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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间，我对嘉峪关市文殊镇附近的三个村子进行了走访调查，获取了一些关于西北农村以及农民生存状况的信息，但因为我的懒狗特性，现在才把这份报告呈现出来。这份报告并不是为了提出什么高深的解决方案，而是为了在当下这个历史的界坎上埋下标记，呼唤有志趣者来此，踏上一条由它绽放的田野道路。这条道路不是一条孤独之路，在它之上，有无数勇敢的行者和历史的幽灵。 一、三村的土地流转问题 1、概况
从三村情况来看，农村流转土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较低，土地流转市场较为不活跃。流转的土地占比21.9% 签合同比例低，农民达成的土地流转协议多是一种非正式契约，这种非正式契约为事后可能发生的农村土地纠纷埋下隐患。市农业农村局实际上提供了合同模板，但村民认可度低。石桥村没有村民签合同，塔湾村有3户签了合同，文殊村有13户签了合同。 土地以转包和转让为主，存在少量租赁和互换形式。转包面积占比96%，转让面积占比2.5%，互换面积占比1.5%。村民互相流转土地占比65.3%，向集体组织流转土地占2.2%，向企业流转土地占32.5%。 土地流转呈现出以下趋势：土地流转形式多元化，土地流转自主化（地方政府指令性参与较少），土地流转过程逐步规范化（市政府要求2021年土地流转要签署合同）
2、土地流转的原因 农业经营收入低，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譬如塔湾村就有70户的170人不在村内，这也导致农村老龄化严重，村里大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村里的劳动力也主要是50-60岁的人群。而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也就由这些人负责，而留下的中老年人难以承担过多土地的农活，于是把土地流转给有能力承担的人。 互换土地，为了“养地”，也就是“倒茬互种”，互换双方利用对方的耕地种植不同的作物，保障土壤肥力，避免长期种植单一作物对土地的破坏。 城市化，儿女在城市中安家落户，父母也选择搬去子女家附近居住。村支书提到过一个细节，村里的瓦房是上世纪90年代修建的砖瓦房，现在看起来很破旧，但却少有人翻新，因为大多数农民都把钱都投资到了城市之中，在城市中置房，为子女的生活提供帮助支持。 3、土地流转的问题： 纯农业经营收入低，如上表所示。农民往往会选择经营一定的副业，增加收入。如果此时流转收入远低于农户预期的话，农户也不会流转。 存在流转收入低，转让出去还不如自己种的问题。一位村民为我算了笔账，如果种植一亩小麦，毛利润大概有1100元，水费一亩地从前年的66元涨到了130元（这也是饱受农民抱怨的一点），化肥麦种花费250元，农业机械花费150元，纯利润有500余元，但土地流转可能只有400元的收入，还不如自己种。 但另一方面，如果转让费用过高，也会带来相应的问题，就是参与土地生产的承包农户的收益预期减少，进而影响农村土地资源的配置和农户的积极性。而农村多数土地承包为短期承包，而且没有合同，周期短无保障，缺乏对经营土地进行长期投资的激励。影响农户承包的积极性。 农村中大都是中老年村民，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更愿意在农村居住，他们把自己经营的土地看作是自己维生和养老的最后保障，因此不愿意流转。如果把土地流转出去，就意味着要这些农民进城，如果他们在城市中没有安顿好的话，那么进城意味着在低端劳动行业工作。社会保障系统的不完善影响了土地流转主体的积极性，有不少村民对社会保障体系持怀疑态度，村民对我说：“小病不用报，大病报不了（指报销了也难以承担费用）”，或者是“劳动人民没几个长寿的，缴纳养老金意义不大”。 部分农村劳动力外出没有稳定的长期就业，这使得农民在城市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没有形成稳定的预期，因而对自家土地流转的问题十分谨慎，土地是农民维生的最后保障。地权稳定性成为农民土地保障的重要体现，在家庭经营土地禀赋上拥有优势的农户，会倾向于转入土地，而在家庭经营土地禀赋上处于劣势的农户，则倾向于转出土地。如果双方在农业土地经营和非农行业就业上有着更好的预期，那么这对于土地流转是有利的。 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签署正式合同的占比低。 土地流转对象具有局限性，多数仍是村民之间互相流转，这种流转规模小，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只有文殊村有大规模向企业流转土地。这种分散的土地流转形式难以适应现代化农业的要求，土地的流转仍以散户-散户模式为主，这种自发式的土地流转速度慢规模小周期短收益低，但村庄中又缺乏真正意义上能以生产经营为主要目的，将大量土地集中的“大户”——即专业大户，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据了解，村中的合作社大多是以合作社名义经营的家庭农业。 土地流转还需要信息化的中介机构，一方面，分散经营的农户不可能为了转包几亩土地去寻找，另一方面，大户对土地流转的需求量大，他们也往往不会去主动寻找每个农户进行谈判。这就需要村委会，甚至是乡镇政府充当一个信息中介的角色，帮助土地流转。 
（远处是农户家庭所有的小型农机） 4、当地相关举措 在我调查的三村，村民们的生产活动主要依靠家庭所有的小型农业机械。但在收割季节，政府会调配新城镇的大型农机来文殊镇帮助收割，平时由村民自己承担费用的话，需要130元，现在政府会补助30元，降低农民负担。 村支书告诉我，文殊镇附近农村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市政府的财政投资，市政府在5年内投资了3亿来支持嘉峪关附近农村的高标准农田整治工程。政府会扶持村中的产粮大户，组建合作社，并给予补贴。 部分村会自行组建合作社，例如塔湾村就有刚刚成立的股份经济合作社，承包农户土地，试种经济作物，雇佣农户种植。 二、农村的基础设施
（农村公路与太阳能路灯） 农村太阳能路灯由市政投资建设，完全依靠太阳能供能，一般从晚上20点工作到次日5、6点。路灯分两批建设，村民反映第一批建设的路灯质量较好，第二批的质量较差，不过好在市政的保养十分及时。 一位农民向我抱怨农村公路没有充分考虑到农民的需求，只修建了机动车道而没有修建非机动车道，导致农民的小型非机动车只能在公路上与大车并排行驶。这位农民还举了南方部分地区农村公路的例子，因为那些地区要考虑周全得多。
（农村的外墙与屋顶上的太阳能） 从照片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外墙和村庄房舍的强烈反差。村支书告诉我，村庄中的房屋大都是1996年到1998年又是政府财政支持修建的，距今已有20年历史，而村庄的外墙则是在2008年粉刷的，之后在2018年和2019年，2020年还进行了后墙修建，污水管网建设和人饮管线改造提升。在村支书口中，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卓有成效的，但村民们则不这么看。一位村民激动地向我说到：外墙是农民的皮，墙里面老旧的房屋才是农民的心脏和血肉，外面刷的好看，就是显摆给领导看的。这位村民还愤怒地发表了很多意见，比如嘉峪关市政府从来没有真正地下过乡调过查，村里的大学生一年到头见不到人影，村里的金库是“黑金库”，他还从手机上密切关注着中央政策的动态，他认为，中央的政策对农民很友好，但到了地方实施的时候就变了味儿了。不过针对住房的问题，村支书给予了我另一种解释，那就是村民不愿意在农村投入过多资源，他们把将近70%的资源投入到城市，为后代在城市的定居生活而忙碌，所以并没有花钱翻新农村老房子。 我们仔细看的话，还可以看到屋顶的太阳能热水器。这些太阳能大都是在退耕还林户的政策优惠下安装的，为了鼓励退耕还林，政府会对有退耕还林户的村进行补贴，农户花200元前边可以安装一个太阳能热水器，于是村里的多数人都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
上面两张照片中分别是农村的公共厕所和水利设施，二者均由财政支持修建。嘉峪关推动厕所革命已有数年，新建的厕所都按照旅游厕所的标准修建，做到了每个村都有一间公厕。公厕条件完善，有专人负责保养，甚至设置有很多地区公厕没有的第三卫生间。嘉峪关市之前每年都会修建水利工程，但在18年之后便终止了计划。
（相比于村庄里的其他房屋，村两委的办公场所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农村集市）
三、总结 土地流转最终指向城市化的问题，而这又是一个一个“娜拉出走之后会怎样”式的问题，这个问题关乎两个方面，一是离开了人的土地，二是离开了土地的人。 离开了人的土地会怎样呢？实际上，农村早已显露出空心化的趋势。我所观察到的乡村空心化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人口学上的空心化，即乡村人口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大量外流，生育率下降，人口总量减少，二是经济上的空心化，即随着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大部分青壮年在有一定经济收入和积蓄之后选择在城镇定居，乡村留居人口老龄化，贫困化严重，人口，资金等生产要素流向城市，农村农业生产衰退。 离开了土地的人会怎样呢？农村多数家庭实际上处于“半工半农”的兼业状态，一种是家庭里的中老年从事农业，青年人外出打工，另一种是留在村中的农民一边从事农业生产，一边从事副业，例如在集市上卖些食品。但这种兼业的状态只是一种过渡性的状态，随着城市化的持续推进，更多的农民会进入城市，而更多的进城务工者会转变为城市市民，但由于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劣势，他们常常会沦为城市的边缘群体，被非自愿地排斥在主流的选择机会之外。这在西北小城市不明显，但在东部经济发达区，这种现象则要常见得多。我们考虑城市的城市化多过农村的城市化——相比于农村是否能走向城市化意义上的现代性，我们更关心现代性在城市中的拓展，并且，即便我们关心的重点从城市化的深度转移到了广度，我们也不应忘记城乡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一个沃勒斯坦式的体系之中，这个体系有中心，有半边缘和边缘，中心是城市，半边缘是郊区，边缘是农村，中心区利用着自身的资源优势向边缘地区牟利，同时，边缘地区还承担着为中心地区的市场经济提供“时间-空间修复”（如果城市的经济遇到了瓶颈，资本积累过剩，便可以借助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投资转移来延缓经济危机）工作的责任。但我们仍要关注半边缘地区，因为半边缘地区作为桥梁和润滑剂，调整这中心和边缘的关系，进入城市的第一代农民，他们身处半边缘地区，一方面他们的收入还并不像城市市民那样稳定而优越，但另一方面，他们却要承担着城市高昂的生活和再生产费用，在为后代担忧的同时，他们还要承担着为农村供血的责任。资本主义下，城市化的深度意味着一种城乡之间强硬的对立关系，这是一种城市对农村直接的掠夺，而广度，则意味着这种对立关系的扩散，之前为被纳入到体系之中的边缘地区被吸收进来。 另外，我们仍要关注几个具体的问题，一是农民在进城后是否有就业的基础，是否享有充分的劳动保障，二是进城农民的子女是否享有充分的受教育权利，三是进城农民是否享有和城市居民对等的社会保障，四是进城农民是否享有相应的政治权利，他们是否可以参与相应的组织保护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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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27 14: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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