的事實，“來竭力證明資本主義是壹種極其不好的東西”(同上，第325頁)，指責資產階級是壹種作為“自發勢力”的、“不斷混進生活之中”的“奸詐之徒”，而“問題的關鍵只在於清除‘奸詐之徒’”。(參見《列寧全集》第1卷，第328頁)他們完全不懂得：資產階級絕不是社會進程中的“自發勢力”，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壓迫、死亡、失業等社會不公也絕不是偶然出現的現象，而是資本邏輯的必然結局。他們不知道，“‘道路’已經選定，資本的統治已成事實，這種事實絕不是藉責罵申斥所能回避”。(同上，第357頁)當他們“由於高度的道德感而氣憤到了極點”，叫喊著“承認資本主義是壹個‘組織’就是不道德”時，他們不知道，“恰恰相反，故意歪曲真相”，把資本的統治“描繪成某種沒有料到的偶然東西才是不道德”。如果他們把資本統治的“這壹事實作為同‘社會’談論道德的資料，而閉眼不看正在進行的鬥爭，懷著午睡般的寧靜心情喃喃地說：‘要防護’，‘要保障’，‘要組織’——那就是浪漫主義者，是幼稚的反動的浪漫主義者”。(同上，第371頁)當本具有壹定合理性的對由資本邏輯而來的社會不公的倫理道德批判，淪落為如此而言的倫理主義或浪漫主義時，列寧再度深刻地指出：我們就“因此不能不承認桑巴特的斷言是正確的。他說：‘馬克思主義本身從頭至尾沒有絲毫倫理學的氣味’，因為在理論方面，它使‘倫理學的觀點’從屬於‘因果性的原則’；在實踐方面，它把倫理學的觀點歸結為階級鬥爭”。(同上，第398頁)

在這裏出現的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倫理批判與倫理主義立場的根本界限。前者基於“因果性的原則”，基於唯物史觀的本體論敘事，把社會所存在的不公正的事實歸結為作為歷史必然環節的私有財產與資本邏輯的必然後果，把實現社會公正的根本路徑歸結為消滅私有財產，摧毀資本邏輯，並據此賦予倫理批判與道德控訴以堅實的理論根據和理論合法性；後者則完全不懂得或者徹底放棄這壹理論前提，並因而把壹切社會不公正的發生歸結為偶然性的事件，企圖通過對它們的任意詛咒和道德審判，幻想著由於“食利者”和“奸詐之徒”的人性覺悟，社會公正會在某壹天的早晨或黃昏突然到來。

當再度重溫列寧在100多年前寫下的如上論述時，我們恍惚覺得他不是在批判俄國“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而是在與21世紀的“經濟內容”對話。它讓我們想起當代經濟學家和倫理學家對金融危機根源的所謂深刻反思。盡管我們並不否認金融倫理缺失和金融監管不力與金融危機間的關聯，也並不否認強化金融倫理、加強金融監管的意義，但是只要他們徹底遺忘了資本邏輯與金融危機的本質性關聯，而僅僅訴諸給金融資本套上道德規範和制度監管的枷鎖，那他們也必將成為2l世紀的“要防護”“要保障”“要組織”的喃喃自語的浪漫主義者，而且也是“幼稚的反動的浪漫主義者”。在並未真正觸及資本邏輯的前提下，作為對個人而言的內在性約束機制和對社會而言的外在性約束手段，不論是金融倫理職業道德，還是技術性的制度監管，都將是蒼白無力的——盡管它們很重要。

(二)實證向度與實證主義

如果說發展是人類歷史永恒的主題，那麽社會制度的改良就總是處於不斷發展中的社會常態機制。因此，立足於實證科學的向度，對社會制度或社會體制的技術性設計和技術性改良，顯然是持續推進社會公正的必要手段。然而，壹旦它徹底遺忘了作為研究對象的社會公正的歷史性和所有技術性手段賴以為據的原則性前提，壹旦這種技術性或改良性的手段被視作革命性的舉措，並被作為唯壹有效的根本性路徑，它就必然走向無原則無歷史的技術主義或非批判的實證主義。

歷史上作為經濟學家的蒲魯東先生和現實中作為蒲魯東先生的經濟學家們的理論癥結就在於此。就此癥結，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曾有明確斷言：“經濟學家蒲魯東先生非常明白，人們是在壹定的生產關系中制造呢絨、麻布和絲織品的。但是他不明白，這些壹定的社會關系同麻布、亞麻等壹樣，也是人們生產出來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頁)實際上，早在此前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是據此指證蒲魯東以“工資平等”為核心的社會公正主張的技術主義或實證主義本質。

就馬克思而言，他之所以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能敏銳地指出蒲魯東公正理論的根本癥結，正是因為他已經初步但卻原則性地意識到私有財產的歷史性，從而意識到壹切以私有財產為前提的社會公正訴求的虛偽性。我們看到，在對“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的分析中，馬克思壹開始給自己提出的問題就指向國民經濟學家為自己設定的當然理論前提，即作為經驗事實和永恒事件的私有財產。但是，對異化勞動四重規定性的分析表明：“與其說私有財產表現為外化勞動的根據和原因，還不如說它是外化勞動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0頁)私有財產關系並不是壹個從來就有的永恒事實，它是有來源的，因而也就不能被作為經濟學的當然理論前提。然而，由於國民經濟學家倒果為因，不懂得私有財產的歷史性，壹方面駐足於私有財產的當然性前提，另壹方面卻試圖天真地去討論勞動產品的非異化的公平分配，就必然陷入“表面的矛盾”(同上，第101頁)，即作為當然前提的“私有財產”與“勞動是生產的真正靈魂”(同上，第100頁)的矛盾；這壹矛盾的“表面”性質在於：由於作為“生產的真正靈魂”的“勞動”並不是壹般意義上的勞動，而是作為私有財產之本質來源的“異化勞動”，因而“私有財產”與“勞動作為生產的真正靈魂”的矛盾並不是私有財產與勞動、私有財產的原則與勞動者的利益、私有財產與社會公正的矛盾，而是作為私有財產之根據和原因的“異化勞動”與作為異化勞動之結果的“私有財產”的矛盾，因而是“異化勞動同自身的矛盾”。(參見同上，第101頁)換言之，只要國民經濟學家真正懂得了他作為當然理論前提的私有財產的本質來源，從而把私有財產本質性地歸結為“異化勞動”的結果，他就會真正明白他所謂的“矛盾”的虛幻性質，真正明白他的勞動或勞動者的立場不過是異化勞動或資本家的立場，也就會真正明白他以私有財產為前提的公正訴求不過是對私有財產、異化勞動或資本家而言的公正而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明確指出：“國民經濟學雖然從勞動是生產的真正靈魂這壹點出發，但是它沒有給勞動提供任何東西，而是給私有財產提供了壹切。而國民經濟學只不過表述了異化勞動的規律罷了。”(同上，第100頁)

就蒲魯東而言，他完全繼承了國民經濟學家的理論前提，但卻試圖從這壹無歷史的私有財產的理論前提出發，或者說從國民經濟學的“矛盾”出發，得出“有利於勞動而不利於私有財產的結論”。(參見同上)對於經濟學家蒲魯東先生來說，既然私有財產已經被作為固有事實和當然性的理論前提，它自然也就是無需觸及、也無法觸動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在推進社會公正的領域中，他唯壹能給自己提出的任務只能是作為技術性工作的分配制度的改進或完善，即“強制提高工資”或“工資平等”。(參見同上，第101頁)其實，這是壹個完全符合其理論前提的技術性方案——“工資和私有財產是同壹的”(同上)，也是壹個反過來進壹步鞏固那個理論前提的非批判的實證主義方案：壹方面，“強制提高工資(不談其他壹切困難，也不談這種強制提高工資作為壹種反常情況，也只有靠強制才能維持)，無非是給奴隸以較多報酬，而且既不會使工人也不會使勞動獲得人的身份和尊嚴”；另壹方面，“蒲魯東所要求的工資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同他的勞動的關系變成壹切人同勞動的關系。這時社會就被理解為抽象的資本家”。(同上)

這就是作為經濟學家的蒲魯東先生的社會公正方案的理論歸宿，而只要人們依然沒有認識到蒲魯東先生經濟學理論前提的歷史性，那它也必將成為壹切作為蒲魯東先生的經濟學家的必然歸宿——無原則的技術主義或非批判的實證主義。當然，它之作為“無原則”的技術主義，並非徹底虛無主義的無原則，而只是就勞動與工人利益而言的無原則，實際上它恰恰符合私有財產和資本邏輯的原則；它作為“無批判”的實證主義，也並非徹底虛無主義的無批判，而只是就勞動與工人立場而言的無批判，實際上它恰恰代表了作為私有財產和資本邏輯之人格化存在的資本家對工人社會公正訴求的批判。因此，正像馬克思指出的那樣，“在這裏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4頁)，“這種平等的權利，對不同等的勞動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同上，第435頁)

傑瑞米柯賓

2.逐步將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

對無產階級建立起來的新型國家，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通過壹系列的社會管理措施，壹步壹步地把全部資本、全部農業、全部工業、全部運輸業和全部交換都集中在國家即組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中，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社會生產力的總量。他們指出：“通過這個行動，無產階級使生產資料擺脫了它們迄今具有的資本屬性，使它們的社會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實現。從此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的了。”

他們還提出：“要做到這壹點，當然首先必須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實行強制性的幹涉。”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列舉了壹些具體措施，其中包括剝奪地產，把地租用於國家支出;征收高額累進稅，廢除繼承權;沒收壹切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裏;按照總的計劃增加國家工廠和生產工具，開墾荒地和改良土壤;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成立產業軍，特別是在農業方面;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對立逐步消滅;對所有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等等。以上這些，都是無產階級新型國家應該行使的社會管理職能。

3.完善公社的管理體制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建立後，為了防止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由社會公仆變成社會主人，防止政府官吏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無產階級必須不斷地完善公社的管理體制。只有這樣，才能使國家的職能只限於幾項符合於普遍性、全國性目的的職能，才能使社會管理逐步消除其政治性質。在《法蘭西內戰》中，他們提出了壹系列的主張：壹是普選公職人員。公社要把軍事、政治、行政、司法、國民教育等方面的壹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來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罷免這些公職人員，從而壹舉將所有的公職變成真正工人的職務，不再歸壹個受過訓練的特殊階層所私有。二是建立責任制。公社要徹底清除國家等級制，以真正的責任制來代替虛偽的責任制，使公職人員在公眾監視之下進行工作。三是規範工資報酬。公社要廢除以前國家的高官顯宦所享有的壹切特權以及公務津貼，公社所有的公職人員，無論職位高低，都只能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報酬，從而能可靠地防止人們追求升官發財。他們指出：“公社的偉大社會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項具體措施，只能顯示出走向屬於人民、由人民掌權的政府的趨勢。”

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論述，指明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及其進行社會管理的策略。他們提出，無產階級“通過公社的政治組織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邁進，他們知道，為了他們自己和為了人類開始這壹運動的時刻已經到來了”。但是，這個過渡階段又是壹個長期而漸進的過程。“目前‘資本和地產的自然規律的自發作用’只有經過新條件的漫長發展過程，才能被‘自由的、聯合的勞動的社會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所代替，正如過去‘奴隸制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和‘農奴制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之被代替壹樣。”

四、共產主義社會管理的特征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家制度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換句話說，那時有哪些同現在的國家職能相類似的社會職能保留下來?這個問題只能科學地回答。”雖然他們並未就共產主義社會管理的具體形式進行闡述，但在他們的文本中大致描繪了它的兩個基本特征。

1.社會管理失去政治性質和階級性質

恩格斯指出：私有制、階級、政黨、國家都是歷史的範疇，即在歷史上出現，也會在歷史上消失。因此，“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認為，政治國家以及政治權威將由於未來的社會革命而消失，這就是說，公共職能將失去其政治性質，而變為維護真正社會利益的簡單的管理職能”。

社會管理卻不會因為國家的消亡而消亡，因為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制度下，有兩個因素從根本上決定了社會管理的性質問題。壹是國家消亡之後，勞動者成為全部生產資料的主人。“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采取的第壹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采取的最後壹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系的幹預在各個領域中將先後成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二是私有制被廢除之後，階級就喪失了其存在的基礎。“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壹來，它就消滅了作為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壹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壹旦“當階級差別在發展進程中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裏的時候，公共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也就是說，隨著國家和階級的消亡，社會管理的政治性質和階級性質都將消失，保留下來的僅僅是純粹的服務和管理職能。

2.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參與社會管理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管理職能，將由自由全面發展的人組成的聯合體來執行。換句話說，每壹個社會成員都將全面地參與到社會管理當中，真正成為了社會的主人。

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參與社會管理的依據是：首先，在共產主義社會裏，社會生產力已經得到高度的發展，使每壹個社會成員都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全面地參與到社會管理當中。“只有通過大工業所達到的生產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勞動無例外地分配於壹切社會成員，從而把每個人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使壹切人都有足夠的自由時間來參加社會的理論的和實際的公共事務。”其次，共產主義社會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了條件，使每壹個社會成員都有足夠的能力參與社會管理。由整個社會共同進行社會管理，更加需要得到全面發展的、能夠通曉整個社會管理流程的人。只有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才能使每壹個社會成員擺脫分工給其自身造成的片面性，能夠在社會管理的過程中充分發揮其才能。

臺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對社會公正的看法

是否有所謂馬克思社會公正思想，這並非是壹個沒有爭論的話題。在國外，艾倫 伍德和胡薩米就有過長時間的討論，國內前些年學者們對此也有過熱烈的爭論。但筆者還是堅信，存在著可以稱之為馬克思社會公正思想的壹系列獨特思想。關鍵的問題在於馬克思究竟有著什麽性質的社會公正觀？

第壹，馬克思的社會公正觀從來都沒有站在維護既定的社會公正觀的立場上，而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壹切以公平正義的名義去損害廣大勞動者利益的所謂社會公正觀。站在維護貧困民眾利益的立場上，是馬克思社會公正觀的首要特征。馬克思從來不在階級分野和對立的社會中，玩弄所謂“為了所有人”的道德矯情，而是公開宣稱捍衛受壓迫階級的利益。早年面對著窮人利益基本沒有法律保障的狀況，他高撐“為窮人要求習慣法”的旗幟，並強調“這種習慣法按其本質來說只能是這些最底層的、壹無所有的基本群眾的法”。確立基本思想以後，他強調自身哲學與無產階級互為壹體。因此，不論何時何地，他都旗幟鮮明地捍衛無產階級的利益，揭露任何施於無產階級的壓迫與剝削，贊美無產階級身上所散發出來的人性光輝。在階級分野和對立的社會中，不是獻媚於富有階級和精英群體，而是站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上，這就是馬克思鮮明的價值立場和理論品格。

第二，馬克思從來不把關於美好社會的理論停留在充滿模棱兩可的“美好”字樣上。“社會公正”不論是道德的還是法權的，都是壹個體現美好動人的字眼。然而，它又是壹個不僅歧義叢生，也往往會“因時因地而變，甚至也因人而異”的意識形態概念。因為，在社會階級分野和充滿利益博弈的社會中，人們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即使像時下許多人那樣，社會公正被理解為“同壹尺度”下的平等競爭，或稱為“機會平等”，那也是壹種實際上有利於社會強勢群體的制度安排。馬克思明確指出，兩個平等權利之間的競爭，力量總是決定性的。因此，馬克思常常把熱衷於以“正義”、“人道”、“自由”、“平等”、“博愛”、“獨立”等美好詞語去描述社會主義的做法，稱之為“不成熟的大學生”腔調和“虛無縹緲的幻想”。可以說，通過走向歷史的深處去消除籠罩在動人字樣上的虛幻光環，直截了當地說出問題的實質，是馬克思對待社會道德與法權問題的另壹個重要特征。

第三，馬克思依據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原則，提出了壹系列破解諸如“社會公正”這類道德與法權觀念之謎的重要理論。馬克思認為，任何道德與法權觀念都是壹定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對壹個社會的主導性道德與法權觀念起決定性影響的是社會主導性的生產方式。勞動力與工資的交換盡管事實上並不等價，“工人的社會地位和資本家的地位比較起來是每況愈下的”，但在市場機制社會裏，只要是按照商品交換的永恒規律行事的，它就被認為是公平的。這說明，社會公正是生產方式的壹種觀念衍生物，並服務於這種生產方式。馬克思還認為，特定的所有制關系決定著特定社會生產方式的性質，並從根本上決定著社會分配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因此，只有超越“社會公正”的範疇，訴諸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所有制關系的實際改造，才能從根本上鏟除產生社會不公的基礎和源頭，並創立消除社會不公的堅實社會基礎。

第四，盡管馬克思並不否認“社會公正”觀念具有壹定的積極意義，但他壹直拒絕把“社會公正”作為其理想社會目標的重要選項。把社會公正作為價值目標，其最為重要的積極意義在於引導人們對於社會發展作出價值上的反思，不斷促進對於社會嚴重不公的矯正。但這種積極意義的有效性卻是建立在社會存在著嚴重不公的狀況上的。同時，倡導“社會公正”也是壹種控制社會競爭或社會博弈向著惡性方向發展的要求。因此，看不到“社會公正”觀念具有某種積極意義的觀點是不可取的。但是，無論如何，社會公正觀念的有效性領域永遠都是以社會事實上的不公正為前提的。它是對於這種不公正社會的救濟性要求，因而依據這種救濟性要求而采用的社會政策，充其量也只不過是對於這種社會的改良性主張。正是這種特定的問題域，社會公正沒有也不可能成為馬克思對於未來理想社會的壹個重要選項。在這裏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馬克思政治哲學思維並非建立在對不公正社會進行校正、改良的基點上，而是建立在鏟除產生社會不公正的基礎上。顯然，這是革命的要求而不是改良的要求。也正是持有這種革命的主張使得馬克思在創立馬克思主義後，從根本上拒絕使用所謂“公正”之類的字樣去裝飾未來理想社會。因此，在關於“社會公正”的問題上，不論社會現實如何需要壹個更加積極的肯定的“社會公正”理論，我們也無權把並非馬克思主張的東西，附加或強加到馬克思的身上。臺灣的事情只能從臺灣的實際出發，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的指導下去創造和發展。

臺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對倫理的看法

“社會公正”之作為哲學討論的對象，當立足於原則性的理論高度。在這樣的理論高度上，它的提出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方式才能既不糾纏於實證層面的技術性追問，也不局限於經驗或情感層面的倫理批判與道德訴求，而是壹個發生於本體論層面上的旨在澄清前提、劃清界限、指明方向的工作。

因此，當我們從哲學的角度去思考“社會公正”問題時，唯壹能夠提出並給予實質性思考的只能是如下兩種類型的問題：第壹，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公正之成為壹個社會問題的歷史根據何在以及徹底達成社會公正是如何可能的。這是馬克思在社會公正問題上的哲學提問方式，是馬克思針對社會公正以哲學的方式提出的哲學問題。第二，在台灣，造成社會不公正的歷史根據依然存在，並且在短期內將壹直存在的現實前提下，尤其是在這種壹般性的歷史根據與台灣社會的特有癥結交織存在的前提下，社會公正如何可能，我們熱切追求的究竟是何種意義上的社會公正。這是我們在社會公正問題上的哲學提問方式，是我們針對社會公正以哲學的方式提出的哲學問題。

如果說馬克思的哲學提問旨在立足於人類歷史的宏大敘事，通過澄清前提並劃清界限，去論證徹底的社會公正最終是何以可能的，那麽我們的哲學問題則是在馬克思的理論前提下，通過呈現台灣社會公正問題的特有前提，來討論社會公正訴求在當下台灣社會的理想主義性質以及它作為功利主義的相對性公正是如何可能的。

壹、澄清前提：“資本邏輯”與“社會公正”
(壹)公正之成為社會問題的根本前提

就其壹般而言的前提或根據而言，直接地說來，對“社會公正”的現實訴求源於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的異化，即私有財產關系成為支配社會行為的基本邏輯；間接地卻本質地說來，它本源於“異化勞動”的發生或社會勞動的異化性質。由此說來，社會公正之作為壹個社會問題，當最早發生於馬克思所說的“第壹大社會形態”。但是真正地說來，它作為壹個社會問題，在這壹社會形態中還不過是壹個“偽問題”——當整個社會處於普遍的人對人的依賴關系中，當社會不公正表現為壹種社會常態時，個人偶然發生的公正意識與公正訴求根本不可能成為社會性的訴求，而只能被視作對社會體系的背叛而遭到普遍性的抵制。只有當人們擺脫了人對人的依賴關系，獲得了人身自由，即使它還只是形式上的人身自由時，即只有在“第二大社會形態”中，社會公正才真正成為壹個問題。

因此，就其具體而言的本質性前提或根據而言，“社會公正”之真正成為壹個社會問題或者對“社會公正”的真實現實訴求，發生於作為私有財產關系之現代表達形式的“資本邏輯”——更準確地說，是“工業資本”——成為統治整個社會行為的根本原則的時代，即發生於“資本”與“勞動”、“資本家”與“工人”的對立支配整個社會結構的資本主義時代。

傑瑞米柯賓

10.原理十：法律的東方道路

馬克思主義法學也註意到法律道路的具體差別性。對東方法律道路的研究，是馬克思在晚年思索社會發展與法律進步之間關聯的極為重要的理論關註。

就東方法律文化發展而言，它必然有與西方法律發展不同的規則基因和可能範圍，蘊含在東方法律文化的歷史起源之中。誠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58]與西方不同，古代東方，由於“農村公社社員是用公社團體或親屬會議的名稱來體現的”[59]，其社會演變過程中，血緣聚合力起到巨大協同作用，因此其法權現象的歷史起源具有更為深厚的血緣堆積特征。

血緣內聚力的始終存在，在行為規則上表現為個人對宗法關系的客觀依賴，進而直接影響東方社會的法律起源。正是在東方農村公社這壹統治基礎上，鑄造了古代東方社會法律文化的基本品格，使東方法律文化系統與西方法律文化系統判然有別。根據馬克思的相關論述，可以看出馬克思主要從以下若幹方面闡釋東方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

其壹，風俗習慣的法律功用。東方社會中，起實際法律調整作用的，不僅僅是國家制定的法律規則，也包括實際起作用而被國家認可和賦權的民間規則。馬克思的晚年人類學筆記表明，他充分註意到東方社會法律調整體系的上述特點。其二，村社高於個人的法律取向。農村公社是東方社會的統治基礎，成為古代東方社會的基本單位。“每壹個單個的人，只有作為這個共同體的壹個肢體，作為這個共同體的成員，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60]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之間的種種聯系，往往通過村社來媒介實現。“這取決於亞細亞形式的前提：即單個人對公社來說不是獨立的”。[61]對法律形成和文化生成來說，來自社會基本單位的規則取向，形成了村社高於個人的法律取向，同時也為通過法律實現集體高於個人，甚至集體對個人實行專制奠定基礎。其三，法律的集權依賴。馬克思指出：“在東方，由於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願的聯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來幹預。因此亞洲的壹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壹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這種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設施靠中央政府辦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這種設施立刻就荒廢下去。”[62]也就是說，專制政府是東方社會存續循環的必要前提。其四，司法的村社參與。作為社會基本單位，村社不僅通過風俗習慣直接影響法律秩序，而且根據自己的實際控制力而深度參與東方社會的司法活動，呈現出較大的司法參與。從中，也能看出村社對司法的深度參與。而在法學史上，這也是東方法律文化的特殊性之壹。

馬克思主義法學中關於東方道路的闡述，對於後發達的東方國家有很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也正因為東方法律道路的理論意義，使其成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之壹。當然，從中看到在西方法治道路之外，提引法學研究者必須根據各個國家和地域的獨特屬性進行最終的理論取舍。


三、基本原理的學科意義

總體來說，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對學科本身來說，是紮實的具體支撐。正如引言中所說，沒有基本原理的法學，是不能成立的。有了上述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法學就獲得更大的學科意義，並且為其他法學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討論提供前提與基礎。

具體來說，因為經濟決定法律，關於法律的產生和運行，就要到經濟中尋找根基；因為國家生產法律，就要從國家結構中尋找法律的直接限度；因為法律為階級服務，就要切實找到符合自己階級的法律體系；因為法律的適度反決定，要為法律工具的強大功能尋找適域；因為法律的歷史動態，就要明白法律與時俱進的基本路徑；因為私有制下必然違法，就要理解私有制基礎上法律的必然限度；因為革命超越法律，就要明白資產階級革命本身是對封建制度的最大違法，因此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專政時期不能受制於法律安定性，不被法律束縛；因為資本主義法治具有內在虛偽性，所以不要被資本主義法治表面欺騙；因為社會主義法制必然產生，就要具體探索公有制下如何建立新型法制；因為法律的起源路徑不同，臺灣就要探究東方法治的實現路徑。

總結而言，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支撐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形成，凸顯明確的社會主義法學意識體系，為臺灣共和國的社會主義法治的建立提供法學理論基礎，進而形成社會主義法治思維，推動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馬思主義法學博大精深，發展無限，其基本原理也因思而異。因為篇幅所限，雖然在此不能充分展開，仍然希望本文可以為臺灣的馬克思主義者提供慘考。

臺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基本原理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體系中，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管理思想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撰寫的《德意誌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資本論》、《法蘭西內戰》、《反杜林論》、《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著述，揭示了國家社會管理的特性，指出了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管理的局限性及其向共產主義社會管理發展的必然趨勢，闡述了作為過渡階段的無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的方法和策略，從而形成了豐富的社會管理思想。

壹、國家社會管理的特性

1.政治性質

首先，社會管理是國家政治統治的起點。壹方面，國家政權產生於維護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早期的原始公社中，“壹開始就存在著壹定的共同利益，維護這種利益的工作，雖然是在全體的監督之下，卻不能不由個別成員來擔當：如解決爭端;制止個別人越權;監督用水，特別是在炎熱的地方;最後，在非常原始的狀態下執行宗教職能”1。這些職位從事的工作就是原始形態下的社會管理，而它們被賦予的權力就是國家權力的萌芽。隨著生產力的逐步發展，“較密的人口在壹些場合形成了各個公社之間的共同利益，在另壹些場合又形成了各個公社之間的相抵觸的利益，而這些公社集合為更大的整體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護共同利益和防止相抵觸的利益的機構”。這些機構就是最初從事社會管理的機構，它們是國家政權的雛形。它們作為公社之間共同利益的代表，在與公社個體的關系上處於獨立的、在壹定情況下甚至是對立的地位，最後這種獨立化逐漸上升為對社會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會為了維護共同的利益，最初通過簡單的分工建立了壹些特殊的機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機關——為首的是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從社會的公仆變成了社會的主人。”1另壹方面，統治階級產生於管理公共事務的需求。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在壹定歷史條件下，人的相對不發展的勞動生產率是這種需求的根源。他們指出：“只要實際勞動的居民必須占用很多時間來從事自己的必要勞動，因而沒有多余的時間來從事社會的公共事務——勞動管理、國家事務、法律事務、藝術、科學等等，總是必然有壹個脫離實際勞動的特殊階級來從事這些事務。”隨著社會不斷發展，這個早期從事社會管理的特殊階級逐步從其他的階級中獨立出來且淩駕於社會之上，最後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

其次，社會管理是國家政治統治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換句話說，統治階級在社會管理上的不作為，必然導致其政治統治的崩潰。在他們看來，英國人社會管理上的失敗，是英國在印度的政治統治終結的重要原因。他們還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興起和衰落的專制政府有多少，每壹個專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們首先是河谷灌溉的總管，在那裏，沒有灌溉就不可能有農業。只有文明的英國人才在印度忽視了這壹點;他們聽任灌溉渠道和水閘毀壞，現在，由於周期發生饑荒，他們才終於發現，他們忽視了唯壹能使他們在印度的統治至少同他們前人的統治壹樣具有某種合理性的那種行動。”

2.階級性質

階級性質是指社會管理代表國家統治階級的利益，這由國家的本質所決定。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國家是社會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它是從控制階級的對立和沖突中產生的。“到目前為止在階級對立中運動著的社會，都需要有國家，即需要壹個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持它的外部的生產條件，特別是用暴力把被剝削階級控制在當時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奴隸制、農奴制或依附農制、雇傭勞動制)。”表面上，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實質上卻代表著剝削階級的利益。他們由此揭示出，國家只屬於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那個階級：“在古代是占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他們指出，統治階級總是以國家和整個社會的名義來執行社會管理職能，然而其真實目的並不在於社會管理本身，僅僅將其作為協調階級矛盾、鞏固政治統治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社會管理在這裏產生了“異化”，即社會管理從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中產生，最後卻代表著統治階級的利益，成為壹種與社會公共利益相制衡的手段。統治階級“為了它自己的利益，從來不會錯過機會來把越來越沈重的勞動負擔加到勞動群眾的肩上”。統治階級之所以還能夠維持其政治統治的穩定性，是因為：壹方面，這個階級憑借其在國家政治上的統治地位“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2;另壹方面，人們對國家和統治階級存在壹種盲目的崇拜，“尤其是人們從小就習慣地認為，全社會的公共事務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為止那樣，由國家和國家的地位優越的官吏來處理和維護，所以這種崇拜就更容易產生”。

二、資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的弊端

1.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資本主義國家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壹種組織形式。雖然在不同文明的國度裏，由於資本主義發展程度的不同，這種組織形式會存在形態上的差別，但它們毫無例外地都建立在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之上，代表資產階級的共同利益。他們得出的結論是：資本主義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

在談到美國的政黨體制時，他們指出：“我們在那裏卻看到兩大幫政治投機家，他們輪流執掌政權，以最骯臟的手段用之於最骯臟的目的，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大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對國民進行統治和掠奪。”1他們對資產階級國家的社會管理進行了分析，認為它“完全同在專制國家中壹樣，在那裏，政府的監督勞動和全面幹涉包括兩方面：既包括由壹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的執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有的職能”。而且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國家社會管理只可能以資產階級的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恩格斯為此寫道：“霍亂、傷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壹再發生，使英國資產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為這些流行病的犧牲品，就必須立即著手改善自己城市的衛生狀況。”可見，資產階級是“為自己”管理國家。

2.背離生產力發展的要求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猛烈增長著的生產力，對它自身的資本屬性表現出極強的反作用力。面對這種要求承認生產力的社會本性的不斷增長的壓力，資產階級不得不在資本關系內部可能的限度內越來越把生產力當作社會生產力來看，不得不在社會管理上調整措施。他們壹開始采取的措施是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將大量的生產資料社會化。然而，“在壹定的發展階段上，這種形式也嫌不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不得不承擔起對生產的領導。這種轉化為國家財產的必然性首先表現在大規模的交通機構，即郵政、電報和鐵路方面”。但是，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還是轉化為國有財產，都無法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資產階級的這些做法，日益將資本關系推向變革的頂點。這些做法雖不能解決資本關系上的沖突，卻包含著解決沖突的線索和形式上的手段，它們本身就指明了完成這個變革的道路。恩格斯的這段分析，完全適應當代資本主義的變化。馬克思也指出：壹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互相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另壹方面，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還和資本所有權結合在壹起的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轉化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單純職能，轉化為社會職能的過渡點”。

馬克思、恩格斯進壹步分析，正是資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所暴露出的種種弊端，預示著它必將被壹種更合理的形式——共產主義社會管理所代替。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無產階級國家的出現，是社會管理的進步形態。

三、無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的策略

1.奪取國家政權，建立公社制度

馬克思通過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認為無產階級必須首先經過革命的方式，從資產階級手上奪取國家政權，這是其行使社會管理職能的前提。“(法國)首都的無產者，目睹統治階級的無能和叛賣，已經懂得：由他們自己親手掌握公共事務的領導以挽救時局的時刻已經到來……他們已經懂得：奪取政權(國家權力)以掌握自己的命運，是他們無可推卸的職責和絕對的權利”。

無產階級在壹旦取得統治權之後，就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了，必須建立起公社制度。“公社——這是社會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把它從統治社會、壓制社會的力量變成社會本身的生命力;這是人民群眾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他們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壓迫他們的有組織的力量;這是人民群眾獲得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這種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眾的敵人用來壓迫他們的假托的社會力量(即被人民群眾的壓迫者所篡奪的力量)。”而公社這個社會組織的出現，就成了無產階級國家的社會管理機構。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公社制度的優越性，體現在它“會把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由發展的國家這個寄生贅瘤迄今所奪去的壹切力量，歸還給社會機體”。

傑瑞米柯賓

由此，馬克思充分提示了法律的歷史性，也就是說法律具有暫時性，不是永恒存在。基於此，需要用暫時的眼光看待法律，及時修訂法律以適應變化的社會趨勢，並根據變化了的趨勢促進法律實現，這樣才能滿足社會主義法治的各階段的法律需求。

6.原理六：基於私有制的違法必然

對馬克思主義法學來說，私有制下大面積違法必然發生，也是壹個基本原理。必然的違法，主要表現為統治階級違法、國家違法、被統治階級違法三者連環相扣。壹般而言，統治階級和國家違法違法是主動違法，而民眾違法是在國家違法後的帶動跟進。

具體來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內涵違法本能，即無序潛能。馬克思認為，“資本逃避動亂和紛爭，它的本性是膽怯的。這是真的，但還不是全部真理。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者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壹樣。壹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壹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走私和販賣奴隸就是證明。”[32]

在資本主導的前提下，統治階級必然違法。以馬克思時代較為典型的普魯士書報檢查制度為例，“盡管有了法律，但出版物到目前為止仍然受到種種不適當的限制，這就是從上述檢查令的序言中得出的直接結論。”[33]這樣，在矛盾集中領域，國家制定的法律必定陷入不可自拔的悖論：壹方面要制定法律、遵守法律，壹方面又要破壞法律。由此，統治階級和國家壹定會出現違法趨勢。

與此趨勢相應，民眾也必然違法。“即使是在英國人這個最尊重法律的民族那裏，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條件也是其它權力機關不超出法律的範圍；否則，按照英國的法律觀念，起義就成為公民的首要義務。”[34]按照這個邏輯，在國家必然違法的前提下，民眾違法便不可避免。

更進壹步，在私有制基礎上，“財產的集中是壹個規律，它同所有其它的規律壹樣，都是私有制所固有的；中等階級必然愈來愈多地被消滅，直到世界分裂為百萬富翁和窮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貧窮的短工為止。”[35]財產不斷集中，使社會斷裂，進而違法成為必然。“當無產者窮到完全不能滿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窮到要飯和餓肚子的時候，蔑視壹切社會秩序的傾向也就愈來愈增長了。”[36]當社會極度分化後，大量無產者面臨餓死威脅的時候，“怕餓死的心情壹定會超過怕違法的心情。這個革命在英國是不可避免的，但……這個革命的開始和進行將是為了利益，而不是為了原則，只有利益能夠發展成為原則，這就是說，革命將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會革命”。[37]而革命就是最大的違法。就是說，當死亡與違法相比較的時候，違法壹定是無產者的更有選擇，從而產生出巨大的違法動力。

認識清楚私有制國家及其必然的違法，有利於建設社會主義持久的社會秩序。以此為基，要想更少違法並且社會安然，必須促進公有制經濟建設。只有在公有制基礎上，社會主義法治才能最終建立。

7.原理七：革命超越法律

按照革命和專政的內涵邏輯，“革命超越法律”就必然也成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

革命鬥爭的變動不居往往悖反法律規則體系化要求的穩定化。革命時期的緊迫，再加上初步建立政權後的資本主義圍殺，使得國家生存成為第壹需要，要求穩定才能存續的法律其重要性由此而下降。誰重要誰決定，因此，社會主義政黨和國家普遍存在“輕法傾向”。

輕法傾向，始源於無產階級革命過程中的運動緊迫性。以俄國革命為例。俄國無產階級革命“要把所有參加這個運動的人聯合起來，就需要壹面旗幟，壹面為大家所了解而感到親切的，能體現壹切要求的旗幟。這樣的旗幟就是推翻專制制度。”[38]就要求革命。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39]由此，革命和鞏固政權的長程階段內，始終存在生存緊迫性，以至於革命沖淡法律。

首先，革命本身是暴力違法。不僅社會主義革命如此，資產階級革命也同樣如此。如前所述，以私有制為基礎，當國家異化為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工具時，多數人反抗必然導致普遍違法。以俄國革命為例，在專制俄國普遍侵害民眾權利的情況下，“要說服群眾，單靠宣傳和鼓動是不行的。為此必須有群眾自身的政治經驗。為此必須使廣大群眾親身體驗到推翻現存制度的不可避免性，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的不可避免性。”[40]在專制的俄羅斯制度下，“加強法制……教會人們靠文化素養為法制而鬥爭，同時絲毫不忘記法制在革命中的界限。現在的禍患不在於此，而在於有大量違法行為。”[41]“籠罩著俄國的就是這種政治氣氛。在這種氣氛下談論或者考慮法律、法制、憲法以及諸如此類天真的自由派主張，那簡直是可笑的！”[42]其結果，暴力革命破除舊法律。

其次，任何國家在權力運行的最高點上都有破法本能。特別是在如俄羅斯這樣的強為型公有制國家在剛剛建立的時候，為了保衛政權得以存續，法律往往不是第壹需要。在列寧看來，專政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而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則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43]由此，因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法律的重要性壹直處於低位。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資本家和地主使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44]。而且，拘泥於法律，往往使法律被敵對勢力利用，客觀上不利於社會主義政權的鞏固。

由上所述，革命超越法律，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之壹。基於這個原理，馬克思主義法學有了巨大突破。馬克思主義法學將革命反抗權作為社會“規則解決”之外的必要備胎，是徹底的以民眾權利為考量的法學形態，也表明了以社會發展規律為基礎的法學突破，因而彰顯馬克思主義法學更大的廣闊視野和學科寬度。

8.原理八：資本主義法治的虛偽性

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資本主義法治具有內在虛偽性。導源於制度基因的階級偏私，這是資產階級法治虛偽性的基礎所在。

因為資本控制國家的內在需要，資本主義法治得以形成。但是，階級對立使公共法治無法充分建立。“由私有制造成的資本和勞動的分裂，不外是與這種分裂相適應的並從這種分裂產生的勞動本身的分裂。”[45]由此，不得不產生階級偏私。“現在的各國政府盡管向工人諂媚，但是它們清楚地知道，它們惟壹的支柱是資產階級，因此它們可以利用和工人友好的言詞去恐嚇資產階級，但是決不可能真正反對它。”[46]

因為階級偏私始終存在，資產階級法制的改善就很有限，“無論勞動保護法，無論工會的抵抗，都無法消除應該消除的最主要的東西，即資本主義關系，這種資本主義關系始終不斷地把資本家階級和雇傭工人階級之間的對立再生產出來。雇傭工人群眾終身註定從事雇傭勞動，他們和資本家之間的鴻溝，隨著現代大工業的逐漸占有壹切生產部門而變得越來越深，越來越寬。”[47]事實上的權利虛置，絕對不是法律所能消除的。

此外，政治偽善直接催生法治虛偽。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具有比較優勢和歷史進步，卻也內涵政治偽善，集中表現為民主底盤脆弱因而民主成分稀薄。因為資本對勞動者剩余價值的榨取，“現代資本家，也像奴隸主或剝削農奴勞動的封建主壹樣，是靠占有他人無償勞動發財致富的，……有產階級的所謂現代社會制度……也是微不足道的並且不斷縮減的少數人剝削絕大多數人的龐大機構。”[48]資產階級的政治國家是“少數人剝削絕大多數人的龐大機構”，卻又必須以社會公共利益的法治代表者出現，因此必然呈現出制度本性上的偽善。

實質而言，資本主義“民主制和其它任何壹種政體壹樣，歸根到底也是自相矛盾的，騙人的，也無非是壹種偽善……。政治自由是假自由，是壹種最壞的奴隸制；這種自由徒具空名，因而實際上是奴隸制。政治平等也是這樣。所以，民主和任何其它壹種政體壹樣，最終總要破產，因為偽善是不能持久的，其中隱藏的矛盾必然要暴露出來；要麽是真正的奴隸制，即赤裸裸的專制制度，要末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即共產主義。”[49]因為民主的資本實質，客觀上就必然使資本主義國家變成警察國家。“真正的警察國家就是這樣的，它認為，最好是悄悄地采取行動，而在口頭上鼓吹法治國家。”[50]

資本主義法治的虛偽性，還表現在司法偏向上。“由於法官處於依附地位，資產階級的司法本身也成了依附於政府的司法，就是說，資產階級的法紀本身已讓位於官吏的專橫。”[51]因此，“現今這樣組織的陪審法庭是維護某些人的特權的機關，而絕不是保障壹切人的權利的機關。”[52]555以此為基，“法律的執行比法律本身還要不人道得多；‘法律壓榨窮人，富人支配法律’和‘對窮人是壹條法律，對富人是另外壹條法律’——這是完全符合事實的而且早已成為警世格言。可是，難道能是另壹種情況嗎？治安法官也好，陪審員也好，他們本身都是富人，都來自中間階級，因此他們都袒護自己的同類，都是窮人的天生的敵人。”[53]

其法治虛偽性，在總體上表現得更為明顯。“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主要特點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剝削本國大多數居民並使他們破產和貧困的辦法，用奴役和不斷掠奪其它國家人民，特別是落後國家人民的辦法，以及用旨在保證最高利潤的戰爭和國民經濟軍事化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的資本主義利潤。”[54]在攫取全球資源的基礎上，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可以因為本國社會分配較為均衡，使法治得以建立。但因為剝削高位只能被少數發達國家所有，以至於以至於全球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難以實現法治。

認清資本主義法治的虛偽性，能客觀看待西方法治的優缺點，破解西方法治優越的片面思維，進而為探尋社會主義法治路徑提供前提。

9.原理九：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必然

在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體系中，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必然性，是法學具體原理中的又壹個基本部分。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必然，是資本主義法治虛偽性的邏輯結果。

社會主義法首先來自社會主義社會建立後的民眾需求。《共產黨宣言》指出：“無產階級是現代社會的最下層，它如果不摧毀壓在自己頭上的、由那些組成官方社會的階層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築，就不可能擡起頭來，挺起胸來。”[55]這就是說，無產階級要“擡起頭來、挺起胸來”，不能靠資本主義上層建築的某些“改良”，在資產階級“許可”的範圍內爭得幾個議席，求得政治地位的改善，也不能靠資本家的“恩施”，求得物質和文化生活條件的改善，而必須通過不同的方式，建立自己的“政治統治”和體現自己意誌的“新法制”。這是“歷史的必由之路”。《共產黨宣言》指明這條道路壹百多年以來，不僅若幹國家已經走上這條道路，而且壹些繼續沿著這條道路前進的國家的實踐，正在越來越充分地顯示它的科學性、合理性和深刻的根據。

社會主義社會是從舊社會脫胎而來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有許多舊的“痕跡”，但是，它又有許多過去所沒有的“新質”。在所有制上，堅持公有制，在分配方式上，堅持按勞分配，逐步達到物質極大豐富。在國家管理上，由人民直接或間接參與，“壹切公務人員在自己的壹切職務活動方面都應當在普通法庭上按照壹般法律向每壹個公民負責”[56]社會主義的本質需求決定了社會主義不限於規定公民的形式權利，而把重點放在保障這些權利的問題上，放在實現這些權利的手段的問題上。社會主義國家不僅僅應該宣布公民權利平等，而且應該用立法程序把剝削制度已被消滅的事實固定下來，把公民已經擺脫任何剝削的事實固定下來，以保障公民權利平等。不僅應該宣布勞動權，而且應該運用立法程序把社會沒有危機的事實、把失業已被消滅的事實固定下來，以保障公民權利平等。”[57]可知，社會主義法律以勞動人民的權利作為根本取向。

在壹定程度上，因為社會資源仍然有限，圍繞分配的激烈爭奪仍然可能出現，犯罪必然仍然存在，再加上資本主義國家的鐵桶圍殺，所有這些，都決定了社會主義法必然要長期存在，而且要實現社會主義法治，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

社會主義社會中，人民遵守法律將成為普遍可能。因為遵守法律就是遵守自己的意誌，符合自己最大化利益要求。因此，社會主義社會中，人們對法律的遵守將具有最深厚的動力，從而為社會法治化提供真正的動力。必須強調的是，在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化之前，社會法治化必然有壹個漫長的建設過程。

作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之壹，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必然性，是必不可少的維度之壹。認識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合理性，能夠增強法治建設的信心。因其歷史必然，即便在橫向比較中，社會主義法治壹時間與最發達資本主義法治國家仍有差距，處於制度高位上的它將來仍然必定走向更優的法治狀態。

傑瑞米柯賓

從國家的起源看，要實現國家回歸社會必須打破階級，因為市民社會的個人都是隸屬於壹定階級的，這樣，方可建立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人的聯合體”這壹共同體，從而解放隸屬於階級的個人。

那麽馬克思的共同體理論是什麽呢?馬克思指出，虛假的共同體之所以是虛假的是因為在社會各階級、個人呼籲聯合而成的共同體中自由只屬於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的個人，對不屬於統治階級範圍的個人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③馬克思強調，只有各個人自覺地為獲得自身真正自由這壹目的而聯合形成的共同體，才是真正的共同體。進壹步，馬克思和恩格斯明確指出，這種真正的共同體即為“共產主義”。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探討了公社是資本主義的直接真正對立物。公社是無產階級革命所呼喊的取代階級統治本身的共和國的毫不含糊的形式。但是，在總結了法蘭西內戰後，馬克思指出，“公社畢竟不是工人階級的社會運動，從而也不是全人類復興的運動，而只是有組織的行動手段。”四因為公社只是壹種工人階級的行動手段，它並不取消階級鬥爭，而工人階級恰恰是要通過階級鬥爭的方式來致力於消滅壹切階級，從而打倒壹切階級統治，因此，徹底的實現社會解放是公社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那麽，階級如何走向消亡，國家如何實現回歸社會。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明確指出階級正如其無法避免地產生壹樣，他們也要無法回避地消滅，當然，基於國家的起源本質，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隨著階級的消亡，國家註定要消失，實現回歸社會。這時，“在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的基礎上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壹起。”伍這時，“某壹特殊的社會階級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占有，從而對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精神領導的占有，不僅成為多余的，而且成為經濟、政治和精神發展的障礙”，⑥“那時，國家政權對於社會關系的幹預將先後在各個領域中成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七

在階級消亡，國家回歸社會這壹過程中，國家的政治統治職能將逐漸衰退和最後消亡，國家的社會服務和發展職能將由社會徹底收回，社會的人民大眾將掌握社會的公共權利並平等參與社會的管理，社會真正實現人民主權，從而國家實現和社會的重新融合。國家通過對自我的否定實現了恩格斯所驚嘆的“這將是古代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但卻是在更高級形式上的復活。”⑧

臺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的法治觀念

對任何法學的產生和發展來說，基本原理支撐其法學形態的形成與存續。對馬克思主義法學來說，基本原理的支撐力也至關重要。馬克思主義法學，是相對於資本主義法學而言的社會主義法學，是相對於統治者法學而言的人民法學，是相對於資產階級法學的無產階級法學，主要關涉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法學問題，推動建成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是其根本使命。

為完成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任務，馬克思主義法學需要梳理人類有史以來的法學觀點，結合實踐進而形成更為科學的法學體系。因為其基礎科學而且不需要掩飾階級意誌，與資產階級法學觀點迥異，馬克思主義法學觀科學而且切實高效，能夠充分解釋法律的本質、作用及其各種運行。但學界壹直存在壹種聲音，就是馬克思主義法學並未存在，因為沒有專著論述和總結足夠的基本原理。此種論述提示出壹個事實，即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迄今仍然沒有被集中總結和明晰闡述。與之相應，馬克思主義法學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的促進作用仍然較小。可以說，明確總結基本原理是馬克思主義法學最終形成必要的邏輯壹環。由之，本文嘗試對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進行初步思考。


壹、法學基本原理的判斷標準

法學基本原理，指在法律領域中居於總攝地位的普遍規律，即針對基礎而普適的法律基本問題進行研索的理論結果。對法律基本問題的思考視角、立場和結果的不同，奠定不同法學形態之間的學科差異。壹般來說，支撐法學形態的基本原理，主要涉及法律的根本基礎、直接來源、階級歸屬、制度屬性、特殊歸屬、規則能力和迫切任務等方面，歸結為法律的基礎、特征和基本運轉三大題域。由此展開的原理，則能夠統領其他原理的出現和功效。

馬克思主義法學所以能夠獨具特色，主要在於它對基本問題的思考結果與眾不同。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支撐該法學形態的壹般框架。

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關涉法律的根本來源、基本運轉和壹般指向。對馬克思主義法學來說，其基本原理體現自己強烈的價值取向。在其價值取向的統攝下，對法律本質、特征、運動和發展規律的壹般思考，應該能成為法學壹般原理。在壹般規律之外，其法學主要觀察領域的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法制形態，都構成總結基本原理的材料來源。因此，馬克思主義法學原理應該涉及法律本質、產生和運轉的壹般問題和制度適域中的基本態勢。尤其需要強調，在社會形態替換中的法律重大問題的理論思考，也是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中的重要構成。


二、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忽略吧原理

由上所述，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分為基礎原理、運行原理和發展原理三大組成部分。下述原理壹到四，是基礎原理，五到七是運行原理，八到十是發展原理。三部分原理，各自對應法學的重大問題，共同支撐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理論大廈。

1.原理壹：經濟決定法律

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石原理在於：經濟決定法律。其他原理，皆由此衍生。

馬克思認為，“法紀本身不提供任何東西，而只是認可現存的關系。”壹]以此為基，“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壹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壹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系”。二]推理可知，經濟基礎對法律建築具有根本決定性。因為此壹基礎原理，馬克思主義法學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唯物性。

具體觀之，生產往往取得規則的形式。“在生產過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關系的停滯狀態中，壹種生產方式所以能取得這個形式，只是由於它本身的反復的再生產。”③]由此生成的壹種基於反復出現而形成的行為模式，客觀上構成壹種抽象的普遍模式，即“活法”。馬克思曾經指出：“在宗法制度下種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會制度下，整個社會的分工都是按照壹定的規則進行的。這些規則是由哪個立法者確立的嗎？不是。它們最初來自物質生產條件，過了很久以後才上升為法律。分工的這些不同形式正是這樣才成為不同的社會組織形式的基礎。”四]之所以如此，因為隨著“作為現狀的基礎的關系的不斷再生產，隨著時間的推移，取得了有規則的和有秩序的形式，這種情況就會自然發生。”伍]而“這種規則和秩序本身，對任何要擺脫單純的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得社會的固定性和獨立性的生產方式來說，是壹個必不可少的要素。”⑥]它“正好是壹種生產方式的社會固定的形式，因而是它相對地擺脫了單純偶然性和單純任意性的形式。”七]由這些基本行為，構成人們普遍遵守的行為模式，最終通過某種方式上升為法律。作為結果，國家按照生產的要求制定出符合經濟要求的法律。實質而言，因為經濟的底基性，國家“立法權並不是創立法律，它只是披露和表述法律。”⑧]也就是說，“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⑨]由是，經濟決定法律的產生和基本內容。

經濟不僅決定法律的產生和內容，而且決定法律演變。經濟關系改變之後，法律規則的內容自然也會發生改變。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每當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創造出新的交往形式，例如保險公司等等，法便不得不承認它們都是獲得財產的方式。”⑩]可知，經濟演變推動法律演進。

經濟決定法律這個基本原理，是馬克思主義法學與其他法學相區分的學科基石。作為此壹基石原理的直接表現，國家在制定法律和推動法律實現時，必須以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要求作為第壹準則。因其基礎性，它在馬克思主義法學體系中，居於宰制其他原理、範疇的核心地位，在整體性上傳導著法學體系的粗線與細節。

2.原理二：國家掌控法律

在經濟之外，政治國家是對法律影響最大的外變量。國家掌控法律，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又壹基本原理。

首先，國家是法律的直接基礎。沒有政治國家，就不可能產生符合國家需要的法律。“無論從革命這壹概念的嚴格科學意義來講，或是從實際政治意義來講，國家政權從壹個階級手裏轉到另壹個階級手裏，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標誌。”[11]對革命者來說，革命比法律更加重要。“因為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革命創舉，而法律則應該是它的結果。如果妳們等待制定法律而自己不去發揮革命勁頭，那麽，妳們將既得不到法律，也得不到土地。”[12]“壹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13]“如果沒有政權，無論什麽法律，無論什麽選出的代表都等於零。”[14]而有了革命政權這個事實之後，就會有相應的法律。

其次，國家生產法律。“市民社會的壹切要求（不管當時是哪壹個階級統治著），也壹定要通過國家的意誌，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15]實質而言，“法律是壹種政治措施，是壹種政治。”[16]在國家主持下，把來自社會經濟生活的要求，翻譯成法律體系。

最後，國家推動法律實現。沒有政治國家，就不可能有法律的實現。“如果沒有壹個能夠強制人們遵守權利準則的機構，權利也就等於零。”[17]可見，國家實際上是法律的實施保障。

國家生產法律，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了解這壹原理，能在經濟決定法律之後，更加切實地掌控法律的本質及其產生。法律要以國家意誌作為其規則生成的基本範圍即規則邊界，也由此找到法律形成的直接推動力所在。

3.原理三：法律的階級性

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法律的階級性貫穿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文明史之中。壹般而言，法律階級性首先體現為法律的階級偏向性，進而體現出符合階級偏向的公共協同。

實質上，國家屬於能為其提供財富支撐的社會集團即統治階級所有。“國家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18]因為這個本質，國家制定的法律，首先要體現統治階級的意誌，為統治階級服務。馬克思恩格斯批判資產階級法律時指出：“妳們的法不過是被奉為法律的妳們這個階級的意誌壹樣，而這種意誌的內容是由妳們這個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19]具體而言，“在議會中，國民將自己的普遍意誌提升為法律，即將統治階級的法律提升為國民的普遍意誌。”[20]因此，法律本質上是統治階級的普遍意誌。

這使其必然呈現強烈的階級偏向性。特別是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沒有建立的國家中，統治階級都表現為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壓迫。“所有壹切壓迫階級，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都需要兩種社會職能：壹種是劊子手的職能，另壹種是牧師的職能。劊子手的任務是鎮壓被壓迫者的反抗和暴亂。牧師的使命是安慰被壓迫者”。[21]而在統治實現的過程中，法律也是重要手段。壹般來說，階級對立比例比較高的階段上，法的階級性也必然比較高。

在具有階級偏向性的同時，法律具有社會公共的協同功能。壹般而言，“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壹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而不是單個的個人咨意橫行。”[22]從經濟基礎上，可以看到歸屬階級的法律，必定體現社會協同。而就直接掌控法律的國家來說，，“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性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23]借此需要，雖然階級偏向性是國家和法律的核心利益，但實現社會公共管理職能，兼顧其它階級的利益才能實現統治階級的核心利益。這樣，社會出現以階級鬥爭為基礎的協同。這種協同氣質，表現在法律上，就是法律往往成為社會共同利益的規則認可體系。

馬克思主義法學對法律階級性的揭示，為科學認識法律的階級歸屬及其服務指向，提供了真正的切實點。以此為基，社會主義國家在制定和推動法律實現時，應首先保證工人階級的利益，進而促進其他補充型階級的利益協同。

4.原理四：法律的適度反決定

與經濟基礎協同相適應，上層建築壹般都是體系性的，因此具有較大的自我固持性。在經濟對法律具有決定作用之外，法律規則本身也會適度反決定經濟及其他決定因素。

壹般而言，“上層建築是由基礎產生的，但這決不是說上層建築只是反映基礎，它是消極的、中立的，對自己基礎的命運、對階級的命運、對制度的性質是漠不關心的。相反，上層建築壹出現，就成為極大的積極力量，積極促進自己基礎的形成和鞏固，采取壹切辦法幫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滅舊基礎和舊階級。”[24]

恩格斯曾經反思經濟之外其他因素的積極反作用，認為“這壹點在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強調得不夠，在這方面我們兩人都有同樣的過錯。這就是說，我們都把重點首先放在從作為基礎的經濟事實中探索出政治觀念、法權觀念和其他思想觀念以及由這些觀念所制約的行動，而當時是應當這樣做的。但是我們這樣做的時候為了內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這些觀念是由什麽樣的方式和方法產生的。這就給了敵人以稱心的理由來進行曲解和歪曲。”[25]可見，經典作家本身反對經濟單線性決定上層建築的論調，主張上層建築因素在壹定條件下能夠適度反決定經濟基礎。

作為社會結構的規則承載，“在現代國家中，法不僅必須適應於總的經濟狀況，不僅必須是它的表現，而且還必須是不因內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內部和諧壹致的表現。”[26]法律體系具有自我維持的運行慣性，對經濟關系具有相對獨立的反作用。“例如在英國立遺囑的絕對自由，在法國對這種自由的嚴格限制……二者都對經濟起著很大的反作用，因為二者都影響財產的分配。”[27]可見，法律也能對經濟起到積極反作用。

必須強調的是，法律對經濟社會的反作用是適度的，最終還是要受制於經濟基礎的內在要求。如“不管頒布怎樣的法令，利率照舊將由現在支配它的經濟規律來調節。”[28]也就是說，法律終究要被迫反映客觀需要而不能自我任性。

由本原理，可以充分解析出法治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性。必須註重法律體系產生的規則能動性。當然，法治也必須以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作為歸向，否則就會因為失去制度準性而終無所依。

5.原理五：法律的歷史性

馬克思主義法學與其他法學形態的原則區別之壹，就是對法律階段性、暫時性即規律性的認識。

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法律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可能永恒存續。上已述及，法律由國家生產。實質上，國家有其歷史性。在原始社會中，基本的社會單位是氏族。“這種十分單純質樸的氏族制度是壹種多麽美妙的制度呵！沒有軍隊、憲兵和警察，沒有貴族、國王、總督、地方官和法官，沒有監獄，沒有訴訟，而壹切都是有條有理的……壹切問題，都由當事人自己解決，在大多數情況下，歷來的習俗就把壹切調整好了。”[29]也就是說，在原始社會中，以國家權力為基礎的法律規則是不存在的。

總結而言，“國家並不是從來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壹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為階級時，國家就由於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現在我們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這樣的生產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這些階級的存在不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市場的直接障礙。階級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壹樣。隨著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為基礎的、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壹起。”[30]也就是說，國家有其歷史暫時性。既然國家都是暫時的，適應階級對立社會階段而存在的，那麽與國家同時產生的法律體系，也必然不可能逸出國家載體而獨立存在。也就是說，法律也有與國家大致同步的存在幅度與時間寬度。

本質而言，“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的。那是法學家們的幻想。相反地，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壹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而不是單個的個人咨意橫行。……拿破侖法典並沒有創立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相反地，產生於十八世紀並在十九世紀繼續發展的資產階級社會，只是在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現。這壹法典壹旦不再適應社會關系，它就會變成壹疊不值錢的廢紙。妳們不能使舊法律成為新社會發展的基礎，正象這些舊法律不能創立舊社會關系壹樣。舊法律是從這些舊社會關系中產生出來的，它們也必然同舊社會關系壹起消亡。它們不可避免地要隨著生活條件的變化而變化。”[31]在這段論述中，馬克思主義法學把對法律的觀察置入歷史的動態視野之中。

傑瑞米柯賓

說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分化時，必須附帶的指明在這個社會裏，壹方面有處在壹切社會階級之外的落伍分子（譬如乞丐），他方面又有同時屬於幾個階級的騎墻分子（譬如領有土地的工業家，開有小店鋪的農民等）。所有這些都不是純粹的階級形態，而是混雜的階級形態。
　　自從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崩潰以後，人類就進入於新的歷史時代，其特性就是社會的階級分化。階級存在這壹件事實，表明每壹個階級都有爭取其利益的必要，因此都須與別個階級相鬥爭。這個鬥爭延長得好久期間，而其樣態是時常改變的：有時由暗鬥變為明爭，有時則由明爭變為暗鬥，有時表現為劇烈尖銳的性質，有時則和緩而成為慢性的性質；但在階級社會裏，階級鬥爭無論如何是不會中斷的，是壹分鐘也不停止而且不會停止的。階級鬥爭或者造成歷史舞臺上之偉大革命，或者潛伏於社會懷中，像穿山甲壹樣暗中開辟自己的道路。
　　階級和階級鬥爭乃是受壹定生產力狀態所決定的社會分工發展下去的結果。生產力狀態壹有變化，階級鬥爭的形式和性質也就隨之變化。每壹階級，為保持其在壹定時代之利益起見，不惜使用種種可能的手段，以鞏固自己的統治或推翻敵對階級的統治。議會的演說，報紙的論文，罷工，巷戰，哲學著作，遊行示威，武裝暴動，國內戰爭——這些就是階級鬥爭所表現的各種形式。這些階級鬥爭現象深入於社會生活的壹切毛孔並從其中反映出來：法律條文，道德觀念，藝術作品，宗教信仰等。
　　“壹切社會現象都染有壹定的階級彩色，而整個社會，於某壹定時期，在其每壹次運動，乃是各種互相影響的階級傾向所構成之合力。……”（凱勒斯克勞茨——經濟的唯物論是什麽）這些傾向中每壹個傾向之終極目的，都是要奪取政權，即占有國家——這個“集中的和有組織的社會暴力”之機關。因此，階級鬥爭永遠是傾向於政治的鬥爭。馬克思主義根本理論之壹就說：“壹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的鬥爭。”
　　在每壹個歷史階段，階級鬥爭之結果，總是生產力狀態所註定要走向政權的那壹個階級要取得勝利。恩格斯說：“自今以前，壹切革命都是這壹階級的統治者替換別壹階級的統治……壹部分少數人被推翻了，別壹部分少數人則根據自己利益奪得國家機關。以前經濟發展的程度，每壹次只容許少數人走到統治地位，為此原故，而且僅僅為此原故，所以處在服從地位的多數人就為少數人利益而參加革命並馴服的服從革命。”（恩格斯——法國階級鬥爭序言）
　　每壹種階級制度，都是在相當的物質條件已經具備以後才產生的。可是，如果在階級鬥爭的過程中，生產力發展所需要的階級變革受了障礙而延長好久時間不能實現，則整個社會就要瓦解。共產黨宣言中那壹段名言即表示這個意義，這就是說：階級鬥爭之結果不是整個社會經過革命的改造，便是鬥爭的階級兩敗俱傷。
　　由此可見，社會中的階級鬥爭乃是使社會不斷除舊更新之強有力的動力。有了階級鬥爭，壹切腐朽的階級制度才能廢除而代之以能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新制度。馬克思說：“在壹定的發展程度上，它（註）自己造成了自己崩潰的物質條件。從那時起，感覺受它束縛的感情和勢力就開始發展。它壹定要被毀滅，而它被毀滅了。”

階級鬥爭之規律，驅使這種社會結構去代替別種社會結構；這種不斷的階級變革乃是階級社會整個歷史之特性，必須這個社會消滅以後，這種特性也才會消滅。這將在什麽時候呢？這是在最後壹次階級變革發生以後，即在多數人為多數人利益而第壹次奪得政權以後。
　　“我們要想最後的消滅階級，必須等待我們達到壹種社會水平線，那時不僅某壹統治階級成為贅瘤，而且壹切統治階級以至於社會階級分化也都成為贅瘤了。這就是說：必須等待生產力發展到某種程度，使壹階級占有生產機關和生產品，亦即壹階級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文化指導，——不僅是不必要的，而且成為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上的障礙物。”（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從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發展達到最高程度那時候起，階級鬥爭本來是生產力發展的前提從今就變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了。無產階級是能夠有計劃的組織那被資本主義所破壞的經濟之唯壹階級，無產階級代替資產階級而興，就是表明人類將從階級的社會過渡到無階級的社會。
　　阿德勒（Max Adler）說得很對，他說：“階級鬥爭之頻撲不破的舊規律，以其本身邏輯的力量，將經由最後的人數最多的壹個階級——無產階級——而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分化並構成利害壹致的整個人類社會。”（阿德勒——馬克思學說之社會觀）
　　說到階級鬥爭問題時候，我們必須回答那在馬克思主義文獻中時常引起爭論的壹個問題，即是說：具有壹切階級特征，但缺乏階級自覺的壹種社會集團，能否致力階級鬥爭。
　　某壹階級，要有階級意識，必須經過其存在及其在歷史舞臺上鬥爭之壹定時期，這個時期也許是很長的。某壹階級僅僅在這個鬥爭過程中才獲得階級自覺的。
　　人類歷史必需發展至壹定時代，自發的和不自覺的階級鬥爭才能變成自覺的階級鬥爭。
　　“產生社會階級觀念之歷史前提有如下幾項：
　　（壹）因原始技術發達，社會於是有剩余生產品，從此各種社會關系上社會的不平等壹天比壹天增長起來。
　　（二）簡單的商品經濟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等級組織之消滅。
　　（三）由新的生產技術所結合起來之直接生產者的階級出現於社會鬥爭舞臺。（薩法洛夫——Safarov之共產主義科學基礎中所征引的松采夫——S.I.Solntsev的著作：社會階級論）
　　某壹階級雖然自發的而非階級自覺的向其敵對階級鬥爭，但並未因為這種不自覺而失掉其階級資格。因此波格丹諾夫 （A.A.Bogdannov）的意見是極端錯誤的，即他認為“奴隸無論何時都不能達到階級的程度。”（波格丹諾夫——經驗批評論）（註壹）奴隸了解他們的利益是與他們的階級敵人——奴隸領主之利益，處在相反地位，但他們不能獲得壹種意識：即怎樣去戰勝階級敵人的意識。（註二）由此可見，奴隸對其主人的鬥爭根本上還是階級鬥爭，但自然不是自覺的階級鬥爭。發動這種鬥爭的階級尚未正式成立起來，或者像馬克思所說，尚未成為“自為之階級”（classe pour soi），而還只是“自在之階級”（classe en soi）

工人階級在成為“自為之階級”以前，有很長久的時候是“自在之階級”，企圖以反對資本的自發鬥爭去爭取自己利益。
　　“經濟關系起初變民眾為工人。資本的統治替這種群眾造成同樣地位和共同利益。由此可見，就對資本關系而言，群眾已經是壹個階級，但對自己說來，還不是壹個階級。在鬥爭中，……團聚的群眾才鍛煉成為‘自為的階級’。群眾所爭取的利益就成為階級的利益。”（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定義

作為壹個“不是現成的，而是解釋學的”邏輯-開放體系，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社會”關系理論的基本框架可概括為：國家源於社會理論；國家脫離並駕馭社會理論；社會擺脫國家控制理論；國家消亡或者國家回歸社會理論。這壹學說的邏輯機理可歸結為：社會之於國家具有本源意義；國家之於社會具有實現意義。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降，這壹學說憑借三次大的“復興”浪潮，不斷得到有效辯護和切實推進。正確理解和詮釋經典馬克思主義超越“國家主義”與“自由主義”抽象對立的“國家-社會”理論，在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較之於學界熟知的馬克思主義“國家批判理論”的稱謂，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社會”理論關系要義，似乎更能標明此壹學說的實相。學界皆知，黑格爾的國家理想主義被馬克思批判後，馬克思揭露出國家的階級統治本質。由於受到近代市民社會思想的深刻影響，馬克思因之也就擁有了壹個消解“國家神話”的規範性範疇——市民社會。相形之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就在馬克思及其繼承人那裏被再次勾連並不斷獲得重新定位。吊詭的是，馬克思並沒有沿襲“自然狀態說”和“社會契約論”賦予社會以前政治或國家的生命，而是斷言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都是階級社會的產物，二者必將隨著階級的消亡而逐步統攝於以“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旨歸的“人類解放”(相對於單純的“政治解放”)，依此理論邏輯，進而實現其“新世界觀”的真正創制乃至完成。可以說，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社會”關系理論的基本框架可歸結為：國家源於社會理論；國家脫離並駕馭社會理論；社會擺脫國家控制理論；國家消亡或者國家回歸社會理論。正確理解和詮釋馬克思主義超越“國家主義”與“自由主義”抽象對立的“國家-社會”理論，在當代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啟示。

壹、國家源於社會的理論
馬克思關於“國家-社會”關系的理論源自對歷史邏輯和現實矛盾的深刻把握。與德國古典哲學的先行者壹樣，馬克思早期認為國家應是政治的和法的理性的實現。這種認識帶有明顯的理性主義色彩，之後馬克思開始思考社會現實問題。通過考察特殊利益對國家政治的制約關系，在吸收了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合理內核後，馬克思對自己的理性國家觀產生了根本性動搖，並完成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這篇文章。

絕對理念作為黑格爾哲學的唯壹對象和內容，是黑格爾哲學世界對壹切存在的共同本質和最初原因所做的最高概括。黑格爾認為國家和社會都是絕對理念運動、發展的產物，只是運動、發展的環節和程度不同，能夠體現絕對理念自由發展本質的最高領域是國家而不是市民社會，相反市民社會因其現實矛盾的存在抑制、阻礙了絕對理念的運動發展。因此，就兩者的關系而言，國家高踞於市民社會之上，市民社會受國家控制。

對此，馬克思給予了堅決批判。馬克思分析了社會歷史現實指出，這壹基於當事人意誌的二者關系式抹殺了二者客觀的歷史和現實本源。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國家是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到壹定基礎上，當然這種社會生產力人們不能自由選擇，在人們的交往方式不再適合於既得生產力時，人們為了不致失掉文明果實，不得不改變原有的社會形式和社會關系，在交換和消費形式產生並發展到壹定階段，“就會有相應的社會制度、相應的家庭、等級和階級組織，壹句話，就會有相應的市民社會，有壹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相應的政治國家。”壹可見，馬克思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地揭示了國家的產生、國家和社會的關系，堪稱國家與社會關系理論的經典。

憑借對豐富的材料的分析，恩格斯更進壹步揭示，在相應的市民社會產生後，社會不同的家庭、等級、階級組織為了各自的利益，分裂為不可調和的矛盾對立面，在社會無法自我調和、無力擺脫這些矛盾沖突時，“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壹種力量，來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範圍內”。二恩格斯把這種因社會的需要，從社會中產生的力量稱之為國家。在這裏，恩格斯從社會歷史現實出發，不但明確指出了國家源於社會，批判了黑格爾的國家起源論，而且還暗含了國家的起源本質。

二、國家脫離、駕馭社會的理論
闡釋馬克思、恩格斯國家脫離、駕馭社會理論的邏輯思路不得不從國家的起源談起。

在生產力發展的壹定狀況下，私有財產產生，導致原始社會公有財產解體，階級隨之產生，社會內部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團。在不同利益集團相互之間的矛盾不斷加劇的狀態下，社會需要並呼籲能有壹個可以管理社會並能代表全社會普遍利益的專門機構，國家呼之欲出，這正是國家的起源本質，很顯然國家是代表社會普遍利益而產生的。

但是，在社會生產發展的前提下，在私有制的催化下，階級矛盾加劇，社會分化為幾大階級，壹些大的階級集團漸漸掌握了社會的話語權，控制了原本應代表社會普遍利益的國家機構，國家被迫脫離社會母體，成為某個階級駕馭社會，統治其他壹切階級的工具和力量。

然而，從國家產生的本源分析，在壹定意義上國家是階級矛盾妥協的產物，被統治階級掌握的國家機構也需要兼顧社會各階級基本的共同利益，以維持其階級統治。同時，被壓迫階級也會利用這壹管理社會的機構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和爭取階級利益，此時國家無形中充當了緩和階級沖突，維持社會既定運轉秩序的角色。

基於以上認識，馬克思、恩格斯對國家冠以了“虛幻的共同體”這壹概念。不得不承認在這裏馬克思主義者即暗含了國家的階級性又承認國家具有保護社會各階級利益的社會性。國家正是通過這兩個特性駕馭並管理社會。

對於國家的社會性，馬克思將其形象地概括為“守夜人”角色。通過人類歷史，可以分析旁證的是，為了社會共同體不至於解體，在社會共同利益的協調與融合下社會各階級的矛盾被控制在壹定的範圍和程度內，並由國家來保護，這樣，國家似乎是作為階級沖突之外的壹種形式上抑或事實上的具有獨立性的整合力量而出現的，這種力量被恩格斯稱為“第三種力量”。而這正是國家之於社會具有的實現意義。

三、社會擺脫國家控制理論
前文論述了國家源於社會，國家脫離並駕馭社會，談及到似乎國家具有壹種獨立整合社會各種力量的能力，當然，主要指社會的政治力量和日益發展的經濟力量。然否?我們還是要將理論和歷史現實相結合來分析。事實上，在18世紀前國家與社會是高度壹體化的，但是之後，隨著社會的發展這壹狀態被迅速發展的市場經濟打破，經濟的發展讓社會各階級利益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滿足，市場經濟的神話更加堅定了社會各階級對自由經濟的青睞，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整合能力漸漸因社會經濟生活獨立於國家的控制而弱化。這壹變化的趨勢促使社會分化為政治和經濟兩大力量，學界稱為政治和經濟的二元分化，並最終形成了國家代表政治，社會代表經濟的社會共識。在此，可以說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分化是社會發展的壹個必經階段，從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史看，這壹分化事象自市場經濟始，社會分化出的兩個領域，政治和經濟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人類社會也因此得到迅速發展。那麽，在這壹階段國家的職能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從國家職能看國家不僅有政治職能、經濟職能還有其他職能。在國家和社會的二元分化過程中，社會從國家機構收回了經濟職能，並不代表國家對經濟生活無所作為。由此導致的問題是，在這壹階段，國家到底涉足和管理社會到哪些領域及何種程度，如何決定。問題似乎又回到源頭，自然受社會尤其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狀況和程度的影響。在這壹階段，國家和社會的力量在矛盾統壹體內此消彼長，當社會經濟落後，國家則占據社會的絕對權利，國家統治社會，國家階級統治職能凸顯，反之，國家階級統治職能削弱，國家的社會職能得到發展。

在社會經濟落後階段，國家憑借強制機器鎮壓被統治階級是國家的主要職能。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到壹定階段，社會的經濟職能由國家返還於社會，國家專註於社會的政治管理職能，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漸次被政治和經濟所取代，國家依靠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致力於社會的發展。馬克思認為現代資本獨立於共同體，所有制從國家的禁錮中得到解放，國家因而和市民社會成為兩個獨立的存在，這正是近代資本主義發展能夠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因。從現實看，這種分化，也說明社會(經濟)本身具有擺脫國家(政治)控制的內在驅動因素。在這壹階段，以近代資本主義為例，國家通過其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運用政治的法律的手段對經濟的運行進行了幹預調控，並沒有顯示出國家對經濟的不作為，因為社會經濟還沒有發育到非常高級的水平，較之於封建社會的超經濟強制，資本主義國家對市場經濟體系的這種調控，更多是在壹種正能量意義上展開的。

四、國家回歸社會理論
既然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分化是壹個不可逾越的社會發展過程，那麽，這壹過程最終將以何種狀況終結?總結馬克思、恩格斯的回答，可以得出這壹過程將以國家和社會的合二為壹而終結，即國家從哪裏來回到哪裏去，國家最終又回歸社會，這即是國家與社會博弈歷程的終極自由，顯然這是壹個漫長的歷程。

傑瑞米柯賓

普列漢諾夫在其壹篇有名的論文：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中論法國大革命時代說：“如果舊制度繼續維持直至現在，則我們當中沒有壹個人頭腦裏會想到在十八世紀末期法國竟有幾個戲子，排字工人，理發匠，染色工人，法學家，小販和劍術教師等，能夠具有軍事上的天才。”對於俄國的十月革命也是這樣。十月革命如果不發生在壹九壹七年，而發生在壹九六七年，則誰也意想不到有幾個文學家會成為專門的軍事組織者，有幾個醫生會成為第壹等的外交家，有幾個法學家會成為軍隊的司令軍長等。不僅普通人意想不到，而且乘革命機會表現出偉大的才能的托洛茨基（Léon Trotsky）越飛（A.A.Yoffé）伏龍芝（M.W.Frunzé）布瓊尼（S.M.Boudionni）等自己也意想不到。
　　壹切發明和發現如果適合於當時的需要，則其人就變成了“偉人”；不然，他的事業就無人過問而他的名字也就無人知道。紀元後壹千年發現北美洲之諾曼人（les Normands），其名字誰也不知道，因為當時歐洲市場並不需要新大陸。但當生產力發展至於要求新市場和新原料產地時候，十五世紀發現美洲的哥倫布就被人類推尊為壹個最偉大的英雄了。俄國經濟，在可怕的伊凡時代，並不需要飛行的機關，因此俄皇對於壹個名叫“匪徒尼基特卡（Nikitka）”發明“木翼飛機”這件事竟下詔說：“人不是禽鳥，是沒有翼的，如果違反自然而裝上了翼，那就不是神做的事情，而是魔鬼做的事情。同魔鬼講交情的發明家是要殺頭的。得到魔鬼幫助而發明出來的東西，是要拿到神座面前禱告之後，用火焚毀的。”到了二十世紀，齊柏林（Zeppelin）制成“有翼機器”時候，德國看見航空事業可以張大其經濟權力，於是就宣布齊柏林為世界最偉大的天才之壹。
　　“社會條件利於天才者發展的時候和地方，這種天才者壹定是存在的。這就是說：每壹個從真實世界中發現出來的天才者，每壹個由社會力量所推尊出來的天才者，都是社會關系的產物。但如果是這樣，那麽我們就可以明白天才者為什麽像我們所說的只能改變事變之個人的面貌而不能改變事變之壹般方向。他們自己也是因為有了這個壹般方向，才能夠存在；如果沒有這個壹般方向，則他們無論何時都不能越過那界於可能和事實中間的壹條界線”。（普列漢諾夫——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某種發明要能取得偉大的歷史意義，必須適合於當時社會需要。除此以外，我們還應該記得：必須當時具備有幾代人所積累下來的壹定的智識資本，天才者也才能夠發明。每壹種偉大發明，其實都不過是天才的思想家搜集前人種種嘗試和企圖而總結之而已。我們上面已經詳細的說明馬克思主義並非科學社會主義的創立者所發明的，而是哲學經濟學社會學各種思想成績綜合起來之結果。每壹種偉大發明，我們都應看作是那準備要確定解決生產力所提出於時代面前之任務的各種個別企圖的壹個總和。印刷術的發明，可以作為壹個有趣的例證。印刷術是由古騰堡（Gutenberg）所發明的，他的發明根本只在於鑄造金屬活字並利用壓力使這些活字留印在紙上而已。但如果我們看壹看古騰堡發明以前的壹個時代，就可以明白這個發明是壹步步準備著的。以前，人們最初使用木版印刷，隨後分割這種木版為幾個小部分，隨後又拿金屬版來代替木版，隨後更企圖將版中各字割裂開來，企圖使用壓力等。最後就成功了古騰堡的偉大發明。我們從別的地方還知道，與古騰堡同時，甚至比他更早，別人——意大利人卡斯達爾底（Castaldi）荷壯蘭人郭斯德（Koster）佛羅倫薩的金銀匠塞靈尼（Cennini）——就已有這種發明了。（註）梅林說得很對，他說，“古騰堡建過不朽的功績，他的發明乃是人類精神最可驚人的產品之壹，但這個發明仍舊不是由他自己所栽種的根芽上長大起來的。他僅僅收種那經過長久時間而始成熟的結實。”（梅林——歷史的唯物論）我們對於那些作過偉大發明的思想家，壹樣的可以說這種話。達爾文如果生活在阿基米德時代；他就不能成立他的理論，正如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如果生活在達爾文時代就不能發明無線電壹樣。

以上便是歷史的唯物論對於傑出的個人在歷史上作用的估量。我們看見：歷史的唯物論是將個人在社會過程中所占位置看得頗大而且頗為優越的，但同時打破了那認為這種個人，“英雄”，能成為社會過程主人翁之壹種見解。正如馬克思所嘲笑的，唯心論是使群眾相信：偉人封鎖了那些提出於人類面前的問題之壹切解決辦法於自己寫字臺內，而粗俗的群眾只好將口張開等待“絕對真理”像煮熟的麻雀的壹樣從天空掉落在他們口裏去。歷史的唯物論則恰與唯心論相反，乃是要使群眾相信：
　　“世上沒有什麽創造者，
　　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
　　更不是那些英雄與豪傑，
　　全靠我們自己救自己！”
　　這就是歷史的唯物論對於個人在歷史上作用的見解。這種見解打破了對於“英雄”——歷史的建築家——之崇拜，而宣布群眾是歷史行為之積極的創造者。

第九章　階級與階級鬥爭


　　歷史的唯物論，將思想之構成過程當作真實世界之折光的反映，來研究，來解釋。這乃是這個理論的“靜力學”（Statique）。除了“靜力學”之外，這個理論還有其“動力學”（dynamique）——階級鬥爭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所著共產黨宣言中，壹開始便說：“既往壹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他們這樣並非提出新的假設，而是僅僅指示那當時進步的歷史家已經承認為明顯無疑的事實。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功績並不在於他們指出社會中有階級鬥爭的事實，而在於他們拿新的科學的思想來說明階級的意義。
　　希臘文明時代的歷史家已經就看見劇烈的階級鬥爭，因此其中許多人時常就感覺到社會是分裂為幾個互相敵對的社會集團的。可是，在他們看來，這些集團之存在，乃是自然產生的現象，而非社會關系的產物。
　　僅僅到十八世紀初期，我們才看見壹些企圖，要將階級看作是社會的範疇，是在國民財富之形成中占據壹定位置的。重農學派（les Physiocrates）及其最傑出的代表人魁奈（Francois Quesnay）就將社會看作是底下三個階級所組成的：生產階級（農民），地主階級（土地私有者）和寄生階級（商人，手工業者以及壹切不屬於前二階級的分子）。重農學派分析社會階級所根據的根本標準，是社會分子對於土地的關系壹點。十八世紀後期，科學思想才更深刻而精細的去研究階級的問題。杜爾哥修改魁奈的階級區分法，而從“寄生階級”中分出壹個產業工人階級，與重農學派所分的三個階級合而成四個階級。最後，亞當斯密（Adam Smith）又才區分社會為三個階級：地主，資本家和工人（農村工人和產業工人）；同時那不勒斯（Naples）的法學家費朗吉埃利（Gaetano Filangieri）也區分社會為二個階級：私產階級（Proprietari）和雇用工人（Proletari omercenari）。
　　法國大革命更加推動那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向前發展。我們上面已經說過，馬拉是了解階級鬥爭在歷史上之作用的。隨後，聖西門主義者竟至於了解經濟利益之沖突乃是“階級”定義中的壹個要點。王朝復辟時代的歷史家，已經將階級鬥爭看作是整個人類歷史之最根本的事實，而其著作也就是以階級鬥爭為根據的。
　　以上所說，無疑證明：在馬克思主義未曾發生以前，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已經在社會學中占據鞏固的位置了（註）。馬克思對於階級學說究竟有什麽新的貢獻呢？為什麽甚至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壹輩學者也會承認：“自古以來，科學對於社會階級學說方面之最深刻的貢獻，是包藏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裏頭的”呢？（圖甘-巴拉諾夫斯基—— M.I.Tougan-Baranovsky——經濟學的基礎）

馬克思自己在其所寫的壹封信中就已部分的答復了這個問題：
　　“說到我自己，則發現近代社會有階級存在以及各階級間互相鬥爭，這並不是我的功勞。資產階級歷史家在我以前好久就描寫過這種階級鬥爭之歷史上的發展，而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從經濟上解剖過這些階級。我的新貢獻就在於我努力的證明：
　　壹、階級之存在，僅僅與壹定的歷史過渡的生產形式有關系；
　　二、階級鬥爭必不可免的要走到無產階級專政；
　　三、這個專政本身也僅僅是壹種過渡階段，走向消滅壹切階級並建立沒有階級分化的社會制度。”（馬克思壹八五二年三月五日給魏德邁——Joseph Weydemeyer的信）
　　共產黨宣言說：“既往壹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裏所說的“壹切”，自然是相對的意義，因為我們已經有許多證據，可以證明（而且恩格斯自己也已承認）（註）；在原始共產主義時代並沒有階級，階級是原始共產制破壞之後才發生的。自從分工和勞動指導發生以致人類脫離原始共產制而進步以來，社會階級分化就深深染色於整個社會組織。在這個意義之下，壹切社會歷史就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束和傭工，總而言之，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不斷的互相仇視，敵對，明爭，暗鬥；這種鬥爭每壹次不是達到全社會之革命的變革，便是達到參加鬥爭的各階級兩敗俱傷”。（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在歷史上已往各時代中，我們差不多完全可以看出社會是分化為各種等級，各種各式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民的。在古代社會，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等分別；在中古社會，有王公，陪臣，行東，傭工，農奴等分別；每壹種人中又還有高低的分別。
　　“從封建廢址上生長出來的當代資產階級社會，並未曾消滅階級間的歧異，而僅僅拿新的階級來代替舊的階級並使用新的壓迫方法和新的鬥爭方式而已。”（同前）
　　由我們的觀點看來，階級乃是歷史的範疇；換壹句話說，階級乃是社會發展到壹定階段才有的產物，因此是過渡的產物。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與其他壹切階級論根本不同之點。在其他壹切階級論看來，階級乃是邏輯的範疇，即在任何社會制度裏都必然要發生的產物。馬克思主義不將階級看做是自然的事實，而看做是壹定條件的產物，因此就認為：如果這些條件消失了，如果當代的（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形式消滅而新的（集體主義的）形式出現，則階級也要死滅。在各人權利完全平等的社會裏，是沒有階級的（譬如過去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和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在各人權利並不平均的社會裏，就有階級分化發生，而社會發展也是在內部階級鬥爭強烈影響之下進行的。
　　說到階級定義時候，我們必須指出：辯證法唯物論創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可惜自己未曾提出階級的定義。資本論寫到快要討論到階級定義的地方，馬克思就絕筆了。因此，我們只能從馬克思和恩格斯浩瀚著作裏頭搜集他們對於階級本質問題的各種意見而歸納出幾個要點。
　　某壹社會集團在生產過程中所占的地位及在國民經濟系統內所起的作用，——就是馬克思主義分判階級時候所根據的準繩。某壹社會集團中人，如果他們在生產過程中占據同樣地們，因此與其他集團中人成為對抗的關系，則他們就屬於同壹個階級。
　　以上這些特性，我們認為要了解階級意義時，是必需的和足夠的。
　　社會上某壹部分人，如果他們在生產上的作用不是壹樣的（因此他們對於生產工具的關系也不是壹樣），則他們就不屬於同壹個階級。各種集團，其對於生產的關系若各不相同，則其中壹個集團就有可能以剝削其他的集團，換壹句說，這些集團間就發生相反的經濟利益。這種互相對抗關系，也是階級意義上壹個不可或缺的原素。
　　為什麽金工，紡工，礦工，印工等是同屬於壹個階級即工人階級呢？因為他們在生產過程中所占地位是壹樣的，因為他們對於他們所使用的生產工具之關系也是壹樣的，因為他們所隸屬的社會集團之利益，與包含那占有生產工具的人的另壹社會集團即資產階級的之利益，極端的相反。
　　在階級問題上這壹點見解，也是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壹切理論所差異之點，——其他壹切理論則將階級看做是有同樣收入具同樣財產的人的集團，壹般說來，即占據同樣物質地位或依賴同樣源泉為生的人的集團。（註）

首飾店店主，中等農民和機器工人，他們每年收入也許是壹樣，但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則各不相同，對於生產工具的關系也完全不同，各人間經濟利益也是相反的；他們各屬於不同的階級。反之，頓河（Don）礦工也許工資不及明斯克（Minsk）油工工資之半，但他們同屬於壹個階級。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馬克思和恩格斯未曾留下階級的定義給我們，但在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中，我們卻看見好幾條關於階級的定義。試舉幾條定義來看：
　　（壹）階級是壹種多數人的集團，此集團中各分子，其在受歷史決定的社會生產系統中所占地位，其對於生產機關的關系（這些關系大部分是經過法律規定的），其在社會勞動組織上的作用，都與集團外的人不同，因此其所占有的社會財富，在獲得上和數量上，也與集團外的人不同。階級就是人的集團，這些集團中有壹個集團，因為在壹定的社會經濟制度上占有特殊地位，遂能夠篡取其他集團的勞動。（列寧）
　　（二）社會階級乃是在生產上作用相同而在生產過程中對其他部分人關系又相同之壹種人所構成的總和。這些關系而且由物體上，即由勞動機關上，反映出來。（布哈林）
　　（三）階級乃是那些個人和集團所構成的，他們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相互間處於同樣的關系，因此就屬於經濟活動上的同壹範疇。（庫諾夫）
　　上面這幾條定義中，我們認為第壹條定義是最正確的，同時又是特別明顯的。（註）

說到階級時候，必須註意壹點，即人們往往將“階級”（classe）和“等級”（etat）混為壹談，而這樣的含混是不可以的。
　　馬克思在其少年時代的著作中，譬如在黑格爾法律哲學批評中，雖然未曾分清“階級”和“等級”，而將無產階級看作壹個“等級”，但後來他和恩格斯對此二者界限是分別得很清楚的。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指出階級是社會的集團，階級間相互關系是屬於社會的性質。僅僅到國家正式承認社會內部已成的階級分化並賦予某壹定階級以相當特權而從法律上保障階級分化以後，才出現“等級”的組織。由此可見“等級”乃是國家承認社會階級分化之結果。
　　等級的組織僅僅適應於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資本主義之產生帶來了異常迅速改變的階級關系，帶來了流動的階級構成。因此使等級的組織陷於破產，——等級組織是在社會關系沈滯難變之下才是適宜才有可能的。馬克思說：“勞動階級解放之條件，就在於毀滅壹切階級，——正如資產階級性的第三等級解放之條件就在毀滅壹切等級壹樣。”（馬克思——哲學的貧困）（註壹）恩格斯添加壹句話說：“資產階級革命毀滅了等級及其特權，資產階級社會只有階級。”（馬克思所著哲學的貧困之附錄）（註二）

在資本主義底下，社會關系變化極速，這個階級的分子時常不久就變成別個階級的分子，因此等級是要趨於崩潰的，因為屬於某壹定等級的分子必須是能“世襲的”享受國家所賦予這個等級的政治法律上特權。現代的美國就沒有等級。如果英國還有等級，那只是前代遺留給資本主義社會之壹種殘余而已。
　　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壹次說到資本主義社會階級分化的問題。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有三個根本階級：（壹）地主階級，他們的進款就是地租；（二）資本家階級（資產階級），他們的進款就是利潤；（三）工人階級（無產階級——即馬克思所說的“勞力的所有主”），他們的進款就是工資。
　　以上三個階級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三個基本要素，（註）添上中間階級和落伍階級，就構成整個資本主義社會。自然，這些根本階級本身還各自會分化為許多層次——小階級。譬如資本家階級分為工業資產階級，商業資產階級和財政資產階級。而工業資產階級又可分為許多部分等。

當我們詳細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之全盤構造時，就必須不僅註意三個根本階級，而且註意許多中間階級和小階級。恩格斯分析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德國社會之階級構成時，他就列舉出：封建地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富裕的農民（大農和中農），獨立小農，封建式農奴，農業雇工，工業無產階級。（見恩格斯的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恩格斯上面列舉的每壹個小階級都是資本主義社會根本階級中的壹小部分。每壹個小階級對於其他小階級都有壹定的利害沖突，可是社會根本的區分線終於使幾個小階級構成壹個根本階級。那些不能確定屬於某個根本階級的分子，就成為中間階級。譬如舉小資產階級做例，恩格斯就說：“它（註）的性質是根據它的中間地位來決定的，它界在資產階級（大商人和大工業家）和無產階級中間。它傾向資產階級的地位，但小小失敗就可以使其中的個人離開本階級而加入無產階級隊伍。……他們不斷的動搖於願望與恐怖中間：他們渴望高升至富裕階級的地位，同時懼怕墮落於無產階級隊伍或乞丐隊伍中去。”（恩格斯——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知識分子也是站在這種中間地位。他們可以代表許多不同階級的思想，他們分別加入於互相鬥爭的政治集團，他們也與小資產階級壹樣動搖於利害沖突的各階級中間。

傑瑞米柯賓

事實上。歷史的唯物論並未曾否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不過，在歷史的唯物論光照之下，那些認為個人（“英雄”）是歷史之萬能的建築家，是歷史過程之主人等壹切理論，更加明顯的表現其謬誤無能而已。
　　在過去支配歷史科學而現在尚未完全消滅的這些理論看來，歷史究竟是什麽？（註）

歷史事變的進程是復雜而紛亂的，其迅速的變化引起這種紛亂狀態，在這種狀態中因和果是密切膠粘而難於分清的，——所有這些情形就造成了壹座迷宮，惟有手裏拿著壹元論歷史觀為武器的人才能從這座迷宮走出來。歷史家惟有抱持壹元論的見解，即拿壹個標準因素來解釋歷史過程，然後才能解釋社會生活之壹切復雜紛亂的情況。不然，則他被註定要瞠目結舌無奈這種復雜紛亂情況何，而迫得根據命運，偶然，去解釋歷史事變。
　　試舉壹個有趣味的例。十九世紀歷史科學最有權威的代表人之壹，色諾波（Charles Seignobos）就以底下理由來說明當代歐洲歷史的進程：
　　“壹八三〇年的革命乃是壹派不著名的共和黨人利用查理第十（Charles X）之無經驗而造成的；壹八四八年的革命則是幾個民主派的鼓動家利用路易·菲利浦之怯懦而造成的；壹八七〇年的戰爭是俾斯麥（Otto Bismarck）個人利用拿破侖第三（Napoleon III）個人錯誤政策而造成的。我們不能在歐洲大陸文化政治和經濟狀況上找到壹個共同原因來說明這三次出人意料的事變。三個偶然決定了當代歐洲的政治進化。”
　　但邏輯作弄了那些將歷史看作偶然的產物的學者先生，並使他們說出同樣愚蠢和無理的斷語。譬如同壹個色諾波又說：
　　“在政治史上很難給予俄羅斯帝國以適應其意義的壹種地位。……除了亞歷山大第二（Alexandre II）治下自由時期以外，俄國政治史主要的就是宮廷和政府的歷史。”（色諾波——當代歐洲政治史）
　　這樣，缺乏壹元論的觀點和不認識社會生活的根本動力之歷史學家者，就要走到謝勒米哈依洛夫（Scheller—Mikhailov）壹般人的歷史事變觀；在他們看來，克裏米（Crimee）的戰爭乃是“俄國孟什科夫（Alexandre Sergevitch Mentchekov）公爵拿馬鞭鞭打蘇丹面孔之結果。”
　　我們在上面（第七章）已經說過：思想的過程怎樣使我們曲解了對於現象之正確觀念。思想上之曲解，尤以在歷史科學中所表現的最為厲害。
　　“歷史家，首先，在其個人地位上說就是壹個精神勞動者，壹個智識分子，其次，如果更切近點看，則他又是壹個文字勞動者，壹個著作家。他如果將精神勞動看作歷史的頭腦，將文字著作，從詩歌小說以至於哲學專著和科學研究，看作根本的文化事實，那豈非十分自然的事情嗎？精神勞動的人，具有法老王（Pharaon）在其紀功碑銘上所表現的那種自誇心。在他們看來，歷史就是他們所造作的。”（波克洛夫斯基——M.N.Pokrovsky俄國文化史綱）
　　這種思想上的曲解就達到梯葉裏所惡意嘲笑的那種歷史迷：
　　“如果整個民族遷徒並找得新的住地，照史家和詩人說來，那是某個英雄，為顯揚他的名聲而想建立帝國的；如果新的風俗習慣發生出來，那是某個立法者所發明和建立的；如果形成壹個新的城市，那是某個王公要造成這個城市；——總之，民眾，市民，乃是造成壹個偉人之各種材料而已。”（梯葉裏——城市的解放）
　　可見，已往的歷史科學是提倡崇拜英雄的。歷史家供養英雄於祭臺上面，英雄就在祭臺上發出神聖的暈光以決定平民的運命，變化地圖的顏色，從事於發明和發現，優待或壓迫各種民族。只靠這些英雄偉人的推動，歷史才能走向前進。借用普希金有名的話說：民眾是壹聲不響的。歷史事變的根本動因，應該到國家要人的宮廷和邸宅裏，到帝王情婦的會客室裏，去尋求才能找到。可怕的伊凡（Ivan le Terrible），聖路易（Saint Louis）和彼得大帝（Pierre Le Grand）等人的相貌成了卡萊爾（Thomas Carlyle）等壹般歷史家研究歷史之出發點。這般歷史家中有壹個甚至於說：“埃及女王克裏奧帕特拉（Cléopatre）之美麗動人的鼻子乃是亞克興（Actium）戰爭的原因；其他壹個也說：滑鐵盧（Waterloo）戰爭時拿破侖之感冒傷風竟至於使歷史車輪轉變壹個方向。“世界歷史就是偉人的傳紀。”在幾個偉人耀眼的光芒之下，壹切建築埃及金字塔的，爆發暴動火焰的（歷史家對於各種偉大的暴動,只拿幾個簡單人名來記載：斯巴達克斯—Spartacus，普加喬夫—Pougatchev，閔采爾—Thomas Muntzer等），渡過黑海而漂泊於迦南（Chanaan）沙漠的，以及主持古代羅馬和俄國新城（Novgorod）之市議會的——廣大群眾，都黯淡而等於不存在了。
　　拉布裏奧拉說：“各種精神勞動者和學者，好幾世紀以來就致力於這種抽象化的工作，他們要保持其工作結果所產生的各種幻想。”（拉布裏奧拉——歷史的唯物論）法國大革命這種事跡就打破了這位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所指出的幻想，就沖出行會性的歷史家所構造的拜物教的外殼。大革命以後不久，梯葉裏就已經宣言：必須排除以前那種記載中古帝王家譜的歷史，而創立人民的，市民的歷史。
　　歷史科學，要從那支配中古歷史家及其前輩頭腦之思想上曲解的威權底下解放出來，必須等到發現唯物史觀之社會前提已經具備時候，等到唯物史觀已經發現時候。
　　從歷史的唯物論觀點看來，主觀在社會過程中究竟占何種位置呢？馬克思主義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究竟持何種見解呢？
　　饒勒斯在其關於唯心史觀的壹篇有名演說中說：“壹直到現在，人類是屈服於不自覺的歷史勢力之權威底下的；人類並非自己自由的走向進步去，而是受經濟發展所推動的；人類自己以為創造歷史，其實決定人類行為的經濟生活之變化，發生於人類背後而不為人類所知道。在這點上，人類仿佛就像順流而下的壹個昏睡的泅水者，他完全受河流所支配，自己不知道漂流向那方面去，有時壹覺醒來，則看見四周景物已完全改變了。”歷史的唯物論就是解放我們意識於饒勒斯所說的不自覺的歷史勢力之下的壹種科學理論。這個理論使我們正確的了解歷史的“景物”這樣變化並在何種原因影響之下而變化。
　　歷史的唯物論告訴我們說：個人，無論其如何的英雄，萬能和天才——就算是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彼得大帝，牛頓（Isaac Newton）或馬克思罷——都不能發明或創立壹種新的社會制度。點金術是不能應用到歷史上來的，可是那些空想社會主義者正從事於歷史的點金術之研究。
　　個人對於歷史過程之任意的幹涉，是要被歷史本身所註銷的，其效果是要等於零的。但自然不是個人對於歷史過程之壹切幹涉都等於零。恰好相反，這種幹涉，如果完全適應於歷史發展之壹般傾向，如果不與決定此傾向之動因相沖突，則可以得到非常重大的意義。恩格斯在其壹封信中說：“並沒有壹般人時常所像想的那種經濟狀況之自動的活動，但人類自己創造歷史，不過是在由過去真實關系遺留下來的能決定人類行動的那種環境之內；在這些關系裏面，經濟關系乃是根本上決定壹切的，乃是比其他政治上和思想上條件對於人類還有更強大影響的。”（恩格斯壹八九四年壹月二十五日給斯特拉堅堡——G.Strakenburg的信）
　　認識社會的必然性，把住這個必然性，妨阻或促進某種歷史因素之發生，——這就個人力量所能達到的結果。活動的個人能夠擔負的任務，就在於認識客觀的必然性，適應並服從這個必然性，如此已經就是自由活動了。個人如果具有此種能力，就可以做到歷史上的所謂偉人。
　　“偉人之偉大，並不在於他個人特性能渲染偉大歷史事跡以特殊的色彩，而在於他具有某幾種特性，最善於適應當時在壹般的和特別的原因影響之下而發生的那種巨大社會需要。”（普列漢諾夫——個人在歷史上作用問題）
　　歷史過程的客觀進程，使某壹階級成為社會的領導者並使之代替那陳腐而趨於消滅的階級之位置。為此，必須這個新階級表現相當的毅力，足以運用國家機關，足以構造國家機器等；因此就需要相當的人材。在這種情形之下，事變的進程上就染上了個人的彩色。俄國工人階級奪取政權這件事，是受深厚的歷史原因決定的，只有顏厚如鐵的人才會設想布爾維克主義是由“鐵甲車”（註）輸入俄國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雖然是遵循社會進化規律，但我們不能因此便斷定說：革命既然是不可免的，則無論誰來實行革命，其結果都完全壹樣。在列寧指導之下，事變實現得像我們所已見的樣式；但如果讓壹個庸才來代替列寧的位置；則事變將發展成另壹種樣式。德國工業生產力的發展造成了十九世紀中葉全德意誌的統壹，但這個過程是在天才的政治家俾斯麥指導之下進行——這種情形並不是沒有意義的。他能夠滿足當時社會需要至何種限度，他使這種需要之滿足帶上什麽性質，——這就要看他這個人的個人性格如何。這個斷語並不是說：如果沒有列寧，俄國就不會實現十月革命；如果沒有俾斯麥，德國至今還是分裂為幾十個小公國；如果沒有達爾文和馬克思，世上就沒有物種由來說和歷史的唯物論。這些偉人所滿足的社會需要，如果沒有他們，別人也會或這樣或那樣或遲或速來滿足的。“這個偉人恰好於壹定的時候出現於壹定的地方，這自然是純粹偶然的事。如果我們除掉這壹個人，則自然會發生壹種需要，要求另有壹個人來代替他；這個代替人是存在的，好壹點或壞壹點，但終歸是存在的。”（恩格斯壹八九四年壹月二十五日所寫的信）譬如拿普列漢諾夫來說。普列漢諾夫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俄國歷史環境中發現壹些為他同時人所不能了解的社會關系。那時人們正帶輕蔑口吻談起“無產階級的穢物”並自滿自足的信以為俄國可以撇開這個“穢物”，而普列漢諾夫則成為俄國工人階級的思想家和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始祖。我們能否根據此點即斷定說：如果沒有普列漢諾夫，俄國就不會發生馬克思主義呢？自然不能這樣斷定。“如果十八歲青年的普列漢諾夫，在什裏謝利堡（Slisselbourg）炮臺被絞死了，俄國還是會發生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以匯合俄國工人運動於西歐社會主義思想之強有力潮流並使俄國工人運動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進行。”（伏爾佛遜——S.Y.Wolfson 壹個偉大的社會主義者）

批評馬克思主義的人，時常肯定說：歷史的唯物論將各人的才智能力完全看作在同壹水平線上，而漠視了壹件明顯事實，即：有些人對於歷史進程有巨大影響，有些人則壹點也沒有關系；在這個理論看來，總司令和士兵是相等的……。——這種批評，看去雖很嚴重，其實最無根據。
　　歷史的唯物論從來未曾將格林華爾杜斯男爵（Baron von Grinwaldus）與加裏波第（Garibaldi）壹例看待，從來不會斷定說：查蘇利奇（Vera Ivanovna Zassoulitch）和伊凡諾夫娜（Poulkheri Ivanovna）對於俄國社會主義生活的影響是相等的。歷史的唯物論明白知道什麽是活動的堅強的和勇敢的人物，什麽是詩人所說“小說也不提起妳，詩歌也不吟詠妳”的那種人物。
　　歷史的唯物論認為傑出的天才的個人——在適當條件之下——對其所處時代能發生很大影響。這些人就是比同時人更有深刻了解和更多解除傳統成見的思想家；就是接受思想家所發現的真理並以更能動人的形式表現此真理的藝術家；就是聚集那些散碎力量並依壹定目的而配合這些力量的組織家和策略家。天才者之心理的和智慧的構造，無疑是比普通人高得多的。他的神經系統比普通人更加靈敏，他比普通人更加明晰認識周遭環境所發生的事情，他尤其明顯的比普通人更加具有分析和綜合的能力。
　　如果提出壹個問題於他面前，則他能發現出這個問題中普通人所不能看見的要素。
　　但所有這些都並不是說：天才者是不受其時代和環境影響的，偉人“英雄”是自然界拿比造成普通人不同的壹種粘土所造成的。
　　偉人，“英雄”，與普通人，群眾間，並沒有任何原則上的差異。切不可以將人類分為歷史建築家的個人和歷史建築材料的群眾之二大部分。“偉人並非由天上降落於地下的，而是由地下長生至天上的。”這就是說：民眾從自己隊伍中推出幾個個人，能夠滿足那在社會內部本已成熟的需要。這幾個個人就是所謂偉人，“英雄”。
　　“如果不由神秘觀點來看，而由科學觀點來看，則‘個性’乃是社會環境各種影響之焦點。我們的意識內容只有小小壹部分是由我們自己力量所構成的，百分之九十九則系我們現成的得來。環境鑄造個性，正如印模鑄造錢幣壹樣。好久以前唯心論時代的歷史家就已經說過：偉人是他那時代之最可為模範的代表者。”（波克洛夫斯基——經濟的唯物論）
　　群眾要能跟隨在領袖背後跑；必須也像某種行為的“英雄”壹樣具有“英雄的”精神。依照領袖手勢而盲目赴死的群眾，這是童話中和伊洛魏斯基（Ilovaisky）的歷史教科書中才有的事情。要使兵士能聽從命令向前沖鋒，必須以恐怖手段強迫他們或以欺騙宣傳鼓勵他們。在帝國主義大戰中，法國和德國的總參謀部明白知道雙方軍隊對於福煦（Maréchal de Foch）或興登堡（Maréchal de Hindenburg）之服從心是沒有保證的，是不能因此就自願赴死的。他們因此對兵士大作其愛國主義的鼓動，並用機關槍監臨在兵士背後，使他們只有向前進攻而不能後退。
　　社會環境驅使傑出人物向時代所需要的方面去努力。個人能力如果與時代需要相反，則往往投閑置散而無所表現。譬如，在尼古拉第壹（Nicolas I）時代的俄國，借用赫爾岑的話說，壹個具有口若懸河的演說家天才的人，是沒有說話余地的。他在這種環境裏，只好老死無聞，誰也不會覺得他具有偉在才幹。
　　但假使他處在壹八四八年時候的巴黎環境，那裏革命的浪漫風氣盛極壹時，那裏街頭巷尾到處有人演說，則他也許就要與格萊斯頓（Williams Gladstone）饒勒斯等人齊名了。如果貝多芬（Louis Beethoven）生活在三十年戰爭時代，那時到處都是荊棘縱橫荒涼滿目，那時“不斷的戰鼓聲音”震聾了人們的耳朵，則他甚至不能制出壹篇他後來所貢獻於人類的那些偉大的歌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