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文革诸问题的政治眼光与行政眼光

龙翔五洲

观察文革诸问题的政治眼光与行政眼光[color= ] 老田独立学者
来源：作者赐稿　 2015-11-17 09:50 　 点击:517次　

【摘要】文革诸问题其实是政治问题而不是行政问题。政治问题的解决，不是设计制度或者领头人进行明智选择就能够解决的，而是一个艰难困苦的创造过程：要创造新的力量、新的组织形态和认识，要根本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内在动力，实际上就是要创造新的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私有制代表封建主义旧的私有制都花了漫长时间，而社会主义是要在根本上消灭私有制并且不承认任何特权，其制度建设的难度更大，需要克服的障碍也更多。

九月初在清华的一个会议上，聆听海内外很多专家回顾讨论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问题，强烈地感受不同的观察视野的差异。

从政治眼光出发，看问题首先要追问有哪几股力量出场以及各自有什么需要和表现，影响那几股力量进行这样或者那样表现的因子又是什么，相互之间的博弈过程如何以及形成均衡的可能性。而从行政眼光出发，就很容易追问“谁叫你这么干的？”这个事儿对还是不对？尤其是喜欢追问：不对的责任者是谁？行政眼光本身，很容易不自觉地把自己拔高到检察官和法官的坐席上，去俯视观察对象的对与错，减省各种必不可少的材料搜集和推论过程就直接进入结论。

对照毛时代的叙述模式，政治眼光意味着首先要扩大观察视野，纳入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内容。分析新中国的政治史，路线斗争意味着破除当权派的中立假设，追问组织内部各级代理人的个人利益和偏好及其对于命令和信息的扭曲，而阶级斗争视野则要追问是否存在根本性背离多数人利益的特殊利益和要求，同时还要审视当权派权益扩张方向与管理职能要求相对立的官场机会主义普遍性话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从研究视野中间消失，实际上意味着自觉地把政治眼光从研究中间驱逐出去，官方提倡把行政眼光升级为唯一的观察历史和政治的方式。

权力要在大范围里起作用，离不开组织和制度这两根拐杖。对于制度的看法，西方经济学界靠右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一个分支叫做新制度经济学，这个经济学领域中间，对于制度的主流看法是把制度看作是“博弈均衡”或者“子博弈精炼均衡”，还很重视制度的“自我执行能力”。通俗地说，在涉及到重大利益冲突的领域，一切设计的制度都不好使，需要通过利益冲突双方的长期博弈并形成共识之后，才会有制度的自我执行能力，或者说等到自愿遵循制度的人数要足够多之后，强制执行制度的成本才会降低到一个可以承受的水平，这个时候新制度才具备运作条件，一句话，没有长期的博弈过程就没有均衡和制度。诺斯就很重视推动新制度的第一行动集团和阻滞成本问题，新制度肯定会有“将来的受益者”起来推动，但也是反对力量起作用他们的行动会构成阻滞成本。这种对于制度的看法，显然是一种政治眼光而非行政眼光，而在行政眼光里，制度就是政策和设计，就是领导人的意愿和讲话。毛泽东曾经批评过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思路，但是同时又表示同情其部分合理性——作为政协成员，一个人总应该有个说话的讲台和机会，这是在否定行政眼光的同时支持政治眼光。新制度经济学的观察眼光中间，倒是保留了一点政治眼光，抛弃了狭隘的行政化眼光，关注各种活生生的社会力量的博弈过程，肯定群体力量的动态博弈对于制度形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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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翔五洲

学习林林同志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学习她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正确地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文革的本质和千年功绩。

龙翔五洲

评论中的龙翔五洲所述，是我发在红色社区里作者老田的原文分页。由于管理员在转文到本版时软件不能清除分页的缘故，形成了这种错误表述。

林林

（接上）
我们再看看文革所带给人们的无穷创造力，爆发的建设热情，以及最终取得的伟大成就。今年以来，不少网友发布了文革的建设成就，难道有人装着看不见？就是一心要抹黑文革以及造反派？

我认为，造反派是一个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集体的称号，她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不能看集体中个别人的行为和错误乃至严重错误。对广大参加文革的人民，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不可能没有被呛水的，不被激流卷走的，不在水中挣扎的。我们要看到的是主流，而不是斤斤计较于一些支流。只有那些心怀不轨的人才会去看支流，而且想方设法变支流为主流，否定伟大的文化大革命。

看看邓一上台，急不可耐地利用夺取的权利纠结一些狗头军师用历史决议来否定文革。难道我们还不能通过他这个历史小人看清文革的伟大吗？

抱歉，龙翔五洲朋友已经写的不少，我不得不也要写这些。

林林

（接上）
明明是党中央集体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现在有人就推给毛主席。最早的文化大革命小组就是以彭真为首的，他搞的“二月提纲”，可是就是在传达“二月提纲”的过程中，引起一些群众的疑问，提出问题，然后他们就开始派工作组镇压这些革命群众——后来称谓的造反派，执行一条反动路线。

毛主席是在反动路线出现之后，才发布“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引导群众的斗争方向。

在文革中，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制定了许多方针政策，注意，这些政策都是集体决定的，下达中央文件，然后通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通告全国，充分发动群众，引导群众，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统一行动。由于文革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引起他们百倍的反抗，血腥的镇压，有什麽好奇怪的？文革作为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影响世界不少国家。对中国人民来讲，在这场斗争中有人牺牲生命了，有人残废了，有人颓废了，有人反动了，并不奇怪。我们作为活着的人要悼念文革中牺牲的无产阶级的勇士，关心残废的战士。。。。。。，而不是继续纠缠在个人的得失之中。个人的得失和无产阶级大革命是无法相比的，不是吗？

林林

真不明白，讲的那么多，到底讲什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是无产阶级，所有问题都必须从无产阶级的立场，认识，方法来看。从毛主席的一贯教导，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那么在文革中，什麽是正确的政治方向？我很奇怪，现在有人一谈文革，就是什麽武斗啊，什麽派性啦，什麽五大领袖啊，难道文革是这些吗？实质上要挑起新的群众斗群众，破坏左翼的团结，保护当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不明白，为什麽有人就不去看文革当中最最重要的反修斗争？从批判“和平民主新阶段”到“论共产党员修养”；批判“不论黑猫白猫能够抓老鼠就是好猫”；批判“物质刺激”，“金钱挂帅”，批判为个人奋斗的“白专道路”；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治校”，批判不为人民服务的“老爷卫生部”；批判文艺舞台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腐朽文化等；为什麽要“批林批孔”？为什麽有一些人顽固抵制文化大革命？借着掌握的权利挑动群众斗群众，混淆斗争性质，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龙翔五洲

五、不能够低估政治问题的解决难度

文革诸问题其实是政治问题而不是行政问题。政治问题的解决，不是设计制度或者领头人进行明智选择就能够解决的，而是一个艰难困苦的创造过程：要创造新的力量、新的组织形态和认识，要根本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内在动力，实际上就是要创造新的人。按照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前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的“结构化”看法，人们的行为都要受到既有社会结构的影响和制约，同时又以自己的行动来创新旧有的结构，结构和人是一种共同成长和演化的长期辩证过程。韩的看法对照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韩只承认结构的合理性，至少是漠视了人们行为的创新空间及其对结构革新的合理作用，当然，韩这个看法可能是有鉴于文革各方的投机性和派性表现来说的，但是，过分关注消极面的结果，显然产生了终结政治并过分地回归行政眼光。

1967年2月3日和5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这个地方，毛泽东两次会见外宾时，都强调说：“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要组织合作社他就不赞成了。”“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毛泽东年谱》第六卷）

为什么党内或者官场内部的政治蜕化变质问题，一定要引入外部的“非专业人士”来参与，这从结构化的视野去回顾共产党政权的蜕变趋势，才能够理解毛主席曾经对外宾的抱怨：具有最高行政地位的毛泽东，反而很多事情管不了，需要红卫兵来就管住了。在旧有结构的庇护之下，新的结构向着蜕化而不是健康的方向发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毛泽东所说党阀和学阀的结合，意味着很大程度上不冲破旧的结构及其以权力和话语权相结合的维护力量，结构化的方向只能是蜕化，为了寻找可能的好的结构化方向，这才需要缺乏专业知识和必要信息的外行的干预，才能够激发结构化过程走向健康方向。

不仅如此，旧有的结构会自动地走向蜕化方向，更为严重的是，很多大权在握的老爷们根本就没有反思和问题意识，觉得一切都好。没有外部非专业人士的冲击，甚至无法给僵化的头脑输入必要的“问题意识”，所以毛泽东说：“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卷】

根据毛泽东的经验，引入非专业的群众运动，对于掌握权力和话语权的精英群体来说，一是破除其旧有结构的自我复制和退化趋势，二是给官场人士输入必要的问题意识。当然，对群众运动的“非专业性”也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一点需要预先了解并做出必要的限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三句话是毛泽东在1945年七大上说的，针对的非专业人士参与政治过程及其批评意见，需要他们提供的政治压力帮助实现有利的结构化方向，但是，却不能够以行政眼光去较真——群众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不过，对于最愿意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那些人来说，群众参政的问题乃是一个假问题，他们有一个天然的解决方案：把管理权对群众的开放的程序重新封闭起来就完了，让工人农民成为纯粹的劳动工具。只有对那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来说，群众参政的问题才是一个真问题，必须通过实践的逐步上升去解决这个真问题。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纲，在这个主张背后，群众或者劳动者的政治角色或者政治上的权利义务被突出出来并且具有不可剥夺性质。共产党高层的不同政见主要在于：劳动者的政治角色如何看待？文革说是要“认真搞好斗批改”，而“改”字中间最重要的政治实践是“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

毛泽东所说的走资派或者党内资产阶级，是与他在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下赋予被管理者政治角色相对应的，这些在公有制社会活动的作为资产阶级，并不是具体地占用土地或者资本的地主富农资本家那样一群人，而是一股活生生的社会力量，这股力量因其在公有制社会中间的优越地位，寻求占用资本的人格化群体那样的永久性优势地位，为此，这股力量能够引导并且再造出他们需要的一切，在不改变公有制的情况下，就已经能够确立自己的优势并且制造出其他人的劣势。从基层的政治生活经验看，坏干部与假积极两相结合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就是公有制社会政治退化方向的主导力量。而与坏干部这一群人相互配合行动的人，就是姚文元等人在政论文章中间反复提到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严重的人”——通俗地说就是为了向上爬能够蔑视一切规则的人。法律或者政策，乃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学习，对于这一群人及其合作者来说，都不过是空话。

从世界历史演进历程看，一个新的制度确立，并诞生出一大批新的社会关系的自觉承担者，把大多数民众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都引导到新的轨道上来，不仅需要通过复辟和反复辟的漫长曲折，还需要认真的建设和引导，前后需要好几代人的时间。象文革那样的群众性运动，在很短时间内就近乎激发全民的政治热情，产生了大数目的深度参与者和思考者，这有可能缩短新共识的形成时间，迅速提出大多数人都愿意参与思考的真问题，这看起来有利于新制度的建设，所以，毛主席把老百姓平时在家里说闲话到争论政治问题的变化视为正面的现象。（“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同时，也是因为短时期内激发的深度参与者过多，真正能够起到引导作用的领导力量不足，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或者投机性恐怕也难于避免，一句话，这是政治问题而不是行政问题。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毛泽东说对陈毅要一批二保，在728接见结束之后又返回来要官员们不要反过来去整蒯大富，实际上这意味着不管是陈毅还是蒯大富，要终结本人所在阵营的机会主义行为是超越他们能力和眼界范围的，毛主席这种态度是政治家的态度和眼光，在大多数政治主题尚未形成解决问题能力的早期，还不是追究责任的合适时候。换句话说，学徒期的问题是大多数人普遍犯错误，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进行教育和提高，而不是处分和指责。过早的指责，意味着终止学徒期，这相当于终结政治回归行政。

但即便是这样，恐怕也不能够认定，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比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更容易，文革期间的文章就经常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私有制代表封建主义旧的私有制都花了漫长时间，而社会主义是要在根本上消灭私有制并且不承认任何特权，其制度建设的难度更大，需要克服的障碍也更多。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日初稿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修订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定稿

龙翔五洲

四、经验主义和“饱和”带来的行政化眼光

韩先生信奉法治解决问题，可能有一点经验主义的根底，因为北航在文革期间迅速实现了大联合与三结合，较为快速地实现了稳定，没有出现派性的恶性膨胀。从这个基础出发，可能会轻易地看待一些难于解决的结构性问题，把那些问题看得过于简单，我不是解决了吗？你要是做到了这一点那一点，不就没有问题了吗？老田个人倾向于认为，北航能够联合起来，确实有一些好的经验，也确实突破了一些现实存在的障碍，经验值得总结，但是，如果认定这些经验就能够解决所有地方的所有问题，那恐怕也是说大了，如果韩与蒯易地而处，也不见得就能够把清华完全领导到北航的路子上来，韩在清华能够争取到“罗文李饶”的有限度支持或者不拼命反对吗？我知道韩曾经试图要捏合四派和团派，四派人士是个什么态度，他应该有着深刻的记忆。这种事后的历史假设当然不成立，但是，从反面提出一个高难度的问题，可能有助于促进思考的全面性。

还有一点，造反派中间对于民主和法制的迷信和追捧，其实在1974年就出现了，广州李一哲的大字报题目不就是《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吗？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个强烈的呼唤是与当权派对造反派的累次镇压的高成本记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造反带来的多轮镇压，已经感到受不了了，想要设计一种没有成本或者低成本的政治参与渠道和方式。这种思路在造反派中间形成明显的政治认识分化：能够承受较高成本的人士还坚持从前的认识，对高成本早已厌恶和痛恨的人士也早就打算放弃一切去寻找新的出路了。不过在造反派群体中间，承担高成本的人士也不是多数，按照杨道远的估计：政治上很坚定的人在造反派的骨干中间看有没有百分之十？毛主席也是这么说的：左派历来是少数。

法国学者阿兰·巴迪欧用“忠诚”和“饱和”两个词汇来分析这种政治态度和认识的转变过程，通俗地说，所谓忠诚就是一个人愿意为他所赞同的正义事业奉献出多少无收益的投入数量（或者说：愿意承受的最高成本），而饱和就是那样一种状态：已经付出了最大投入还没有收益因此预备随时改弦更张了。显然，《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所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深切的感受，因为备受“林彪体系”的多轮镇压或者迫害，个人所付出的代价早已经超过愿意接受的最高成本，因此，对于原先认定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路径，也不再认真了，按照巴迪欧的看法：就是饱和了。因此，老田有一个看法，造反派对于政治认识的分化，是沿着自愿成本线来呈现的，杨道远看起来象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社派（愿意接受无限成本），如鲁礼安可能就是一个愿意承担三分钱成本的走社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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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翔五洲

在外交部的当权派和造反派业已形成互不兼容的策略处境前提下，实际上只剩下两种破局方式：要么是支持造反派到底把陈毅为首的当权派彻底边缘化——这是“向左破局”，要么是放弃对造反派的支持那么陈姬乔等人就获得了自由行动的空间彻底干掉造反派——这是“向右破局”，至少看不到第三个可能性。王力和戚本禹支持外交部造反派的讲话，不存在任何错误，毛泽东和周恩来不支持他们，实际上否定的是“向左破局”选项，剩下的就是当权派主导下的“向右破局”过程。毛主席和周总理否定了向左破局选项之后，此后的外交部文革运动，就是陈毅及其贴心手下的“表演时间”了。

是体现了陈毅等人强烈的单方面向右破局的意志和愿望，外交部1967年10月开始了“批极左、抓坏人”运动。1968年春天外交部出现91人大字报，题目就是《揭露敌人战而胜之》，这个大字报虽然受到周总理的严厉批判说是“老保翻天”，但外交部老爷镇压群众的意志并不因此稍懈，1968年夏天进驻军宣堆之后开始“清理阶级队伍”，随后就开始了军宣队、老干部和保守派练手镇压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这个运动成就卓著，到1971年外交部打出了1600多人的五一六分子，基本上达到了把造反派当做反革命一扫而光的目标。我们今天知道，外交部延续数年的系列抓坏人和反革命运动的成绩，就是外交部老爷们主导的文革向右破局的最终结果，是陈毅所代表的外交部老爷们展示自身政治智慧和能力的成绩单，陈毅虽然后来离开了外交部，但是他的主要副手和同路人姬鹏飞和乔冠华都始终在场参与并指导运动进程，他们在相互博弈的政治现实中间如何走出策略处境所设计的唯一选项就是这个。

从外交部的文革经验看，对于相互威胁的策略处境形成过程及其固化，陈毅为代表的当权派要负主要责任。在策略处境固化之后，只剩下一个单方面破局的选项，毛主席和周总理否定了向左破局，陈毅后来也离开了外交部，他的手下们选择了把向右破局进行到底，在短期内反文革派好像赢了，但长期后果又怎么样呢？不过，如果没有造反派方面的深入反思，外交部的老爷们就肯定要一赢到底了，而造反派的反思也一定要达到超越单方向破局的高度，否则自己的委屈就白受了。看马继森的《外交部文革纪实》一书，反思的高度不够，似乎痛感毛主席和周总理没有支持向左破局，这样的境界还不足以对镇压造反派的法西斯老爷们及其打手给出强有力的批判，真正有力的批判需要走出单方向破局的狭隘眼光，要站到比对手更高的位置上去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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