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一件政治异己分子王沪宁

龙翔五洲

公布一件政治异己分子王沪宁

与曹思源狼狈为奸的证据

——附：一个政治杀手的自白（修订稿）

作者:高清

    曹思源何许人也？中共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几乎没有不知晓的，就是一般网民亦可搜到其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洋洋大论。不消说他在1989年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上窜下跳风头之劲，只看其近年来大肆鼓吹“把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军队国家化”，和疯狂叫嚣“人间正道私有化”，便知其立场如何之顽固。胡锦涛最近指出，看一个人的立场，不仅要听他说的，还要看他做的。这话没错，但是，我们无法设想王沪宁、曹思源这种脑袋里已经深深打上资本主义烙印的反共家伙，会立地成佛，也不幼稚地以为王沪宁当上中央书记处书记，就自然而然悔过自新，跟共产党一心一意，做社会主义事业了。否则，我们岂不成了政治上的傻瓜？

谓予不信，请看我们公布的这份证据。2002年底，王沪宁扶摇直上，登上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和中央委员的宝座。于是乎，中共党内外的政治异己分子不免弹冠相庆。其中，城府深者尚能隐忍不发，而如号称“大炮”曹思源者，则难免要舞之蹈之。2003年12月8日，曹思源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和满腔的期待，给主子王沪宁写了一封效忠信，汇报一年来的活动情况，坦言自己的活动，“桩桩件件”离不开王沪宁这位朋友的“关心与帮助”，盼望王沪宁“更上层楼”，表达自己“更有赖”王沪宁“支持与合作”的强烈愿望！全文如下：

王沪宁先生：

    新年好！圣诞快乐！

    北国飞雪迎春到、海内又是贺岁时。谨此恭祝阁下岁岁平安、更上层楼。零三年盘点，出书三部：《政治文明ABC—中国政治改革纲要》、《国企改革，绕不开的私有化》和《修改宪法—保护每个人的合法权利》，发表文章77篇，两项合计74万字；各地（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及美国七所大学）演讲47场；主持在青岛召开的“中国宪政论坛.2003—保护私有财产与修改宪法研讨会”，会议主要建议之一已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新提法中有所反应—“保护私有财产权”。

    这些工作，桩桩件件，都离不开朋友的关心与帮助。新的一年，更有赖支持与合作。

    祝您和您的家人心想事成！

向阳花

解廌角 发表于 2015-11-22 10:27
“党指挥枪”，阻止中国从无产阶级专政变资产阶级专政、从社会主义变资本主义了吗？好像没有。
反宪政民主 ...

问得好！评待好！一针见血，一盆冷水！

向阳花

侬降午周在宏论中为邓三科梦评功摆好，难道不"肉麻"吗？大家评论一下，拿王护林与邓三科梦相比，谁更法西施，谁更阴险，谁更灞道独裁？？？谁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罪魁祸首？？？堆是中国劳动人民的死敌、世界人民的公敌？？？

马列托主义者

现在的中国自由主义经济已经成为现实，我们要求结束伪共统治，比如实现资产阶级宪政民主自由和军队国家化，多少是进步的。
有些伪毛派和有些糊涂蛋毛派在担心伪共法西斯统治的倒台，伪毛派担心的对，而糊涂蛋毛派就可悲了。

马列托主义者

机械地把当前的中国法西斯政治自由主义经济套到当时苏联官僚主义政治计划经济上，目的是很反动的，苏联当时的官僚的目的是实现自由主义经济，手段之一放弃官僚主义政治搞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现在俄罗斯重新在某程度上收回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准备向法西斯政治靠拢，实现了法西斯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这个过程是很曲折的，而中国直通法西斯政治自由主义经济，你对中国还有什么担心的？

马列托主义者

这种文章，rubbish,为什么，不能分清当前的中国政治经济和苏联当时的政治经济的本质区别，写出的文章就狗屁不通，有害啊

解廌角

“党指挥枪”，阻止中国从无产阶级专政变资产阶级专政、从社会主义变资本主义了吗？好像没有。
反宪政民主，保障无产阶级民主了吗？好像也没有。
镇压“1989年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被稳固的好像并非是“无产阶级政权”。
如果这几个“好像”都不仅仅是“好像”而是客观真实，我不知道继续鼓吹“党指挥权”、继续反宪政民主、继续强调暴力镇压六四“反革命暴乱”的正确性，究竟是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

龙翔五洲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过去一直着力维护自己的新政治价值，也未及着力做工具合理性的研讨，在突然掌握了全国性政权后，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不难想见”（第36页）。 　　

什么叫“工具合理性”？王沪宁也没有正面回答，但我们还是能从他的下列陈述里找到答案：“其实，对工具合理性的研究并不是没有，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提出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弹劾权和考试权五权制衡的政治发展战略，均是极为精彩的。梁漱溟对新政治价值合理性也有透辟的研究，他曾提出：‘民主宪政在中国，都要从其固有文化引申发挥，而切于其当前事实，不断袭取外国制度。’然而，工具合理性……由于新政治价值合理性没有最终得到体认，而没有实际的价值”（第36页）。

    说来说去，王沪宁仍旧不忘咒诅社会主义制度“内在地不具备工具合理性”，仍旧离不开资产阶级宪政那出戏，离不开三权分立、多党制、议会制那条路。我们始终不明白，王沪宁留恋的这种货色，究竟“新”在何处？共产党的老祖宗们不是早就把它揭露得体无完肤了吗？如果说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的青年学生受其蛊惑，还情有可原，那么中共的高级干部甚至首脑为什么竟会上当？这里也要善意地提醒当今中共高层，由于王沪宁掌握了一部分话语权，他从西方抄袭的一些磨棱两可的概念，已经打进中共各种文件，正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共长期形成和经过检验的正确理论和话语体系，可能给党带来难以预测的危害。

    也许是王沪宁像雅科夫列夫那样接受过特殊训练，太过阴险狡诈，或者后台太过强大，以至于一个有着七千万党员的党代表大会，还要将他“决定”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然而，从以上我们援引的材料看，莫说书记处书记，莫说中央委员，就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他的条件也根本不够。难道中国共产党真的朝中无人了吗？！难道所有中国共产党人，都麻木了吗？都已经准备接受如苏共灭亡那样血淋淋的讽刺？！

    作为此一系列檄文的结束语，我们愿将貌似王沪宁的同党，流亡海外的民运分子云飞扬2002年11月24日发在《博讯》上的评论，献给广大网民和中共高层，请三思：

    “中国在八十年代思想最理智又最激进的改革学者，是王沪宁，而绝对不是所谓赵紫阳的那些左膀右臂（指鲍彤、陈一咨、严家其——引者注）。当时赵紫阳曾经要重用王沪宁，王也为赵出谋划策（请查看当时海内外资料）。我再次恳求大家，是否可以把1989年以前王沪宁的文章，和上面三位1989年前的文章拿出来比较一下，前者是脚踏实地，要一步步改革，最终在中国消灭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共产党（先使共产党有名无实！）；如果我们现在把那三位请回中南海任高级智囊，他们还会提出更好的对付共产党的软刀子吗？”

连中共的敌人都看出来了：借着改革的旗号——先使共产党有名无实——最终在中国消灭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共产党！王沪宁是不是一步一步这样做的呢？历史正拭目以待，而中共的首脑和首脑系统，也到了考虑该如何对历史负责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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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翔五洲

在一九八九年严重政治动乱中呼风唤雨

    毋庸讳言，在1989年春夏之交党和国家经历生死考验的危难时刻，王沪宁不但已经是学术“名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学系的副教授，而且已经是政治上的“红人”——被上海市委某个人相中，充当市委组织部特邀研究员。以那时追捧“新秀”的世态，应该说他在青年学生里有一定影响。那么他是怎样发挥影响的呢？他与党同心同德，共度危难了吗？

事实胜于诡辩。仔细研读《体认》，我们有充分根据说，王沪宁在那些风云诡异的日子，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说他白天是人、夜里是鬼，一点也不过分。正是在《体认》这篇黑话连篇的文章中，他把对中国没能走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耿耿于怀、心有不甘、念念不忘的情结，化作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忘乎所以地鼓吹西方民主“是合乎历史发展的”，给当时（四五月份）正在向全国蔓延的严重政治动乱煽风点火。

请看王沪宁当时都散布了些什么：

    “直至今日，我们还不能说……新政治价值合理性得到了全面的、普遍的、切切实实的体认”（第34页）。 　　

    “自‘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传播，使对来自西域的新政治价值合理性本身发生异议……已将民主区分为旧民主和新民主，已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和劳工大众民主的差异……无异冲击了新政治价值合理性的体认……未能推及到现实运作之中”（第36页）。

    “近代以来以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顶峰的新政治价值合理性的风暴……无力促成一种符合要求的全新的权力结构。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迟迟无法流畅地展示。这样一种结局，值得深长思之”（第36页）。 　　“七十年过去了，我们反观历史，看到了新政治价值合理性是合乎历史发展的，但同时也看到中国社会蕴含着阻碍它变为现实运作的种种机制。直至今日，中国社会依然受着这场风暴的影响”（第36页）。

    “中国之政治文化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文化，基本上是‘以文化为中轴的政治文化’……一旦支持它的价值体系的合理性受到质疑，这种权力结构距分崩离析就为期不远了”（第33页）。

    不需要多作解读，一切有良知的人们，都可以从王沪宁这些近乎歇斯底里的哀叹中，读出他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渴望向往，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仇视，以及煽动青年学生加剧闹事的险恶用心。他不是在大加张扬地鼓吹“反观历史，看到了新政治价值合理性是合乎历史发展的”，即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是合乎历史发展的吗？他不是在攻击中国共产党曾经区分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区分资产阶级民主和劳工大众民主，因此中断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吗？他不是在攻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吗？所以，“新政治价值合理性”得不到体认，现代化没有很快实现，全是因为社会现实中阻碍重重。今天，要“促成一种符合要求的全新的权力结构”嘛，那就让旧的权力结构“分崩离析”吧，而首先是使“支持它的价值体系的合理性受到质疑”，即是说，抛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还不是发出要推翻中共政权、推翻马克思主义的明确信号？！四五月份的动乱发展到六月初的反革命暴乱，是不是有王沪宁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一份“功劳”？！

     事实上，王沪宁在这篇《体认》里，也不乏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鞭鞑。他声称：“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政治价值体系，内在地不具备工具合理性的详细成分，而是以经济的充分弘扬为社会基本组织的架构”（第35页）。 　　

（接下页）

龙翔五洲

恶毒污蔑我党我军的历史

    日月如白驹过隙，转眼到了1989年。由于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纵容放任，这一年春天开始，国内外敌对势力在大江南北推波助澜，掀起一场严重政治动乱。动乱的目标十分清楚，就是推翻共产党领导，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动乱对每个共产党员都是特别严峻的考验，更不要说对于处在风口浪尖、需要面对青年大学生、身兼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特邀研究员的大学教员王沪宁。那么，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这波空前未有的时代风浪中，此公经受住考验了吗？亦或扮演什么角色？ 真令人难以置信，这位入党不到五年的“政治新秀”——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特邀研究员，却于动乱之际趁火打劫，向中共射出了又一支冷箭。他在1989年5月问世的复旦学报第三期发表文章，题为《新政治价值合理性的体认：以“五四”为中轴》（以下简称《体认》），非但更加顽强地表现出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膜拜，再次往中共的身上泼粪，而且企图火中取栗，煽动青年学生制造更大的、改朝换代的政治动乱。当然，狐狸总要藏好尾巴才出洞，这一切依然是用隐晦生涩的文字包装的。

    先来看前一方面。首先，王沪宁故意把水搅浑，歪曲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和意义。

    众所周知，1919年5月肇始的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产业工人、学生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帝反军阀的全国爱国运动。特别是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决定了五四运动的性质和意义恰如毛泽东所论：“在于它带有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由此，五四运动成为划分时代的标志，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之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则以进步思想界介绍、宣传和研究社会主义为突出特点。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其时已经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而王沪宁是怎样污蔑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呢？

    这要从他对辛亥革命的评价谈起。《体认》明确宣称，辛亥革命是对所谓“新政治价值合理性”的肯定。什么叫“新政治价值合理性”？虽然王沪宁故技重演，还想拿这个抄袭来的洋名词忽悠人，最终也不得不漏了底：“质言之，新政治价值合理性取自于西方文明中的民主主义”（复旦学报1989年第三期第33页，下引此刊只注页码），“新政治价值合理性，实质上就是西方民主主义的价值”（第34页）。我们帮他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

    接着，他喋喋不休地重复道，什么“‘五四’精神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于追求现代文明的政治价值合理性”（第32页），什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推动体认新政治价值合理性是一项首要任务”，“新文化运动的一项主要任务，便是想最终确立新政治价值合理性”，“体认新政治价值合理性的努力，是‘五四’的主要趋势”（第34页），什“‘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新价值合理性的风暴”（第35页），等等。并称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在认同新政治价值合理性方面，基本相同”。

    王沪宁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本事真大！把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英美等帝国主义的群众爱国运动，说成性质同辛亥革命一样，纯粹追求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启蒙，说成掀起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风暴；把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同落后于时代潮流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相提并论；王沪宁就这样有意篡改历史，给中共历史和中国革命史的起点涂抹了污点。

王沪宁并未就此止步，以其阶级异己分子的本能，他不会放过中共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功绩。如同他在1988年祭起“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污蔑中共一样，这一次他把法宝换了个名字，叫“新价值合理性”，公然污蔑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同国民党反动派一样，都举着所谓“新价值合理性”的旗帜，企图一笔抹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宗旨。他说：“中国社会自二十年代末后便陷入内部两大势力的武装冲突之中。在这场斗争中，双方都坚持新价值合理性的旗帜……这种夺取政权建立政权的方式，不同于民主主义本身的逻辑”（第35页）。

    王沪宁矢言“双方都坚持新价值合理性的旗帜”，这真是莫名其妙的混蛋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动政权斗争了28年，牺牲了千千万万革命烈士，到头来却是要在中国实现他“新价值合理性”，即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只有王沪宁这类政治骗子才能如此指鹿为马。事实上毛泽东早就批驳了这种反动谬论，指出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甚至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有原则的不同。表现在一部分纲领上，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上，宇宙观上，革命的彻底性上（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88页）。不过，从王沪宁的这种混蛋逻辑中，人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在他心中是多么根深蒂固，简直成为衡量一切、检验一切的唯一标准。

顺便说说，王沪宁过去的许多文章，其实都贯穿着这样的标准。比如1986年5月《世界经济导报》上的“‘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就借总结历史教训之名，攻击中共“对社会生活有着全面的政治领导权，而党的领袖对党又有绝对的领导权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两年以后，这个政治变色龙为向赵紫阳献媚取宠，却大吹特吹“新权威主义”），攻击我国社会“完全谈不上司法独立”，“缺少尊重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传统”云云。可见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已经给他打上深深的烙印。由此又联想到今天某些人大作消解革命、涂鸭英雄的文章，如《集结号》之流，其源盖出于十多年前的王沪宁。

    但是，人们，请不要忘记，言说历史最终是为现实服务的。王沪宁在那个特定的岁月，抛出这样一篇充满“新政治价值合理性”主旋律的文章，决非为文而文，也决非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意在言外——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