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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他们摧毁不了的革命家们》(一)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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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27 22:57:12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0-6-28 04:02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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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支那的斯大林主义份子并未从中国的挫败中吸取任何教训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


关于越南与法国殖民斗争的主流史观,往往反映了河内政权的斯大林主义陈见,对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拥护者的英勇献身不是无视就是诋毁。作为一位年轻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吴文(Ngo Van,又名吴文雪Ngo Van Xuyet)将他在法属印度支那(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殖民地名称)的经历撰写成书,这本书能帮助我们导正史观,是一本详实、励志,尽管最终还是以悲剧收尾的历史纪录。


1930年代,尽管托洛茨基主义者一再遭到逮捕和监禁,但他们在“交趾支那”(Cochin China,今越南南部),尤其是在西贡(今胡志明市)建立了群众基础,领导了好几次罢工并赢得多场地方选举。西贡有一条街道,曾经以一名被杀害的托派领导者谢秋收(Tạ Thu Thâu ,1906-1945,又名谢秋杜)命名,由此可见托洛茨基主义在当时赢得许多群众的支持。尽管1975年斯大林派统治了统一后的越南,将这条街名更名,但“西贡当地人仍然称其为『谢秋收街』”。


托洛茨基主义者们当时遭到了法国殖民政府和共产党斯大林派领导的恶毒攻击。1945年,随着斯大林派巩固对独立运动的控制,数百位积极的托派被抹黑为“叛徒”或“法西斯间谍”而遭到屠杀,这让人联想到西班牙内战期间的历史。更糟糕的是,二战后的第四国际领导出于错误立场,尾随胡志明(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的建国者)、毛泽东等斯大林主义领袖,也故意淡化了这些对自己同志遭受的暴行。其中一位第四国际领导者帕勃罗(Michel Pablo)甚至告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彭述之:“与毛泽东革命的成就相比,逮捕数百名托派只是微不足道”。


早年


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法国殖民统治的残酷现实为印度支那的共产主义思想发展提供了沃土。第一批共产主义运动人士是在(主要在法国的)侨民之中招募而来。胡志明(又化名作阮爱国)就是这批早期生力军的一份子,他于1929年成为印度支那共产党(PCI)的创党成员。与后来的托派们不同,他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都在国外流亡。他属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右翼,支持斯大林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中发动的官僚主义反革命。


胡志明在共产主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往往强调民族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甚至赞颂“安南民族(越南人)的英雄”。有一群积极的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者,不满该党领导庸俗的民族主义、以及斯大林渴望与资产阶级政府结盟的立场,因此走向托洛茨基与左翼反对派主张的国际主义思想与坚持阶级原则的政治路线。尤其在1927年,斯大林要求中共尾随国民党的策略导致中国革命的血腥溃败之后,有更多人投向托派。


然而,印度支那的斯大林主义份子并未从中国的挫败中吸取任何教训。他们亦想从反帝斗争中消除一切社会主义的内容,拒绝提出国有化和由工人管理工厂之类的要求,说这样会疏远本地还很弱小的资产阶级。后来,印支共产党甚至抛弃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要求,例如还地于农民(土地改革),认为这会疏远越南的地主阶级。这种“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的做法,也就是把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统一在一个“最小公约数”的资产阶级纲领上。印支共产党一直坚持这种政策,以至于1941年,他们将自己化身成“越南独立同盟会”(简称越盟,Vietminh),一个此前已经沉寂很久的民族主义团体。



工人阶级和农民


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体现在两种不同的建党策略上。托洛茨基派主要组织规模尽管较小的城市工人阶级和苦力,特别是在西贡;而斯大林派通常由受过莫斯科训练的学生领导,并且倾向组织农民。


1930至1932年间,印支共产党领导了成千上万的失地农民和日薪劳工与法国当局不公正的人头税作斗争,但正如同吴文所指出的:“他们无法、也没有尝试在城市中发动运动响应。”


法国外籍兵团则以屠杀上万名农民作回应。尽管该运动的英勇,但印支共产党领导犯了严重的极左冒进错误。这发生在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1928-34年),由于之前企图与资产阶级结盟的机会主义政策失败,共产国际矫枉过正地要求每个地方都必须立刻“建立苏维埃”和“夺取政权”。


一旦农民运动平息下来,印支共产党便遭受无情的镇压,包括党总书记陈富(Tran Phu)被酷刑至死。1933年有109名印支共产党支持者被控以“密谋危害国家安全”罪名,当中8人被处以死刑,其余的人被判以合共900年的严酷劳役。


1931年11月,谢秋收和其他5人成立了印度支那左翼反对派。6个月后,他们开始发行双月刊的党报《无产》(Vo san)。1932年8月,《无产》的65名成员和支持者因从事“颠覆活动”被捕。印支共产党员的大规模审判在法国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法国共产党斯大林派的党报《人道》(L’Humanité)却对印度支那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命运保持了冷酷的沉默。然而在西贡,尚未被捕的斯大林派和托派合作起来,在市议会选举中与无政府主义者和知名民族主义者合组“工人名单”参选。1933年5月7日,在8名印支共产党领导者被判处死刑的日同一天,“工人名单”中有2名候选人当选(1名斯大林派、1名民族主义者)。虽然市议会本身是一个无实权的机构,但这场选举在大规模镇压期间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3个月后,法国殖民当局宣布这2位市议员当选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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