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雨伞革命”的重要教训 （下）

春华

中国劳工论坛的原文连结：https://chinaworker.info/cn/2014/11/19/8596/

中国劳工论坛的telegram连结：https://t.me/chinaworkerISA

中国劳工论坛的Twitter连结：https://twitter.com/OctRevolution17

如果有兴趣订阅《社会主义者》杂志，可发电邮至：chinaworker.isa@gmail.com

应该排除政党参与吗？

有民主党和公民党领袖表示担心“占领中环”会被“骑劫”，不点名暗指激进派分子。他们亦主张排除政党横额、徽号、出版物在运动之外。这是不民主和官僚操控占领行动的手段。初看之下，这种“排除政党”的主张可以得到部分青年和工人的支持，他们正确地对资本建制的政党采取蔑视态度。但必须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这些政党的政客突然伪虚地反对政党的自由呢？任何群众运动若果不容许自己阵营内有民主（不同团体、政党和个人公开运动并发表自己意见），这个运动根本不能创造民主的社会。

讽刺的是，最擅于禁制不同政党的是中共政府。同样，声称自己民主的领袖和团体抱怨运动会被“骑劫”，是自相矛盾的，与中共指责群众反抗“别有用心”的说法一脉相承。无论是中共还是泛民的指控，都是轻蔑群众的表现，视群众为无思考能力的人质，会被“外来势力”操控或骑劫。泛民领袖这种说法反映其内心的忧心和虚怯，要保持运动的牢牢控制，并排除所谓“激进势力”的影响力。这并非我们第一次见识到小圈子领导层如何用官僚手段控制运动。

泛民政客主导媒体上的辩论，但同时自己在实地上欠缺实力，没有群众政党和活跃分子。这是国际性的现象，政治“明星化”，由主流媒体、广告和选票主导，但完全没有在群众里扎根。在前工人和左翼政党转右并沦为资本建制的附庸后，也无一幸免走上这道路。因此，社会主义行动及工国委主张组成新的战斗性工人政党。历史表明，这样的政党在民主斗争的路途上是必须的。

亲资政客（包括泛民派领袖）害怕现实的斗争，时刻指望着妥协，不需要也不愿意与示威群众站在一起，宣传自己的理念。他们只需通过主流媒体媒体传播理念，试图从最不积极和觉悟最低，而非站在抗争前线的阶层中获得支持。各个政治派别（或无派别）的代表或领袖在曝露在公众面前，对群众斗争才是有利。民主党领导之流反对以民主和透明的方式建立运动，因为他们希望隐藏他们真实的政治主张，方便为与政府秘密谈判。

反洗脑占领政总一役，有何教训？

去年，反洗脑运动演变成十万人占领政总九日的行动。但这群众由非选举产生的小圈子控制，主要由教协官僚（民主党政客）及一些民间团体主导。“学民思潮”被捧为运动领袖，受到媒体嘉许并人气急升。但“学民思潮”实际上不过是一个Facebook群组，由一两个“政治明星”主导，组织并无民主架构的会员基础。这松散的网路除了反国民教育外并无清晰的目标和战略，令教协官僚非常容易将其操控在手中，引用他们的术语，“骑劫”了他们。反国教的领袖在完全没有民主谘询群众参与民意的情况下，突然解散运动，接受政府的半妥协（搁置国民教育），任由计划在未来死灰复燃。群众运动就这样被出卖，而梁振英政府得到喘息的机会。

在“占领中环”运动里，戴教授取代了“学民思潮”的位置，作为掩饰民主党之流的一块“新脸孔”。我们认为，无论是占领政总还是占领中环，都必须完全民主并广纳，让劳动人民和青年不只是以“老临”的角色参与而不能发声，而需要有民主的渠道让人们讨论运动方向、诉求和策略。任何与政府的谈判应该公开，而领袖的建议应该先通过群众大会辩论，当中由不同团体表达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才能得到认可。

反国教运动期间，社会主义行动的年青成员积极参与的“全港大罢课行动”受到反国教大联盟的部分领袖严苛抨击。因为“大罢课”提出了一些“大联盟”不欲见到的民主原则，例如容许所有国教的团体派发单张、筹款和收集签名。“大罢课”当时印刷了超过5万张支持罢课的传单。

我们支持罢课的同志受到攻击，并以中共的逻辑指控我们“分裂运动”、“骑劫运动”、“冒认学民思潮”（但学民思潮是反对罢课的！），甚至被身体上的暴力袭击。正如我们当时指出，群众斗争以“一党专政”的形式进行的话，是相当荒谬和危险的。运动中之所以欠缺民主，是因为小圈子领导层想牢牢控制运动，防止运动升级，并竭力将其去政治化。具体来说，主办单位竭力遏制占领者对要求罢课、要求梁振英下台的诉求。以此，他们用演唱会代替政治讨论。在突然解散运动后，很多参与者都感到惊叹和混淆。

黑警愈来愈暴力，激起对政府的愤怒。

春华

运动应该非暴力吗？

很多人希望不通过暴力而达致政治变革，是可以理解的。对于“香港自治运动”陈云提出，民主斗争必须“勇武斗争”，社会主义者杂志并不支持。我们主张有组织、有纪律及和平的示威行动，但我们同时警告，国家机器镇压的威胁，并需要在政治上所出准备。从来没有统治集团会不战而降，舍弃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因此他们必然会动用国家机器（警察、保安和法院）对付群众。中共固然希望将镇压香港的任务外判给香港警察。正如唐年英在特首选举所爆料，2003年反廿三条的政治危机时，香港统治菁英曾经讨论动用解放军镇压示威者。

虽然至今这仍未在香港发生，但镇压加剧已成趋势，例如政治逮捕案件激增八倍，和平示威者被严厉判处。甚至连西九龙总区指挥官郑仕廉也承认：“并没有数据表明近年来的示威趋向激烈。”《南华早报》（2011年9月16日）

支持“占领中环”的泛民主派领袖特别强调“非暴力”抗争，好像“非暴力”是方法，好像“占中”要与七一游行和反国教占领零舍不同。他们支持戴耀庭提倡的筛选程序和宣誓仪式，以排除“暴力”示威者于行动外，完全扭曲政治抗争的图片。不幸的是，同一班泛民主派政客却未能警告警察暗中增设镇压武器，不仅包括1万个防暴手榴弹，以及发出高分贝和高频率的声波炮。

戴耀庭和泛民主派领袖说，示威者被逮捕的话不应反抗，显然这是错误的。按照这逻辑去说，这等同让政府和警察决定何时结束占领行动。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要展开运动呢？提倡这想法的人完全没有建基于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参考天安门广场的例子，示威学生组织基本的安全纠察队，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接管了交通警察的工作（1989年4月-5月期间罪案率降低了）。较近的，是广东乌坎村的群众起义，见到有组织的社区如何抵抗警察激烈的镇压，并安排自卫，将中共地方官员和警察驱逐出外，后来更迫使武装到牙齿的独裁政权妥协，令村落免于受到代价沉重的政治打击。

在民主斗争运动的决战时，认真的战略一定包括警告警察会打压，而增加政府镇压的政治成本。同时，以罢工纠察队为榜样，在运动中组织基本的筹备和自卫（防范亲政府的搞事者）。这种措施会降低暴力发生的可能性。对警察打压采取沉默态度是鸵鸟政策，只会令亲政府阵营更放胆攻击运动，增加爆发暴力冲突的危险。

为什么罢工／罢课比游行占领更有效？

总结来说，如果占领行动是反中共斗争的开始，并会发展至更广泛和有力的战略，占领本身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去集结力量为斗争升级。但单靠占领要打击中共是不足够的。

要完成这历史任务，其他的斗争方法，例如号召全港工人罢工一天作为起始的“警告”，更符合现实的力量所需。罢工应该摆摆一系列的诉求，包括全面民主权利，并将之连系至被忽视已久的提高工资、八小时工作务、集体谈判权和全民退休保障。

社会主义行动提倡学生罢课作为先锋的行动，仿效1989年天安门的斗争。学生罢课和占领校园可以作带头作用，接着以更强大、更关键的工人阶级力量承接。

在埃及和突尼斯的反专制斗争中，工人群众开始罢工令运动迈向高峰。泛民主派领袖的战略并不建基于任何实在的经验，又害怕实际斗争。我们社会主义者与他们不同，我们紧贴群众斗争和革命起义的新鲜例子，从而产生引领成功的理念、口号和策略，并在未来斗争爆发时应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