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官与民 —— 感到无助无力的领导人必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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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完善人民民主机制团结中国人民共度难关

当前中国形势严峻。中共中央意识到官员腐败问题的严重性，正在大力反腐，人民的愤怒还没到拐点仍在膨胀。基层反腐远没有如同高层反腐一样起到振奋人心的效果，给人的感觉是坏人集中在上层，这显然不合逻辑。是不是有的基层纪检机构对人民的举报采取拖延和增加举报难度的对策？例如对网上举报根本不予理睬，要求举报人带上材料到纪检机构当面举报，有的事情人家已经举报过多次无果，有的根本不敢当面举报只能在网上举报。如果中共中央对基层反腐工作缺乏掌控，人民不能看到身边的不法官员被惩处，没有找到自己当家作主的感觉，中央在需要人民时，人民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让中共中央找不到拥有全中国人民力量的感觉。欧美日本与中国之间在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领域存在矛盾，意识形态矛盾是虚的，经济发展领域的矛盾不可调和。中国即使在意识形态上做出妥协也不能阻止美国日本对中国打压，俄罗斯都变色这么多年了，北约一样东扩，我们不能如同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一样幼稚。国内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产品科技含量较低，事关国计民生安危的关键领域科技水平落后于美国、日本，产业升级遇到瓶颈。主要原因是前三十年聪明的与不聪明的大脑都琢磨考公务员去了，与毛泽东时代人人勇于攀登科学高峰形成鲜明对比。号称开启了科学春天的改革开放新时代至今没有获取一项科技类诺贝尔奖，诺贝尔和平奖倒是得了两个，值得反思。

如果局势有变，中共肯定是受打击最大的，红N代会被视作屁股上挂只死耗子冒充打猎人的另类腐败人物，家产必然遭到清算，韦小宝抄家的本事谁没有！最让人担心的就是国家领导人在迷茫中感到无力无助时做出戈尔巴乔夫式的傻事，将一切都推给全民选举，人民在长期与整体上是正确的，在短期与局部上可能犯错误，全体人民在短期内也可能犯错误，前苏联人民在1991年的错误选择让他们付出了惨重代价，不少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都曾有过欧洲公共汽车的称谓，戈尔巴乔夫如今只能向隅而泣。为了中国平稳渡过危险期，中共必须保住执政地位，凡是提出中共改名搞多党制的，不管地位多高，资历多老，先查他亲属开的公司，翻旧账，不能放过他及其党羽。

中国历经五千年的风雨，形成了灿烂的文化与庞大的族群，一旦崩溃，整个人类社会都将因此进入乱世。但是，解决以上问题要靠现在的政府官员，他们中尚未落网的不法官员会让改革顺利进行？官员们的亲属朋友就在国企机关事业单位中工作，他们中原则性不强的是否有当年让国企职工下岗的魄力？如今政府内有多少裸官，经过前段时间的统计，相关部门清楚。随着国际政治斗争的激化，在海外的官员亲属可能成为敌人要挟官员就范的抓手，老婆儿子女儿在当地违法了，需要提供点情报给中情局压压惊。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共干部随时都在公布个人财产，现在的政府官员及其直系亲属公布个人财产迟迟不能实施，他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准备好？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官员了，可喜的是中国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意识得到加强。浙江台州民警池文偷拍副局长周祥辉通奸被拘留，举报了没证据说是诽谤，搜集了证据说是侵犯个人隐私，有的部门真是说得出做得出。难道这就是贪腐官员肆无忌惮的原因？公务员与公众人物理应比普通人接受更多的监督，美国总统克林顿因为与实习生两情相悦的交往被迫接受国会公开质询，泄密者没有被追究侵犯他人隐私的法律责任，意欲建立比资本主义更高阶社会制度的中共难道不能也如美国政府一样严管自己的干部？如今政府官员犯错的成本比市场中拼杀的人低得多，制造冤案的官员有几个承担了法律责任？公务员犯错侵害了纳税人的利益，纳税人还要出钱进行民事赔偿为他们的错误埋单。人民不指望官员们有李悝伏剑的觉悟，惟愿政府有斩假龙图的决心。中国人民希望自己的政府永远伟光正，毕竟几代人对政府投入了那么多，改朝换代吃苦的还是人民。人的本性是贪婪与懒惰，挥刀自宫式的改革必须有外力推动。为了保证中国人民能在关键时候有能力帮助中国共产党，必须设计出合理的机制让普通人民参与到国家政治中，毛泽东摆脱余洒度掣肘靠的就是将支持他的基层官兵引入决策机制。

哪些人是中共的朋友哪些人是中共的敌人是一个关键问题。政府内的两面人泛滥程度已引起中共中央关注，不管中央如何保护干部，给予他们多少特权，有的官员还是不会停止挖社会主义墙角，他们信奉的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如果中国出现前苏联解体时的乱局，有的政府官员还是会露出反共面目。政权更迭不但不会影响他们的前程，反而能让他们在“民主化”的进程中获利，想当霍多尔科夫斯基与季莫申科的大有人在。北大、清华等高校不断爆发性丑闻，让人怀疑有的大学教师感兴趣的只是政府拨下的科研经费与女学生的肉体，有的大学教师对于学生在课堂上按正常程序提出的质疑都不能接受，尽管他们不时发问，如何能让人相信他们参政后会践行民主？美国民运分子更不可靠，他们在美国仰人鼻息多年，自身又不检点，万一哪位在不正确地使用嘴巴与肛门时被中情局拍下，难保不会当雷政富。那些公众人物、网络大V就不用提了，机会主义者居多，有的纯粹是商业运作。中国的普通民众才是中共与人民政府可以依赖的唯一靠山，草民没有其他退路，个人幸福仰仗大国崛起。

掌握毛泽东思想依靠人民监督加强组织纪律性才能保证中共重新焕发活力。一个政党放弃革命党的本色向执政党转变意味着失败的开始，中共在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上与欧美强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目前中国物质力量相对较弱，需要在思想领域强于对手。自1840年到1953年是五千年来中国最危险的时期，以往虽然也有异族入主中原的时代，那时的中国仅是在军事上失败，始终保持着文化与经济的领先，假以时日，异族就被同化了。近代中国全面落后，当时的我们才是“蛮夷”，民族与文化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挽救中国五千年未遇之危局的是毛主席与他的战友们，毛泽东思想是中共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理论体系，欧美日本不怕中国经济发展，富而不强等于过年猪，他们怕的是中国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中国在经济发展后放弃毛泽东思想与革命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正是敌人希望看到的事情。此论与改革开放不矛盾，改革开放类似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根据地边缘地带实行的类似政策，毛泽东也想搞开放，为此想方设法与美国恢复正常邦交关系，之前与前苏联、德、意、法等国多有合作，改革开放所需的政治环境、经济基础均是在毛泽东时代打造完成。

中共当年战斗力强不是因为红一代的天资过人，牺牲的、脱党的、叛变的早期党员再各组织一套1955年将帅班子绰绰有余，而是当时中共组织可以将以底层失败者为主的红一代不断打造成有理想有办法的强大队伍。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共以铁血纪律著称，党员的一个脑袋三方要，敌人要，党内肃反部门要，自己还得要。当时中共力量弱小，稍微犯点错误就会付出血的代价，党内不得不将自我监督加强到苛刻的程度。按当时的规定，被捕后承认中共党员的身份即为叛变，江竹筠亦可算叛徒。我外公参加地下党的工作，差点就被送到江姐那去了，多亏家里钱有势，托人保了出来，解放后因此事走得不明不白。当时中共党员的工作危险艰苦，内部管理还如此严格，让多数投机分子无心冒险，党内基本上要么是理想主义者，要么是走投无路生死无多大区别服从性极好的人，从根源上纯洁了队伍，理想主义者提出的在其他组织内被视为脱离实际的管理思路得以实现，队伍战斗力爆棚。那时的中共所需的人力物力基本从群众中取得，为争取人民的支持，党内上下都重视人民的呼声，宽容对待群众，公开咒骂毛泽东的陕北老农没受处理，中共中央由此发现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开展生产自救。外部敌人实际上也起到了监督中共帮助中共提高管理水平的作用。中共建立全国政权后，国内力量对比发生转变，可以通过行政命令调动任何资源，党内出现思想松懈，自我监督力度下降。聪明的国人纷纷向中共靠拢，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与军政官员联姻的猛然增加。为自己谋取升官发财者起初满口共产主义，心里琢磨的尽是权斗，掌握一定权力后盘算的全是自家生意，中共损失惨重。科研结果显示，思想与能力不可能通过生理基因遗传，实践证明，保证战斗力不下跌必须依靠人民民主加强监督保持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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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需要合理的机制实施。民主能够保证国家民有、民治、民享，提高社会运行效率与效能。列宁说过，如果人民不能掌握自身的命运，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就毫无意义。可是，民主制度的实施需要因地制宜地选择合理的机制。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共也曾在根据地推行过票选，常常是这边敌人进村了，那边才抱着票箱子出村，地下工作者开个会要冒生命危险，稍不小心就被一网打尽。当时的中共选择了多数情况下的首长负责制，主官可以独断专行，组织效率高，组织运作隐秘。为避免党员腐化叛变，内部监督极严，设置政委一职，实行双首长制。肃反部门不归军事主官管理，有的由政治主官掌握，有的直属中央，主官可能连身边哪些人是肃反部门的都不知道，主官身边的警卫员、勤务兵往往混有肃反部门的成员，如主官投敌，可先斩后奏。此机制保证了组织效率与隐蔽性，缺点是操作难度大，主官与肃反部门权力都大，表面上可以相互制约，实际两方面都有可能出现领导人大权独揽决定组织命运的情况，该机制容易形成上下级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派系斗争难以避免。红军时期，政治保卫部门权力过大，一旦负责肃反的领导头脑发热、私心膨胀或者自己就是敌特，就会出现肃反扩大化，伤及当地中共的元气。大权独揽导致负责人的个人素质决定当地组织的安危成败，民国时期重庆市委负责人刘国定、冉益智叛变后出卖了大量地下党员，红岩烈士总结出的《狱中八条》中有一条就是“不要迷信上级”，都是血的教训。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时有出现，政委刘英与浙东红军叶飞一派不和，命令军事主官粟裕捕杀叶飞，押送路上叶飞逃脱，刘英与粟裕从此互不信任，不得己在一起开会时，带警卫部队各住一地，相互戒备。当时中共主要依靠执行党员的思想觉悟控制自己，国难当头，几千年来深受家国情怀教育的中国人里选择克己奉公者众多，中共内部具备牺牲精神的理想主义者不少，外部压力也在时刻警示党员，中共通过此机制取得江山。

建立全国政权后，中共因为建国初期的严峻形势与习惯沿用了此机制，理论上用以制约政府权力的人大与政协监督政府权力的作用如果显著，现在中央也不会提出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随着国内政局趋于稳定，外部压力大大减小，中共组织里思想不纯分子增多，内部监督力度却下降了，纪检委官员实际成为政府主官的下属，财务权与人事权掌握在被监督者手里，政府职能的执行与监督归于一个端口。文革后，同事间的互相监督被视为文革遗风遭到唾弃。干部脱离群众的现象已引起中央关注，有的政府官员与群众将政府官员与普通人民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记者时大叫：“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在中共打天下的时候，他很可能被肃掉。有的政府官员视监督政府权力的人民为刁民，动用行政力量监控，抓住一切机会没有机会就创造机会迫害向政府提意见者，我等“网络暴民”的冤案成就了蓝波等官员的个人三等功，有的网民仅因一句话就被关了一年。拒绝人民监督就是在毁坏中共的民意基础，用中共的钱干为害中共的事情。我怀疑有间谍在激化中国的党群政群关系，话放在这里，以后慢慢看。与此同时，美军在西点军校大搞军事民主（MD），学生与教职员工以大字报的形式揭发校内不合理的现象，西点军校的学生毕业后在美军中推广此办法。这是抗战时卡尔逊从八路军处学到的，卡尔逊重视军事民主是因为民主确实可以提高战斗力。建国后中国军队的民主情况大家知道， 1979年，军旅诗人叶文福发表长诗《将军，不能这样做》与《将军，好好洗一洗》，批评军队中出现的不公现象，他本人遭到迫害。人们好像明白了什么，军队开始经商，军老虎们扎堆出现，网络上都出现落马将军加强连名单了。军委双虎齐落马，至今方忆叶文福。

综上所述，中共建政后，外部压力减小，政府职能的执行与监督实际出自同一端口，内部监督力度被削弱。自身物质实力与内部不纯分子数量增加，部分干部日益脱离群众，拒绝人民监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组织效率下降了。组织运作的隐蔽性却保存下来了，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严重不透明，尽管中央三令五申，政府的运作在老百姓看来依然是雾里看花朦胧一片，部分官员亲属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性大发横财。在有的地方，上下级的人身依附关系普遍。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大不如前，治安恶化，思想混乱，各种乱象重新出现。由于集权机制的惯性，相对来说在一些大事情上效率要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高一些，但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实力，这一点并不能加分多少。现在美国日本围攻中国日益紧迫，中国拿什么去拼？

中国暂时不能实行西式民主。孙中山根据当时中国人的政治素质，在《中华民国建国大纲》中提出民主建国三个步骤，军政，训政，宪政。当前的中国人民对于民主有认识有需求，无实际操作经验，缺乏对民主权利的尊重，部分中国人的参政意识不正，宗派氛围较浓，容易形成党争，今日中国的情况近似于训政向宪政过渡期。如今的中国，敌人围攻形势紧，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可能给中国提供那么多试错的时间与机会，效率相对较低的西式民主对当前的中国来说太奢侈。台湾照搬西式民主成就今日乱局，大陆必须吸取台湾的教训。实行西式民主的各级政府领导人由人民直选产生，这对当前的中国人不适合。中国人缺少民主思想的熏陶，老百姓在短期内表现得懦弱短视自私，不珍惜自己的政治权利。自从村主任直选后，村民手里的选票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两百块钱加上一桶食用油就出卖了自己的选票，有的村民因为害怕乡里恶霸的欺凌说让选谁就选谁，他们不知道为了村民拥有选举权，有多少志士仁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与一生的幸福，他们因为贪婪与软弱放弃这份荣誉是对先烈牺牲的亵渎。有的根本不在乎自己的政治权利，以在外打工为由放弃投票权。恶霸当上村主任后当然出卖村民利益回收选举成本，这时村民才醒悟，又去上访，堵马路。有的村民其实早知道对方不是什么好人，他们是贿选的好处也要占，贪官也要反。还有的村民为了个人恩怨与家族利益，拿选票意气用事，害人害己。所以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他是那个时代最了解中国农民的人。工人也好不到哪去，有多少国企职工挖社会主义墙角大家心里有数，破产国企是企业上下一齐推倒的，那些没破产的国企大都是因为他们还在垄断经营，或是国家一直在对他们进行补贴，细究起来，管理问题多得很。重庆有一个行业的国企垮得只剩半个了，垮的时候各种乱象，有的职工参与内部权力斗争，污陷技术人员有经济问题，说得绘声绘色，行，技术人员让贤到其他单位去了，书记，上，他们是靠向党组织写文字表忠心，组织工人搞文娱活动，给领导跑腿打杂起家的，技术根本不懂，那些耍嘴皮子的管理企业的结果是连机器都开不动了。最后，企业垮了，书记成了末代厂长。职工下岗，子女迫于生计走上犯罪道路的不少，当地在重庆出了名的混乱。这就是当代的工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口头上忠于党，读书时不认真，工作后不努力，专业技能谈不上，专心于各种谋杀时间，一说就将责任推给社会，年纪大点的说是文革导致他们没读到书，文革结束都四十多年了，博士能读出至少四个，年轻点的说是读书无用，小学毕业就能当老板，现在他们大都在干苦力。他们为了个人的私利或意气之争在企业内部兴风作浪，有的还以企业为家，家里缺的只要厂里有就拿回家自己用。让他们选举各级政府领导人，真的让人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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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民始终是历史的唯一推进者，他们的需求就是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中能产生最聪明的大脑，最强大的体魄，最坚韧的意志，通过红一代的回忆录来看，多数红一代是民国时期底层的失败者，生死区别不大的他们选择跟共产党打天下。他们的后人聪明漂亮，是各领域的优秀代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共事业要成功，必须取得人民的支持。有了人民的监督才能保证中共的活力，人民虽然连不法官员家的门朝哪个方向开都不知道，但是人民的基数大，说不定就发现什么了，参与反腐的贪官情妇也是人民的一分子，她们是贪官家的苔丝。人民中不断涌现的人才为中共补充新鲜血液，给党员施加不断精进的压力。现在的人大与政协不好评论，他们开会发的纪念品不错，我用了很多年。除了读中学时在老师的诱导下填选票选校长当人大代表，我就再没选过哪个人大代表，有时看到街边摆了换届选举的摊，坐在哪里的人不多说话，一点气氛都没有，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卖保险的。

民主机制设计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实际也很简单，天下事无非情理二字，人民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暂时不可行，可以先给予人民监督各级政府官员与罢免最基层政府官员的权力。我先提两条建议。当前的中国人对民主有初步认识，有监督政府权力运用的愿望，中共中央也需要人民监督各级政府官员以提高工作绩效，中央可先给人民提供可行的监督政府的途径。政府建立监督网站，人民网强国论坛之类的就算了，让他们继续唱赞歌。监督网站按地域、部门细分为若干分论坛，任何人都可在里面匿名发帖对政府提意见。对证据不能要求过高，官员掌握大量社会资源，权力的使用本就不够透明，平民哪来那么多证据？很多官员贪腐的事情在民间流传时我不相信，事实证明我还是太单纯了。当年中共宣传国民党四大家族巧取豪夺，现在可以明确的是陈立夫、陈果夫还是比较清廉的，陈立夫下台后靠养鸡挣钱养家。国民党确实腐败，但是当时的中共能拿出多少法律上认可的证据？人民相信的是自己的所见所闻，有的事情大家心知肚明。因此，帖子内容只要不涉及意识形态、分裂主义言论与极端宗教思想，不是过分荒唐与言之无物都不要删除，建议发帖者发帖后截屏保留证据，网站亦可参照淘宝网建立网络快照，以备查验。网信办的工作人员将信息分发到相关部门，并将处理信息及时回复到帖子里，问题解决后的帖子锁住不准回复。每个IP一天之内只能发一个主题帖或回复帖，防止灌水。如果网站管理人员违规删帖，将受到严厉处罚，公开透明化的操作方能避免相关部门捂盖子。同时，每半年进行一次对地方政府各部门负责人的民意测评，全年平均差评率高于60%者撤职，先从镇政府与街道委员会开始实施。至于国安等特殊部门，请中共中央多多关注，他们手中的权力不是用来为他们自己服务的，如果他们一个个比椎间盘还突出，中国就危险了。

中央有必要通过严格的内外部监督让人民心目中当公务员的利润趋于正常化引导社会资源流向市场，减少公务员队伍中的小人，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平年代，君子在短期内斗不过小人，君子重洁尚义，有所不为，小人贪利忍耻，为了逐利，妻女都可献上，真不知见了面如何称呼。公务员队伍中的君子占主流了，很多理想化的举措便能实施，真正的人才方能不断进入政府，每个公务员意识到自己不是不可替代的，才会激发最大的工作激情，最终提升政府的执政能力。

可以行动了

近代中国苦难沉重，兵连祸结，伤亡动辄以千万计，我们的先辈抗争了一百多年，其间人民经历的冤屈与付出的代价难以计数，影响绵延至今，才换来今日的中国。如今中国处于一个历史转折关头，强敌环伺，政府面临信任危机，部分公务员麻木不仁，他们实际正在参与制造下一次动乱，不能让我们的先辈白白牺牲了。中国每一个朝代如果不能在头一个百年内崛起，剩下的两个百年就只剩下不断衰败。在1980年代思想混乱时期度过青少年的一代成为社会中坚后，中国将面临最严峻的挑战，中国需要在此之前建立完善适应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乱世需要意志坚定的政治领袖，习主席一代人是毛主席按照打世界大战的标准培养起来的，信仰坚定，敢说敢干敢碰硬，正是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最佳人选。放弃幻想，厉兵秣马，严管干部，团结人民，迎接挑战！

定稿于二〇一八年九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