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右派民族主义分子谈中国现在的民族主义

远航一号

激活 发表于 2022-1-3 09:54
长到不想看。。。。。

我做了节选，把有用的先挑出来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49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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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56093

原作者：王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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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习近平时代中国官方与民间“民族主义”的实质与未来趋向

    根据上一部分对于中国民间与官方在关于民族主义领域表现的叙述与原因的探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是起伏不定的，正如一位看过本文草稿的学者所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防御式的……应急式的，且聚焦于具体的某个事态”，相对于其他许多国家如印度、韩国、日本都更加温和。而我个人更进一步认为，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是一盘散沙状、普遍没有持之以恒的决心与长期的付出、没有清晰完整的思想体系和行动纲领、没有坚定的民族主义信仰、更没有大规模的实际组织力量，仅为一种天然的民族自觉意识与中共政权扭曲化的“爱国主义”宣传结合的虚浮化半成品。
    而中国官方（略等于中共政权）则将民族主义当成一种工具，其各种带有民族主义特征的言行本质，是中共实用主义原则和政策的一部分。在中共需要民族主义来凝聚人心、团结民众、对抗外部时，它就会利用。但当民族主义不利于其统治时，哪怕是合理的民族情感，中共也会压制；哪怕是合法的国家利益，中共也会出卖。中共权贵集团从不真正把国家兴衰与民族利益放在心上，而是始终将权贵自身的利益作为第一考量。总之，中共政权对待“民族主义”的态度和言行，均以维护中共统治集团利益为根本的、最终的目的。
    那些把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当成民族扩张主义的，更是完全的误判。中共越是把“爱国”、“民族主义”当成生意，越不会真的发动各种形式的侵略，更不会发动武装侵略。因为一旦爆发对外战争，尤其军队这个拥有巨量职位金钱资源、藏污纳垢、为权贵获利和分赃的“发财机器”就会毁掉，他们当然不会让这盘巨大的“生意”“黄了”。
    中共在宣传民族主义的问题上，更多是强调“中华民族”的“富强”和“中国”的“独立自主”，也就是强调自身与外国尤其西方的不同、差异、“独特性”，完全不同于是纳粹德国和日本“天皇-军部”军国主义时在“扩张生存空间”和“优等种族论”思想下的对外侵略与对异族的屠杀奴役，也迥异于俄国的扩张主义，也非二战结束前英法和一战结束前德国的殖民主义，与美国间接控制拉美的“门罗主义”和二战后至今称霸世界的强权政治模式都有巨大落差。中共的民族主义显然是为了“守”，即便有些经济上的渗透与政治文化影响力的扩展，着力点依旧是维持中共统治而非民族主义诉求。
    而未来，中共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原则与政策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而且，中共政权越是没有合法性，它越需要通过出让、出卖国家利益，以换取他国为自身利益而支持或至少容忍其存在。当然，中共也会继续利用民族主义来鼓动民族情绪，但只限于口头和表面，并且依旧以区隔西方、强调“中国特色”为其主导内容，而不是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出击、侵略、占领。“稳定压倒一切”是中共维持统治的法宝，这不仅表现在对内高压维稳，对外也会选择妥协退让以苟且求安。
    在中共治下，“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也正在并继续用作镇压内部异议人士的工具，如借助民族主义大旗将政治反对人士污名化为“汉奸”、“叛徒”、“特务”、“卖国贼”、“给外国递刀子的”，加以打压和迫害。但中共只会用其对内对国人施害，而不会将之用在伤害外国人尤其美日俄等列强及国民。当然，中共用“汉奸”等词汇污名化政治反对人士，其实真正出卖国家利益、对外卑躬屈膝的，恰恰是中共统治集团和既得利益阶层。
    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普罗大众，绝大多数人都把现实利益放于意识形态之上，利己之心大于爱国情怀，所谓的“爱国”、“民族自豪感”，都只是言谈的装饰品、心灵的安慰剂，而非真正愿意为之献身的价值选择。与中共政权“稳定压倒一切”相映的，国人普遍也是守成偷安的保守心理，为了享受生活或挣扎生活或既挣扎又享受生活，不希望打破和平、影响小日子，哪怕对外卑躬屈膝。而精致利己主义者是只要政权不要主权、只有私欲不爱祖国的。在长期的愚民教育下，绝大多数国人普遍短视、狭隘、麻木不仁（就像鲁迅所说的围观日军枪毙中国人的中国留学生那样，百年后还是如此），没有大局意识，只顾自己和家庭，也缺乏爱国必要性的认识。阶级矛盾、官民矛盾、境内民族矛盾、地域矛盾等国内矛盾，无论是在现实急迫性、关注优先性，还是在国民的实际感知上，都超过中国与外国的矛盾。最重要的是，由于习近平政权的高压政策，国民处于内斗、煎熬和沉沦之中，没有真实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包括爱国主义在内的理想被工作、学业和生活中的残酷磨蚀净尽，“做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人们无心无力为国家和民族付出牺牲。
    总之，习近平时代乃至“后习近平时代（如果中共那时还在统治中国大陆）”的中共统治下，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永远都只是远观声势震撼、近看空洞虚伪的表象工程，甚至，即便它的表面，如官方和民间的舆论，也将“民族主义”戳的千疮百孔。因此，在中共治下，从官方到民间，从庙堂到市井，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始终是、未来也将继续是虚浮的、缺乏实核的、表面化的、浅层的、形式主义的、色厉内荏的、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
    有句讹传为拿破仑所说的名言“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它醒来，会让世界为之震颤。”至少在中共统治时代，它是不会真正“醒来”的。相反，如果把中共比作“狐狸”，中国是“狮子”，“狐狸”恰恰不断给这只“睡狮”喂下安眠药、注射镇静剂，让它永远昏昏沉睡。因为中共知道，当人民有了权利和尊严意识、真正觉醒时，尤其有能力自觉组织和团结起来捍卫民族利益时，首先会掀翻骑在身上作威作福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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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包括习近平集团在内的中共政权打压民族主义思想、言论、行动的更深层次原因

    中共政权对民族主义的打压，还有一个为许多人普遍忽略的关键原因。那就是，民间民族主义的兴起，也会促进民主运动的迅速发展。
    现在许多人尤其亲美日英港台等自由派分子，往往将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和民主运动对立起来，认为民族主义阻碍了民主自由的发展。这种说法显然是视野狭隘、似是而非的。
    如前所述，中共在六四之后推动“爱国主义”，的确有对抗西方普世价值的目的，并以“爱国主义”取代自由民主，作为官方向民间灌输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这个角度看，民族主义的确是排斥民主主义的。
    但如果更加细致的观察，很容易发现，中共的民族主义宣传和操纵的官方及以民间面目出现的半官方行动，基本都是有特定的非民族主义目的，且会控制其波及范围、国内外影响，“见‘好’就收”，并将主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共自己手里，而不会放任民众为所欲为（有时看似放纵，其实也是另一种操纵）。例如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2008年“抵制家乐福”事件，其主要导向就是对抗西方，煽动民众对欧美的仇视情绪，但在实际追责（例如使馆被炸和军机坠毁）上却低调处理。而在民间反日声浪高涨时，中共也会做一些象征性的动作，如派“海警”、“海监”船等非正规军力量到钓鱼岛巡航。但对于民间有组织的民族主义团体，无论是活跃在互联网上的“红客”，还是线下的保钓组织，一直是控制、利用，以及现在的更强化的打压。总体上来说，中共对民间的民族主义思想与行动，都是明显以管控、约束、压制为主。
    那么中共为何对似乎有利于其统治的民族主义浪潮百般打压呢？
    首先，民族主义是一种公共意识的勃发，如顾炎武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民族情感的积淀，也会增强人的正义感，让人民不再局限于个人和家庭，而是更加顾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民族主义虽然较国际主义有排他性，但所“排”的“他”主要是外国和其他民族（当然我坚决反对对其他民族的侵略和无故或过度伤害，但我赞同本民族对外民族进行自卫反击和合情合理且适度的追责），而真正有正义感的民族主义者，恰恰比其他方面品质相同的非民族主义者更加具有对国家和民族内部陌生人、公共社会的责任感，更富于同情心与义愤，有正直勇敢的品格和团结与大局观念，铸就为他人和社会奉献和牺牲的精神。而公共意识又与公民社会密切相关，公民社会自然不仅有关于民族主义的问题，还有维权运动、平权运动，对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性问题的批判与改革。某种程度上，民族主义是公民社会雏形的一种亚形态。而这些，也会催生公民团体乃至民间带有意识形态的组织的出现。而这一切，正是包括中共在内的各种独裁政权所惧怕的。
    第二，如上所述，民族主义会促使人民公共意识、公民责任感的增强。而有组织化和正义感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很可能也很有条件转向民主主义诉求的。有时，人民的民族主义情感和民主主义意识会同时觉醒，并相互促进和强化，引发革命的风暴。例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就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其追求民族独立（对内反满兴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对外反帝反殖）与建立民主共和国（“创立民国”）、实行民主制度和推动社会变革（“平均地权”），可谓不可分割。而为达成“三民主义”成立的同盟会，其成员往往是既有反满反帝思想，又追求民主自由的。甚至作为同盟会前身的一部分的华兴会、光复会，原本对民主和民生不甚关心（具体说华兴会还倾向民主，但更重要目标是推翻满人统治（因此也被称为“二民主义”），光复会则只支持民族主义/排满主义（被称为“一民主义”）），反满兴汉才是第一目标。但后来，由主张“三民主义”的兴中会主导成立了同盟会，加入同盟会的原华兴会和光复会成员，也逐渐接受了民主自由以推动革命、富强国家的目标。
    当民间的民族主义成为声势浩大的运动，并且形成固定的组织（或者至少有非正式但是固定的联络和松散的合作），就为民主运动提供了平台，成为孕育民主革命的土壤。当专制政权无法满足民族主义者的诉求时，后者就会更加转向推动民主的运动，希望掌握权力和得到权利以实现民族主义诉求。而且，当社会有了关心他人、陌生人（哪怕只是关心本国、本民族的人）以及公共社会和国家利益的人民，这些人民也会日益受到公民社会、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由民族主义诉求转向追求民主自由的斗争。事实上，这早已发生过。一战和二战后，许多新的国家（如东欧、中东、东南亚、非洲等各区域）纷纷独立，在独立前的斗争中，就是将建立民族国家和实现民主政治列为同等重要（或者至少二者缺一不可）的目标。而事实上，也的确有许多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与民主政治的双重成功，例如一战后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爱尔兰、波罗的海三国……以及二战后的非洲近半国家、印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还有许多国家独立后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甚至走向独裁，但追求民主自由的斗争从未停歇，而参与者大多也是当年追求民族独立的力量。在1980年代的东欧，民族主义更是和民主主义合流，成为推翻苏东各专制政权的中坚力量。
    因此，民族主义，尤其民间自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潮和行动，虽然与追求自由民主有一定的冲突（例如“救亡压倒启蒙”），但二者有时也（有时候则是“更”）具有一致性。当人民为国家利益奔走呼号、奋不顾身，自然也会将给本国人民以尊严与权利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当成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目标。当人们不再“自扫门前雪”，而是将视野拓展到整个国家和民族，关心同胞的民生疾苦、为社会的不公义愤填膺，也自然是情理之中了。而如果民间有了以民族主义为诉求的组织化力量，转化为了推翻独裁专制的目标，那独裁统治必然在这些舍己为人、舍利取义的仁人志士打击下摇摇欲坠，最终走向垮台了。而中共，又怎么可能不惧怕那些大公无私、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民族主义者呢？中共又如何会容忍民间以民族主义为纽带、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的组织建立和壮大呢？
    因此，中共虽然会利用民族主义对抗普世价值，但对民族主义的控制、约束是非常强的，只有官方“定制”的“民族主义”可以鼓噪，发自内心的民族主义反而会被压制、排挤。官方需要的是民众“临时性”的、“定向性”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出于正义之心、同胞之情、持之以恒、身体力行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归根结底，中共对民族主义的防范、打压，远多于对民族主义的利用、鼓动。习近平时代，随着对几乎所有公民自组织和民间自发行动的打压，民族主义者及其言行也在压制和约束的范围内，同样为专制政权所不容。也正是如此，日本、美国等国才更愿意让中共继续执政而非推动中国民主化，因为他们知道，一个民主的中国，爱国主义会理直气壮，民族情感会发自肺腑。那时，日本的战争罪行会被清算（就像以色列对纳粹刽子手那样。至于说日本军国主义者都已经死了，那就让继承者偿还吧），其复活军国主义的野心也将被中国军民扑灭；而美国的霸权主义也会面临不再为统治而低头让利的中国的挑战，更不能以人权为借口行“美国优先”保护美国特权之实。相应的，俄罗斯的扩张主义与逼使中国为联俄制美出卖利益等行为，到时也变得难以得逞；印度将面临一个理直气壮的民主中国捍卫领土，它也不再能以专制中国为挡箭牌，以“世界最大民主国家”为招牌在南亚大行吞并、侵略、压迫和霸权却乏人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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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时代中国民族主义与他国的对比
   
    如果量化“民族主义”，其民族主义的成色、比例有无比世界各大国平均程度高呢？
    中韩两国在遭遇日本军国主义荼毒方面，有着很相似的历史，两国对日本侵略历史、如今的重新军国主义化的态度的对比，很具代表性。前文已经提及了中共政权对日本侵华放弃追责和索赔，以及为利益淡化历史、拒绝反制日本扩军、解禁战后一系列限制等行为，在此不再赘述。除此之外，中共有时鼓动民众反日，也是一种典型的转移国内矛盾的手段，而非真心诚意、不惜代价的声讨日本右翼政权。相反，前面已提到，中共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胡锦涛乃至习近平，都会不同程度压制对日民族主义情绪，甚至拘捕声讨日本罪行和保钓人士。这些与韩国近些年激烈谴责日本战争罪行、不断在韩日争议的“独岛（日本称‘竹岛’）”宣示主权、反对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和美化侵略宣传、强烈谴责日本的扩军和破坏战后体系行为对比鲜明。
    当然，如今中共的对日态度很像1960-1980年代韩国朴正熙--全斗焕独裁政权的亲日行为。当年的朴--全独裁政权为稳固统治、发展经济，一直避免提及对日索赔和“慰安妇”等历史遗留问题，极力压制韩国人的反日民族情绪。倒是1990年代韩国日益民主化之后，无论官方的进步派政权，还是民间舆论，都越发对日强硬。而现在的文在寅政权更是秉承追求历史公正的态度，坚决追究日本侵略责任，进步阵营始终在声讨日本。这恰恰说明，民主政权更能激发真正的爱国情怀，专制政权却往往由于自身需要压制民族情绪、阻挠捍卫国家利益。虽然专制政权有时会利用国民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排外情绪，但只是一种技术性的利用，而非真诚的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这也正是日本右翼政权一直支持中共独裁政权的原因。相对于独裁而猥琐的中共，日本更担心民主化后可以自由表达反日民族情感、追求历史公正的、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
    除了同受日本军国主义极大戕害的韩国，与中国的人口、国际地位、发展潜力颇多相仿的印度，也是非常值得对比的对象。
    被称为“世界最大民主国家（也的确是民主制国家）”的印度，其民族主义和印度教教派主义都很强烈。印度国父尼赫鲁在建国不久就说过“印度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流角色。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而尼赫鲁的后继者（无论是其女儿、国大党的英·甘地，还是人民党的瓦杰帕伊）均遵从了他的方略。在南亚，印度自建国就侵吞了海德拉巴、果阿、锡金、及克什米尔大部，严厉镇压如印度东北七邦（原属缅甸）和旁遮普邦的锡克人的反抗、泰米尔纳德邦的泰米尔人独立运动，也对左翼的工农武装进行镇压。在大肆吞并拒绝臣服地区方面，德里明显要比北京强硬和暴力。印度有民主选举，但是并不允许主张分裂的政党参与选举。而对宿敌巴基斯坦，更是发动多次大规模战争，肢解和极大削弱了巴基斯坦（东巴独立为孟加拉国），并干涉尼泊尔与斯里兰卡，控制不丹，称霸南亚。
    在南亚以外，印度一直是“不结盟运动”组织的领导者，以第三世界领袖自居，与中国长期争霸，还侵占了中国藏南地区。在军事上，印度不仅不顾国际反对进行核试验和储备核武（对如此公然挑战核不扩散体制的行为，当时的中国居然是“五常”中反应最弱的，而很明显印度核武最大威胁对象恰恰是中国而非美俄英法），还不惜血本从美俄欧购买大量武器装备，并研制威胁中国全境、可携带核弹头的“烈火”系列导弹。而在印度对外赤裸裸干涉内政乃至控制外国时，中共政权则是在迁就他国、放弃利益，连对“盟友”朝鲜都丧失控制，而对于日本、印度、俄罗斯等国，前面已经讲过中共为统治而怎样的妥协退让了。
    而印度人民党执政又尤其莫迪成为印度总理后，印度民族主义和印度教至上主义更是甚嚣尘上（莫迪本身就是极右翼的印度民族主义团体“国民志愿服务团”出身，莫迪和他的人民党统治集团，均有浓厚的印度教至上主义和印度民族主义色彩）。而在中印关系上，莫迪也采取强硬态度。例如中印洞朗对峙和印度在克什米尔一系列军事和政治动作，以及莫迪在国内对印度教教派主义的鼓吹，都是公开而明显的。而2020年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方从官方到民间到处鼓吹民族主义和反华情绪，与中共政权遏制国民民族情绪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环球时报》被称为“民族主义报纸”，而印度最大的两份全国性报纸《印度时报》和《印度斯坦报》，以及NDTV（新德里电视台）同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在领土、宗教等涉民族主义问题上鼓噪。当然，与中国官媒不同，印度媒体受官方影响明显较中国低，不是政权随意操纵的传声筒；但另一方面恰恰反应了其民族主义的自发性和深厚性。而有莫迪政权背景的“印度共和电视台”则更是鲜明的印度教至上与民族狂热主义传声筒。
    在印度国内外社交媒体上，印度民族主义声音非常猖獗，远比中国民族主义者有进攻性和影响力，随便搜索就可看到大量民族主义和教派主义言论，尤其对巴基斯坦及巴国领袖和民众的谩骂、威胁、挑衅。当然，在中印竞争与冲突上，多数印度国民同样持强硬态度。无论从官方还是民间，印度民族主义的调门、行动、影响，都明显超过了中国。
    有人说，印度是民主政体，而中国是专制政体，所以不能等量齐观。事实上，无论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的政权，国家利益、国民涉外利益，都是需要坚决维护的，与体制无关。中共政权在许多时候恰恰是在妥协、出卖国家和国民利益，例如对印尼两次（1965年和1998年）大规模屠杀有中国国籍的华侨及同为汉族的华人冷漠以待，对俄罗斯政府欺压敲诈中国侨民尤其商人，选择不闻不问。此外，我前面也列举了中国在众多涉及国家利益、国民利益、民族历史等各涉及民族主义的问题上的软弱妥协。所以，中共作为专制政权，其在民族主义领域“不配其位”的原因并非实行民族主义政策，恰恰相反，其不配执政的原因在于它没有充分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国民利益，甚至许多时候是拼命打压民族主义以换得政权得到外国支持的，也就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除了印度，如俄罗斯、以色列、日本、韩国、印尼、土耳其、伊朗、埃及、越南、菲律宾、尼日利亚、阿根廷、巴西、智利……位列世界人口或GDP前30位（或具有特殊影响力）的许多国家中（而且其中多数是民主体制国家），当今的民族主义都很兴盛，民族认同都远超过作为“世界公民”的认同。其中有些国家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教派主义已经跻身为主流力量。和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比起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仅相对较弱，还受到中共政权的强烈抑制。（由于篇幅所限，这些国家官方与民间民族主义兴盛的具体表现及其本质，就不在此一一列举和分析了。但有一定国际常识的，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动向，包括民族主义方面的风向和事例，都会有耳闻目睹，相关新闻和专业评述也都可以找到）
    此外，在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荷兰、瑞士等欧美发达国家，虽然不像发展中国家那样民族主义兴盛（其实美国的种族主义很强，种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具威胁性），但与中国一样有许多爱国主义宣传和教育，有些还甚是强烈。例如旅加作者陶短房先生的文章《北美孩子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就讲到美国和加拿大从小就培养国民的爱国主义感情，例如加拿大小学生即参与升旗仪式和国庆活动，爱国主义在美国教育的许多科目均有很多篇幅；加拿大的7岁的小孩子就能够认识重要省区的轮廓和建立年份；美国学校每周都有包含效忠国家内容的“公民宣誓”；美加爱国主义教育都是系统完整、由浅入深；两国关于纪念为国家牺牲者的纪念日、歌曲、诗篇不胜枚举……
    当然又会有人说，美国和加拿大是民主国家，中国是专制国家。我的回答和关于中印对比的一样，无论什么体制，都应该爱国，而且爱国和爱党是两码事。难道专制国家的人民没有爱国的权利？爱国就是民族主义？而许多自由派（尤其亲美日派）人士的想法，我化用鲁迅以孔乙己之口的那句讽刺描述一下：“美国/日本不是中国……爱国……民主国家的爱国，能算民族主义吗？”难道这些人不是这样的心态吗？还有，爱国和爱政权也是两码事。而具体如何爱国、爱国的目的、价值、导向的方向，同样可以更多研究探讨（洗脑式爱国我当然反对，而且那也不可能塑造出多少真心爱国的人）。我们应该反对借“爱国主义”之名，行灌输忠君思想、维护专制之实。但爱国本身没有错，宣扬爱国主义、推动爱国教育，不仅重要更是必要。
    而且，从培养实质的爱国感情看，欧美国家的培养更细致、更实在，而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非常虚浮，行礼如仪。这样的“爱国主义”，可能培养出民族主义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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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时代中国军事动向及与民族主义的关系

    毫无疑问，包括军事实力、军事目标、军事行动在内的各种军事领域的动向，是反映一国/地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强弱及目的的关键因素。国家和区域冲突的最高形式就是武装对抗和冲突，包括“冷战”和“热战”。
    那么，习近平时代的军事动向，有无反映民族主义的日益强盛呢？首先看习近平上台后的基本军事动向。
    中共建政以来，由于其维护对内独裁统治的本质和军事实力的有限，在近60年内实行陆地和近水防御策略及“不向国外派遣一兵一卒”的政策。直到胡锦涛时代，才开始组建成建制的“蓝水海军”，并在东海、南海及黄海的领海与专属经济区活动。但相对于美英法俄等大国，中国海军依旧是内敛型的。而胡锦涛和习近平时代，中国军队武器质量、军费开支均有显著提升，但这是经济发展和国际影响力提高的必然。此外，以前军费开支占GDP比例很低，如今也是一种“补偿性提高”（哪怕中国军费占GDP比例仍旧低于美俄法印等大国，刚刚超过英国）。而且，由于中国军队尤其中上层的高度腐败，军费开支相当大一部分被贪污和挪用（这个放在后面具体讲）。军队不仅在腐败上甚于政府，形式主义和低效导致的浪费同样更甚。此外，军队“人力成本”的提高也显著影响了军费开支的增速。
    相对于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中国同样是海外军事活动最少的。虽然中国在吉布提建立了后勤性质的海军保障基地，但中国军队依旧没有在外有战斗性军事基地。中国虽然在派遣维和部队等方面很积极，但在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军事行动上作为有限。在钓鱼岛附近的巡航，中国出动的是海警、海监等非战斗性的非正规武装力量。同样，在南海也是以准军事力量为主参与对争议岛屿的争夺。毫无疑问，这是有正规海空军作为后盾的。但这终归是相对克制的行动。而且，中国武装力量只有在与菲律宾有争议的黄岩岛等地采取攻势，对于钓鱼岛和西沙南沙大部分争议岛屿，中国长期处于守势。
    至于空军、陆军，则更少涉及争议问题了。以对印问题为例，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中方与50多年前一样选择了退却，这次还是不战而退。最近发生的印巴在克什米尔的军事冲突，以及印度取消查谟--克什米尔地区特殊地位（包括与中国争议的拉达克地区）并出兵镇压抗议后，利益攸关的中国并未坚定的和巴基斯坦站在一起，而是选择用“希望双方和平谈判解决争端”这种和稀泥的言论，并且拒绝谴责印度。至于军事施压更是一点未见。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毛泽东求援，毛拒绝出兵帮助，结果巴基斯坦被印度肢解，失去了占国土16%、人口54%的东巴基斯坦（即今孟加拉国）。而如今，中共政权再次为一己之私，选择让伊姆兰·汗孤立的在国际舞台上面对实力强大、广受支持的莫迪政权。无论是领土争议，还是大国地缘战略利益，以及国际上关键盟友的安危，中共政权都置之不理。10月底，习近平刚刚结束对印访问，印度就在克什米尔和拉达克问题上再进一步，在克什米尔和拉达克均成立“中央直辖区”，改变其自治地位。而声称拥有拉达克主权的中共却非常低调，更多在宣扬习近平访印成果，对印度这一侵犯主权之举毫不在乎。
    相反，在镇压流亡藏人和促使印度、尼泊尔等国遣返或压迫流亡藏人方面，中共则不遗余力，包括制造了2006年的“囊帕拉山口事件”，边防武警枪击已到达尼泊尔一侧的出逃藏人。近日随着习近平访问印度和尼泊尔，中共也以经济等利益利诱两国（对尼泊尔恐怕还有威胁和施压），对流亡藏人进行拘捕和约束。这些充分证明，中共政权对于领土和地缘政治利益等国家核心利益不惜出卖，而对本国反抗者则不惜血腥镇压、“长臂干涉”。这再次暴露了中共政权以维护统治和内部安宁为目的、对外则不惜妥协退让的外交原则。
    而习近平上台后，在军事方面还做了两件事。一是发动了对军方高层的反腐运动，二是改革了军队的部分编制结构。虽然时间是反腐在前，但为文章衔接和论述顺畅，我先谈军改，再谈反腐。
    那么军队改革（主要是编制结构改革）及改革后的中国军事力量，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如何呢？
    这场自习近平上台不久就开始酝酿、执行的正式名称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军改计划，看其内容的详细和涉及层面的广泛，似乎比习对军队的反腐（更准确说是整肃）声势更大、牵涉更多。但仔细看了具体内容就会发现，看起来眼花缭乱的改制措施，形式远大于实质，而实际效用也会因缺乏配套措施而大打折扣，而打了折扣的“成果”里也大多是对内的（改制内容大多其实本来也就是对内的），这样几次打折，最后剩下对民族主义的影响，基本就没有了。
    在此大致举几个例子。在这次军改中，“七大军区”被改为“五大战区”，看似调整了战略领域的结构，但对于实际上原各军区的任务没有根本变化，只是分摊的区域变了（至于在名称上“军区”改成“战区”，更是类似朝鲜那种虚张声势一样，毫无必要正经谈论）。而增加的两个兵种，只有“战略支援部队”是改革的一个突破（随信息化时代提高了电子战和信息化支援能力），而“火箭军”无非就是将原本就独立且由中央军委直属的“二炮”强化为和陆海空地位平齐的军种，而军队结构没有质变。而其他改制措施如各单位归属与各机构的分化组合，基本就是在调整军队管理体系，没有任何为对外战争或军事扩张准备的内容和迹象。而将武警由归国务院管理改为由中央军委统辖，反映的更是巩固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及强化国内维稳。武警人员从武器装备、日常训练到主要任务，都是适配于对内维安（说白了就是镇压老百姓和小股武装分子），无法轻易转化为对外战争的力量。
    然后再谈反腐方面。军方反腐声势很大，也的确抓捕了许多“大老虎”，包括徐才厚、郭伯雄、房峰辉、田修思、张阳等部分军方最高层人物纷纷落马。但明眼人都能看清，这只不过是习近平为巩固政权进行的肃清异己、“除旧换新”的手段罢了。所谓“壮士断腕”，断的只是作为政治对手的“腕”，而对于同样染上腐败病毒的自己人，反而会加官进爵，成为习近平有力的臂膀，为习提供着强大的“枪杆子”的后盾。
    与对党政机构内的反腐一样，习近平在军队的反腐行动同样是一种“运动式反腐”、“选择性反腐”、“人治”，而没有建立真正的独立的司法系统、监督体系，更没有民主法治的大前提。如此类型的“反腐”，毛、邓、江、胡时期全都做过，且力度都不可谓不大（虽然同期规模上都没有习的大），但结果如何呢？习近平这次反腐的确看似力度更大，但其“量”没有导向足以改变“质”的路径，更没有改变以“反腐”为权力斗争手段的性质。
    而且，众所周知，相对于党政和司法机构，中国的军队更加不透明化，更缺乏外部包括舆论的监督。一切都可以以“军事秘密”进行或多或少乃至完全的遮掩，外部只能完全通过官方口径了解，即便私下通过其他渠道有所挖掘，也不敢触犯“泄露军事机密”之类罪行。而且，军队相对于党政和司法机构，更自成一体，整体上与社会大众隔离，很少深入打交道（抗洪抢险时候难道可以探听到什么内幕吗？），外界难以通过蛛丝马迹（例如政府机构经常会有官民纠纷，即便信息控制下官员也在地方有官声高低、民意好坏等风评，而军队就极少有这些暴露黑暗的“缺口”）了解军队内情。这都导致军方的腐败、堕落、失职渎职等难以被发现，其腐败与失职等行为也更为有恃无恐。此外，由于以上这些特点，也让军队比政府机构更容易做足表面功夫让外界看起来“高大全”，遮掩其内部的种种肮脏与腐朽。这毫无疑问会让外界从表面看到和估计的解放军战力，与解放军实际战力产生巨大差异。（而且，即便只看习近平查处的徐才厚、郭伯雄、房峰辉等几只“大老虎”，据报道就分别涉及百亿以上的贪腐金额，且其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的方式非常多样，涉及解放军各系统和附属机构。而无数的“小老虎”乃至“苍蝇”又累积贪墨了多少呢？那么没有被清洗的各级军官及习近平新提拔的，难道会比较干净吗？所以，仅仅以公开的军内贪腐金额及涉案领域与人数，已非常惊人，足以窥斑知豹）
    而军队在缺乏民主法治与社会监督、高度不透明化的情况下，其腐败堕落程度只会远严重于党政和司法机构。而如此的体制和腐败程度，直接影响到军队的实际战斗力和对国家与人民的忠诚度。如前所述，中国的精英阶层普遍自私利己，都是为了权力、金钱、美色、各种极优越的福利。而军人尤其军方高层明显不仅不会例外，只会在不透明的环境中堕落更甚。如此的军队，如何“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呢？只有“强军口号”的第一句“听党指挥”即听习近平指挥是可以实现的。习近平的“反腐”只是培植了一批新的忠诚于他的军方权贵，自然更会给予这些人更多恩惠（也就是民脂民膏），对他们的腐败和渎职更为放纵。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换取他们对习个人（或者习为首的核心统治集团）的忠诚，以及面对社会动荡时对民众的坚决镇压。
    那么，一支腐败堕落的军队、一群想着权色金钱的军官，会有怎样的战斗力呢？会有能力实现民族主义的军事目标（如对台湾动武、对日美开战）吗？甚至，这些贪恋荣华富贵的军官和同样为了利益参军的普通士兵，不仅缺乏打赢战争的能力，连发动战争的动机和热情都没有（当然军方中上层有对内镇压的动机和热情。而普通士兵如果以重利相诱，甚至实行类似朝鲜的一切以军人为优先（即“先军政治”），也会热衷于对内镇压）。他们既然考虑的是个人和家庭而非国家和人民，自然不愿意去“为国捐躯”。如果战胜几率高、战死几率低，他们还有可能一战，但如果面对更强的、更不怕死的军队，他们只会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委曲求全。
    前车之鉴很多，在此仅举数例。萨达姆的伊拉克军队（包括其最精锐的“共和国卫队”），在两次伊拉克战争中被美军重创，其中第二次更是不到两个月主力已全被击溃、首都被占领。除了武器装备差距巨大之外，“兵无战心”也是重要因素。没有谁肯拼命捍卫萨达姆独裁政权，没有成建制的死战者（反而有整团整营的投降者），树倒猢狲散。后来针对美军的零星袭击和对抗，绝大多数也与保卫萨达姆无关，而是出于散兵游勇一些切身利益，及宗教和民族原因。同样，甲午战争中的北洋水师的战败，也与军队的腐败、疏于训练、骄傲自大密切相关。只是，那时还有邓世昌、刘步蟾那样的殉国者，而如今糜烂的国家和军队是否还有“足壮海军威”者呢？还有，当年中共在国共内战中以弱胜强战胜国民党，也和国军的普遍的贪污腐败、法纪废弛、内部斗争、官兵矛盾有关。而如今的中共军队，在这些问题上何尝“逊色”于国民党军？腐化堕落对战斗力的削弱是致命的。
    军队的腐化堕落，会直接影响军队战斗力强弱的两个关键因素，即武器装备质量和军人素养/训练水平。一支腐败的军队，无论在武器装备的研发、采购、生产、维修及后勤保障的任一领域，都必然会“雁过拔毛”、“缺斤短两”、浪费奢靡、事倍功半（乃至事十功一）。即便在特别关键、作为“献礼工程”的个别武器研发生产上（例如歼-10、歼-20，以及我写作本文时才恰刚下水的国产航母“山东舰”）不敢粗制滥造，但也一定靡费甚巨，这种“靡费”不是说本身研发生产开支大，而是贪腐和浪费巨大。而那些常规的、不被公众和媒体注意的武器装备和后勤补给，就更会充斥腐败了。前面已经说过，相对于地方政府和法检等部门，军队更加的、高度的不透明化，腐败只会更严重，会腐入骨髓。
    而在军人素养及训练水平方面，同样是“黑箱”式的。除了对外进行一些展示和参加军演和比赛（军演绝大多数也是秘密进行的，例如有伤亡也很少披露。即便披露的，也并未讲事故细节及责任问题）。一个充满依附主义、裙带关系、权钱交易的军队，又怎么可能严格训练出“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军队呢？当然，解放军有些方面军纪的确很严，但这与战斗力不能划等号。而且所谓的“严”，是上对下的、是主要针对普通士兵的、是有选择性的，而非是从上到下一样纪律严明的。此外，刻苦的训练和一些对基层军官和普通士兵的严苛纪律，并不等于能训练出战斗力强的部队，而更多是在通过这种残酷训练来维持纪律、保证服从性，以及用“苦练”来遮掩科学合理训练的不足。这就像中学生被题海战术淹没，也并不一定能考出好成绩，越是差学校越是起早贪黑纪律极严，但成绩反而大多并不如大城市重点中学一周只上五天，基本不补课的学生。还有人所共知的，解放军的许多训练都是花拳绣腿，例如用手碎砖、踢正步、叠被子乃至半只脚站在河沿上练“定力”……这些除了看起来好看，打仗有多少用呢？尤其在信息化时代，军人个人素质更多体现在操作现代化和信息化设备、应变乃至创新能力等方面。而这些恰恰是解放军最缺乏的。
    武器装备如此多水分、军人战争素养也糟糕的军队，战斗力如何呢？他们自己也知道。因此，他们有什么底气去打仗尤其打大仗、生死之仗呢？而且，即便他们自大自满而选择发动战争，这样的军队，这样的“民族主义”的支撑力量，又有什么可惧怕的呢？美俄乃至印日，其军事力量才是实打实的，尤其日本的战争潜力，更是需要警惕的。
    如果习近平和军方高层自大自满，的确有可能增大对外冲突几率。但纵观中共政权几十年对外军事策略，尤其邓小平时代及之后，都会避免战争，或者选择攻击相对弱小的（如越南、菲律宾），但即便对印度这样的次级军事强国都选择妥协退避。而除1996年向台湾附近发射导弹进行威慑外，中共对于台湾、日本及美国，均以克制和防御为主。许多独裁政权都是灭亡于对外扩张和军事争霸乃至边境冲突（例如红色高棉灭亡导火线，就是波尔布特对越南控制的“下高棉”地区的攻击，导致了越军反扑和借机入侵；乌干达独裁者伊迪·阿明在国内无恶不作也长期未被推翻，但其入侵坦桑尼亚，导致坦军反击攻入乌干达，阿明政权也随之垮台。至于苏联参与军备竞赛和入侵阿富汗促成衰落与解体，更是中共反思“苏共亡党”的重点），习近平和中共是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前车之鉴的。而如前面所述，中共在经济、意识形态、爱国宣传等方面均呈色厉内荏、虚张声势的状态，且集中于“守”而非“攻”，并以维持政权存续为根本目的，军事上同样不会例外。
    当然，如果西方国家执意要摧毁中共政权，对中国发动主动进攻并攻击政治和经济中心区（如京沪），且目的为推翻中共统治，那习近平政权当然会为维持政权存续、军队中上层为维护既得利益而拼死一搏。但这种以彻底推翻中共为目的的入侵可能几乎是零。甚至，即便有全面对华入侵，只要外国军队（如美国或北约联军）承诺不动中共和军方已得到的利益，乃至许诺他们保留官位，部分乃至多数军方高层大抵也会不战而降的。“官二代”包括“军二代”们许多都移民美欧加澳了，他们还在乎中国国家和人民利益吗？不过这种入侵可能性同样几乎为零。而如果美日乃至印俄进行有限的军事威慑和压力，中共见势不妙，更大可能会“量中华之物力”出卖国家利益来安抚，而不会开战。不开战，军队的一切腐朽和肮脏都会被光辉的遮羞布遮盖，哪怕外间猜测众多。开了战，海外就看清了“纸老虎”，国人也窥得了“大酱缸”。中共会开战还是不开战呢？
    对中共统治集团而言，军队除了对内镇压和维稳，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以军费名义进行利益分赃。通俗点说，整个解放军就是一盘生意。军队有着巨量资源及资源调配的优先权，对外不透明的“优势”，以及大量官职和其他“肥差”。如果打了仗，这秘密生意（虽然有一部分是“公开的秘密”）就被戳出许多孔洞，也就是“露馅了”。如果大战战败，更是比天津大爆炸都能炸出千倍贪污渎职的权贵、万倍腐化堕落的丑闻。这就是中共在包括领土、地缘政治利益、历史问题上不断退缩或虚张声势、色厉内荏的原因。中共为什么要打仗，让“败絮其中”的脏污暴露呢？相反，它会竭尽全力避免战争，可以让军队在“金玉其外”的荣光掩映下，继续成为汲取民脂民膏供养庞大特权阶层的输血管道和发财机器；以“保家卫国”为名，将全民的军队变成权贵私人的提款机。（就在我写作到此段后不久，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军人运动会”爆出中国军人代表团在野外定向比赛中作弊（包括在赛道上提前放置秘密标记、有人为中国军人运动员指路等。且被国际定向越野联合会定为“明显作弊”）。连一场运动会都要如此公然作假的军队，其内部的腐朽不难想象）
    综上所述，中共政权在民族主义的表达与实现的关键领域--军事方面，同样甚至更加呈外强中干的特点。相对于对外还有所交手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军事上则采取更加谨慎的全面防御策略。为了维持军队为特权阶层带来的巨大利益（不让军队这盘“大生意”“黄了”），以及避免对外战败对政权合法性的冲击，中共军队大抵不愿战、不敢战，而其严重的腐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尤其用表面功夫遮掩本质的虚弱），也让人怀疑其是否“能战”。当然，在中共政权存亡受到外来军事威胁时，它的确可能拼力一搏。但如前所述，这种程度的外部威胁发生可能性很小。而为转移国内矛盾、注入民族主义强心针，中共发动对台乃至美日的战争的可能性当然也存在，但如前分析，我认为发生的几率极低，甚至低于国外武装干涉中国的几率。对内镇压依旧是中共军队最重要的任务，且未来再次在天安门广场和大陆各地“派上用场”的可能性很大。

远航一号

习近平时代对美关系复杂但仍在常轨

    而对美关系方面，习近平政权是多变的、复杂的。在奥巴马时期，中共对美国批判中国的人权问题非常不满，也否认如技术剽窃、派遣商业间谍、黑客入侵等行为，经常以强硬措辞回击。而特朗普上台后，中共很明白特朗普的脾气秉性，大多数时候避免直接攻击特朗普本人，更多采用旁敲侧击的方式进行批判。自贸易战打响以来，中国在对内宣传方面鼓吹“发展民族品牌”、“自立自强”，而对美始终保持克制，以防御性手段为主。反倒是美国（准确说是特朗普及其核心团队）在不断强调“美国优先”、“爱国主义”，大打种族/国家牌，甚至有美国高官以“文明冲突”及种族差别来论述中美贸易战。
    当然，有人会认为，美国政府比中国政府更坦诚，中国官方是有民族主义倾向但是不公开言说。从某种角度，这的确有道理，因为中共政权是一个没有诚信和道德的政权，包括外交在内的各种信息均不透明；且中国总体处于上升势头，按“修昔底德陷阱”推论，中国也很可能走上民族主义道路。
    但细究这次贸易战从开始酝酿、激烈对抗，乃至打打停停至今的整个过程，双方的动作和言行基本都摆在台面上，中国方面没有出格的民族主义动作。至于中美大国竞争中“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在21世纪爆发“热战”的可能性极低，而战争以外的手段，当然包括鼓动民族主义和民族内部团结。而这是正常的。尤其在世界民粹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全面回潮之际，如果中国（包括中共政权）不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利益，才是可耻的。只是这种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不应超出界限、不能侵占他国合法利益。而目前中国显然没有突破这一底线，而未来也不太可能突破。
    无论是习近平上台之前还是之后，中共在经济贸易问题上与美国的交锋都相对理性温和（特朗普上台后，中国方面甚至比美国还要温和理性，比美国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声调更低）。但一旦涉及人权问题，就会猛烈反击美国等西方国家、全面封锁消息不许国内报道（或统一口径谴责）、对国际上的反响也进行积极干扰与压制。这更能看出来中共可以丧失国家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但是不会放弃对统治地位的维护。

“一带一路”及中国其他对外战略构想与行动的内容与目的

    除了对日、对美关系，中国官方的其他对外政策，是否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动机呢？
    习近平上台以来，对外战略的最大步骤即为“一带一路”。关于“一带一路”，批评之声纷起，如称中国“新殖民主义”、“赤色渗透”、“争夺世界霸权”等等。那么，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呢？
    所谓“一带一路”，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朝贡贸易”，即中原王朝（如汉朝、明朝）和周边及域外国家进行的带有政治色彩的贸易。这种贸易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明朝，尤其郑和下西洋）是，周边国家向中国名义上称臣、朝贡，而中国赠与其大量财货，换取对方名义的尊崇和象征性的土特产，也就是“厚往薄来”、“倍偿其价”。这种以巨额利益换取表面臣服的行为，与西方同时代的殖民扩张完全不同，中国的王朝并无实际控制、吞并这些朝贡国的意愿，更没有希望得到更多物质利益（相反是亏本的），用句俗话就是“赔钱赚吆喝”。这是中原王朝、中国历史上各王朝与朝贡国的经济及“外交”关系。
    当然，如今的中共没有这么愚蠢，也不至于对几百年前的朝贡外交抱残守缺。它的“一带一路”及其他零散的投资、贷款、基建等对外经贸活动，经济利益当然是重要考量。不过，由于中国在国内一向通过“低人权优势”发展经济，不顾忌经济发展中的人权侵害和环境破坏，引发了许多不满，从缅甸的大坝，到斯里兰卡的港口，再到非洲各国的采矿，普遍出现了各种丑闻。约瑟夫·奈曾评价过“中国正在使用已经被西方普遍抛弃的方式（在欠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和其他活动）”。所谓“被抛弃的方式”就是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早期那种以贷款换取资源、经济合作中不顾及人权、破坏环境影响当地可持续发展等。但这些只是经济利益上的纠葛。进一步说，中共政权对外经贸上的各种算计、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也是在国际上为中共治下的既得利益阶层尤其特权集团争取利益，与民族主义没什么关系。
    另外，中共还有将中国的发展模式--即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第一位”和“稳定压倒一切/不惜侵犯人权维持安定”为两大核心特征的“中国模式”--推向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行为，但这种模式的输出，也只是中共试图抵御西方人权和民主、培植盟友而为，以及为中共既得利益阶层在海外获利提供制度依托，并非要将这些效仿“中国模式”的国家变成殖民地或仆从国。这当然包含政治考虑。但这种政治考虑并非是许多人认为的“民族主义”、“扩张主义”，而更多是为了中共自身统治存续的需要。
    因为中共恶劣的人权状况，面对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的国际社会抨击，急需寻找盟友支持。而经济援助、“拿钱换朋友”，自然成了中共的选择。而为了赢得支持，往往又出现了历史上的“厚往薄来”，亏本换取这些欠发达国家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舞台上为中共专制和各种侵犯人权的行径辩护。而所付出的物质、人力及折算的财富，自然是中国人民承担。换句话说，为了中共统治和中共在国际上的形象，中共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以中华民族劳动成果换取支持，这不仅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卖国谋私。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中国的“亏本买卖”和援助大多并没有惠及接受国的平民大众、弱势群体，而是进了包括独裁者、官员、当地资本家和族群头人等有权有势者的腰包。如果中共以中国人的血汗帮助亚非拉的贫民，也还说得过去（哪怕中国国内贫苦的大众更需要社会保障和救助），但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中国通过贸易给予这些国家的收入及无偿援助等利益，大都被这些腐败国家的权贵侵吞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政权“量中华之物力，护中共之统治”，在经济上的让利最多的，并非是发展中国家，而是美日等发达国家。相对于对贫困国家“大撒币（包括无偿援助、无息低息贷款、免费招收乃至大额补贴第三世界国家的留学生）”的显性收买，对美日等国在经济、政治、历史问题、地缘战略利益、国际关系等方面出卖的国家利益更多且远高于前者，只是相对更隐形而已。例如最近的香港问题，就成为特朗普政府要挟中共在贸易战上让步的筹码。而中共为了避免涉及人权问题的制裁、声讨，就不惜通过对美日等国让步、屈膝，并奉献出真金白银的利益与民族尊严，来换取美日的绥靖。而这，也正是美日印等许多国家乐于看到并默认中共继续统治的关键原因。因为，只有独裁的中共政权，才会给美日印让利；一个民主中国的政府，没有人权把柄和专制污名，怎么可能也有又什么必要对美日印等国妥协退让呢（当然如果是汉奸主导的政权，那的确可能继续卖国）？
    此外，还有孔子学院的普遍建立、中国对外学术方面的干预等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中国留学生组织与中国驻各国使馆的联系。这些也被许多人认为是“民族主义”。其实，这与中国对外经济政策一样，也是为了中共的统治，通过这些文化宣传和意识形态渗透，影响各国学界、政府、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对中共一党专制的看法，而非试图进行文化称霸。
    例如孔子学院对涉及中国敏感问题的禁止、对西方大学敏感课题和邀请的阻挠，都是涉及中共独裁专制、侵害人权方面的，而很少涉及民族主义和中国国家利益领域的（即便部分涉及这些，如关于“台独”、“藏独”、“疆独”问题，其阻止的主要目的还是针对对独裁和人权侵犯的批判，而民族主义是次要的、附着性的）。而且，它更多采取守势，即被动阻遏、反驳西方学术与舆论领域对中共独裁与侵犯人权的批判（当然也辅以中国官方的宣传辞令和自制的一套伪学术，进行一些看似进攻但实质目的还是防御的文宣），而非像殖民时期宗主国在殖民地推行的同化教育那种进取性的方式。
    大体上说，它重点在于“防”，而不是“攻”；它集中于重点防范和反制西方对中共及中国各敏感问题的揭露与抨击，而非试图改变西方的价值观和更普遍的学术干预。即涉及到中共和中国负面信息，他们会掩饰和歪曲、涂脂抹粉；但无涉中共统治的东西（哪怕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则置之不理。因此，无论从其目的，还是方式，都没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
    更进一步说，中华民族、汉族，是世界上的失语者，是发出的民族之声最虚浮、浅陋的民族。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被独裁暴政裹挟，民族的声带被挪用，民族的心声被防火长城屏蔽，在国际上不能真正发出捍卫民族利益的声音，整个民族变成中共特权集团挟制谋私的工具。国人没有真正的民族文化、民族气质、民族精神，十多亿人成为家国民族层面上的群魂野鬼、无可真正寄托和依归者。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回潮的当下，华人、汉人将再度成为残酷的国族竞争下的牺牲品、受害者。

远航一号

   
习近平时代对日关系的前硬后软、为独裁统治和中共利益抛弃民族尊严

    如果习近平真是如同希特勒或者天皇裕仁那样的狂热民族主义者，他当然很可能对台甚至对日对美发动战争；如果解放军高层像日本军部少壮派军官、纳粹党卫军中狂热的种族优越主义者，解放军也完全可能发动对台湾及美日的战争。但现实是，无论习近平和其他六常委等核心决策者，还是几乎所有党、军、政高层，其考虑的只是权、钱、地位、政治斗争、自己与家人的富贵荣华，眼里只有利益。他们不仅没有文明、进步的善良理想，也没有侵略扩张的邪恶理想，他们只是一群贪恋权位、追逐利益之徒罢了（当然，中国的老百姓同样如此，也是既乏善良理想，也无为了扩张而“牺牲”的信念）。如果打起战争，他们高高在上的权位、坛坛罐罐的金银，都可能不保。而如前所述，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样不强，而且非常“听话”，被洗脑，哪怕外国骑到中国大陆头上欺凌，哪怕台湾正式而完全的独立，习近平统治集团也会有办法为不开战圆场，乃至“化悲愤为力量”，让人民继续忍气吞声建设国家、继续忍受被中共剥削呢（而人民包括军人同样没有几个肯为国家统一自愿牺牲自己和家人。老百姓喊的“武统”很响亮，可是真的让他们付出现实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代价、冒上生命危险，普遍都会退缩，十四亿人没有几个真好汉）。
    而这些，在对日问题上，习近平政权已经有所表现了。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及执政初期，国内外普遍认为习是“反日派”，而前任胡锦涛则是“亲日派”。的确，在习近平刚刚上台的几年，他的确表现出了一些对日强硬态度，还主持了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设立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等积极铭记历史的举动。
    但随着习在国际上面临美国的全方位挑战、欧盟的人权问责、印度等新兴国家的经济竞争，他很快倒向了亲日。在大陆的保钓人士被禁止活动，连香港的保钓人士都被阻拦出海。而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念也很快低调了下去。除了满屏的客观上破坏真正反思、沦为意淫式精神胜利和谈笑对象的“抗日神剧”继续热播外，官方的宣传和舆论引导均倾向降低对日历史罪行批判的调门。而面对日本废除“武器出口三原则”、逐步解禁“集体自卫权”及配备准航母等攻击性武器，对东北亚乃至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等更实际的问题上，中国更是仅以“高度关注”、“关切”（而非“强烈谴责”、“明确反对”）低调应对。和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相比，2015年后的习近平政权在对日问题上更加低调。习近平执政不到三年，就几乎完全放弃对日本战争罪行持续性和激烈的批判，与以色列对纳粹罪行的长期声讨、韩国对日本殖民与战争罪行的坚持追究形成鲜明对比。
    更令人惊讶的是，2018年10月，面对贸易战的困境，习近平拼命讨好安倍晋三政权，在安倍访华期间，在北京市尤其天安门广场前挂满了并排的中日两国国旗。而现今日本的国旗“日章旗”也是二战中军国主义日本的旗帜。1931-1945年，日军就是打着这样的旗帜侵略中国，在刺刀和军车上挂着这样的旗帜在中华大地烧杀奸淫、抢掠扫荡，无恶不作。中国建国以来从未有过将日本的旗帜如此巨量的到处悬挂在政治中心和主要城市（也有人说，80年代中曾根康弘访华时北京也挂满日本国旗。那只能说明中共的无耻是一以贯之的）。想象一下德国总理访问以色列，以色列政府会否悬挂任何和纳粹有关的旗帜？（当然，有人说纳粹旗和如今德国国旗不一样，日本则是现在的国旗和二战的国旗大致一样。那这就更有问题了，说明无论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一开始都未认真追究日本侵华责任、未强烈要求日本“去军国主义化”）
    据一位知名媒体人转述，在改革开放之初，有多位参加淞沪抗战的老人，曾在上海一个日本商品展览馆看见日本国旗之后气的（也可能是惊吓的）昏厥过去。当然，如今的国人是普遍麻木了，连天安门、长安街挂着这些奇耻大辱的膏药旗都无动于衷。不过也不奇怪，六四镇压时长安街上的木樨地、六部口……到处是革命者的血肉，国人几年后就已忘却，如今在那烈士死不瞑目的土地上笑逐颜开的市民和游客更是每日不绝（当然，我并不是说希望每个国人每天走过时都悲愤痛哭，而是说要铭记历史、改变现实。但是显然他/她们根本没有，哪怕心里都没有想）。
    更实质的是，在这次会谈及对外通稿中，习近平完全没有在历史和领土争端问题上表明态度，回避了关于日本战争罪行及破坏战后体系等关键话题，代之以极大淡化历史的讨好语气（见新华社通稿）。官媒《环球时报》也鼓吹“不要因钓鱼岛纷争恶化两国关系”，为习近平缓颊。地方政府也压制包括保钓人士在内的反日运动声浪。
    更恶劣的是，在习近平政权宣传机构的授意下，大陆的“五毛”和“自干五”在互联网上大肆污蔑香港的保钓人士、反靖国神社人士，声称这些人是“为了破坏中日关系”、“受美国指使离间中日关系”等。如此诽谤殊为无耻，更令香港爱国人士心寒，也是香港既爱国又支持民主的大中华主义者越来越少的原因之一。
    而香港社运人士郭绍杰、严敏华在靖国神社门前烧毁自制的甲级战犯“神主牌”而被捕后，中国外交部不置一词。严敏华母亲和郭绍杰女儿到中国外交部驻香港公署求助，同样未获营救承诺。而据郭绍杰父亲说，郭绍杰在监狱还遭受精神虐待，例如不准冲凉、不准与他人讲话和看报纸和电视等。就此事，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社运领袖梁国雄在《国歌法》听证会上怒斥：“郭绍杰、严敏华为南京大屠杀三十万死难者而在日本抗议被捕，共产党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孟晚舟这种所谓‘贵族’、‘太子党’（被抓），共产党便出手，这不算是侮辱国家吗？”（严敏华似乎已获释，但郭绍杰迄今未获释）
    这件事不仅体现了中共政权的冷血，也显示出中国民众的冷漠（大陆没有多少人知道和关心他们，大多数香港人则更是各种恶毒嘲讽（至少看到互联网上的评论是如此））。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和政权，会这么做吗？相反，不救为国人抗争的郭严二人，却开动宣传机器为一个违反商业法律的“太子党”呼喊，还不惜抓捕两名加拿大人以为要挟，这充分证明了权贵利益大于民族尊严，民族主义从不是中共真正追求的目标。相反，它还尽力遮掩类似敏感事件，压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
    2019年4月，中国海军建军70周年之际，日本海军驱逐舰“凉月”号赴青岛参与建军庆典。中国海军居然允许了日本海军悬挂二战时代表军国主义的“旭日旗”参与庆典。而一年前，韩国在举行海上联合阅兵式时，就坚决反对日军悬挂“旭日旗”，最终日方放弃参加。而这一次中国为讨好日本、改善中日关系，选择放弃原则对日妥协。这同样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能够想象犹太人允许德国政界、民间任何人士携带纳粹标志的旗帜或徽章访问以色列或国外犹太社区吗（更不用说军事力量了）？这不仅仅是形式，而是对历史、对国家尊严的态度。而习近平选择了背弃历史、背叛反日法西斯战争中死难的以千万计的中华儿女。
    这样的举动，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行为吗？是试图达成民族主义诉求、对外扩张称霸的政权的行为吗？显然不是。相反，习近平政权为了统治稳定，为了现实利益，对历史视而不见，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中共政权和许多国人对待日本军国主义和战争罪行的淡化、功利化（以妥协换取日本的经济和外交支持）方式，及对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杀、修改历史教科书、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势力的绥靖、低调态度，与犹太人和以色列政府对纳粹德国战犯的清算、正式赔偿的强烈诉求、对反犹和新纳粹的零容忍，形成鲜明而可耻的对比。中共政权和它宣导与统治下的许多民众不止比不了犹太人和以色列政府，也不如韩国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波兰人……哪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领袖都不会像习近平及其政权这般，对拒绝反省民族罪行还有现实民族利益冲突的敌对国家/民族笑脸相迎。他不仅不是民族主义者，连一般的国家领袖、对外最高代表都不配。而许多遗忘历史的国人，同样是不知羞耻、缺乏尊严与正义感、充满奴性的可耻之民。
  （严格而言，对日本侵华战争罪行的声讨，不完全算作民族主义诉求，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起码的、完全正当的行为。我以相关例子举例，是想说明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连维护基本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都没有，何谈“民族主义兴起”、“强烈的民族主义”呢？当然，这只是一方面，我不会以偏概全，而是通过习近平时代整体的涉及外务上的表现来评断）

远航一号

习近平时代的港台政策及其动机

    那么，习近平时代的中共，在关于港台问题及对外领域的政策、言行，是否表现出强烈的、超过以往的民族主义诉求和霸权主义倾向呢？
    首先谈香港。随着习近平在中国大陆专制的日益强化，他对于几乎是“半飞地”的香港的政治反对运动越发不能容忍。香港作为一个极为特殊的地区--既名义和部分实际上处于中共政权的统治与控制下，又保有很高的自治权包括较多政治自由（尤其和完全没有政治自由和民主的大陆形成了鲜明对比），是极端独裁者所不能容忍的。
    相对温和的独裁者，对香港这样的地域会有更多放权，也会对当地的民主诉求有更多宽容。而且，像江泽民、胡锦涛这样相对于习近平较开明些的独裁者，在大陆内部允许有限的公民运动和政治参与，以及走走停停的政治改革，也会让香港看到大陆可能走向民主与开放、人权改善的希望，对陆港两地制度与环境正向接近较有信心，港人对大陆的敌意和对融入大陆的恐惧也就不那么强烈。
    相反，习近平将专制高度强化，使中国大陆民主法治全面倒退、人权急剧恶化，个人崇拜的流行、愚民教育的“深化”、咄咄逼人的政治声调……都导致包括香港在内的海外各地民众尤其知识分子的普遍恐慌。无论是对新闻自由的打压、对人权律师的抓捕，还是“习核心”的形成、废除任期限制及个人崇拜的盛行，都基本证明中国大陆不仅在未来数年乃至十数年内民主无望，人权状况甚至还会进一步倒退。而这样的情况下，香港越与大陆融合，也就越可能丧失现有的一定的自由与民主（更不用说民主和政治自由的进一步拓展了），这自然导致港人的离心倾向越发严重。
    而习近平治下管理对港政策的中央机构港澳办及在港犹如“总督府”的中联办，更是加深了对香港政治的干预。例如强烈主张在特首普选中加入“筛子”，以确保中央的控制权。这就引发了2014年轰轰烈烈的“占中”运动。而中共及中共半操控下的香港政府采用了较为强硬的方式，完全拒绝了“真普选”的要求。最终，“占中”运动实际上以失败告终。而2015年的“铜锣湾书店跨境绑架案”，则引发了港人对中共向香港更深渗透和直接暴力干预的严重恐惧。2016年的“宣誓风波”及对6位民主派/本土派议员的“DQ（取消资格）”，同样被视为中共对香港民主的进一步打压，以及香港亲北京势力的进一步得势。而2019年《逃犯条例》的修订，彻底引爆了港人压抑已久的怒火。
    但这些是否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呢？首先，中国大陆专制强化和人权恶化，与民族主义几乎毫无关系。专制强化的动机并非是达成诸如“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主义诉求，而是为了巩固专制统治，维护统治集团利益。同样，大陆人权恶化的后果，同样是危害了大陆民众，当然对世界也起到恶劣示范作用，甚至中共专制的手段乃至模式还“传染”到了其他一些国家。但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侵略扩张的意图及其他带有民族主义目的的诉求。
    而涉及香港的一系列行动，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压制反对中共政权的力量，而非希望将香港变成与大陆相同的体制，这对于中共及中国的经济也并无好处。一个安宁的香港远比一个动荡和反共浪潮接连不断的香港更利于中共。而关于主权问题，香港已于1997年回归中国，除了反对涉及港独的问题外，中共对香港的各种干预均没有民族主义色彩，而是为了中共统治的功利目的。而至于涉及港独或实质港独的，无论中共还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人民，反对独立是无可非议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反对自己的国家分裂。如果说这是一种民族主义，它也是在合理范围内合情的民族主义。
    值得一提的一个案例是，十一国庆节期间，有几位港中大的陆生在自己宿舍窗户上挂起五星红旗，然而却被港生骚扰和攻击，包括在门外谩骂、在门口倾倒垃圾、将污水渗入宿舍、破坏门锁、暴力攻击宿舍门并进行恐吓等。而港中大则采取姑息放纵的态度，让陆生不要“惹众怒”。当宿舍一位女生将事情发到大陆微信平台上，却被删除，该事件被压制下去，中共政府也没有要求惩办涉嫌刑事犯罪的港中大香港籍暴徒学生，反而在舆论上表现出息事宁人的态度。事实上，香港攻击大陆人的视频、图片，在微博等平台普遍被限制，只有官方媒体和个别影响微小的自媒体有涉及，大多数大V都对港人对大陆人频繁的暴力攻击噤声。这一方面反映的是国民的精致利己，也有官方刻意压制大陆民族主义舆论的原因在内。因此，中共究竟是支持民族主义，还是压制民族主义，一目了然。
  而在涉及台湾问题上，如前所述，由于互联网的发达，民间的交锋日益强烈。那么官方的层面呢？我并未看出相对于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当今的中共对台有更强硬的政策态度。如对台军演、争夺邦交国之战、反对美国对台军售、两岸军机在海峡发生摩擦，以及建国起至今每个领导人都强调的“统一祖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样是一以贯之的行为和口号。而蔡英文上台后陆台关系比马英九时期恶化，其实更多是民进党倾向于台独，大陆做出对应反应而已。陈水扁执政时期，大陆与台湾还发生了“烽火外交”，更遑论李登辉时代的1996年海峡导弹危机了。因此，习近平时代在对台问题上并未比以前表现出更强硬的姿态，更未表现更实质的行动（其实在行动上反而更谨慎乃至退缩了）。
    对习近平而言，台湾问题的确是一个民族主义或者说“爱国主义”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凝聚人心、争取其政权合法性的口号。但他大概率（我认为90%以上）不会对台用兵。因为无论是习近平还是其他中共高层，均是把统治集团及个人与家族利益作为首位。
    即便万一爆发战争，如纪思道先生所言，美国有多种方式反制中共高层。即便直接比武力，腐败和高度不透明的中国大陆军队（而且在人心败坏、社会严重不公的情况下，军队中下级军官的忠诚度也值得怀疑。而上层同样只想“保家”而不会“卫国”，如战争天平向美台倾斜，部分军队拒战、叛变的可能性不低）难道可能打赢有美军参与的大规模战争吗？对台战争爆发后，哪怕互有50%胜率（其实我并不认为在美军的大规模干预下，中共胜率有这么高，姑且如此高估），中共也有近乎50%的可能性倒台（我认为只要是大规模战争战败，中共倒台是非常可能的）。一个战败的中共政权，就会如满清王朝一样被民众乃至精英唾弃，甚至下场远比清王朝遗老遗少悲惨。马岛战争导致加尔铁里军政府倒台，也是前车之鉴。我认为习近平不会冒这种风险，做弊远大于利的战争行为。
    还有，海峡两岸之所以不能统一、台湾民众之所以离心倾向严重，最大的原因恰恰在于中共的独裁统治，而习近平上台后的倒行逆施更加剧了台湾民众人心的背离。在1980年代，支持两岸统一的台湾民众还是主流，台独分子是很边缘化的。但六四事件之后，中国大陆自由化戛然而止，台湾却正是在1989年前后大步迈向民主化。民主政权下的国民自然不愿意被专制统治。即便如此，1990年代反对台独、认可自己为中国人的台湾民众仍然超过半数，只是更多倾向于维持现状，在大陆民主化之前拒绝实现统一。这时的两岸统一大业，起码还是“有救”的。
    但中共政权在六四后的三十年间，始终拒绝民主改革，在意识形态上与民主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台湾渐行渐远。一个没有基本政治自由、没有法治与宪政、到处是黑暗的大陆，当然不能吸引台湾民众的加入，只会导致后者的厌恶和离心。而且，中共政权经常通过贬低民国、国民党时期来抬高自己，如略去国民政府时期“黄金十年”的成就、贬低国民党的抗战成绩等，使得两岸民众缺乏共同的历史认同，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而虚假的政治宣传、军事上的虚声恫吓，更让台湾民众反感。习近平上台后，则彻底打碎了大陆政治改革的希望。而其对香港自治的日益收紧，让台湾政府和民众直观感到了统一的可怕，从而加快了背离大陆的步伐。
    而这正让台独势力有机可乘。台独势力利用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失望、两岸人心的离散，由边缘走入主流、由隐蔽走上前台，多番掌握最高权力。然后，他们通过教育、宣传等方式，培育出了大量“天然独”的年轻人，让台独力量生生不息并越发壮大。因日本曾统治台湾50年而在台湾有很深根基的亲日派势力，也抓住两岸对立和台湾民众对前途迷惘的机会，利用民主化条件下的表达自由、宣传自由，将台湾民众对中共的厌恶转化为对大陆的排斥、对大中华主义的厌倦，引导台湾民众亲日疏华。在台湾的台独、亲日派、亲美派、反共主义者甚至满人等互有重叠的多股势力的影响下，台湾逐渐实现了解构“中华民族”、将自己与大陆汉人中剥离、建立“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建构了独立于大陆、对立于中华的“台湾历史”和“台湾文化”。政治上分离还在其次，文化、文明的裂解与对立更难以挽回。
    与台独崛起同时发生的，是台湾统一派、大中华派、亲陆派的衰落。他们原本是台湾的主流，也是两岸实现统一不可或缺的力量。可是，中共独裁阻碍了统一之路，还败坏了主张统一、心系祖国大陆的统派人士的形象（当然也有少数本身就不是好的形象）。统派在主张统一时，面对着向极权专制投降的指责，背负着将台湾人民带入火坑的骂名，越发不被多数台湾民众所支持。如马英九、洪秀柱等热爱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台湾政治领袖，被中共的倒行逆施拖累而边缘化。而且随着老一代支持统一的人士相继逝去，后继无人的统派将更为式微，最终将化为历史的陈迹。
    到今年，民调中认同自己完全是“台湾人”同时否认自己为中国人的台湾民众已达近七成（还有二成五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希望“两岸统一”的仅5.1%。“台湾非中国”、“台湾人非中国人”甚至“非中华”已经成为台湾主流民意。
    显然，正是由于中共在中国大陆的专制及各种恶行，使得台独、反华势力有机可乘，利用两岸的相互敌对，在最近30年中以种种手段让台独成为台湾的主流民意，并且不仅在政治上实现了“实际台独”，还在思想文化、基本价值观、身份认同上“去中国化”、“去中华化”，从根本上让大陆和台湾变成两个相异的族群，再难聚合。因此，中国大陆的统治集团即中共，才是中华民族分裂的最大罪人，是实现民族主义色彩目标的最大障碍制造者。（香港问题同理，正是中共的倒行逆施，使得大中华主义者锐减，本土主义、“港独”势力兴起并成为主流，香港人对大陆离心倾向越来越严重，由中华民族的坚定分子变为九牛拉不回的“脱中者”。香港也由中国大陆经济、文化的最强“外挂”，逐步变成反中（而非仅仅反共）裂华的桥头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