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0-12-26 06:23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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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蛀虫”
另一个广泛引用的,来自胡锦涛在十八大上演讲中的一句话是,他警告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在中国,腐败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政府官员的巨额贪污,到给医生和教师要求送“红包”,使病人和学生得到优先权,中国的腐败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称,据估计在过去十年里,23.2万亿元的资金,以各种形势的腐败、犯罪和逃税,流失海外。中国互联网上广泛流传佩戴奢侈手表和带有价码的昂贵时装的中共官员的照片,暴出大量丑闻,以这些官员的工资不可能负担得起这些东西。
正如十八上的胡锦涛,当局发言人也公开承认,不断增长的腐败丑闻和公众愤怒可能最终导致政权的崩溃。习在上任后也有类似的表示,将腐败比作”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但是现实是,最高领导层将能对这一问题做些什么呢?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评论,“据说有三种选择。枪毙腐败,放任腐败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只能选择第三种。”
习近平和新领导层希望在他们统治早期显示一些反腐成效。但是正如他们的现任一样,他们受制于整个体制都是腐败的这一现实。实际上,反腐运动将局限在一些被广泛宣传的姿态或者检出一些“臭鸡蛋”用来以儆效尤。这已经发生在四川省副书记李春城的案例中,他在十一月晋升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现在,李春城涉及卖官和非法房地产交易而被调查。将常委王岐山任命为中国新的“反腐沙皇”同样是为了释放出强硬的信号。值得注意的是,王岐山没有子女,这至少减少了一个潜在“利益冲突”。
除此之外,习近平为首的政治局通过了一项禁止官方宴会和豪华红地毯接待到访中共官员和军官的决定。尽管这一措施无疑将会为新的领导层赢得短期的支持,但是这主要是作为一种粉饰,因为从商业交易中获得的回扣远远大于公开的排场的开销。事实上,这一新的禁令是为了加强官员自我监督,避免在公众面前大摆排场。换句话说,这不过是一个烟雾弹。
为了保卫他们的制度,中共领导人会试图达到一种平衡,一方面缓和公众对于腐败的愤怒,另一方面小心地控制反腐斗争的范围,避免波及其他方面。充分揭露官员的腐败有可能引发群众抗议而且同时可能触发党国体制的“内战”。真正揭开中共领导人及其家族幕后的商业联系的神秘面纱,将对政权的存在构成威胁。借用习近平的隐喻,这将打开历史上最大的“蠕虫窝”!
要求“阳光法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包括一部分官方媒体呼吁高级官员公布他们的商业利益。十八年,政府曾通过一项法律要求所有官员向中央政府报告他们的金融交易。这是另一项毫无意义的措施,因为结果当然不会接受公共监督,而且中共官员也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隐藏他们的资产,例如将资产处于他们的亲属或者商业伙伴名下,甚至使用空壳公司或者其他明目。尽管公众呼声增加,就公开官员商业交易立法对当局来说无异于自杀。“如果他们宣布他们的资产,他们统统都会进监狱——这是不可能的,”中国退休官员姚建福评论。现在有一项试点项目被提出,广州省中三个相对较小的区域,珠海横琴,广州南沙和韶关始兴从明年起开始官员财产公示。这这些试点地区,地方官员被要求对其投资和个人资产进行公示。甚至这一最小的改革也遭到怀疑。“有了制度不执行,危害会更大,会让人民群众失去对制度的信任,”广东党校唐晓阳教授称。
自由派的有限纲领
呼吁自由主义政治改革的林和立(Willy Lam)称“没有独立机构,就没有可能解决体制内的腐败”。和我们社会主义者不同,中国自由派不提出基于群众争取真正的民主权利的斗争的彻底改变,因为他们明白这可能造成革命性的改变,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立即构成威胁。自由派的替代方案是使用渐近和受到控制的方式,建立独立的“制衡”机构,即于中共控制下的机构平行的精英机构,如独立法院、更自由的媒体、不受约束的非政府组织(NGO)等等。
但是他们并没有建议这些结构由选举产生,或者受到某种形式的公共控制。这是由于(根据自由派改革家的方案)他们的角色在于代表没有政党的资产阶级利益,以及受到他们政治影响的社会团体。这也许包括当前大部分所谓的知识分子,给这些阶层影响国家事务的渠道。自由派将之视为一种途径,通过限制和中共有联系的企业的角色,来减少政府中的腐败和让经济“更具竞争力”。另一个似乎被习近平采纳的概念是“协商民主”——在一党专政的制度下,更多的候选人竞争同一职位;举办地方论坛对政府的政策听取意见和进行讨论,但是不做实际的决定。
这是总理温家宝和前广东书记汪洋的支持者主张的政改纲领的一部分。这些派别并不寻求结束一党专政;他们希望小修小补,给这一制度设立“安全阀”以延长其寿命和阻止革命的爆发。和中共内部强硬的反改革派一样,他们同样害怕群众,不希望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建立独立组织参与政治,以及挑战政府权力的出版物。
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派改革家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我们支持立即实现全面的民主权利和结束一党专政。汪洋一类的自由派青睐的、在当前制度下进行的政治改革的其局限性正好在广东乌坎村今天的现实中展现出来——在其发生史诗般的群众抗争一年后。2011年12月和汪洋的广东省政府达成谈判协议之后,抗争运动中最激进的成员面临打压和威胁,而(在之后的村委会选举中获得主导地位的)抗争运动中的亲中共的温和派,没有实现运动的任何主要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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