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从很多方面来看,您在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生动写照。您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前您提过看到了法国的纺织机器,以及文化大革命对您思考方式的影响。您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于您的思考方式以及对华为的塑造产生什么影响?
任正非:我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全过程。我小时候的地方极端贫穷,看到过极端贫穷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我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知道了中国在左一下、右一下的错误中挣扎。
中国最大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巨大。那时刚好中国要建立辽阳化纤工厂,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设备建设化纤厂,我正好去参与建设,接触了很多先进东西,也避开了一段过激的革命活动。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重新振兴的时候,学到的本事和技术,得到应用,快速进步。在我们快速进步的时候,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建设,决定大裁军,把军队裁掉。我们被整建制裁掉了,到深圳这个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那时开始市场经济,我肤浅到什么程度呢?不知道什么叫“超市”,很多好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跟我讲超市,怎么讲都听不明白,什么叫超市?为什么叫超市?不能理解。从这种肤浅的情况下走到市场经济,磕磕碰碰,你想多么困难。
那时的干部还是任命制,我当一个小公司的副经理,其实我没什么权力,一个个干部都是上面任命,带着头衔来的;有些人也并不向我汇报工作,但是做错事了,要我承担。在不懂市场经济的时候,我犯了大错误,给人骗走了货款,我花一年多时间去追货款,那时没钱请律师,我把所有法律书籍学了一遍,准备自己当律师打官司。最后追回了财产,但不是现金,变现还是有损失的。后来公司就不要我了,我无路可走,最后只好创业。我创业赚到钱以后,帮原来公司还了一部分外债。那时我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市场、什么叫经济,懂得一点点,还是懵头懵脑在创业,根本不知道通信世界为何物。
我们公司第一代做通信产品的人是拿着一本大学老师的教科书,照着教科书在开发,就是从这样简单的路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是有一点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宁可自己吃得差一点,宁可自己穿得差一点,我们都要投资到未来。为什么我们能比别人成功一点?美国的钱都到华尔街去了,欧洲的钱都分给大家喝咖啡了,我们把所有钱都用来对未来投资,投资量是极其巨大的。现在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基本上在150-200亿美元左右,大概有八、九万研发人员,不顾一切扑上去,在这一点上就突破了。
第二,因为我们没有背上过去的传统包袱,容易吸收新鲜事物。5G来源于十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他发表论文之后两个月,我们发现这个论文,就组织几千人扑上去,解析这篇论文,把它变成专利,就把5G做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广泛给全世界大学提供资助、提供帮助,这是学习美国的拜杜法案的精神,这就是说,我们投资大学,可以不要求成果和收益。因为美国政府经常给大学钱,专利可以归大学,我们也一样,资助之后都可以归他,我们就得到一个知晓权,把大学变成“灯塔”,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别人,如果我们先理解一下“灯塔”的含义,就会比别人领先了一步。二是,我们有一万五千多名科学家、专家和高级工程人员去理解科学家的东西,把金钱变成知识;有六、七万工程师把知识变成商品,再把钱赚回来。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慢慢找到一条路,就慢慢明白一点。经历了三十年的弯弯曲曲的路,应该说今天刚刚开始明白了一点,未来的路还很长,会不会走错路?不敢说不会走错路。
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中国,一般有影响力的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特别是不喜欢跟外国媒体打交道。刚才您也说了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话,难道您不觉得像您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在中国说话也要谨慎一些吗?
任正非: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我批评,国家做总结也在批评文化大革命,国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批评。我们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讲话,没有什么打压的负担,跟西方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是言论自由的,只是不能讲一些太出格的话。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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