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江青等批斗周恩来以及可能的公报私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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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航所说大体有的,不然就不会出现四五, 从总结教训看.左倾关门主义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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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1月，中国政坛上出现了一件大事：从11月17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政治局委员全部出席，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的气氛极为紧张，可以用如临大敌来形容。令人奇怪的是，这次会议的议题竟是：批判周恩来。也就是说，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批判自己。
　　文革中的周恩来
　　会前，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讲话，为会议定了调子：“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
　　“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提出，要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会谈时的“右倾软弱”，合称“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于是，与会人员按照这个调子火力齐下。江青更是咄咄逼人，一会说周恩来“左”了，“是霍查主义，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好好执行毛泽东的联美整苏方针；一会又逼问周恩来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指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
　　会议之始，周恩来并没有预料到火力如此猛烈，还做了一些自我批评，期待检讨完事。为了保险，周恩来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自己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并完全接受对他的批评。然而，会议不但没有降温，上纲反而越来越高，江青的指责不断升级，什么“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等等，根本不由周恩来分辩。在忍无可忍可际，周恩来当场拍了桌子：“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这下惹了大祸。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从11月25日起，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全部参加，再加上中联部长耿飚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了人民大会堂。会议主持人也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毛泽东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两位小姐为联络员，随时向他报告会议情况。
　　1973年8月24日在党的十大上作政治报告
　　扩大会议一开始，就由唐闻生介绍情况，并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在最近一个时期对周恩来及外交工作的批评，上纲非常之高，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入”，等于文革前的北京市委；外交部不执行毛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这些用语相当多的是毛当年打倒刘少奇、林彪集团时所用过的。更有甚者，毛泽东还说“有人对苏联怕得不得了，一旦打进来，他就要当儿皇帝呢！”等等。如此火药味十足的指示足足传达了八个小时，刚参加会议的许多人都非常震惊，有不寒而栗之感。
　　然而，在政治高压下，人人都必须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划清界限，人人要表示态度，人人要过关。于是，会场上出现了对周恩来围攻批斗的场面。什么“卖国”、“屈膝投降”、“目无中央”、“蒙骗主席”，一时间拳脚棍棒齐下，墙倒众人推。江青更是高声叫骂，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危言耸听地说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弄得举座哗然。
　　这次扩大会议的形式也很特别，会议开始就成立了一个对周恩来的“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每次开会前，帮助小组连同王海容、唐闻生一起先在钓鱼台开小会，商量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批判周恩来。以往政治局开会时周恩来都是提前到场，这次周只能在家等待会议通知。散会时，周就要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而帮助小组一干人又要继续开会，商量如何向毛泽东汇报。
　　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的处境是极为险恶的，会议气氛已完全呈现出了要将他彻底打倒的趋势。因此，周恩来内心的沉重和苦闷是前所未有的。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情况：“……我见他整日紧绷着脸，沉默少语，郁郁寡欢地思考问题。在那些日子里，他很少到户外散步，乒乓球也不打了。身边人员常提醒他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活动身子，他均未予理睬。一向很注意修饰的周恩来，这期间，不理发，也不刮胡子。往日，周恩来起床后必定要正规地穿上中山装，不单要扣好每一个扣子，连领口也扣紧。即使不外出，在家里办公也如此。可是，他在这段日子里，成天穿着那种淡蓝色条子的睡袍坐在办公室里，这种不修边幅的样子是我来到西花厅后没有见过的。他不再神采奕奕、精神矍铄、步履矫健，而是失去了往日周恩来特有的风范……”
　　1973年11月，周恩来设宴款待基辛格
　　这场大批判的起因到底是为什么呢？说起来并不复杂。1973年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第六次访华，周恩来和叶剑英受命出面接待。按照预定日程，基辛格将于11月4日晨结束访问，启程回国。然而，在11月3日的告别晚宴结束时，基辛格突然提议，希望再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按照以往的贯例，周恩来都会先向毛泽东作请示。可偏巧这次周被告知“主席正在睡觉”。因时间紧急，在思来想去后，周恩来拍板答复基辛格：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应该说，周恩来的话说得很活，并没有做出什么具体的承诺。然而，这件事随后就经外交部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于是，一场扑天盖地的风暴呼啸而来。
　　毛泽东为什么对这件事看得如此严重？周恩来的错误又到底在哪里呢？一切说来话长。
　　林彪事件之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实质上已经破产，毛泽东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受到了重创，不得不退居幕后。周恩来基本主持了国家日常事务。他利用批林整风之机，在全国发起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并积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各行各业进行了政策调整，同时解放了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然而，毛泽东可以容忍周恩来对现行政策做一些有限度的调整，也可以为收拢人心而解放一批人，但毛泽东不能容忍对文革本身的质疑和改弦更张。在观察了一段时间后，毛泽东确信周恩来就是要系统地纠正文革，最后将毛本人架空。于是，毛开始反击。
　　1972年12月，毛泽东借批王若水来信之机，发出了批极右的指示，并借助他的权威一举扭转了形势。1973年元旦，中央“两报一刊”发出社论，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此后，批左成了政治上的禁区，而反右则成了宣传的主流。
　　与此同时，毛又授命成立了中央宣传小组，组长是康生，组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主管中共的宣传、组织、政法大权。这等于是将九大后解散的中央文革小组又立了起来，成为了另一个“政治局”。周恩来的一大部分权力被分走，实际上成为了一个会议召集人。毛又看中了上海的王洪文，调到北京，委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之职，当作接班人培养。毛还任命张春桥为中央常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从而限制了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属于周恩来阵营的叶剑英的权力。
　　1972年对于周恩来是很重要的一年。他不仅在这一年进行了批极左的文革抗争，成功主持了中美接触，还在这一年查出了身患癌症。
　　中美接触是周恩来晚年的一件大事，周恩来为此掸精竭虑，费尽了心血。而中美的成功和解也使周恩来成为西方各国交口称赞的人物，中国外交也被说成了“周恩来外交”。然而，在此期间毛泽东对他并不满意，归根结底在于认为周恩来始终不是真心拥护文革，而是存有异心。加上毛泽东晚年对于功高震主者极为敏感，无论是刘少奇还是林彪都在这上面摔了跤，如今轮到了周恩来。
　　1973年6月，美国和苏联签订了关于防止核战争和限制进攻性武器等协定，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面见周恩来，向中国通报了有关情况。外交部据此起草了周恩来会见布鲁斯的谈话要点。报请毛泽东审阅时，毛认为周恩来在会谈时口气太软，是右倾表现，批示道：“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斗争”。这是毛对周的第一次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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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的周恩来
　　不久，外交部在内部刊物《新情况》上登了一篇文章，分析了美、苏之间既勾结又争夺，但趋势是联合起来企图主宰世界。应该说，这种分析只是一种内部参考，也不违反外交纪律。然而毛泽东得知后大为光火。他认为该文观点与他常说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不合，根本不提他的“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论断，因此是在和他唱对台戏。而外交部的后台就是周恩来，这事绝脱不了干系。毛当即召王海容、唐闻生来，严厉批评了《新情况》的这篇文章，指责为“放屁一通”。随即，又召见张春桥和王洪文谈话，再次严厉批评了周恩来主抓的外交工作：“都说此文不错（《新情况》的文章），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你们年纪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欺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第二次敲打，如此露骨的讽刺和挖苦，充分显示出了毛泽东的极度不满和不耐烦。
　　文革时期的周恩来
　　这次对于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的自行其是，毛更是怒火中烧，认为周已发展到了公然不听招呼，遂决定新账老账一块算，狠狠地打掉他的威风。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开到12月5号，会议火力空前猛烈，周恩来被烧得焦头烂额。会上会下，以往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的打招呼，而这时人们都尽力回避他，即使迎面相遇也表现冷淡，以示划清界限。会议后期，周恩来的膀胱癌已很严重，常常在厕所里半天出不来。会议只好暂时休会等待。江青和张春桥不但不予以谅解，反而斥责周是故意耽误时间，对抗会议批判。
　　按照会上的调子，周恩来已必然要被打倒，只是时间问题了。然而，毛泽东此举只是为了重挫一下周恩来，并不是真的想打倒他。那样的话政治上的代价未免太大，刚刚安定下来的局面恐怕又要反复。于是，毛又发出指示，提出“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给会议降了温。他又针对江青的讲话，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毛一石二鸟，既给周定了性，又敲打了江青：不要自行其是铲除异己，只能在毛划定的圈子内行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议最后责成周恩来做检讨。周恩来起初想求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被毛一口回绝：要检讨就在会上做。江青更是以“帮助小组”的名义，要周必须自己动手写检讨，其他任何人不能插手。周恩来只好自己关起门来写检讨，对照着毛泽东定的调子和会上的批判发言往自己身上泼脏水。此时周老病交加，眼睛也花了，写字手发抖，记不全会上对他的批判发言。他想请唐闻生和王海容帮助一下，却遭到了训斥，说他想企图通过她们摸毛泽东的底。
　　最后，周恩来照单全收，承认了会议强加的所有罪名，总算完成了检讨。毛泽东阅后，觉得差不多了，便批示道：“可以了。”一场滔天风波总算过去了。事后，毛泽东下令在外交部和军委传达讨论了这次会议的内容，彻底批判了周恩来所谓的“错误外交路线。”12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故意用说反话的方式，将这一情况透露给外界。毛谈笑风声地说：“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
　　12月9日，毛泽东在讨论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旁敲侧击地说：“我还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一打下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对周恩来的耿耿于怀，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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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年谱
　　【1973年7月3日】
　　△从王海容处得知毛泽东对外交部第一五三期《新情况》〔注〕[]的批评意见后，致信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及美大组负责人一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检讨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
　　【1973年7月4日】
　　△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再次批评外交部第一五三期《新情况》中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指出：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又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谈话中，毛泽东还讲到批孔（丘）问题，表示不赞成骂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当晚，张春桥通知周恩来，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谈话内容。
　　△到玉泉山做治疗。
　　【1973年7月5日】
　　△将三日写给外交部核心小组成员及美大组负责人的信和四日外交部核心小组就一五三期《新情况》问题写给周恩来并报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一并送毛泽东阅，并附信说：“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毛泽东在周恩来三日写给外交部的信上批：“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宜研究改正方法。”十二日，约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起草批评并纠正第一五三期《新情况》观点的文章。之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此事。十四日，周恩来审阅、修改由外交部起草的《〈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在该文分析美苏两霸既争夺又勾结处增写：“（美苏）争夺是长期目的，是实质，勾结是表面现象，互相利用为自己利益服务，而且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同时，也会从反面教育出更多的人民觉悟起来，反对两霸。”十五日，将此文送毛泽东审定，并传部分政治局成员校阅，同时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当日，毛泽东阅后将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内“严厉”二字删去，并批：“检讨不要写了。”根据毛泽东意见，周恩来批告外交部：将《〈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及《新情况》一五三号除发原单位外，加发各驻外使领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部门。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张春桥传达毛泽东四日谈话内容后，详述六月下旬以来毛泽东对外交部工作的批评、批示内容，作了检讨并承担责任。会议还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多次指示精神，对十大政治报告草稿中国际形势和任务部分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1973年9月12日】
　　△陪同蓬皮杜出席专场文艺晚会。晚会结束时，外交部礼宾司经请示周恩来，将原拟奏乐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临时改奏由李劫夫谱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对此，在场的江青大为不满，责令参加文艺晚会演出的中国舞剧团作出检讨。次日，中国舞剧团负责人刘庆棠等写信给江青，说明“总理指示”的经过。十四日，江青写一长信给张春桥、姚文元和吴德，提出：“在这样场合下犯这样的错误，实在令人气愤”，“这是为林彪一伙翻案的行为”。
　　【1973年11月17日】
　　△毛泽东依据不可靠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今日，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它有关人员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
　　△晚，根据毛泽东指示，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之争辩。十八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1973年11月21日－12月初】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之后，江青将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泽东。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提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常委的意见，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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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年谱 1973年
　　7月4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十大准备工作的报告。报告说：各地各单位代表选举已全部结束，不日将在政治局讨论。接受许多下乡知识青年党员要求，增选了一名下乡上山青年党员作十大代表。报告在谈到政治报告草稿和党章修改稿的讨论、修改情况时说，在讨论党章时董老、朱德两同志参加了讨论。
　　同日 晚上，同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毛泽东说：你们两位是负责起草十大报告和修改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大概你们也知道吧？美、苏两家开了两次会。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对于越南问题，有人说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我就提出重点西移。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在讲到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时说：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就说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毛泽东最后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7月5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七月四日给毛泽东、周恩来的检讨报告和周恩来三日关于《新情况》问题给外交部的信，批示：“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宜研究改正方法。”周恩来给外交部的信中说：你们和美大组没能认真研究，在六月二十八日写了那个不对头的《新情况》（一五三号）。我应对此事负主要责任。在美苏会谈后，我们没认真研究讨论一次。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外交部的检讨报告说：这次错误地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导世界的气氛更浓”，说明我们对形势的看法是右的。对如此大事，核心小组既没有认真讨论，也未向中央报告。核心小组进行了几次讨论，决心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一定要紧抓大事，认真研究问题，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同日 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张春桥传达毛泽东七月四日谈话内容，周恩来详述六月下旬以来毛泽东对外交部工作的批评、批示内容。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多次指示精神，对十大政治报告草稿中国际形势和任务部分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7月15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删去文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中的“严厉”二字。周恩来在附信中说：“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泽东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11月17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乔冠华、王海容、章含之、沈若芸[1]、唐闻生等谈对这次中美会谈的看法。毛泽东说：美国说苏联要打我们，才不要信他的话呢！我那篇谈话[2]，意思就是把他的球踢回去。当心！北极熊要咬你们，要向西，到欧洲、中东和美国，对付他的“当心！北极熊要整中国”。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我看不跟它搞什么军事同盟一套。什么不称霸！什么不对付第三国！就是反对苏联。这回不提台湾，不提尼克松访华。台湾，我们必须提，一百年也要提。这回这个公报，我就欣赏一句话“世界是在激烈的变动中”，美国人起草的。帝国主义自己承认世界是在激烈地变动。世界上的事要看嘛，一百年。建交，意思无非是推迟。美国人甚至于可以承认不称霸呢！今天在座的，有年老的同志、中年的同志，青年同志占多数，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个事要用点脑筋，有所分析。但是乱战一气，也不行。苏联的日子就那么好过？它野心很大，力量不够。切忌不要忘记凤姐讲的话：大有大的难处。谈到《红楼梦》时，毛泽东说：是部政治小说。从康熙到乾隆年间，有两大派，一派胜利者即雍正皇帝，抄另一派失败者的家。写的是从兴盛到灭亡，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亡史。“坐山观虎斗”也是凤姐的话。“大有大的难处”，特别对我们有用。“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美国、苏联就是“千里搭长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出自林黛玉，没有调和的余地。这也是路线斗争呢！你们这些娃娃（指在座的年轻人——编者注）要读一点古代的东西。
　　11月18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十七日谈话的报告。周恩来说：昨晚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了主席对中美这次会谈的意见和指示。十九日晚再开政治局会议讨论。
　　11月21日-12月初 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十一月十七日的谈话，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毛泽东十七日的谈话，是根据不可靠的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十一月中旬同基辛格会谈时讲错了话。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姚文元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之后，江青将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泽东。对此，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十二月九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毛泽东说：这次会开得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编者注）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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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  在周恩来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及美大组的一封信上的批语〔１〕
     （一九七三年七月五日）
　　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
　　毛　泽　东
　　７３，７，５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时提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说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二十六日，毛泽东在看了周恩来这个谈话的纪要后说：“这下腰杆硬了，布鲁斯就舒服了。”
     二十八日，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一五三期刊登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该文分析、评论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所表现出的特点是“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这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七月三日，周恩来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各同志及美大组负责人写信，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扬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不要怕我忙，为大事而撇开小事，应该学习主席的工作方式”。七月四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再次批评《新情况》上这篇文章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指出：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
　　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七月五日，他又在周恩来给外交部的信上，写了这个批语。七月十五日，周恩来将外交部起草的《〈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当日，毛泽东阅后将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中的“严厉”二字删去，并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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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林 发表于 2015-5-15 08:59
如果这些材料来自改开之后，没有什麽好看的。因为邓搞的历史决议已经否定文革，所以以后能出版的东西都是否 ...

一、“批林批孔批周公”是以周公影射总理,二、“516”组织是反周总理的，所以布置了清查运动,经历了文革的人大都知道这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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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系列专题：二十七、批判极左思潮 水陆洲
　　（一）取缔“首都五·一六兵团”
　　1，“首都五·一六兵团”的产生及其活动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连续召开“形势讨论会”
　　钢院学生、“革造公社”成员张建旗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攻击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第三司令部的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运动以来和中央讲话口径不一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中央文革的灭火器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刘邓陶想复辟并不可怕，更阴险更可怕的是包庇刘邓陶复辟的人。”声称：“在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第一分钟起就打算坐牢”等。这股炮打周恩来的逆流当即遭到一些群众组织的反对，张建旗受到当时的钢院九一九红旗战斗队揪斗。张建旗拒不认错，叫嚣“我没有错”、“三个月后再见”，还发表公开声明，坚持炮打周总理的立场。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张建旗等人转入地下活动，等待时机继续策划反周活动
　　一九六七年五月初，张建旗等人积极策划炮打周恩来的活动，他们在北京大学开会，组织对周恩来进行“揭发批判”。
　　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起，北京出现直接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提出：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等。一些造反派还提出炮打周恩来的理由：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他们的错误不会和总理没有关系；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
　　一九六七年五月月十七日，成立“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
　　《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后，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些学生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在极“左”思潮的推动下，社会上进而出现了“再抓一小撮”、“《通知》的发表是第二次文化革命的开始，要揪出新的黑线、黑帮”等论调。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有人贴出一张《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诬蔑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外交部翻译唐闻生、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干部王海容给毛泽东写信
　　信中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认为对总理的错误和缺点可用小字报或书信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或直接向总理本人提出，或直接上呈您和林副统帅。对总理的指示有不同理解或在某些问题上与总理持有不同意见，可以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在群众中展开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但不能借此炮打总理、攻击总理，把总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其后台。”并说：“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康生看到批示后，立即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由中央文革小召集有关造反派开会，批评“极左派”的观点。
　　与此同时，一些造反派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对日益增长的炮打周总理的歪风表态。
　　中央文革派出陈伯达等人出面表示：目前社会上出现从右和极“左”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情况，要提高警惕。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成立了专门炮打周恩来的组织“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
　　张建旗同“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中的几名反周分子经过一番串联、组织，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开会，会上成立了专门炮打周恩来的组织“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
　　他们把张建旗两个月前写的《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抄成大字报，公开贴在钢院。大字报称周恩来是“二月黑风的总后台”、“搞资本主义复辟”。
　　其同伙在钢院、商院、体育场等地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２３个为什么？》，说毛泽东突然改变了作战部署，又要掀起一个“炮打司令部”的高潮，“还有一个活的赫鲁晓夫”。
　　他们串联具有反周倾向的人，加紧扩展反周组织，从事反周活动。
　　与此同时，北京农业大学也出现了一个公开炮打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一些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声称要揪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抛出大字报《戳穿一个大阴谋》，说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
　　在商学院，有人组成“火战纵队”，也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陈伯达、江青对“五·一六”发出警告：
　　“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
　　次日，中央文革成员的“六三”讲话传到钢院，张建旗等人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佯装退却。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外事口和红代会核心组
　　晚十点三十分至四日晨二时，中央首长及中央文革负责同志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叶群、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外事口和红代会核心组。
　　康生（在讲到阶级敌人是如何猖狂的时候，还非常气愤地拿出河南平顶山特务分子恶毒攻击周总理的照片让大家看，并随时念了几个在平顶山出现的恶毒攻击周总理、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的反动标语，在场的人都非常气愤。）
　　现在出现了炮打周总理的反革命逆流，大家应注意。周总理是坚定的左派、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六·一六”的头目刘令凯与张建旗等人在北外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一日，”在外语学院五楼召开“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
　　正式宣布成立“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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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央文革号召打倒首都五·一六兵团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至十一日，中央文革提出打倒“首都五·一六兵团”
　　连续两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各造反派组织开会
　　陈伯达说：《五·一六》（首都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对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江青说：“五·一六”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容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在大革命中难免一些人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这个中央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尽管工作中可能有些缺点，我们也力求改正。象“五·一六”这样的组织是不容许的，是一种破坏行为。
　　康生说：今年我们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5月17日《红旗》、《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篇重要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我想同志们要看形势，不可忽视这二件事。就是说，这个通知是伟大的历史文件，这二篇文章不仅主席看过，而且好多段是主席写的。《五·一六通知》为什么重新发表，本来《五·一六通知》发表已经回答了为什么，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毛主席的英明。
　　有的地方搞秘密组织，起个名也“五·一六”，他们的名字不配叫“五·一六”，他们是诬蔑“五·一六”。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五·一六”在陶然亭等处召开三天“火线会议”。
　　会后发表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总政治部给各军负责同志的信（对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
　　这封信声称“八·九战役引起了全北京、全中国的注视，两个司令部对八·九战役也都极为关注。因此，八·九战役主流是好的，方向是正确的，影响是巨大的，作战是成功的”。
　　针对中央文革对“五·一六”的表态，信中说：“中央文革首长对我们这个大方向问题没有否定”，“中央文革并没有制止我们革命行动的意思，恰恰相反，反而叫人沿着我们的方向去思考”，“中央文革号召以百万群众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多思，难道不是对周恩来之流最最有力的回击吗？”“更重要的是：江青同志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怀疑有一只黑手，这只黑手不仅伸到革命小将那里去了，还来打我们的主意，他们肯定要失败，搞小将也是要失败的。’”“这样看来，中央文革是在指我们不应该依靠少数人的奋斗，而应该动员和发动千千万万的群众，不应当以地下斗争为主，而应当以建立红色根据地为主。”“要继续我们的进攻，而不是停止这种斗争”，“必须公开打下一个地盘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一些学校群众组织成立“专揪‘五·一六兵团’联络总站”
　　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北京航校等成立了“专揪‘五·一六兵团’联络总站”，下设农口、公交口、财贸口、外交口、高教口、中学口等分站。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五·一六”组织部长李芳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一些学校群众组织发表声明
　　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七十六个组织发表声明，表示要与“五·一六”决战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五·一六”的头目张建旗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师大井冈山揪出了“五·一六”的干将陈立。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钢院延安公社扣留了湖南长沙一中“齐卫东”组织的“五·一六”成员九人
　　缴获五四手枪两支、子弹一百零四发以及大批材料。
　　同时，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捣毁了“五·一六”的大本营－－北外“五·一六红卫兵”，抄出大批材料。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下午，首都红代会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
　　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师大“井冈山”、武汉“钢二司”等全国一千四百多个造反派组织两万多人，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等五个“五·一六”头目被揪出示众。
　　大会指出，这个组织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总理，说周总理“是文化大革命的消防队”、是“二月黑风的黑后台”、“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搞资本主义复辟”。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康生接见安徽谈判代表的讲话
　　康生说：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间谍，有的以极“左”面目出现，有的用右的面目，拆毛主席司令部的台。有的造谣，企图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分开，和毛主席分开，这是敌人。北京“五·一六”这是反革命组织，准备不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进行批判。你们要特别提高警惕。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谢富治接见工代会委员讲话
　　他说：北京有个“五·一六兵团”，下设八方面军，这是拆中央的台，是反革命组织。不要因为派别就忘记了敌人来分裂革命派，因为派别就喝了迷魂汤，这是危险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修改《评陶铸的两本书》时加的一段话
　　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于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后面搞名堂，幸灾乐祸。你们不懂得，（他们）把毛主席、把我们伟大祖国的形象在到处、在国际上孤立起来就高兴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毛泽东关于“五·一六”集团的谈话
　　中国历次革命及我亲身经历的革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够想问题而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
　　革命学生应该联合起来，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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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中央首长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江青说：
　　少数坏人，故意在那里搞，这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很值得警惕，“五·一六”以极左面貌制造混乱。
　　“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有的方面军对我，有的方面军对伯达同志。这是个重大的事件。他们就是想从“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
　　康生说：
　　“五·一六”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五·一六”两个目的，从“左”的、右的两方面来动摇毛主席司令部。同志们你们不要上当，他们实际上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到处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有的人不自觉地上当，结果帮了阴谋家、反动分子或者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是一小撮，我们应当向同志们讲清楚。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起来。专政机关和广大革命群众结合起来。
　　谢富治说：
　　革命大联合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主席提出要联合。要团结共同对付“五·一六”，搞大批判。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
　　她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今年一、二月份，有那么一股子风，从右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要提高警惕。”
　　一九六七年九月某日，戚本禹谈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现在根据中央讲的，对大方向的干扰有两方面，就是从“左”和右的方面来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这篇文章指出了“左”和右两方面干扰的典型。陶铸是从极右到极“左”，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所以要抓住这个代表人物狠狠地批判，通过批判提高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把人们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这篇文章是从批陶到批“五·一六”兵团这个反革命小集团。“五·一六”是陶铸极“左”的发展。文章发表後可能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应。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晚８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中有关五·一六的一段话：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对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一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倾向性，看一看他们的历史，便可以从变化不定的形象中发现一只反革命的黑手。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张春桥对上海高校负责人的讲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讲话
　　对于“五·一六”的黑手现在还在查，姚文元同志不是讲得很清楚吗，现在凡是搞地下秘密活动的，都是不好的。不知上海有没有？“五·一六”专门搞秘密活动，是有组织的，一天夜里可以在王府井……等几个地方贴满标语，第二天红代会盖掉后，又贴出来，说明他们是有组织的，他们是对口的，他们野心大，但人数少，只有一小撮，他们是受坏人操纵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二十六日，军委办事组召开紧急会议指示挖掘《五·一六兵团》分子
　　十月十九日军委办事组开会研究，十月二十六日又开了紧急会议，今天传达军委办事组的指示。
　　最近在北京地区发现了一些很反动的传单，内容是直接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的，攻击中央文革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这些传单内容极其恶毒。五一六兵团还在活动。
　　军委首长指示：要坚决依靠造反派组织去搞，已发现“五·一六兵团”有联系的单位要彻底发动群众，要号召坦白交待，检举者有功，坦白交待者减罪，通过搞清五·一六分子把五·一六兵团的后台揪出来，坚决发动群众来搞，先从与“五·一六”分子有联系的组织和个人搞，通过工作，把五·一六分子搞得清清楚楚的，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取缔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的决定。军艺星火燎原和五·一六沾边是很多的，到现在还没有搞出来是态度问题，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搞清楚，否则十年二十年后必有后患。
　　（来源：《红旗周刊》首都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1967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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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谢富治在北京工代会传达周总理江青对抓“五·一六”的指示
　　“抓5.16到处乱抓。在接见工代会第一天会议上，江青同志还讲了话，这个没有向大家传达，也应该告诉同志们。”
　　江青同志说：不要到处抓5.16，哪里有那么多5.16呢？
　　总理也说：不要借题发挥。
　　江青同志还在会上讲：不要什么都扣5.16的帽子。
　　（来源：1967年12月8日清华大学井冈山斗批改战团编印《学习资料》第63期）
　　一九六八年某月，中共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