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湾民族问题的再讨论

马列托主义者

我们马列主义者，反对美帝对台湾的干涉，也反对大陆对台湾的干涉，台湾70年来和大陆分离，已经民族化，和大陆虽然名义上同为汉族，但是在现代民族定义上已经成为独立的民族，应该享有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自决权。


台湾是否要和大陆统一，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公投决定


民族不是天然的，是历史社会的产物，包括汉族，民族会形成，会融合，也会分化，再生，按照马克思主义，台湾和大陆在民族同理心上已经分化，不应该按照大陆逻辑去欺压台湾，台湾不是民进党的台湾，是2300万台湾人的台湾，应该由2300万台湾人民主决定，当然共产主义社会，民族国家这种概念早不存在了，将来我们要通过台湾工人阶级和大陆工人阶级的联合斗争建立社会主义联盟重新统一起来，但是让大陆资本主义去武力统一台湾就是对台湾的压迫剥削。


台湾和大陆在资本主义经济意义上已经统一，当然资本主义本身存在民族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马列主义的观点是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自决，在这个基础上，寻求两岸工人阶级联合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联盟，而且只有在社会主义基础上，两岸才能真正统一，否则台湾人民已经争取到的形式民主可能被大陆法西斯资本主义压制下去，台湾人民现在不是在资本主义意义上和大陆没有统一，而是台湾人民不愿意进入大陆法西斯一党独裁资本主义统治下。

按照斯大林在列宁授意下写的关于民族的定义就知道台湾犹如新加坡一样是一个和大陆不同的民族

那么列宁为什么要让芬兰从俄罗斯独立出去呢，因为大多数芬兰人投票支持独立，如果你反对芬兰人民大多数人的意志，不让独立，是无法让芬兰工人阶级和俄罗斯工人阶级团结的



西藏，新疆，马列主义的主张是一致的，必须让他们民族自决，但是西藏，新疆即使要独立，也必须和汉族工人阶级的联合斗争，否则是不可能的，汉族的资产阶级是不会允许西藏，新疆独立的，哪怕是资产阶级的独立，而且美帝，印度资产阶级也会干涉，西藏，新疆要真正的独立，也必须联合汉族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斗争


斯大林主义的民族政策和资产阶级的民族政策都是反对民族自决，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民族矛盾如苏联和毛中国不可调和，甚至可以媾和美帝，导致内部民族矛盾加剧，比如苏联内部，最终苏联解体，都是没有遵循马列主义的民族自决原则 ，必须反对民族主义


民族独立不是民族主义，是爱国主义，而民族主义带有大民族压迫小民族的意义，而小民族反压迫要求民族独立，不是民族主义


藏独、彊独、台独，只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和这些民族的全体人民的意志还是不能画等号的，如果这些民族的大多数人支持独立，我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民族自决原则表示支持，汉族的无产阶级应该支持这些民族的民族自决，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工人阶级联合


同理心只是民族区分的一个方面，我提到斯大林唯一一部正确的著作，因为它是列宁授意的作品，其实就是列宁写的，斯大林代笔的，列宁创建的统一的苏联，是各加盟共和国在民族自决基础上形成的，可惜最终被斯大林搞坏了，斯大林虽然代笔了，但是他不理解列宁，相当于抄作业，其实根本没懂

马列托主义者

民族（nation）

　　引人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都强烈地意识到民族的结构或性格问题。但是，民族性本身并不是一个使他们非常感兴趣的题目，他们盼望它尽快地消失；当时他们远为关心的则是民族的结构成份和社会阶级。在他们看来，许多民族都已经在消逝，诸如威尔士和较小的斯拉夫民族，对此他们不感到惋惜。他们很早就想到，工业的发展正在加速上述的过程的发生，把所有文明的国家合并为一个单一的经济整体；一个资产阶级可能仍然保持其特殊的利益，而在工人阶级中民族意识则消失了（参看《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甚至宣布“工人没有祖国”。
　　实际的政治情况使他们不得不更加认真地去对待民族问题，然而，系统地提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则是由他们的后继人来做。这种观点先是在鲍威尔的经典著作（见“参考书目” ②）中提出，然后在斯大林的1913年写的小册子中定型。斯大林（他的作品跟鲍威尔有许多共同之处，尽管还有若干分歧）认为，民族不是一种种族的或部族的现象，它具有5个基本特征：一个稳定的、延续的共同体，一种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共同的心理素质。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即资本主义上升和上升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才出现了民族这种肯定的政治形式。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先的见解不同，斯大林把民族的出现归结为一个民族市场（同类居民的共同市场）的产业发展的需要。它最初出现在西欧，而当时比较靠近欧洲东部的则是一种性质不同的多民族国家，然而，工业的到处发展，燃起了人们同样的愿望。所有哈布斯堡和沙皇帝国统治下的人民，都可能具有民族的特征，因而有权要求独立。其中只有俄国犹太人除外，只有他们没有自己的领土。他们的左翼组织，即成立于1897年的崩得，曾要求承认犹太人的民族地位，并要求它本身脱离社会民主党而自主。在经过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激烈争论后（会上对民族问题特别是犹太人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终于引起了分裂。
　　把斯大林的公式用于早期的事例，则还有种种问题。举例来说，苏格兰人在中世纪反抗英国征服的时候，他们是否还不是一个民族，而只是具有单纯的民族性而已，还有，对于罗马人来说，是否也不应当给予民族的称号。同样地，把这个公式用于西欧的人民，也还在若干疑点，例如，一些甚至过去就够不上是真正的民族的西欧人民，如今却举行运动来争取他们的民族地位。恩格斯相信布列塔尼人、科西嘉人以及其他一些人民是相当满意他们被合并入法国的（参看《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第6部分）。如果当时的情况是如此的话，那么今天的情况就远远不是这样了，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西班牙的巴斯克人、苏格兰人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注定要消灭的一些民族（特别参看恩格斯的《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文，载《新莱茵报》1849年2月15—16日）来说明。在亚洲，则进一步出现一些问题，看来，如果不把古老的伊朗、中国、日本或是越南看作民族的话，那就越来越困难了。在非洲，能够满足斯大林的5项要求的政治实体，是微乎其微的；在那里，民族和国家一样，都必须通过人们在深思熟虑下作出的努力来加以锻造，由卡布拉尔的马克思主义领导集团统治下的葡属几内亚，便是一例（参看民族主义；鲍威尔；伦纳等条目）。

马列托主义者

民族主义（nationalism）

　　人们普遍地感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族主义这个问题上是走了弯路的，这在他们早期的时候最为明显，当时他们大大地低估了这样一种行将爆破性地发展的力量。由于侨居国外并具有理性主义的观点，他们自然而然地对爱国主义的热情很少了解。他们把希望放在阶级斗争上，因而可能不太喜欢一种宣扬超越社会差别和模糊了阶级意识的情感。但是事情迫使他们承认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作为实践的组织者，他们也就不难了解到民族环境和民族传统是工人阶级运动所不容忽视的事情。
　　在他们关于民族问题的言论中，没有任何东西要比他们的谴责小斯拉夫民族时所表现的激烈情绪更能惹起人们的批评了。他们激烈地谴责哈布斯堡帝国统治下的小斯拉夫民族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起来反对比较强大的讲德语的奥地利人和马札尔人，从而帮助保守主义重新取得统治。他们试图把当时涌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势力都弄得黑白分明，把它们分成反动的和进步的。依他们之见，奥地利人和马札尔人简直都是自由主义者，尽管事实上从这些人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来看，他们最低限度也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或沙文主义者。当然，恩格斯也曾一度宽宏大量地提到世世代代受德国的压迫而愤忿不平的“英勇的捷克人”，但是他认为不管他们的斗争是输是赢，都是没有什么前途的（参看《新莱茵报》，1848年6月18日），而且他在战斗结束以后，还说了一些远为激烈的话。这种激烈的感情可以被看作是出于他们的一种疑虑，即怀疑当时使一些领导人受到影响的泛斯拉夫主义就是对反革命的最有力的同盟者俄国的支持。列宁后来（在1916年）则把这种敌对情绪加以合理化，他断言在1848年所提出的斯拉夫民族的要求，不管它们本身是如何正义，而在当时却是不合时宜的，因而使这些要求服从于更大的进步的需要的做法，乃是正确的（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722—723页）。
　　对于波兰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国家，是不能用同样的方式来看待的，况且波兰为重新获得其自由所作的努力，不仅具有浪漫主义的魅力，而且具有政治吸引力。波兰的独立会削弱沙皇制度，在俄国和德国之间建立起一道屏障，从而使德国能够不受干预地进行发展。马克思克确实曾经对波兰能够靠自身的力量生存感到担心（论东方问题，第59条）。一个重要依据是波兰的自由曾经由于农奴贵族阶级的不负责任而丧失，然而直到19世纪后期，该阶级却在跟天主教会结成联盟之下领导着民族运动。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部分中，曾宣布支持那个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比较进步的党派。后来，恩格斯对这件事情的论述有所不同：波兰应当首先得到民族解放，才有可能取得任何社会进步；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在摆脱外国统治之前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其他任何目标之上，而且一个国际工人运动只能在自由人民的和睦的基础上繁荣发展（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7—430页）。除了波兰这个事例以外，恩格斯和马克思还认为独立对于爱尔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出于他们对爱尔兰的民族主义或其领导人有什么特殊的尊重，而是考虑到英伦诸岛整体的进步的利益。
　　民族解放战争是名正言顺地得到社会党人的支持的，不过这种支持很容易建立在一种浮移不定的基础之上，因为每一个战争都必不可免地具有各种不同的动机，一些动机要比另一些更成问题。除了勾起对旧日的冲突或压迫的回忆之外，战争还留下了使各国工人阶级的友好联系难以发展的怨恨。一切阶级都受到影响，而且政府也热衷于维持敌视外国的感情以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巴枯宁派跟马克思主义派发生分裂，是跟那种自以为是地反对德国或西方优势的亲斯拉夫情感不无联系的。巴枯宁就曾经希望建立一个斯拉夫人民的联盟，以保证使他们享有平等的地位（见“参考书目” ③，第42页）。那些试图把马克思的思想灌入法国工人运动的人，如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往往很不舒服地意识到那种由于1870年战争失败所遗留下来的恶感，以及对马克思这种“德国的”学说的不信任感。在1893年，拉法格、盖得等人感到非得发表一个宣言来反驳对他们所进行的所谓反对爱国主义的指控不可，当时在无政府主义者的胡言乱语之下，这种指控是比较容易被利用来对付一切左派的（参看拉法格致恩格斯的信，1893年6月23日）。饶勒斯是一位不那么完全信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具有一种认为一切人民都自然地属于他们本国的强烈意识，他把《共产党宣言》中“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解释为：工人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被不公平地剥夺掉，因而必须加以恢复。
　　意大利和德国都曾经是争取统一的分裂的国家。当时这些国家的人民力图挣脱他们所不想要的那种统一，而这种统一却是列宁这一代通常所向往的。列宁本人敏锐地感觉到沙皇帝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复杂性——所有这些民族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沙皇和大俄罗斯的统治表示不满。列宁的策略是要建立一种在实践中不容易实现的良好的平衡，这种平衡的一方是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者有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义务，另一方则是被压迫民族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反对狭隘的、自私的民族主义。斯大林在1913年写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提出了布尔什维克的标准观点。这本书很可能是在列宁的指导下写成的，不管怎么说，它是跟这位导师的观点非常吻合的。
　　跟马克思主义原则中的许多论断一样，这本小册子在很多地方都跟当代形势所提出的问题难分难解。斯大林从考察1905年革命失败以来的形势着手，认为随着工业在俄罗斯帝国的进一步发展而引起的动乱，地方民族主义普遍地抬头，从而使工人有受到感染的危险，因此，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去遏制这种影响，而在少数民族地区有些人是缺乏这种义务感的。然而，要遏制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只能靠对民族自决权实行一种充分的社会主义保障。斯大林接着对奥地利的社会党领袖（参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条目）所采纳的纲领进行详细的批判，认为这个纲领是替哈布斯堡帝国（如今转变为奥匈双重王朝）解忧排难，而让其他所有的民族在樊笼中挣扎。尽管这个纲领试图给予这些民族以一种充分的文化自治来满足它们的要求，但是斯大林认为这是很不象样的东西；它没有能够防止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分裂为吵吵闹闹的民族派别。
　　

马列托主义者

对于俄国人来说，波兰是一个大问题。早些时候的那种地主贵族的叛逆活动已经消沉下去，还没有一种新的东西来代替它。一些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其中最雄辩的是卢森堡，认为对民族主义的支持目前已经成为落后倒退的东西，而波兰工人和俄国工人的联合则具有高得多的要求。这种观点遭到列宁的反对，列宁认为如果不承认波兰的自由权利的话，就不可能有健康的联合。在1916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在改变对民族自决原则的看法，列宁则重申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联合各民族并使各国人民合并为一个大家庭，但是如果不给每一个民族以选择自己的道路的机会的话，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719—720页）。
　　1917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一个很大的多民族国家的理论学说的建立，这个国家沿袭了过去的许多争端，甚至芬兰和波罗的海一些省份也跟波兰一样分裂出去。为了给予每一个种族的共同体按照其规模和历史以一定程度的自治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充分自由，制订了一些非常复杂的措施。但是，由于各民族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加上对过去的惨痛的回忆，磨擦仍然难以避免。斯大林在第16次党代表大会上曾谈到两种对立的“蔓延着的偏向”的威胁：一种是地区的分裂主义，另一种是以国际主义面目出现的、主张过早地实行各民族合并的大俄罗斯主义。然而，要在不断受到外国入侵威胁的情况下竭尽全力地建设经济，这意味着必须求助于群众的爱国主义，如今这种作法由于已经涤除阶级社会的罪恶而获得净化，因而可以被认为合理合法的了。这在1941—1945年“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一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军队是不能够以保卫社会主义的名义来进行号召的，所以设置一种苏沃洛夫勋章，并且制作了一部电影来歌颂这位沙俄帝国主义的英雄。所有这一切都远远地背离了马克思的宗教怀疑论的理性主义。
　　1916年在都柏林起义中献生的詹姆斯·康诺利，曾致力于把社会主义跟民族主义的起义结合起来。这项实验在爱尔兰所取得的成就甚微。然而，分离主义的运动在西欧如同过去在东欧那样地不断扩散。例如苏格兰民族党人——一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已经产生使人感受到的力量。各国共产党则倾向于把这些运动视为不受欢迎的分散活动，或者视为开倒车和破坏工人阶级团结的活动。这种情况甚至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也屡见不鲜。许多亚洲国家以及实际上所有非洲的国家都包含着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的愿望可能产生各种棘手的问题。无论在伊朗还是巴基斯坦，共产党人的观点都跟俾路支少数民族的观点格格不入，共产党人认为这些少数民族应当跟其他进步的省份进行合作，而不是试图去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但是，在那些对帝国主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的地方，社会主义跟民族主义的融合和联系则取得许多成就，列宁在1914年以前一直欢呼亚洲的起义，认为这种起义对于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成功是非常有利的；同时，第三国际也跟它的对手第二国际很不一样，它对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进行全力的支持。在亚洲，可以跟欧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代的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几乎是同时崭露头角，而后者由于有更好的组织和更明确的理论，往往取得领导地位，如同中国在反对日本的侵略和越南反对法国的统治所表现的那样。印度则是一个例外，在那里，由于跟西方有那么悠久的联系以及政治活动的宽容，使得民族运动沿着解放路线的开展有一个漫长的发动过程。在印度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对于是否跟这种民族运动进行合作以及根据什么条件进行合作，长期争论不休；他们其所以没有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在很大程度应归咎于他们所表现的脱离民族斗争的姿态。
　　在某些国家里，特别是在中国，最终会占上风的力量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现在来断定还为时过早。在欧洲，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是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全盛时期结束的一个里和碑（见“参考书目” ⑦，第84页）在这以后，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争论，则加强了每一个民族政党探索自己的前进道路的倾向（参看民族；革命条目）。

（VGK）

马列托主义者

在民族问题上，我在早期一直持有中共灌输的右翼民族主义观念，直到2008年开始，才真正转向马列主义民族观
早期和那些无脑的青年一样，似乎台湾要分裂，我就要上战场无防止台湾分裂，这个是不可以谈的原则问题，这种观念在远望东方之徒的脑子中是很强烈的。

马列托主义者

鄙人2002年大学毕业，大学时期本人在政治经济上就和体制观点不同（已经看到体制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特征），很早预期这个体制要崩溃，但是按道理2008年是要崩溃的，但是没有崩溃，至今我还只是认为是强心针拖延了死亡日期，虽然我的预期在时间上没有实现，但是我依然在方向上认定这个体制会崩溃，虽然我从来在身份上没有进入过体制，但是在民族问题上在2007或2008年之前，我和体制持有相同立场观点，后来开始转变向真正的马列主义民族立场。

远航一号

这里引用的“民族”、“民族主义”等条目，出处在哪里？

远航一号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马列托主义者”提出的问题值得严肃思考；欢迎各位网友积极讨论、批判。跟帖中关于“民族”、“民族主义”的条目，是正文的一部分，还是引用自某著作？如是后者，请马列托主义者注明出处

远望东方

我水平不够讨论这么重大的问题，先读一篇比较专业的文章吧！
抗战时期中共民族主义的理论与实践http://www.opentimes.cn/bencandy.php?fid=398&aid=1903

远望东方

毛泽东论民族工作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2/13/content_1081279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