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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真的吗?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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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5-2-14 15:38:38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本帖最后由 马列托主义者 于 2015-2-14 15:53 编辑

以下是引用 第1楼 @ggdd.com 的话:
文革”在四十年后仍是一个大大的禁区,欲纪念都不得,更不要说公开的反省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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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放屁,因为整个文章都在所谓的公开的反省和讨论,自相矛盾。

邓矮子已经全面否定文革,居然还说当局不准否定文革

按照毛左的观点,毛发动文革是对的,其中的武斗啊什么的恰恰是毛要斗争的对象搞的,就是楼主所谓这些冤魂恰恰不是毛而是毛要斗争的对象搞的。当然在我看来,文革是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没有找到科学方法,结果文革中的坏人成了改革的主要人物。他们在文革中做了这么多坏事然后否定文革进行改革继续做坏事

文革不但没有消灭斗争对象,反而被斗争对象利用了,直接把要斗争他们的文革彻底否定了,然后走上了改革自肥的过程,这就是65年中国当代史

通过搞乱文革来否定文革,就如通过搞乱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然后否定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然后变为他们自己的民营企业,这就是文革和改革的中的主导者的逻辑,毛要发动文革打到的就是这些人,但是方法错误,结果反而被彻底否定失败的结果

当局为什么看上去不愿意讨论文革,因为你越讨论,他们的马脚就要落出来,哪怕像楼主这样他们很乐意看到的否定文革的文章出来,因为这种文章一出,就会引起讨论,结果,他们的马脚就,所以楼主你歇歇吧,当局不会感恩的

最后一句“据说”两个字最有神采

注:文中楼主指下面文章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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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15-2-14 15:41:03 |只看该作者


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

四十年前,当起自中南海的飓风卷地而来,浊浪排空,阴风怒号,多少老谋深算的权臣,多少武功显赫的元勋,多少权镇一方的封疆大吏,顷刻间都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他们乖乖地低下了头颅,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刘少奇留下的只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一句话。“文革”发生之初,许多在权力舞台上沉浮多年的高官几乎都没有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老毛要玩什么花样,更不必说挺身而出质疑这场涉及全民族命运的动乱,公开说出自己的态度。迄今为止,我们已知在历史的大浪前面,说出了真话,直指皇帝新衣的只是几个可敬、可爱的小人物,他们或被囚,或被杀,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代价,但一部“文革”史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有了一点人的气味。历史应该铭记这些人的名字——王容芬、刘文辉、遇罗克、陆洪恩……他们比那些高居庙堂之上、曾被毛泽东打入地狱的大人物远为重要,他们当年对“文革”的清醒和洞察才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他们身上显示的道德勇气也是人类文明赖以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 1966年9月2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的四年级学生王容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并郑重声明自己从即日起退出共青团组织。她曾参加天安门的“8.18”接见,就是在这次红色海洋的集会上,林彪的讲话让这位学德语的学生想到的却是希特勒的讲话录音,她说两者简直没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广场回来,她强烈地感到“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脏,不能再活下去”,她最终决定豁出去也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她给中共中央、给共青团中央、给团校、给“伟大领袖”写信,贴上邮票寄出,然后买了四瓶敌敌畏喝下,她当时确是抱了必死的决心。可是等她醒来时,她已经躺在公安医院,接着被送往监狱。在关押了近10年后,她在1976年1月被判处无期徒刑,三年后被无罪释放。为了那封信,她在狱中耗费了13年的青春,进去时她是一个19岁的花季少女,等到出来时她已经33岁,牢狱在她身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痕迹,她明显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她后来成了研究马克斯.韦伯的专家,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会研究所。她是幸运的,比起因为揭穿皇帝的新衣而遭枪杀的遇罗克们,她毕竟活下来了,见证了“文革”的潮起潮落,看到了造神运动的陨灭。 当19岁的王容芬说出“文革”不过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时,30岁的上海青年右派刘文辉写下了洋洋万言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文化大革命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是全民大迫害”,“当权者人人自装,登天安门城楼掀起疯狂的红卫兵运动,宣扬穷兵黩武,高唱世界革命,控制报刊广播,操纵全国舆论,对内专政暴行,镇压知识分子,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犹过,处人人唯唯诺诺不敢言,陷社会暗无天日,使神州大地百业俱毁,遍地饥饿赤身,穷山荒乡,白丁文盲。工人不干活,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教书者牛棚劳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号。武斗伤民,残酷迫害,抄家捕人,惨无人道……”他呼吁“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他和弟弟一起复写了14份,以匿名信形式分别寄给北大、清华、复旦等14所著名的大学。 1957年,20岁的刘文辉因为给厂里领导提整风意见而被打成右派,主动要求到艰苦的海岛上工作,一度想偷渡出境,被定为“现行反革命”,1966年春天被开除公职,押回上海老家监督管制,但他没有放弃独立思考和对民族命运的关切。如果说少女王容芬一眼看穿“文革”仅仅基于一种朴素的直觉,或者说是生活的常识,那么刘文辉是经过长期的理性思考,是有坚实的思想基础的,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也通读过《鲁迅全集》,而且对胡适的思想也不陌生,他曾起草一张大字报,让他弟弟乘夜色张贴到上海交大的校园里,其中说:“我们提倡怀疑是反对武断,反对一切教条主义,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和组织,对于一切思想,一切主义,必须要通过怀疑,而后可以相信,必须仔细考究过,然后可以相信,否则就是盲从。我们要提倡坚持独立思考,反对思想专制,反对精神奴隶。” 从中我们不难看到胡适思想对他的影响,这样清醒、理智的的声音在一个举国疯狂的造神时代尤为难得。“文革”只能发生在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度,固然没有错。“文革”也只能发生在一个缺少独立思考的民族。刘文辉当然知道自己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他将为此献出生命,他对弟弟说,自己甘愿做当代的谭嗣同、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他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不去撞枪口,“全让毛泽东一人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中国迟早会退到封建旧社会去!”“古今中外,反专制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苦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末,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 1966年11月26日,月黑风高之夜,刘文辉兄弟双双被捕。1967年3月9日,刘文辉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到1981年才宣告无罪。 即使在黑暗、残酷的“文革”牢狱中,海外归来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不愿苟全性命,临死前夕他慷慨直言25分钟:“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大陆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四天后,他被枪决。当时同狱的年轻政治犯刘文忠多年后写下回忆录《风雨人生路》,记录了这位音乐家生前掷地有声的这番话。 遇罗克因《血统论》触及了特权社会的要害而遭枪杀,他早在“文革”之初就对“文革”充满怀疑,认为“这么不正常”。他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几个清醒而坚强的思想者之一。与遇罗克相比,刘文辉受到的关注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他弟弟刘文忠2004年在澳门出版的《风雨人生路》,印量很少,鲜有人知。我印象中只是《开放》杂志曾经有人撰文介绍过刘文辉其人其事。在祭奠“文革”四十周年时,不知还有多少人还会想到这个思想先烈,想到有人竟敢在“文革”之初冒杀头的危险也要说出真话。 四十年前翻滚的浊浪依然在历史中喘息,生者的头顶不是自由的蓝天,死者的亡灵未得到安慰,“文革”在四十年后仍是一个大大的禁区,欲纪念都不得,更不要说公开的反省和讨论。其中隐含的逻辑仿佛是不准公开言说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强权迫使全民族遗忘“文革”,恰恰证明“文革”不应该被遗忘。我们拒绝遗忘,更拒绝有选择的遗忘,关注“文革”首先要关注刘文辉、遇罗克那样的冤死者和王容芬那样的幸存者,他们从一开始就洞穿了那场绵延不止10年的闹剧的奥秘。我们更不能忘记,当遇罗克被枪杀后,高干子弟们曾经欢欣鼓舞,他们毫不隐晦地说“主席还是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的”。据说,遇罗克被枪毙的最后决定就是公安部长谢富治上报毛泽东,毛亲自批准枪决令的。[见陶洛诵《生之舞》,香港星辉图书有限公司2005年7月版,107页] 200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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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发表于 2015-2-14 19:02:30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 zxt 于 2015-2-14 19:09 编辑

根据《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徐晓、丁东、徐友渔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记载,遇罗克在文革中被判死刑,原因是私藏手榴弹,预谋暗杀毛泽东。1967年夏天,《中学文革报》的大部分成员到东北去看武斗的热闹,遇罗克在长春车站赶上发武器,就带了手榴弹回到北京,后来又害怕被查出来,想到香山埋了,就这样被公安局盯上了。最后死刑判决书上写的是:阴谋杀害伟大领袖毛主席。
1966年7月遇罗克写作《出身论》,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在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刊
《出身论》,  先从一幅流毒极广的对联谈起。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辩论这幅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初期敢于正面反驳它的很少见。即使有,也常常是羞羞答答的。其实这幅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还有人说这幅对联起过好作用。是吗?毛主席说,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它起没起过好作用,要看它是否是真理,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
  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记得运动初期,受害问题首先由一些时髦人物提出来了。随着,大家都说自己受了修正主义集团的迫害。修正主义集团那么反动,要是自己不但没受迫害,反而受到宠爱,那还算是革命者吗?于是谭立夫也说他受害了。经济上受害吗?困难时期他大吃荷兰炼乳;政治上受害吗?思想那么反动还入了党,哪一点象受过委屈的公子哥儿?新改组的《北京日报》也大登特登红五类出身的青年诉苦文章,说他们是前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应该说,所有的青年都是受害者,为什么单是出身好的青年是受害者呢?我们看一看他们受了哪些害。
那么资产阶级分子为什么要压迫资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呢?这不奇怪吗?我们说这一点也不奇怪。正因为这些青年和他们不属于同一阶级,所以他们才这样做。而对于实现复辟阴谋,无论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在他们看来是没有区别的。或许,那些温室里的花朵,那些不谙世面而又躺在“自来红”包袱上的青年对他们更有利一些。特别是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以后,这些阴谋家便慌了手脚。当前的阶级斗争,矛头指向谁呢?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他们所包庇的牛鬼蛇神。为了转移斗争的方向,他们便偷换了概念。本来父亲的成份应该是儿子的出身,现在,他们却把父亲的成份当成了儿子的成份。这样就在“阶级斗争”的幌子下,不顾中央指示,一场大规模的迫害,通过有形无形的手段,便紧锣密鼓地开场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他们的挡箭牌,而压迫这些天生的“罪人”,则成了他们挂羊头、卖狗肉,扰乱视听的金字招牌。党中央正确地指出了他们推行形“左”实右路线,这便是其中一个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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