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论坛政论选集

傑瑞米柯賓

工人發動的革命

為了理解1871年巴黎激進工人階級的意識，必須回顧一下上個世紀法國工人階級以失望告終的革命努力。 1789年推翻法國封建秩序的法國大革命，是由自詡為法國“平民”的第三等級，對抗第一等級（教士）和第二等級（貴族）。第三等級不僅由擁有財產的資產階級組成，還包括農民、激進的中產階級、手工業者和新生的工人階級。與之前的其他資產階級革命（如美國革命）不同，這個等級中的 “下層部分”（非資產階級部分）圍繞著無產階級組織起來，並竭盡所能在鬥爭中發揮了更為突出的領導作用。

無產階級與雅各賓派代表的激進資產階級結盟，在1792年至1794年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成立後擁有合法的政治權力。 這一時期法國社會群眾參與革命鬥爭和革命政府，在法國和整個歐洲，都會在他們和後代的意識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 早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如弗朗索瓦•諾埃爾•巴貝夫（François-Noël Babeuf）和亨利•德•聖西門（Henri de Saint-Simon），他們認為工人控制和結束階級剝削是共和國目標的進一步民主延伸，他們就是從這場運動的左翼中產生的。

時間來到1848年2月，在歐洲各地的起義浪潮中，法國君主路易•菲利普被推翻，第二共和國建立。 6月，在新當選的政府轉向保守後，巴黎工人階級發動了起義。 在1848年革命之前，反應了19世紀30年代的革命運動的作品：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悲慘世界》（Les Miserables）中有過著名的描寫：揭示了資產階級的真正忠誠，他們壓倒性地支持君主制，作為對社會動蕩和工人階級日益增長的力量的回應。 現在很明顯，法國資產階級不能像1789年第三等級那樣，自稱是 “法國平民”。 1848年的血腥叛亂最終沒有成功，路易•拿破侖（拿破侖•波拿巴的侄子）當選為總統。 三年後，他中止了選舉產生的議會，並宣布在他的統治下建立法蘭西第二帝國，成為拿破侖三世皇帝。

為了工人的革命

1870年，拿破侖三世在為展示法蘭西帝國的實力而挑起的普法戰爭中失敗了，戰事最終以巴黎被長期艱難圍困而告終。以梯也爾為首的法國新政府向普魯士軍隊投降，並迅速試圖解除巴黎的武裝，尤其是國民警衛隊，其成員絕大多數是工人階級。這絕非偶然，因為巴黎是由工人階級組成的城市，而工人階級一直是法國最近所有革命努力的主力軍，但是他們的物質條件在君主和民選官員的手中不斷惡化，並且剛剛經遭受了普魯士軍隊的殘酷攻擊。

巴黎的工人階級對已經投降的法國政府構成威脅，因此統治者必須解除他們的武裝。 當法國軍隊試圖從蒙馬特等以工人階級為主的激進區清除大炮時，數千名婦女、男子和兒童阻撓他們，築起路障，將軍隊趕出城市。 在之前的動亂中，革命者一直掛在嘴邊的“公社”現在已經被正式宣布了。 巴黎將由工人管理並為工人服務。

公社取得的成就

新成立的公社立即著手創建一個為人民服務而不是剝削人民的巴黎。 公社內部的革命者們明白，要真正改變巴黎的社會面貌，需要被壓迫和被剝削者的大規模參與。 3月26日，舉行了新的選舉，選舉出了反映公社新價值觀的總委員會。 20萬法國人參加了投票，當選者中有1/3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屬的第一國際的成員。 選舉結果得到了巨大的慶祝。

公社開始實施能立即改善巴黎普通工人階級生活的進步變革。 首先，為了確保當選的代表和官僚不具備使他們的地位高於普通巴黎市民的地位，國家職能部門的官員的薪資將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平均水平，並可被立即罷免。 此外，居住在公社的外國人可立即獲得公民身份，並允許他們投票。 政教分離，宗教由個人選擇，而不是由政府機構強加。 學校特別強調要消除教會的影響。 開始招聘世俗教師，被錄用的女性與男性同工同酬。 通常由特權官僚操作的職位被移交給在該部門有經驗的體力勞動者。

為了減輕工人階級的負擔和痛苦，公社禁止驅逐流浪漢，並設立了公共食堂，還禁止了當鋪的交易：當鋪是巴黎困難時期的掠奪性產業，窮人不得不賣掉自己的物品以充饑。

巴黎工人階級第一次有機會體驗到美術、音樂和戲劇，而這些以前都是法國富裕資產階級的專利。 藝術品開始向公眾開放。 在公社滅亡前幾天，就有免費的、價格低廉的音樂會向公眾開放，在那裏可以看到各種生活背景的人混在一起。

巴黎人也試圖擺脫前政權的象征。 在一次由婦女領導的自發行動中，巴黎的工人們沒收了斷頭台，把它拆成碎片，然後燒掉。 今天，斷頭台常被視為左翼的象征，代表著殘酷的暴君和君王的終結。但在當時，斷頭台最常被用來處決激進的中產階級、工人階級和勞苦大眾。 在摧毀它的過程中，工人階級的婦女和男子正在摧毀一個針對被剝削和被壓迫者的國家暴力象征。

此外，在巴黎公社滅亡前不久的5月，旺多姆柱被推倒。 這根柱子是頌揚拿破侖一世軍功的雕像，巴黎的工人階級和窮人都目睹並慶祝了這一事件。 這反映了對軍國主義和法國國家殖民冒險的反對。 歐仁•鮑狄埃創作的《國際歌》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創作的，當時巴黎的藝術成就蓬勃發展，巴黎人日常經營的價值觀念也在不斷變化。 這首歌的歌詞似乎幾乎讓人想起了這幾句地標性建築被推倒的情景。

“奴才們，起來吧，起來吧! 我們從此改變舊有的傳統，揚起塵埃，贏得勝利!”

一座正以人們的需要為基礎、以世界勞動者為著眼點來經營的價值觀，正在被寫進這座城市的風景。

女性所扮演的角色

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女性往往被限制在歷史記憶的邊緣，但她們絕對是巴黎公社所代表的巨大進步的核心力量。 從公社在婦女的帶領下突然出現，擋住大炮和組成街壘，到女革命者為跨越巴黎的孤立狀態所做的努力：很明顯，婦女在公社成功的幾乎所有方面都發揮了關鍵作用。

公社內部推行了許多最進步的改革，部分是1871年以前社會主義和左翼婦女組織的產物。第一國際（亦稱為國際勞工協會）是一個思想性組織﹐代表了很多不同的左翼思想趨勢。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工會力量，以及後來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將工人階級視為社會變革的核心動力的革命的社會主義者。

第一國際法國支部受到無政府主義者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的影響，他從理論上論述了婦女的弱點、愚蠢和不道德。1866年，受這些思想影響的代表們通過了一項動議，該動議指出：

“從生理、道德和社會的角度來看，婦女在家庭以外的工作應該受到有力的譴責，因為它是種族退化的原因，也是資本主義階級所利用的媒介之一。”

然而，應該說，這些帶有深刻性別歧視的言論是在許多後來成為主要共產黨員的著名社會主義者反對的情況下提出的。

這使主要的女性社會主義者需要挑戰這些落後的思想，並開始在自己的圈子和集體中組織起來，同時也與在第一國際法國分部中反對這些思想的男性社會主義者密切合作。 例如，安德烈•利奧（André Leo）是一位小說家，他寫了大量關於婦女受壓迫的著作，1866年，他主持召開了一個新的女權主義團體的成立會議，這個團體將包括許多公社著名的市民：波爾•明克（Paule Mink）、路易絲•米歇爾（Louise Michel）、埃利斯卡•文森特（Eliska Vincent）和諾埃米•雷克盧斯（Noémi Reclus）。 她們的工作重點是改善工人階級女孩的教育。 她們在這一問題上所做的工作為消除教會對學校的影響以及公社聘用世俗女教師奠定了重要基礎。

在整個1860年代，婦女加入了巴黎的政治具樂部，在較貧窮和工人階級的地區中，她們具有特殊的影響力。 後來參加了這些具樂部的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婦女，其中有些是混合的，有些是孤立的，後來成為公社的主要聲音。 他們談到了婦女的工作權，女工獲得的低薪以及合法離婚的必要性。 婦女在公社下的政治具樂部中變得更加活躍。 在一個具樂部裏，一個工人階級的女人警告道：“婚姻是古代人類最大的錯誤。 結婚就是奴隸。”另一人說，她絕不允許她16歲的女兒結婚。而且，婦女們很樂意在沒有得到教會批準的情況下與情人同住。 在另一家具樂部，神職人員和資產階級被標記為一模一樣，使人想起了1789年革命之前第一和第二等級之間的關系。 面對前政權最殘酷的工人階級婦女，對這一制度的性質有著清晰的眼光，現在越來越多地將自己視為政治角色。

因應法國政權向巴黎宣戰而成立的保衛巴黎婦女聯盟是公社內影響最大的組織之一，它誕生於公社之前政治具樂部、女權團體和工人階級集體討論的這些思想。 聯盟為老人和兒童的護理設施提供工作人員，並招募護士。 它還把自己的任務看作是政治性的。 它是法國第一個將性別歧視描述為統治階級用來煽動自身權力的工具的婦女組織。 聯合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伊麗莎白•德米特裏耶夫是該國際創始文件的俄羅斯原始簽字人之一，在整個公社期間，她與馬克思保持著頻繁的聯系。

當公社滅亡時，婦女經歷了一些最惡毒的攻擊。她們被肆意強奸和侵犯。 她們的身體被士兵脫光，暴露在街頭。 在媒體的描述中，她們要麽被過度性化，用傲慢的、動物般的語言來描述，要麽被施加男性化的渲染，被視為 “不自然的”。 性別二元制強加給婦女的 “自然 ”偏好被用來詆毀為公社而戰的婦女。 法國統治階級對女公社社員的廣泛關註，表明她們的存在對它們在巴黎的廢墟上重建的以階級為基礎的社會的穩定構成了威脅。

法國政權的反擊

不可避免的是，具有如此開創性的革命時刻也將出現重大錯誤，因為幾乎沒有以前的歷史例子可借鑒。 今天最常被提及的錯誤之一是公社領導人低估了法國國家機器的敵意。 雖然不能保證工人巴黎的長期生存，但如果國民警衛隊立即向凡爾賽進軍政府，控制法蘭西銀行（其擁有大量屬於資本主義階級的財富），並且優先與法國和其他鄰國歐洲的工人階級和窮人建立聯結，公社存續的機會將大大增加。

其實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後來版本的《共產黨宣言》的一次修正就是以巴黎公社的經驗為基礎的。 在這個修正中，他們指出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真正性質，並指明為了向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過渡，必須徹底推翻資本主義國家，把它的所有職能交給工人階級，以進一步下放權力。 這一思想在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理論化。

相反，發生的事情是，在梯也爾領導下的政府以幾乎無法估量的殘酷進行回應。在這場強烈反對中，保守估計有2萬人被法國政府殺害，大約38,000人被捕，7,000多人被驅逐出境。梯也爾政府也違反所有國際條約，授權在劫持人質時進行即興“審判”，允許部隊在沒有任何具體證據的情況下任意屠殺。 工人階級被屠殺，婦女和兒童也不能幸免。 甚至在正式戰鬥結束後，屍體仍留在大街上，以警告幸存者。 統治階級實際上是在對革命的巴黎工人發動一場種族滅絕的階級戰爭。

有趣的是，在公社初期和整個公社期間，女公社員對政權采取了更堅定的立場。 4月2日，當凡爾賽軍隊向巴黎進軍時，其中一份婦女報紙寫道：“讓我們告訴凡爾賽人，巴黎已經做好了自衛的準備，因為人們試圖奪取她。”

“告訴凡爾賽宮，巴黎已經準備好為自己辯護，因為人們試圖使她措手不及並解除她的武裝。 讓我們告訴凡爾賽宮，議會說的沒有用，巴黎說的才有用。”

在拿起武器保衛公社時，她們提到了1789年婦女向凡爾賽宮進軍的事件，當時由婦女帶領的一大批饑餓的巴黎人圍攻了凡爾賽宮，並俘虜了國王路易十六和他的家族。路易絲•米歇爾是主要的女革命家之一，也是一個未婚仆人的女兒，她是圍攻凡爾賽宮的最熱心支持者之一，她知道如果不粉碎梯也爾政府，法國政府推翻公社的努力就不會停止。

伊麗莎白•德米特裏耶夫（Elisabeth Dmitrieff ）給馬克思寫信指出，特別是婦女們堅決認為革命必須在巴黎以外的地方傳播，她敦促第一國際總理事會向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發出呼籲。安德烈•萊奧是負責寫給農村工人的宣言《致農村工人》的人之一，她敦促法國的工人階級和窮人加入巴黎的事業。工人階級和革命婦女之所以能夠如此清楚地看到法國的真相，正是因為她們不僅受到制造商的壓迫，因為制造商付給她們的工資比她們也在工廠裏剝削的男人還少，而且還受到國家的壓迫，因為國家維持著高租金、高額的食品成本和少的可憐的社會福利。

對於今天的教訓

馬克思在巴黎公社失敗後出版的《法蘭西內戰》中寫道：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將永遠作為新社會的光輝先驅而為人所稱頌。它的英烈們已永遠銘記在工人階級的偉大心坎裏。”

公社在僅72天的工人控制下就取得了如此的成就，證明了如果由普通工人負責的話，社會將會是什麽樣。 在工人控制下的短短幾周內就實現了向外國人授予公民身份和政教分離的做法，成了當今許多國家仍在為之奮鬥的目標。

1871年在巴黎發生的事件表明，工人階級不僅能夠成功地造福社會，造福所有人，而且是變革的主要動力。 以少數人的名義對工人階級的無休止的剝削不可能無限期地持續下去。 革命鬥爭，即使是被剝削者的自發反應，也是資本主義自掘墳墓的必然結果。

在過去150年裏，資本主義為無數次革命動蕩創造了條件，其中一些動蕩嚴重威脅到資本主義的統治。就像使巴黎公社誕生的男男女女一樣，數以百萬計的工人階級和窮人試圖通過集體鬥爭來結束他們被剝削的痛苦，並面臨著當權者的同樣反應。這些運動都有勝利的潛力，它們的一個重要教訓是，由於缺乏一個大規模的、有凝聚力的、可以領導群眾的革命政黨，阻礙了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和按照社會主義路線改造社會。

1871年巴黎工人階級在沒有這樣的一個政黨情況下奪取了政權，這是否與這一教訓相矛盾呢？一點也不。巴黎的工人是第一個采取這種大膽的起義舉措的人，雖然他們只在一個城市裏這樣“只做了十個星期”，僅憑這一點，他們就應該受到今天所有工人的慶祝和尊敬。但是，不僅僅是工人從公社的經驗中吸取了教訓，全世界的統治階級也是如此。巴黎的革命之初，法國統治階級幾乎沒有進行抵抗，他們還在從普法戰爭的失敗中掙紮，他們在巴黎郊區進行了戰術性的撤退，在那裏他們等待著重新集結武裝力量，然後再進行無情的反擊。

革命黨的重要性不僅在於領導工人階級奪取政權，而且關鍵在於維持政權。托洛茨基在寫巴黎公社時，解釋了在公社取得初步勝利後，這種力量的缺失是如何成為決定性的障礙。

“這第一個成功成了消極狀態的新根源。敵人已經逃往凡爾賽，這不是一個勝利嗎？在那時，幾乎不用流血就可以打垮政府一夥。在巴黎，以梯也爾為首的所有部長本可以被俘獲，沒有人會出來保護他們。但是也沒有這樣做，因為沒有一個對形勢有全面理解和有實現其決議的專門機構的集中的黨組織。”

一個革命政黨如果對事情有“全面的了解”，就會認識到粉碎舊的法國資本主義國家並奪取其財富和資源的必要性，以及認識到將革命傳播到法國其他地區以及其他地區的必要性。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吸收了這些教訓，並確保了1917年在俄國的革命取得成功。

今天，我們處於一個獨特的位置。我們不僅可以從巴黎公社、俄國革命和其他許多革命事件的歷史教訓中獲益，而且我們還擁有一個大大加強的工人階級。這個工人階級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國際化、數量更多、更加多樣化、教育程度更高。今天，隨著資本主義危機的加深，全球範圍內被剝削者奮起捍衛自己的尊嚴，並為建立一個適合自己的社會而鬥爭，公社的遺產仍在繼續。

紀念革命者──安東尼奧·葛蘭西誕辰130周年

葛蘭西無疑是最受歡迎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之一，也被認為是20世紀最偉大的知識分子之一。近年來，他的思想尤其受到拉美左翼的研究和讚賞，他們非常期待這位革命家的政治遺產。即使在今天的意大利在意大利共產黨（PCI）成立100周年之際，葛蘭西的身影也再次出現。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也必須了解這位偉大的革命家，他的思想仍然可以給我們很多啟示。當然有必要把葛蘭西的形象從斯大林主義和資產階級的一切歪曲竄改中解放出來，因為這些歪曲創造了一個沒有任何革命價值的葛蘭西形象。

紅色時期

要了解葛蘭西的政治遺產，就必須閱讀他的著作，研究他的思想多年來的演變。這迫使我們分析葛蘭西著作的歷史背景，從 “紅色的兩年”（1919–1920）直到1937年在法西斯監獄中去世。

葛蘭西於1891年生於撒丁島。他很年輕的時候就搬到了都靈；正是在皮埃蒙特的首府，他第一次被社會主義思想所吸引，並在那裏加入了意大利社會黨（PSI）。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意大利受到了為期兩年的工人罷工和農民抗議浪潮的震撼。群眾工人運動不僅限於經濟訴求，而且在1917年10月布爾什維克革命的鼓舞下，還具有革命的潛力。意大利北部的工人不僅進行罷工，而且經常占領工廠，選舉工人委員會，效仿俄國蘇維埃政權的做法。

傑瑞米柯賓

1980年夏天，當肉價的一系列上漲在全國範圍內引發罷工浪潮時，一個轉折點出現了。當局計劃給予戰略行業的罷工者讓步來分化工人。然而，這一政策只激發了更多的罷工。在盧布林，工人們還抨擊了官僚機構的特權，要求言論自由，抗議活動變成了大罷工，包括封鎖通往俄羅斯的鐵路線，停止了波蘭的出口。當地報紙攻擊罷工者，並警告說俄羅斯會介入，但第二天印刷工人就停止印刷報紙。副總理飛往盧布林進行緊急談判，作為讓步的一部分，該報被迫刊登道歉信。

政治訴求

8月中旬發生了質的變化，格但斯克造船廠爆發了一場維護工人領袖、KOR沿海工人團體成員Anna Walentynowicz的罷工。一個地下的自由工會在這裏已經成立了很多年，所以工人們準備充分，經驗豐富。罷工者的要求比全國任何地方都要激進，並蔓延到政治層面。他們要求釋放政治犯，恢覆被解雇的工人的職位，增加工資水平達到與民兵一致，並為1970年被殺害的工人豎立紀念碑。

占領活動迅速蔓延到格但斯克、索波特、格地尼亞三聯市。格但斯克的罷工委員會相互聯系。第二天，當局切斷了通往格但斯克的所有電話線 以試圖控制罷工。然而，罷工蔓延到了其他城市。與造船廠工人的談判幾乎達成了協議，但格但斯克的公共交通工人表示不滿稱如果造船廠工人結束抗議，他們將不得不獨自繼續鬥爭。船廠工人的領導人迅速轉變立場，罷工再度爆發，這次罷工是為了聲援其他工人。

那個周末，全市罷工委員會的代表開會，成立了一個新的機構，工場罷工委員會（MKS）。這是以類似於蘇維埃或工人委員會的方式組織起來的：由民主選舉出來的工作場所代表組成，而這些代表又選舉出一個主席團。起初，這是一個極其民主的結構。主席團對代表負責，代表們對他們所代表的工作單位負責。主席團和政權之間的會談向格但斯克代表和所有船廠工人進行現場直播。然而，即使在這個階段，政權代表和工人代表之間的一些討論也是閉門進行的。

同一個周末，一份包含21項訴求的清單被起草出來。這些要求首先是政治性的，表明工人們正朝著政治革命的方向發展。他們首先要求獨立工會和罷工權合法化，要求所有信仰的人享有言論自由和媒體自由的權利。這些要求都是馬克思主義者所支持的。在民主權利的訴求後，還有其他訴求，反對官僚和秘密警察的特權，反對特殊商店和商業商店售價高昂。還有一系列經濟要求，旨在改善勞動人民的條件，實現更大的社會平等。訴求清單中沒有任何地方要求進行市場改革或恢覆資本主義。

馬克思主義者會進一步提出，要求選舉所有官員，並對官員有召回權利任何官員的工資都不應該超過技術工人的平均工資。此外，職位應定期輪換。這些措施將有助於防止今後形成官僚主義。最重要的是，工人代表應該掌握權力，成為工人階級統治的機關。

工人階級巨大的力量

盡管政權試圖孤立格但斯克，但消息傳出後，運動像野火一樣在波蘭各地蔓延。全國各地都出現了占領性罷工和類似的代表機構。在斯塞新，船廠工人還沒有采取行動就得到了10%的工資漲幅，這鼓勵他們組織罷工並成立自己的代表機構。一周之內，代表40多萬工人的370個工作場所加入了格但斯克代表機構。

雙重政權的局面出現了。在大罷工期間，格但斯克代表機構控制了食品分配、公共交通和衛生服務。在罷工期間，禁止銷售酒精，罷工者也禁止飲酒。隨著罷工蔓延到越來越多的城市，國家慢慢陷入停頓。

這次罷工證實了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主導作用。整個社會都被民主精神所感染。在學生、藝術家、記者、農民、工人、教師和知識分子中，公開的民主辯論和討論蓬勃發展。社會各階層受到啟發﹐開始成立自己的民主組織﹐或改變現有的官方社團和組織。

相比之下，當局完全被孤立，執政地位命懸一線。由於對武裝部隊的可靠性沒有信心，它無法使用武力來破壞罷工。甚至執政的波蘭聯合工人黨（PUWP—波蘭共產黨）也受到了感染，其工人階級的基礎脫離了官僚體系。格但斯克代表1/3的成員是PUWP黨員，斯塞新的兩個代表團副主席也是如此。在其他許多城鎮的代表機構中，工人階級的黨員都成為了領導層，或者主動成立了當地的代表機構。後來，有一百多萬工人階級PUWP黨員加入了團結工會！

當局不得不拖延時間，與格但斯克代表機構進行談判。8月31日，政權簽署了接受21項訴求──格但斯克協議。罷工結束，獨立自治工會“團結工會”誕生了。然而，格但斯克協議只是部分勝利。推翻政權，建立一個以工人民主為基礎健康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性機遇已經錯過。缺少的是一個革命領導層，以向工人階級誠實評估他們所面臨的任務，並充分表達罷工者的訴求。

相反，格但斯克代表機構和團結工會的領導層──華裏沙（Lech Wałęsa）、KOR知識分子和團結工會“顧問”──卻有著相當局限的視角。他們認為，他們最多只能贏得一些改革。KOR的領導人之一Jacek Kuroń甚至透露，在格但斯克協議之前，他認為對自由工會的要求只是用來在談判桌上虛張聲勢，而不是一個可以贏得的要求。在每一個環節，領導層都扮演著保守的角色，牽制著運動的發展，阻撓工人提出更激進的訴求。例如，結束PUWP的“領導作用”和自由選舉的要求遭到領導層的反對，沒有出現在21項訴求中。協議簽署後，領導層走遍全國各地，試圖說服工人取消罷工。天主教會也發揮了類似的保守作用。天主教會敦促節制，並勸說罷工者停止罷工以避免激怒波蘭的鄰國。

盡管領導層發揮了負面作用，但團結工會還是取得了驚人的發展。在簽署格但斯克協議兩周後，團結工會擁有350萬會員。到了秋天，850萬工人加入了團結工會。在很短的時間內，會員人數達到了1000萬。在幾個月內，它成為波蘭最強大的組織。在全國各地，罷工迫使數百名官僚辭職：包括黨委書記和工廠經理。

最後機會

然後，1981年3月，比得哥什的團結工會分子在離開會議時被警察毆打。這引起了全國性的抗議，團結工會組織了一次4小時的警告性罷工，實際上應該做的是在3月31日發動大罷工。華裏沙和教會，包括紅衣主教維辛斯基和教皇若望保祿二世，敦促團結工會不要組織罷工。在最後一刻，政府同意了團結工會的訴求，懲罰那些對毆打事件負責的人，並承認農村團結工會。這給了華裏沙取消總罷工的借口。

一個將運動提升到更高層次並挑戰政權存在的機會已經失去。相反，隨著內部矛盾的尖銳化，團結會進入了一個危機時期。官僚機構獲得了一個喘息的空間，它充分利用了這個空間。政府開始破壞經濟﹐希望打擊工人階級的士氣﹐並將責任推到團結工會的身上。許多產品被實施配給，各地出現了大量輪候購買肉、糖、肥皂甚至衛生紙等基本必需品的排隊現象。

政權的策略開始奏效。工人開始對團結工會領導層的無能感到失望而導致士氣低落。根據庫倫的說法，1981年上半年，對團結工會的支持率從60%下降到40%。

1981年9月，團結工會召開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代表大會。人們反對領導層，普遍支持工人自我管理的想法。這代表了工人們對政治革命的本能追求，也代表了他們了解自己接管和管理社會經濟的任務。遺憾的是，這種思想並沒有被制定成一個明確的方案。工會內部的反對派沒有組織起來，也沒有團結起來。最重要的是，它對運動所面臨的任務缺乏立場。盡管大會通過了一項支持工人自我管理的決議，但華裏沙和領導層還是再次當選。妥協“自我限制”（“不要挑釁政權”）的政策仍在繼續。

9月的大會是團結工會改變路線和重新武裝運動的最後機會。隨著這次機會的流逝，鬥爭的天秤開始向政權傾斜。鎮壓的條件已經成熟。1981年12月13日，官僚機構的軍事部門采取了行動。雅魯澤爾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將軍組織了一場軍事政變，並實施了戒嚴。團結工會的領導層被圍捕，與數千名活躍分子一起被捕。甚至吉瑞克也被關押了起來。工會會議被禁止並實施了宵禁。

戒嚴是團結工會和政治革命發展的分水嶺。工會的民主組織被粉碎了。任何設法逃脫逮捕的領導人都被迫轉入地下。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有民主辯論或工人代表的控制。領導人在秘密條件下工作，這讓他們擺脫了工人階級的監督壓力。

擁抱資本主義

同時，經濟危機也在加深。這是一個對廣大人民群眾來說非常困難的時期，基本必需品短缺，排隊人數增多，通貨膨脹嚴重。盡管許多西方國家都存在大規模失業和周期性衰退，但在波蘭工人看來，資本主義國家似乎提供了希望的燈塔。對市場和資本主義的幻想得到了加強。甚至官僚機構也受到了影響。在對計劃經濟失去信心後，它試圖通過實施市場“改革”來使經濟走出僵局，但沒有成功。

到了1988年，團結工會的領導層和官僚機構都或多或少地持有同樣的親資本主義觀點，團結工會現在完全被知識分子和天主教教會顧問所控制，而華裏沙則進一步轉右、向親市場的立場發展。他們認為解決方案在於意義深遠的市場“改革”，最終將導致資本主義的覆辟。這些措施必須包括嚴厲的緊縮政策，但該政權缺乏實施這些措施的合法性。同時，團結工會運動也在覆興，罷工的次數也在增加。因此，官僚機構需要讓團結工會參與這一進程。如果能說服團結工會承諾采取這些措施並承擔共同責任，那麽反對這種強硬政策的聲音就會降到最低。

解決的辦法是組織“圓桌”會談，談判這樣一個協議的條款。然而，與1980年8月不同的是，這次真正的討論是在不受工人控制的情況下閉門進行的。討論的電視轉播部分純粹是為了作秀。作為回報，華裏沙和其他領導人撲滅了開始在全國範圍內蔓延的罷工。會談的結果是達成了組織部分自由議會選舉。議會中只有35%的席位被選舉產生，其余的席位被保留給PUWP及其盟友的候選人。

1989年6月5日的選舉是團結工會的完全勝利。反對派候選人贏得了所有席位，只有一個席位除外，這表明該政權的孤立和合法性的喪失。幾個月後，團結工會組成了一個聯合政府，並走上了資本主義覆辟的道路，這導致了接下來兩年GDP的急劇衰退和逾20%的大規模失業。

然而，工人階級的這次失敗並非不可避免。一方面，反革命的種子從一開始就存在於團結工會，體現在其保守的改良主義領導層的錯誤和背叛中。另一方面，在代表機構的組織形式和普通民眾的政治訴求中，團結工會也包含著政治革命的種子。只是在戒嚴、粉碎工人民主組織和經濟全面崩潰之後，才有了反革命種子生長的肥沃土壤。如果1980年團結工會內部存在一個強大的馬克思主義反對派，打擊領導層的錯誤策略，提出明確的替代方案，工人運動本可以推翻史太林官僚體制，建立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改變歷史進程。

影評：《陷害布蘭妮·斯皮爾斯》

1992年，年僅10歲的布蘭妮·斯皮爾斯（Britney Spears）表演了The Judds的歌曲Love Can Build a Bridge。主持人Ed McMahon隨後采訪了她及稱讚她有“漂亮的眼睛”，並詢問她是否有男朋友。布蘭妮明顯感到不舒服，但繼續微笑著並保持禮貌，在試圖在大批觀眾面前做出回應時，小心翼翼地講出了自己的話。女性大多都會熟悉這種情況，面對不適當的評論不得不被迫應付成年男子的情緒。這種遭遇成為布蘭妮事業上經常遇上的問題。另一方面，她的12歲男生對手則被問到在農場長大的感覺如何。

紀錄片《陷害布蘭妮·斯皮爾斯》（Framing Britney Spears）最近在英國和愛爾蘭播出。它記錄了#FreeBritney（解放布蘭妮）運動並追溯了布蘭妮的職業生涯，以及令這名39歲的表演者和藝人目前受到監護令的事件。這部電影追溯著這位超級巨星的人生軌跡，從腳踏實地、充滿活力的少女，到被資本主義媒體騷擾和追捕，並被推向精神崩潰的年輕女性。

企業性別歧視

紀錄片內其中一些重要的片段是，這位年輕的明星從僅16歲起就成了公然被性化和物化的對象。從Hit Me Baby One More Time音樂錄像裏面被性化的女學生校服，到采訪和新聞發布會上，主持人通常是年齡是她2倍以上的男性，問她有關她的乳房、親吻男生、她的衣服和童貞的問題。布蘭妮被唱片公司和資本主義媒體過度性化，這與媒體對她的童貞的重視相當矛盾。這說明了所有婦女和女孩都被迫陷入的陷阱——要性感但卻不能有性行為——婦女必須面對走在永遠無法接受的平衡之間的危險。

但是，布蘭妮的性化和物化並不只是一個個人經歷或一次性的事件。相反，她的經歷說明了資本主義社會中所有婦女和女孩都有被物化，這一個更廣泛的社會問題。物化是使人類淪為單純的死物的過程，它是一個非人性化的過程。在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婦女被物化過程是首先通過關註婦女的外表而進行的，其有害的意識形態通過廣告、電視、雜志、音樂、電影等進行傳播，這些都對正常化物化女性起到了作用，然後這就成了被廣泛采用和覆制的現象。

為了利潤而物化

但是，物化女性對資本家有什麽好處呢？整個行業的發展也是通過對女性的剝削及物化。到2026年，全球美容產業的總產值預計將達到4383.8億美元，而販賣有限的美容標準的全球色情行業的年產值將達到970億美元。物化女性也使許多其他行業受益：時尚、電視、電影、零售、大眾媒體和社交媒體行業。

如果物化貶低婦女作為人類的價值，那麽也會貶低她們所從事的活動。如果這些活動與婦女特別相關，例如家政和護理工作，那麽這一貶低的情況就尤其突出。根據2018年樂施會的報告，絕大多數女性免費從事那些工作而為全球經濟節省10萬億美元。在工作場所，這卻意味著女性的工資會被降低，為雇主帶來了明顯的好處。

非人化導致暴力

婦女和女孩為此付出其他什麽代價？物件不是人類，它們是可以隨意使用和丟棄的物品。當婦女和女童在社會中成為常規被物化的對象時，這會影響別人對他們的看法，並最終影響她們的待遇。媒體們對待布蘭妮有明顯物化的過程。例如，出版物和主持人著重於她的外表和她在性方面的事情，從而有損她的優秀的才能、人格和人性。同樣地，整個社會也覆制了這一點，受影響的包括有工人階級婦女、LGBTQ +、移民婦女、有色人種婦女、愛爾蘭流浪者婦女以及因此遭受最嚴峻考驗的殘疾婦女。

物化及其非人化的影響為暴力鋪平了道路。婦女援助組織（Women’s Aid）於2019年報告說，自1996年以來，愛爾蘭有230名婦女死於暴力，其中87％被他們所認識的男性殺害。全球有1/3的女性在一生中遭受過肢體或性暴力。60％的女性很可能在工作場所遭受性騷擾，而71％的女性在公共場合遭受了不必要的觸摸。最重要的是，女性通常每天都遭受不必要的關註，不適當的言論和其他“較輕微”的性別歧視。

這類經歷對婦女和女孩的一生造成嚴重傷害。面對自身經歷、不現實的美容標準、暴力、騷擾以及社會對她們的嘲笑，女孩和婦女的心理健康遭遇毀滅性影響。男性死於自殺的可能很高，但試圖自殺的婦女和女孩的比例更高。 2016年，婦女和女孩自殘的可能性增加了24％，她們也受到自卑、抑郁、焦慮、飲食失調和與創傷有關的心理健康問題困擾。所有這些因素削弱了婦女在世界上自由活動的能力，並對她們的生活質量產生了負面影響。

我們不能再接受這一現狀

但是，現在有著積極的有關布蘭妮的遭遇的討論。自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以來，人們對於性別歧視問題的態度發生巨大變化。許多年輕人，以及那些與她一起成長的人，都對這位明星的過度性化以及媒體對她的對待感到震驚。一大批支持#FreeBritney運動的年輕人都拒絕當年被完全正常化的態度。年輕世代正在活躍起來，並組織起來反對性別歧視的傳統和壓迫，從#MeToo運動的興起中也能看得出來這一點。

態度在這麽短的時間內發生了變化，證明了群眾組織的力量，並表明了與當前圍繞利潤謀害人類社會的制度進行鬥爭的潛力。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理解父權結構和觀念是資本主義用來維持和正當化不平等的工具。因此，要與這種壓迫制度作鬥爭，就必須對婦女和所有社會上少數群體的壓迫有透徹的了解，並與之抗衡，這對於與其他部分的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很是重要。

“揚起塵埃，贏得勝利！”巴黎公社150周年紀念

150年前，巴黎的工人階級在1871年3月18日建立了巴黎公社，並創造了歷史。這是第一個由工人階級為了自身利益而自行管理的社會：工人政權。雖然公社只維持了72天，但卻能夠實施社會變革，改善整個巴黎工人階級的生活。 1871年，在巴黎普通群眾控制管理的城市裏，在短短幾周內實現的許多變化，是我們今天在世界許多地方仍在為之奮鬥的目標。

傑瑞米柯賓

東歐斯大林主義的形成

中歐和東歐的斯大林主義政權是在二戰之後建立的，當時納粹被打敗後形成權力真空，而紅軍得以奪權。一開始，共產黨聯合“資產階級的影子”——自由派，“激進派”，社會黨人和農民政黨，建立了人民陣線政府，但共產黨自己保留了暴力機關的控制權，以鎮壓任何獨立的工人運動。隨後現實狀況促使他們清算地主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並效法斯大林主義俄羅斯建立政權。這從根本上扭曲了社會主義——建立的不是一個基於民主工人委員會或者蘇維埃的工人政府，而是斯大林主義官僚的鐵腕獨裁統治。

不過由於實施了國有計劃經濟，且由於二戰之後各國工人對重建自己國家的熱情和犧牲精神，這些政權在建立初期實現了快速的經濟增長。這個時期的經濟增長是粗放型的，也就是說，產出的增加是建立在勞動力和原材料投入的增加上的。期間有大量農民加入工人階級的隊伍，大量工廠和住宅拔地而起，如新鑄造廠（Nowa Huta）——一個克拉科夫附近從零開始建造的、模範的工人階級城鎮，以及一個大型鋼鐵工廠。

一段時間之後，當重心從粗放式增長轉向集約型增長（也就是提高生產率）時，問題就出現了。托洛茨基解釋說，想要在計劃經濟中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就需要生產者民主，也就是說，讓工人階級可以在各個層面上檢查和控制生產計劃。當經濟系統越來越覆雜，產品質量和工人民主的問題也就變得越來越重要。而官僚主義及其長期的管理不善、浪費和腐敗，則會抑制經濟的長期增長。

與日俱增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

在1950年代，官僚當局一直嘗試解決勞動生產率的問題，並引入經濟改革。但是同時，工人的不滿也愈演愈烈，比如1956年10月匈牙利的工人起義，幾乎推翻了其斯大林主義政權。

稍早之前，同樣是1956年，波蘭工人在波茲南的抗議被殘酷鎮壓，有數十名工人殺害。在此事件之後，波蘭的官僚當局改變了策略，宣布提高工資，並替換了波蘭統一工人黨（PZPR——波蘭的執政共產黨）的領導人，10月，資深黨員哥穆爾卡（Gomułka）成為了黨的第一書記，而他同年4月才剛剛從監獄獲釋。

哥穆爾卡掌權之後，就開始了被稱為“哥穆爾卡覆甦”的自由化，給予底層官僚和技術官僚更多自主權和激勵。他還對農民讓步，重新分配土地，解散了絕大部分集體農場，重新歸私人所有。但是最終，波蘭的農業仍然落後而低效。

盡管進行了改革，或者說，也由於他的改革，1960年代經濟問題開始積累。為了進口實現經濟現代化所需的資本設備，波蘭需要外匯。因此波蘭最主要的出口品——糧食的出口增加了。但是由於哥穆爾卡1956年的零碎化土地分配政策，生產率一直很低下。雪上加霜的是，1969到1970年接踵而至的自然災害：幹旱、寒冬、以及春季洪水，使得農業產量進一步下降。

原本用於出口的糧食現在用於國內，使得外匯赤字擴大，而且糧食短缺仍然存在。這引發了1970年8月的卡托維茲礦工暴動，以及婦女在超市的暴動。隨後，當局在華沙“奇跡”般地找到了肉類，並運往卡托維茲，暴動很快平息了，但是幾周後，華沙也爆發了罷工。

1970年12月的價格上漲

政府因此陷入了窘境，1/3的國家預算要用於食品補貼，外匯赤字節節攀升，並且迫切需要資本設備發展經濟。最終，在12月，聖誕節前，政府宣布要提高燃料和食品價格。並且執行方式像是把人當猴耍，政府輕描淡寫地稱之為“價格管制”，在報紙的第一版還專門介紹了那些由於這次“價格管制”而跌價的商品，比如“Lazuryt”電視機，事實上這個商品已經停產2年了！而那些關於燃料和糧食價格上漲的新聞則擠在了第二版。

其中，魚類的價格上漲12%，肉類和肉制品上漲18%，面粉上漲16%，牛奶上漲8%，當地的主食大麥上漲31%，果醬上漲37%，咖啡上漲92%。還有燃料也上漲了，比如煤上漲了10-14%。

在這波物價上漲之前，波蘭工人就需要花工資的一半以上在食品上，所以當聖誕節前夕，政府宣布物價上漲時，工人的怒火爆發了。在食品和燃料價格上漲到如此離譜的情況下，一個商店裏不存在電視機的價格下降，或者其他工人階級買不起的商品價格下降，這又如何呢？特別是那些最貧窮、最年輕的工人，他們受到了最嚴重的打擊，他們走投無路，率先走上街頭。

工人們要求取消漲價，或者對受影響的人進行經濟補償。甚至提出縮減工資差距，使白領和藍領工人的工資水平平等，而這也實際上意味著官僚們膨脹的特權終結。

工人們的憤怒在街頭擴散

街上的情況很混亂，很難厘清接下來幾天到底發生了什麽。不僅那些二三手的記錄存在矛盾，甚至親歷者自己也很混亂。特別地，因為之後的恐怖鎮壓、政府的宣傳、以及畢竟已經過去50年了，真相更加模糊。但是，我們可以羅列各個部分，並給出事件過程的一個概略。

12月14日，無數工人在格但斯克的列寧造船廠的早班中罷工。三千人先是前往了工廠管理者的辦公室。他們要求取消漲價，管制工資制度和獎金制度，並從統治集團那裏奪權。

由這些要求沒有被滿足，他們就向市中心前進。一邊遊行，一邊高唱國際歌，下午時走到波蘭統一工人黨的總部前。一路上越來越多的工人和年輕人加入他們，人數最後超過一萬。他們憤怒但平靜，直到目前為止，抗議者們還沒有一個領導者，也沒有組織。隨後他們向華沙理工大學進發，說服學生加入，接著前往廣播電台，要求廣播訴求。遊行幾個小時之後，他們被民兵（波蘭警察）的催淚彈攻擊。工人用石頭和螺栓自衛。再然後，他們組織了一場露天集會，有幾百名學生參加。這天晚上，當局切斷了格但斯克和其他地區所有的有線通信。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5日，起義升級了。工人們組織了罷工委員會，委員會宣布了全面罷工。雖然通信被切斷了，但是罷工還是蔓延到其他波羅的海沿岸城市，如格丁尼亞、埃爾布隆格、什切青，那裏也有工人建立的罷工委員會。當格但斯克的造船工人再次走上街頭時，有了第一個死亡案例，士兵向示威者發射了實彈，官方宣稱，造成了5人死亡。隨後暴動開始了，有玻璃櫥窗被砸，有商店被搶（有一些目睹者說，這是混入抗議者中的警察做的），甚至點燃了黨的總部。當局則以地區戒嚴和宵禁回應。同一時間，埃爾布隆格也發生了沖突，並且罷工擴散到了另一個波羅的海城市斯武普斯克。14日到19之間，抗議雖然規模比較小，但也向內陸城市擴散，到了華沙、佛羅茨瓦夫、比亞韋斯托克、克拉科夫、瓦布爾奇奇、奈薩等城市，共有兩萬工人參加。

12月16日格但斯克的工人宣布罷工。但是當他們嘗試進入工廠正門抗議時，被在工廠戒嚴的士兵射擊。官方報告稱，共有2人死亡，11人受傷。

同時，旁邊的城市格丁尼亞情況比較緩和。罷工委員會與該市國民議會主席進行了談判，議會是當局中唯一願意聽工人訴求，並承認抗議行為合法的官方組織代表。工人向主席提交了一份訴求清單，主席承諾會把這份清單提交給副總理斯坦尼斯瓦夫·科西奧萊克（Stanisław Kociołek），但是抗議者們必須解散回家。

工人的要求內容包括，根據最新的物價上漲來調漲工人工資，提高最低工資（特別是收入最低的女工），減少藍領和白領工人之間的收入差異（包括公司董事收入不應超過受過高等教育的員工1000茲羅提）。但是就在當天晚上，格丁尼亞罷工委員會成員被逮捕，副總理斯坦尼斯瓦夫·科西奧萊克在廣播和電視裏呼籲格丁尼亞的工人回去工作，因為格但斯克的抗議已經平息。

黑色星期四

黑色星期四這天，也就是12月17日上午，格丁尼亞的工人響應副總理的號召，回到了工作崗位。但是軍隊已經埋伏在格丁尼亞最大的工廠——巴黎公社造船厰，並把這裏封鎖了。當手無寸鐵的工人剛下火車，準備前往工作時，軍隊殘忍地向他們射擊。官方報告稱，共有10人死亡，幾百人受傷。18歲的高德萊夫斯基（Zbyszek Godlewski）英勇就義，工人在歌曲中稱他為維西涅夫斯基（Janek Wiśniewski），工人們一邊高唱，一邊擡著他的遺體遊行，穿越城市，成為這場屠殺中令人心碎的標志。

隨後爆發了巷戰，軍人和民兵在街上殘忍的殺害群眾。有一名遇難者是一位15歲的男孩，在他逃避戰鬥並安全到達校園時，被子彈擊中後腦。

在這天，什切青也發生了巷戰和全市範圍的大罷工。沖突中，黨的建築被點燃，軍隊和民兵攻擊了示威群眾。官方報告稱，共有16人死亡，100人受傷。工人成立了全市的罷工的委員會，聯合了120個工作單位，這已經是一個工人委員會或者蘇維埃的雛形了。有報道稱，有的士兵和工人開始聯合，在軍用車輛上展示批評當局的口號。

12月17日至22日，工人們取得了什切青的控制權。西方媒體乃至一些黨的政治局成員，都把這種狀況成為“什切青共和國”！當局以切斷什切青和外界的聯系，以及宵禁來回應。雖然進行了殘酷鎮壓，但是當局直到22日與罷工委員會簽署協議後，才使得罷工結束。並且之後，什切青依然動亂了數周。

鎮壓和讓步

十二月事件使官僚當局感到恐懼，並讓他們準備展示武力。1970年12月14日到19日，除了9000名民兵，當局還派遣了61000名士兵、1700輛坦克、8700輛裝甲車、108架飛機和直升機。官方稱，共有45人死亡、1165人受傷，這顯然低估了這場屠殺的真正規模。除此以外，共有3000人被捕，還有無數人遭毆打。

當局對受害者的家屬也很無情，家屬們被迫在午夜埋葬逝者，並且只有最親近的家屬才能參與。許多家庭被迫搬到波蘭的其他城市。

但鎮壓不足以平息抗議，官僚當局還著手對工人讓步。早在12月20日，黨的第一書記，瓦迪索·戈姆卡（Władysaw Gomułka）就被迫宣布辭職，官方稱是由於健康原因。接任者是前礦工愛德華·吉列克（Edward Gierek）。雖然他已經當了很多年的政治局委員了，但是官方就像他是新人一樣介紹他。吉列克的風格和戈姆卡不一樣，他承認領導層的錯誤，而不是簡單地妖魔化工人。

幾天之內，最低工資就提高了，但是漲價沒有立刻取消，在起義被鎮壓之後的幾周，憤怒的情緒仍然在暗中擴散。1971年1月22日，什切青造船廠再次罷工。這次，比起鎮壓，政府更加傾向妥協。吉列克接見了罷工工人。盡管如此，在更多罷工的壓力下，直到1971月3月1日漲價才最終取消。

1970年12月事件的遺產

領導人的改變也意味著經濟政策的改變。當局大量從西方舉債，但是沒有提高生產力，也沒有實現經濟現代化，大部分款項都用於消費補貼，來換取社會和平。因此數年後，經濟危機又一次發生，為新的抗議埋下了種子。

雖然波羅的海沿岸起義的結局是工人失敗了，但是它加強了工人階級組織的基礎。這是首次出現對自由工會的訴求，並持續紮根於工人心中，之後在1970年代的獨立工人階級工會的發展中表現出來。

1980年，格但斯克再次發生罷工時，運動的組織性比1970年要高，能夠在不流血的情況下使當局妥協。不幸的是，12月事件之後的10年中，革命的領導力量沒有發展。1980年時，大多數工人還本能地懷念“人本社會主義”，罷工者的21條訴求反映了這一點。而運動的“顧問”們（如律師、知識分子和反對派），並沒有爭取讓工廠的罷工委員會獲得政權，而只是給當局施壓，以獲得讓步。這種綏靖的方式最終導致1981年《戒嚴令》的實施，這擊潰了運動。而之後，民眾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幻想越來越多，1989年，運動最終滑向了資本主義覆辟的死胡同。

波蘭：功敗垂成的鬥爭

可以說，在東歐集團國家中，波蘭是工人反抗史太林主義鬥爭最接近成功的地方。在1980年之前，工人的鬥爭已經發展出一個組織良好的地下工會運動。然後，在那一年，波蘭團結工會在占領和罷工的浪潮中異軍突起，要打倒腐朽的政權。然而9年後，一個親資本主義的政權卻以團結工會的成員為核心所建立起來。以下，Paul Newberry來探討為何事態會這樣發展。

在這場鬥爭中提出的口號和組織形式表明，大部分工人都在努力尋求推翻史太林官僚體制和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的方法。格但斯克的墻壁上的塗鴉就表達了這一點：“要社會主義！但不要扭曲的版本！”作為這場鬥爭的副產品，獨立的“團結工會”（Solidarnosc）誕生了。然而，僅僅9年後，團結工會組建了政府，並開始了一系列快速的市場化“改革”，覆辟了資本主義。工人運動怎麽會成為資本主義覆辟的代理人？團結工會墮落的根源是否從一開始就存在？

為了充分理解波蘭和其他前東方集團國家在1980年代的革命和反革命進程，就必須要考察這些政權的起源。1917年俄國曾發生過群眾革命，後來由於俄國經濟文化的落後和世界革命失敗後遭到孤立，因此出現了官僚化墮落。然而，東歐集團國家的史太林政權卻不是這樣形成的。紅軍在二戰時解放了這些國家之後，駐紮於這些國家。當地的共產黨與資產階級殘存勢力組成了聯合政府。然而，國家的鎮壓機關卻牢牢地掌握在史太林主義者手中。在很短的時間內，史太林主義者在群眾的支持下，清洗了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最後殘余。在一些國家，特別是捷克斯洛伐克，這些措施得到了數十萬工人的大規模示威遊行的支持。

從一開始，這些新建立的政權就是畸形工人國家，以史太林主義的蘇聯為藍本，並且是工人民主被官僚獨裁所取代下對社會主義的荒誕扭曲。盡管工人群眾最初對此充滿熱情，但這些政權的殘酷鎮壓性質很快就令他們失望。在很短的時間內，這些國家中的許多國家都爆發了工人起義，最著名的是在1956年的匈牙利，工人階級英勇地試圖進行政治革命。

波蘭在這一進程中也不例外。1956年在波茲南，一場反對政權的工人罷工和示威遭到殘酷鎮壓。事後，政權決定采取新政策來擴大支持基礎。第一書記被哥穆爾卡（Wladyslaw Gomulka）取代。政權對農民作出了讓步，放棄了大規模的土地集體化。基層官僚獲得更多特權﹐以便與政府加強聯系。政府也賦予教會特權，以換取其支持。

轉折點

起初，由於計劃經濟的優勢，波蘭和其他東歐政權經歷了高速增長。波蘭的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了7%。然而，史太林主義官僚機構的寄生性質，造成管理不善和浪費、成為經濟發展的阻礙。官僚機構從對經濟增長的相對束縛，變成了絕對束縛。經濟計劃引發了反效果──經濟混亂。

到了60年代末，經濟已經出現了問題，民眾的糧食補貼難以為繼。然後在1970年，肉類價格上漲，引發波羅的海沿岸的工人示威，並演變成了一場鬥爭。雖然抗議活動主要集中在格地尼亞和格但斯克，但也影響到斯塞新、艾布隆格、華沙、弗羅茨瓦夫和其他一些城鎮。政權出動坦克血腥鎮壓抗議，死亡人數可能超過100人。史太林主義官僚機構被動搖，於是再次試圖軟硬兼施，同時實行鎮壓與妥協。哥穆爾卡被吉瑞克（Edward Gierek）取代，他從西方獲得了大量貸款。這些貸款很大一部分沒有得以良好地投資，亦有大量資金被用在增加群眾的消費，企圖換取社會安寧。

有一段時期，經濟快速增長，生活水平提高，但這段喘息期並不長。不久，當局就難以償還貸款。1976年，工人們在波蘭軍火工業的發源地拉多姆（Radom）組織了一次罷工。雖然政權作出了一定的讓步，但罷工領導人卻被秋後算帳。一群反對派和知識分子成立了工人保護委員會（KOR），為受迫害的工人籌集資金，提供法律援助，並宣傳他們的事業。在接下來的幾年裏，在KOR的幫助下一些城市組織了非法的“自由工會”，包括在格但斯克的造船廠。

傑瑞米柯賓

在就業和職場上，這種情況則最常體現為“向下競爭”的加班文化。在資本家鼓吹“奉獻”“奮鬥”等等的措辭下，工人通過更多的無償加班等途徑以“證明自己對公司的價值”，996這種公然違法的工作條件更成為了互聯網科技行業的常態。這種工作強度和時數的不斷疊加亦是內卷的典型形式。事實上這種情況並非新鮮事物，日本在上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早已進入了這一階段，有著大量工人在工作崗位上“過勞死”的案例。

在中國，其實這一狀態的因素在於當中國的資本主義市場體制覆辟，市場的利潤率趨向飽和後，資本本身亦同樣開始進入“內卷”狀態。在中國，一個有利可圖的新行業可能往往只需一年半載就會吸引大量尋求增殖的資本迅速一湧而上，擠滿甚至“壓壞”行業的生存空間。如幾年前的共享單車行業，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可見，這依然是典型的資本主義體制下市場利潤飽和而資本加強對內剝削的老問題。

網民試圖用“內卷化”一詞綜合各種社會衰敗的現象，反映民眾對社會停滯不前、無發展機會的不滿，為自己的生活困境及暗淡前途提供一個客觀解說。可見中共的官方宣傳權威受挫，使社會意識的出現真空，各社會階層正在尋找答案。社會開始有集體的獨立思考，認知到社會制度出現問題，而不再盲目接受統治階級的洗腦宣傳，已經足夠令中共有所恐懼。然而，這可讓革命思想有更大醞釀的空間，但也可以形成右翼民族主義的思想。

“入關”

突破這一困局的想法同時亦被大量爭論，其中包括所謂的“入關論”。這一充滿國族主義的念頭將現時中國比喻為十七世紀中期努爾哈赤與皇太極所統治的女真政權“後金”，而把美國比喻為擠壓女真族生存空間的“明朝”。認為中國應當像當時的後金一樣“入關”，“征服大明”。而這其實也不過是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戰爭說辭的“中國式”翻版，以戰爭手段為資本掠奪和打開國外市場，占據世界資本市場更高更有利的位置。希特勒亦曾叫囂“用德國的劍為德國的犁取得土地”，最終劍沒能為犁取得寸土，倒是丟失了更多的領土，並給世界帶來了死亡、破壞、衰退。

因此，現時的情況是中國資本主義覆辟後，同樣陷入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瓶頸。 而歷史早已證明，帝國主義戰爭根本不是解決方案，只會為工人群眾帶來最恐怖的苦難。因此，跳出這一困局的方法，就是組織起工人階級的力量，並團結國際上的工人階級，實現世界革命，徹底推翻資本主義體系。

中國獨裁者們為何抹黑恩格斯？

2020年11月28日，中國共青團在其社交平台賬戶上假惺惺地紀念社會主義者弗裏德裏希‧恩格斯並放送其組圖及斷章取義過的語錄。在這份紀念貼文中，我們無法發現恩格斯作為社會主義者的一點影子，卻只能看到一個強調“忠於集體”、“熱愛民族”、“堅持工作”、“努力團結”的資產階級模範道德偶像。恩格斯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與革命者，而絕對不是中共為了給自己披上紅色外衣，維穩資產階級獨裁政府的工具。

弗裏德裏希·恩格斯是馬克思的忠誠戰友，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二提琴手。在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整理了馬克思的手稿，繼續完成《資本論》的編著並領導了國際工人運動12年。他的一生都奉獻給了國際工人的事業，而不是為了中共所宣稱的實際上是為了資產階級利益的醜惡事物而奮鬥。正如列寧所說，在他們（革命家）逝世以後，（壓迫階級）便試圖把他們變為無害的神像，可以說是把他們偶像化，賦予他們的名字某種榮譽，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卻閹割革命學說的內容，磨去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

中共高調紀念朝鮮戰爭70周年：隨政策而變的歷史？

2020年10月23日上午，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習近平在會上發表講話，強調了朝鮮戰爭的“重要現實意義”。與此同時，官方開動宣傳機器，強調朝鮮戰爭中擊敗美軍的歷史。在當前中美沖突加劇的大背景下，中共當局高調紀念朝鮮戰爭就成為一個很明顯的信號。

諷刺：隨現實而變的歷史？

歷史銘記一切。歷史遺忘一切。“老大哥宣布大洋國在同東亞國打仗，於是所有人的記憶裏都自動刪除了曾經大洋國和歐亞國打仗這一回事，大家似乎理所當然的認為大洋國就是一直在同東亞國打仗。”——《1984》

中國改革開放、覆辟資本主義前，抗美援朝的歷史作為民族國家認同的一部分，獲得了極大的重視。為此誕生了大量朝鮮戰爭題材的文藝作品。諸如《誰是最可愛的人》、《上甘嶺》（其中插曲《我的祖國》被視為第二國歌）等等。

改革開放後，走資的中共政權迫切地需求大量的外國資本和技術。反美民族主義此時變成了障礙，為了避免引起洋大人的不快，也為了壓制那些反對中共領導層靠攏美國的黨內派系和群眾，因而逐漸降低朝鮮戰爭的宣傳調門，並有意壓制民間的相關紀念活動（老兵自發組織的此類紀念活動總會被警察嚴密監視）。

首先是從教育上修改歷史記憶，《誰是最可愛的人》、《邱少雲》、《黃繼光》、《羅盛教》等等朝鮮戰爭相關故事從中小學課文中消失，中學歷史教材與抗美援朝有關的內容一筆帶過。早幾年，中學課本準備新增一段源自《奇襲白虎團》的京劇節選（根據朝鮮戰爭一個真實戰例拍成的京劇電影），該段一年後被上級有關部門刪除，因為裏面的唱詞“打敗美帝野心狼”會讓美國人不高興。

與此同時，文藝作品中朝鮮戰爭題材成為禁忌。《抗美援朝》紀錄片三度被禁，從未公映過。2001年剛制作完成，正準備公映，美國發生了“9.11”事件，影視片遂被禁。第三次是幾年後，中共的老將領再提出播映該片。哪知，中央答覆：“抗美援朝的歷史意義早已過時，如果我們過多強調抗美援朝，容易激怒美國人，不利於中美外交關系”。所以如今中國隆重的紀念朝鮮戰爭、推出配套的影片、鄭重其事的為健在老兵頒發紀念章等等，就顯得莫大諷刺。相比之前的態度，真是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對於官方的這種歷史觀，有人諷刺道：“中日友好時，安倍晉三是和平主義者安倍寬的孫子。中日交惡時，安倍晉三是甲級戰犯岸信介的外孫”。

根本不在乎老兵

這不禁讓我們產生這樣一個疑問：難道歷史是可以隨現實而變的？在中共獨裁下，的確如此。為了鼓動民族主義情緒，中共當局意圖重拾七十年前中美沖突的歷史記憶。至於參戰兵士，只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工具，當局從未真正關心過老兵的晚年生活。

社會主義者人反對一切民族主義宣傳，任何民族主義宣傳都只是為了引導民眾為統治階級利益賣命。無論哪一國，資產階級政府為鼓動民族情緒，都可以不惜修改歷史，例如“美軍解放奧斯維辛而不是蘇軍”。只有建成國際團結的社會主義，才能讓歷史擺脫民族主義的哈哈鏡，不再成為販賣廉價民族自豪感的精神鴉片。

朝鮮戰爭

金日成治下的朝鮮國就如毛澤東的中國一樣，並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而是以蘇聯為模範的斯大林主義的專制政權。在1920-30年代，在特殊立的條件、落後的經濟和國際工運受到大挫敗的背景下，官僚的反革命催生了斯大林政權。1945年日本戰敗後，美帝國主義害怕亞洲會爆發革命運動，催生更多建基於由上而下官僚計劃的國有經濟，打亂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秩序。1950年美國在“聯合國”的旗幟下發動戰爭，扶助作為美國傀儡的南韓右翼獨裁政權。過去五十年亞洲的經濟之所以能快速增長，美國和西方帝國主義在這段時期的戰敗是主要因素。但斯大林主義，包括毛澤東主義的角色，使革命鬥爭大大覆雜化，最後導致亞洲資本主義強化起來，犧牲了工人運動，並使中國和越南覆辟資本主義，而朝鮮也以特殊的形式覆辟了資本主義。

馬克思主義者如何處理民族問題？

國族、國家邊界、民族意識都是歷史進程下的產物，並不會一夜之間消失。今天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危機與不穩正導致各地軍事沖突、民族主義、國家恐怖與鎮壓的加劇，也推動了被壓迫者對於自由的渴望。這使得過去一度“已被解決”的民族紛爭再次浮上水面，譬如在蘇格蘭和加泰羅尼亞。2020年，我們看到了埃塞俄比亞、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由於民族問題爆發了全面戰爭。

馬克思說過：“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獲得解放的。”馬克思主義一直以來對待民族問題的不同型態都是異常小心謹慎的。在來信中，這位讀者卻過於簡單化來理解事情：“即徹底廢除國家、民族概念”。問題是，哪股力量、哪個階級才能夠完成這個任務呢？並且是通過什麽樣的手段和綱領呢？資本主義，包含完全走資了的中共帝國主義政權，是不能夠完成這個任務的。

語言政策

正如西班牙和印度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他們殘暴地打壓著加泰與克什米爾人的權利，中共獨裁也是依靠恐怖與鎮壓，加上基建投資的外衣，來“團結”中國各族。其不斷增加的軍警手法，實際上正帶來反效果：不穩定的加劇，在香港表現為越加抗拒中共統治，在台灣則是越來越反對跟中國形成更緊密的經濟或政治融合。就算在過去的“模範生”內蒙古自治區，中共在2020年莽撞推動漢語授課而非采取有彈性而民主的方式，也激起了群眾反抗。當局拘捕了一萬人，並且在當地的教育、傳媒和文化領域進行了種族清洗，以漢人替換掉蒙族人。一個國家只能有單一語言，或者眾多語言是經濟發展的障礙，這些論述都是毫無根據的。許多成功的多語言社會就反駁了這點：比利時、新加坡、瑞士等等，這些國家都比中國小。過去中共采取了比較有彈性的做法，但現在卻視少數民族的語言和文化為未來“分離”運動的病毒。
1917年的俄國革命是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沒有列寧、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黨對於舊沙俄帝國內部眾多被壓迫民族敏感而有原則的立場的話，這場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來信認為國際主義與民族自決之間是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但馬克思主義者並不認為兩者之間有矛盾，事實上正是這樣的綱領才讓這場最偉大的革命得以成功。

根據來信的邏輯，那列寧肯定就是個“愚蠢的分離主義和民族主義”者了。畢竟，列寧在1917年12月奪權不久後，就簽署文件承認芬蘭從俄國獨立。俄國的革命政權是世界上第一個承認芬蘭獨立的國家，當時許多歐洲的資產階級國家還在猶豫當中，害怕這會在自己國內的少數民族地區引發連鎖效應。

正是布爾什維克政府對待被壓迫民族非常敏感的態度，說服了舊沙俄帝國裏面43%非俄羅斯族的群眾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工人政府是不同的，不會像沙俄專制那樣奴役他們。

以自決權贏取支持

贏得了少數民族的信任支持，建立出多民族的工人運動後，布爾什維克成功推翻資本主義及其軍事反撲，並說服烏克蘭、白羅斯、格魯吉亞與其他民族自願加入組成蘇維埃共和國的聯盟，也就是1922年成立的蘇聯。一開始的時候，加盟共和國是有脫離聯盟的權利的。不過，隨著俄國革命被孤立，而斯大林主義官僚專制從工人階級和蘇維埃篡權，脫離聯盟的憲法權利變成一紙空文。斯大林政權流於口頭的假民族自決權，後來也被中國的毛澤東所仿效。

不幸地，來信沒有采取階級立場，而是從漢民族的視角來看待問題。同樣，列寧與布爾什維克並不會區分各民族。他們並沒有只對芬蘭、愛沙尼亞這些非斯拉夫族人采取民族自決權，而同樣也適用於烏克蘭等斯拉夫民族（他們在語言文化上跟俄羅斯族的相近程度，甚至比各個漢人地區之間的更大）。馬克思主義者看待民族問題的標準，在於群眾活生生的運動當中，他們的意識、恐懼、渴求，並且這些因素如何影響到建立團結的工人運動來推翻資本主義。這並非是要把人分成不同“種族”分類。

當今台灣主要由漢民族人口所組成，這位讀者因此認為它應該自動並入中國大陸成為同一個國家。但這變相（可能是無意之中）是墜入了大漢民族主義之中，而非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台灣群眾，特別是年輕一代，越來越不視自己為大漢民族的一部份。而且，他們不信任也害怕自己會被迫受到中共獨裁的統治。這些恐懼在習近平上台後的“戰狼”外交下變得更加嚴重。另一方面，美國為了重新維持對亞洲的主導，當然也是在利用台灣人民的民族渴望來達到自己的帝國主義目的，抗衡中國的新帝國主義霸權。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我們得分別開台灣工人和青年合理的民主渴求，以及各個資產階級政權（美國、中國、台灣）的反動陰謀。

正如列寧指出：“無產階級為了順利地進行反剝削的鬥爭，就必須擺脫民族主義，必須在各民族資產階級爭霸的鬥爭中保持所謂完全中立。任何民族的無產階級只要稍微擁護‘本’民族資產階級的特權，都必然會引起另一民族的無產階級對它的不信任，都會削弱工人的國際階級團結，都會分散工人而使資產階級稱快。”（《論民族自決權》，1914年）

“統治民族的特權”

最後列寧還加上這句來回應這位讀者：“否認自決權或分離權，實際上就必然是擁護統治民族的特權。”

在爭取社會主義世界的鬥爭中，要在中國、香港、台灣，漢人、非漢人，乃至全世界建立真正的工人階級團結，馬克思主義者需要在每種特定局勢下考慮到群眾的現實意識。這代表要提出一個保證工人政府不會違反工人階級的民主願望地去處理民族問題的鬥爭綱領。

波蘭：紀念波羅的海沿岸工人起義50周年

2020年12月是1970年12月波蘭工人對其斯大林主義政權的抗議運動，以及“黑色星期四”血腥屠殺的50周年紀念。當時，食品和燃料價格飛漲，原本的罷工和群眾抗議快速變為工人群眾的起義。革命之火燃遍波羅的海沿岸的許多城市，如格但斯克、格丁尼亞、什切青和埃爾布隆格等，並獲得了弗羅茨瓦夫、華沙以及許多其他城市的礦工和工人的支持。

這個12月事件證明了在斯大林主義國家，革命具有巨大的潛力和驚人的發展速度。運動最開始僅僅圍繞經濟訴求，但幾天之內就發展到了以反對斯大林主義官僚統治為核心的工人起義。而且，我們應該註意，運動中並沒有任何要求資本主義覆辟的訴求。

當局害怕運動最終會演變為推翻官僚統治的全面工人革命，於是派出坦克血腥鎮壓了起義。其間，19座政府機關的大樓被放火，其中甚至包括在格但斯克和什切青的2座黨的大樓。最終，在巷戰中，有10輛坦克、18輛裝甲車、7輛軍用車和51輛民用車（警車）被摧毀。抗議者被士兵用機槍掃射，被直升機射擊，被坦克碾過。官方數據稱沖突中共有45人死亡，1165人受傷。事實上，按照這場悲劇的規模估計，至少有數百人死亡。

傑瑞米柯賓

公有制與工人政權的決定性作用

當然，那些僅有少數工人的小商家並不會被國有化，他們將在工人國家的社會規範下繼續維持經營。而用來判定什麽樣規模的公司或銀行應被國有化的標準則是取決於這些營運單位的公開帳本，不過國有化產業仍應當在全部經濟生產當中擁有絕大部分的占比。在近年來的委內瑞拉和1980年代的尼加拉瓜當中，僅有少數產業有被國有化，而且這樣的國有化之運行基礎並不是建立在群眾所組織的民主委員會之上，這種狀況便為政治反革命的行動與經濟上的破壞性災害制造了一個有機可乘的突破點。

全國性的工人政府將借由討論來制定全國資源有多少用於消費，又有多少用於積累和投資，而且還可以決定要一間國有的公司或一個產業部門中可以累積多少的“創新基金”。勞動者的一部分工資將是社會或間接薪資，用於支付養老金、醫療保健基金或是轉職期間的臨時失業補助金等等支出。工人政府的另一個角色是要進行價格管制，價格可以透過中央及產業部門或是公司等等的等級單位依據社會主義的會計準則來決定。如果價格無法借由集中決定的話，則也仍可以通過電腦程式和信息技術來輕松管理。

實際價格可能會與原先計劃的或是一般正常的水平有所出入，這種狀況或許是應該提高或降低產量，並轉用另一個級別的計劃來重新分配資源的信號。然而工人國家的運作模式並不同於私人的獲利工具。由於考量到重新分配資源時所可能出現的社會變因，價格管制（還有其所伴隨的盈余降低情形）便有可能會被認為是一項必要的措施。

如果工人國家被世界資本主義聯合抵制時該怎麽辦？

有人可能會爭辯道：若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對革命、對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工人政府發起抵制時，會發生什麽事情？尤其如果抵制是發生在近幾十年來規模持續增長的全球供應鏈中？新左翼的比利時工人黨（PVDA / PTB） 在其理論周刊中指出，徹底的經濟轉型以及與歐元制度的決裂，需要等到數個歐洲國家共同發起的一次群眾運動才會成功，以便與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決裂。他們的論述說，比利時的電力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法國大企業的供應，而我們必須使外國資本家無法抵制這場群眾運動。ISA比利時支部呼籲在選舉期間時對比利時工人黨進行批判性的投票支持，因為它是在議會中與新自由主義的緊縮政策和意識形態作鬥爭的主要力量。然而，我們認為，這種與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決裂的觀點，是過於簡化的。

工人國家確實會遭受抵制的威脅，但是這種看法低估了一場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本質，其並不會僅僅只是以左翼多數派在國會內將大型經濟部門國有化的政策表現出來，工人還會握有實權，讓產業還會轉由工人階級的民主委員會來進行管理。這樣的職場民主委員會將選舉推派的工人和青年代表，來參加區域或全國性的工人大會，而這些新機構將會動員起來，以掌握政權，並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當人們見證到這種工人階級的民主力量之時，便將立即改變群眾意識，使其對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的可行性及現實性抱有信心。我們相信有著戰鬥傳統的法國工人階級，會因看到法國統治階級對鄰國革命采取野蠻行徑，而起身反制。

像是民主社會主義革命這樣震撼世界的事件，一旦建立了工人與受壓迫者的政府，將對其他國家發出與資本主義決裂的階級號召，呼籲采取罷工一同對抗世界上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對工人政府發動經濟制裁和扼殺革命的企圖。這將使世界上所有革命的工人國家在經濟上聯系起來，並向資產階級任何顛覆和破壞社會主義社會變革的企圖進行鬥爭。

從斯大林主義的計劃政策中吸取的教訓

斯大林主義由上自下的計劃經濟出了什麽問題，從中我們能學到什麽教訓？1917年俄國革命促使了工人議會與兵士議會（工兵蘇維埃）的建立，並威脅了世界各地的統治階級，因為他們為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式的民主，提供了一個具體的示範。不幸地，俄國的革命卻被孤立在一個僅有少許工業部門的農業國家。

到了1920年代中期，圍繞在斯大林身邊的專制菁英開始掌控計劃經濟。在這個時期，戰爭與經濟摧殘使工人議會遭到破壞而大量消失。斯大林主義官僚的經濟政策的特性在於缺乏遠見、朝令夕改，並嘗試在不同的階級力量之間找到平衡，妄圖建立一個幾乎完全自給自足的經濟體，並由上而下施行獨裁統治。

用能否達到產量目標作為獎勵工廠經理的標準，這變相鼓勵了資源屯積，和刻意在帳面上低估實際更高的生產力。在這樣的氛圍中，斯大林和官僚們變得很大程度地依賴國家的秘密警察，才能更精確地了解群眾的情緒和實際的經濟狀況。對於真正的工人民主制來說，這種情況當然非常荒誕。對於斯大林與新的菁英來說，重工業及軍工業是最優先發展的項目。但公開的檔案中也表明了，政治局時常需要舉行緊急會議，來討論民生消費問題。他們擔心若消費遠低於其他經濟指標時，會導致社會反彈。

盡管有著斯大林主義的恐怖，計劃經濟依然使俄國躍升世界強國。從1928年到1970年，人均GDP增長了4.1倍，與類似條件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國家相比，增長強勁得多。但到了1970年代，增長開始放緩。錯誤的投資破壞了生產力。到了1980年代初期，軍事開支占了GDP的16%。對軍工業的高度重視奪走了民生產業中的許多技術專家，經濟中非軍事部分的新發明率步入下坡。

到了1980年代，誤導性的統計數據和對真實的經濟情況的缺乏了解，是促使戈爾巴喬夫周圍的高級官僚倒向資本主義的主因。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拖垮斯大林主義計劃經濟的因素並不一定會存在於一個民主管理的計劃經濟之中。正因為工人們並沒有被民主地組織起來，也無法發聲，官僚過分強調重工業和軍工，不能理解現實情況。官僚們出於自身的物質利益而歪曲了局勢的實際情況。官僚們過度集中的計劃反映在他們緊抓著對社會盈余的嚴格控制。這些官僚主義的元素是能夠借由一個政治革命來掃除的，從而建立工人民主來幫助計劃經濟往健康的方向發展。

“但誘因在哪裏？”

資本主義捍衛者批評說，社會主義告訴我們人們會因享有免費健保、更高的薪資與更多閑暇時間而變得懶散。我們當然不支持這種觀點。相反地，對於政治教育以及文化上的自我發展的急迫需要，將在社會主義下倍數增長。工人階級將會如同現在的資產階級一樣，產生階級意識並警惕任何威脅其地位與生活水平的階級敵人。一個革命的、具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將是生產力、質量、效率、創新與民主的最佳保證。

當然，對生產力最大的“誘因”在於，在社會主義下，社會透過在職場、學校、社區等地建立民主的委員會，人們將獲得工作的保障、更好的生活品質、更多休閑時間、發達的社會福利系統和塑造自己未來的能力。

如果采用激勵措施，那就要以產業或者以全國為範圍，集體而共同地施行。在大舉國有化後的企業尺度上，如果這些措施的比重太高，反而會破壞創新的動機和勞動者的團結。相對於成功的社會主義所需的革命精神，也就是拒絕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分化工人的精神，激勵措施反而是個倒退。更廣泛的集體激勵措施將會確保成功的國有化企業，能派遣他們的專家到該領域的其他企業分享經驗，讓大家共同進步——這點與資本主義完全不同。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經濟活動最終將成為生活的較小部分。同時，它將是讓個人和社會全面發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礎。直接生產者，即勞動者，將不再像資本主義那樣被生產力操控和異化。隨著資本主義的危機加深，數百萬人將走向鬥爭。如果我們希望能把工人階級與青年組織起來，並圍繞著夠帶來根本改變的綱領，采取團結行動，那麽將關鍵的產業轉入民主計劃經濟的訴求，將發揮重要作用並武裝和強化這些抗爭。

二零二一年

影評《切爾諾貝利》——一脈相承的斯大林主義官僚腐敗

2019年HBO播出迷你劇《切爾諾貝利》（Chernobyl），播出之初就已引發熱烈討論，而此劇作為一部災難劇，更在2020年初中國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時更再一次被炒熱，特別令內地群眾當時借著對劇情的評論以批評嘲諷中國政府疫情之初的災難性應對。

該劇背景取自於1986年4月26日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廠的核反應爐爆炸事故，該事故造成大量人員直接傷死，更多人間接地遭受到長期而嚴重的傷害和過高放射性輻射劑量的病癥折磨。亦令電廠所在的普裏比亞特市至今仍被畫定為無人區，據估計需時900年當地的放射性輻射強度才會減弱至適合人類安全地居的水平。

劇情表現了蘇聯官僚在災難發生之初的茫然和無能，反映了當時主要負責的官僚如電廠副總工程師駭人的偏執，在各方面報告出現嚴重事故，甚至整個電廠上層被爆飛，反應堆爐心曝露後，依然拒絕面對現實，堅持認為爐心不可能爆炸，事故僅僅是“控制箱爆炸，屋頂起火”。

同時亦刻畫了斯大林主義官僚出事後急於推卸責任，如電廠主任在淩晨事故發生後返回電廠辦公室後第一句說話就是：“我怎麽可能負有責任？我當時在睡覺。”以及當蘇聯副總理及能源部長到場後立即表示“已控制情況”並交出“責任人員名單”。

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秘密警察和國家特務機關的無孔不入，劇中表現為克格勃（KGB）處處阻撓列加索夫調查事故起因，更直接出言威迫其在國際會議上作偽證，以求隱瞞RBMK-1000型裂變反應堆的設計缺憾。

核災與疫情

這些情節在年初中國疫情爆發之時極易引發共鳴，中國政府極力掩蓋，乃至逮捕指控醫生們“造謠”，而在無法掩蓋事故之後又嘗試淡化災情。因此，此劇在中國一些網站播放時，當情節推進到蘇聯官僚表示“情況已經受控”時，觀眾就在彈幕中打出“可防可控”，以嘲諷中國官僚淡化疫情的作風。

同樣的在現實中，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曾在英國BBC電視台的訪問中表示蘇聯官僚欺上瞞下，自己也不清楚當時核電廠的具體事故情況。事實上戈爾巴喬夫對當時災難的情況一清二楚，他表示自己不知情實際上是為了洗脫自己在災難前無所作為的汙點。這又令人聯想到習近平在疫情爆發後失蹤多日，隨後又毫無廉恥地表示自己一直在“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一樣。

然而，更諷刺的是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官方網站中，一篇標題為《突發性災難中媒體傳播社會信息的方法和責任》文章中，批評蘇聯戈爾巴喬夫政府“災難發生後，蘇聯的媒體並沒有及時地加以報道，4月26日發生災難，4月28日塔斯社才用極少的文字將這一災難告訴人民……在核爆炸發生後的一個月內，蘇聯報紙上刊登的消息都是好消息……”

固然作為一部主流媒體根據現實歷史“改篇”的娛樂作品，當中亦不乏夾雜了一些對蘇聯的偏見和刻板印象，比如“連電廠運作方式都不清楚的能源部長”和“鞋廠工人出身的明斯克市委看不起核子物理科學家”之類。而事實上，相比起像核電廠副總工程師一類的技術官僚，工人出身的官僚反而往往對事故更具敏感性，比如片中明斯克市委的原型斯柳科夫在接到科學家對城市背景輻射輕微上升的報告後立即坐立不安，反覆向烏克蘭與莫斯科致電查問情況。

總體上，這電視劇刻畫出斯大林主義體制下的官僚在面對災難前的無能、失職和卸責，也讓人有機會從一個特別的角度了解蘇聯官僚的體系性腐敗，在蘇聯最後幾年的日子裏最終導致了它不可逆轉地走向解體。但同樣要明白的是，官僚的體系性腐敗和低效並不是源於計劃經濟，而是因為蘇聯的工人的民主權利被剝奪了。因此，我們要主張的是充分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和監督權力，特別是要主張對官僚和民眾代表的召回權，同時亦要保證對媒體的民主公有並民主地營運和監察，只有建立起一套全面的民主機制，才能從根本上消滅官僚機械的低效無能和失職卸責問題。

中國：“內卷”與“入關”——利潤飽和與帝國主義戰爭的新瓶舊酒

近期，國內網民交流討論社會性議題的話題中，常常提及到一個概念——“內卷”。廣義而言，這一概念往往會被用於解釋國內各行各業以及各領域出現了過度內部競爭而造成生活水平下降的問題。

然而，網絡上對“內卷”的討論非常廣泛，套用這一概念的情境亦非常多元——從日常生活瑣事、到就業和職場競爭、乃至國內“決定人生”的高考，都能套用到這一概念上。但吊詭的是，每個人對“內卷”這一概念卻有著不同的定義。

“內卷”

首先應當厘清“內卷”的定義。普遍都知道“內卷”（involution）作為一個生物學概念被引入社會學當中，源自於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lifford Geertz）《農業內卷化——印度尼西亞的生態變化過程》， 所指的是當社會到達某一階段後卻無法進一步向更高階段演化，而是只能在當前水平下覆雜化的重覆再生產，缺乏創造性。換言之就是量變不斷累積，卻無法達成質變的一種狀態。

而這一種概念套用在中國國內，最容易引發廣泛共鳴的就是高考制度。中國高考被視為典型的內卷，原因而是在於為了在龐大的考生人數中進行淘汰和考核，受制於全國課程大綱又不允許試題和考生跳出大綱這一框架，因而只能將考試題目和內容趨於無意義的覆雜化，使得考生被考核的層面往往不是學術水平或創造性，而是對各種出題手法熟悉與否和考生的答題技巧。

然而造成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國內地區經濟發展的極度不平衡而引伸到地區教育資源的不平衡，使得教育當局必須以一個全國統一的高考課程大綱所為統一的考核準則，否則落後省分和地區的考生根本無法競爭，高等教育名額必然進一步向發達省分和地區傾斜。

傑瑞米柯賓

我們爭取建立一個由工人階級從下而上民主統治的國家，消除目前有利於統治階級的制度，並從政府和司法系統中徹底消除種族、性別歧視。

我們呼籲全體工人階級立即反抗政府和教會剝奪女性和LGBTQ身體自主權的企圖，例如許多國家對於墮胎權的侵蝕。

我們反對物化女性身體，支持消除性別歧視廣告的鬥爭。大眾媒體應該受到民主監督。

終結戰爭，爭取氣候正義，結束種族歧視的移民政策，爭取庇護權這一民主權利。

生產數據應該民主公有，並由工人階級監管關鍵產業，這是民主的社會主義經濟計劃的一部分。這種新的經濟旨在滿足每個人和地球的需求，而不是資本家的利潤。

我們為面包戰鬥，也為玫瑰鬥爭：我們爭取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讓性別歧視和針對女性的暴力成為歷史。這是一個沒有階級、壓迫、戰爭和暴力的社會主義世界。每個人都有優質生活的權利，並有著享受生活的自由！

計劃經濟是如何運作的？

關於計劃經濟如何運作的討論，對於工人運動和受壓迫者至關重要。自1990年代威權主義的斯大林主義政權垮台以來，資本家從一個危機跌進另一個更深的危機。但是資產階級有一個很大的優勢。近年圍繞著美國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英國的科爾賓（Jeremy Corbyn）和法國的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左翼浪潮，保衛著左翼的許多重要社會訴求，但很可惜，這些左翼人物當中，沒有人為民主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概念加以推廣宣傳。在斯大林主義的官僚計劃經濟垮台之後，右翼經濟學家對於計劃經濟“信息不透明”和“缺乏創新性”的指責，這種說法已經影響了許多工人和青年的政治認識。現在是時候澄清這些問題了，用能夠徹底改變當前制度的綱領，來重新武裝工人與青年的思想。

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想鉅細靡遺地描繪資本主義被推翻後的社會細節，他們不願在沒有現實基礎的情況下空談，從而與“空想社會主義者”劃清界線。但工人階級為何鬥爭？這仍需要我們提出新社會中具體政治經濟制度的模樣，因此馬克思在1848年著名的《共產黨宣言》和其他著作中，有意識地把重點擺在社會主義的大致輪廓。為了徹底擺脫老板們利潤至上的制度、為了擺脫貧窮和不平等，社會主義者得出結論，必須實現對生產資料，包含工廠、職場和技術的共同所有權，以此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必須立基於有計劃的生產活動，由工人討論和設定生產的方式和目標，以決定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如何運作、為何運作。

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壯舉，讓馬克思有了活生生的機會向世人展示何謂工人階級民主，包括公社的自由選舉、選舉產生且可即時罷免的工人委員、收入不超過平均工資的公職，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徹底解體。馬克思稱“總算發現一個政體，致力於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不過巴黎公社僅在一個城市掌權，因此它只能為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提供有限的學習經驗。盡管經歷了數十年來主流學說對計劃經濟這一概念的持續攻訐，以及斯大林主義自上而下計劃的經歷，為社會主義世界而鬥爭的人需要更為努力。

近年對抗這個剝削、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的制度的鬥爭持續爆發，也啟發了無數群眾。多數運動反對的對象明確，但對於能夠取代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缺乏認識，使得運動或多或少被削弱。我們必須提供更清晰的圖景，來展示民主的計劃經濟在實務上如何運作，以及它與斯大林主義獨裁的計劃經濟有何不同。

擺脫資本主義的浪費和低效

試想那些在避稅天堂上萬億美元的閑置資本和蓄積的財富，由工人政府征收，而這個政府將用這些錢消除饑餓、建設體面的社會住宅，並提供每個人體面的薪資；試想那些在廣告和非實質生產性的金融服務的投資，能夠改挹註於公共服務，例如公共教育、公共醫療、公共托育，並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試想資本主義下商品無秩序的重覆生產和計劃性汰舊的現象能夠結束，如此將能大幅解放許多資源，並用於社會所需的產品和服務。

如果將各大產業國有化並以計劃經濟的型態協調起來，工人階級就能掌控社會的剩余價值，許多金錢就不會再被那些有錢股東和資本家所浪費掉，他們由於普遍消費力不足而拒絕投資。在社會主義的計劃下，已開發國家占GDP 5%的奢侈品市場，能夠被廢除並重新導向有用的社會生產。那些右翼經濟學者所謂的“效率”，導致的不過是他們口口聲聲捍衛的資本主義日益惡化的大規模失業。在民主的社會主義計劃中，原本無業的工人能夠投入生產貢獻社會，並在公共機構、新興環保產業，或大型的基礎建設計劃中，得到待遇良好的工作機會。

新冠肺炎疫情而產生的醫療危機、災難性的氣候變遷以及新一輪經濟危機等事件，都使得社會上更廣泛的族群更加明確渴望民主計劃制度。資本主義政府為了不損及市場利益而讓新冠肺炎的疫情雪上加霜。政府本應即時接管生產口罩和呼吸器等所需用品的產線。那些有代表性的醫療衛生科學家已經在幾年前說過，感染力時高時低的病毒不會給制藥業帶來穩健的“商業模式”。而對於利潤驅動的資本主義來說，生態破壞不足以刺激它進行大刀闊斧的生產轉型。

但是，對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挑戰卻更加多。我們需要展現在一個生產數以百萬計的產品並有數千家公司的社會中，計劃經濟能夠奏效；但大型跨國公司已經在內部作出生產計劃，其資金密集化和集中化的程度，令全球經濟由更少數幾間企業把持。現在跨國公司幾乎占全球GDP的1/3，以及世界總就業人口的1/4。

“經濟計算”辯論的後續

193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學家與經濟計劃的捍衛者之間，就展開了激烈的辯論。面對右翼從原則上對計劃的反對，左翼人物和運動人士的回應形形色色。有論點提出集中化或者完全分散化的所謂“市場社會主義”。另一方面，有些人試圖提出一些想像，幻想著我們能立即跳入一個沒有貨幣和市場的世界，直接以現代技術和工人委員會為基礎，生產能滿足人類需求的產品。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這兩種方法都有嚴重的局限性。第一個方法沒有考慮到在產品或服務充裕的情況下可以開始免費分配，而貨幣無需再存在。第二個方法忽略了一點，也就是若要實現為人類需求直接進行生產的願景，會需要一個過渡時期，讓世界範圍內生產力得到進一步增長並彼此協調起來。將這些方法付諸實行的先決條件不會立即出現。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在生產活動開始以前就使用現代技術來滿足一些需求，恐怕並非最有效率的“計劃”，像是易壞消費品，這個情形其實可采用其他已存在的“實時計劃”來解決，下文會對此做更多說明。

出於反對斯大林主義政權過度地官僚集中化的計劃體制，部分人僅僅主張工人擁有個別企業並“自治”。許多無政府主義理論者都秉持這一傳統。還有一位頗具影響力的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沃爾夫（Richard Wolff），他制作許多有關當前議題的有趣視頻，這是許多青年在網絡上認識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開始。沃爾夫寫了《工作場所的民主》一書，捍衛“工人自主型企業”的概念，但他也希望保留市場。工人委員會實行企業自治，並決定賦予更高層級政治機關權力和生產資料的程度。

這種市場環境下自治的問題是，各個工人擁有的企業將被迫相互競爭。他們將爭奪市場份額和利潤、被迫針鋒相對，這種“市場社會主義”很快會趨向模仿市場資本主義。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種“市場社會主義”的體系就曾經在鐵托領導下的前南斯拉夫試行過，而它摧毀了工人階級之間的團結基礎，並導致了各個工人自治企業之間以及貧富地區之間的惡行競爭，同時也造成大規模失業。

當然，前南斯拉夫仍然是一黨制國家和斯大林主義的變種。所謂的自治管理仍是由非民選且不可罷免的黨官僚所指導，這些官僚也操縱著工人的意見，當時工人階級沒有自由、民主進行組織的權利。但就算在市場條件和“市場社會主義”下的結果也往往相同。在南斯拉夫，市場競爭導致產業的管理者以追求效率之名、以利潤最大化的名義，將社會拉回等級制度和官僚的主宰。

此外，如果真能夠讓越來越多的公司被工人自下而上接管，那麽由最富的1%所控制的國家機器，將不會袖手旁觀什麽也不做。需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群眾運動來迎擊資本主義國家的攻擊，用民主但政治上集中的工人國家來取代舊制度。地方自治的捍衛者低估了國際勞動分工，以及進行國際革命和在民主計劃經濟中進行全球合作的需要。

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兩個經濟階段

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在經濟上會經過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在第一階段，只要社會財富還沒有達到普遍的豐裕，資本主義分配方法的某些元素就會以一種改良的形式保留下來。人們獲得報酬的標準仍然會依據努力的程度：工作時數。當然，每個人都可以享受一系列免費或幾乎免費的服務，這就是間接工資或社會工資。工人政府第一件要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縮短工時，允許工人階級有時間參與經濟和政治的決策，同時也是讓工作、家庭和自由時間達到更好的平衡。通過民主的計劃經濟來解決群眾的失業問題，將能更有效地在不減少工資的情況下重新分配工作，從而為降低每周工時奠定基礎。一旦經濟生活中占據關鍵地位的產業部門收歸公有，大公司將無法把巨額財富運往避稅天堂，而社會將得到許多實現上述目標的有利條件。

馬克思主義者把社會主義的第一階段稱為“過渡經濟”，在這一階段裏，市場、貨幣、按時計酬等元素仍然存在。托洛茨基是俄國革命的領袖，他反對斯大林主義時談到這一階段：“只有依據國家的計劃化、市場和蘇維埃民主這三要素關聯之點，才能實現過渡期之正確的經濟指導。”

在第二個階段裏，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當某些產品達到豐裕的程度，那麽采取免費分配形式的商品和服務就會增加。隨著人們逐漸習慣了一個沒有匱乏的世界，金錢可以變得不重要或者消失。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將這一點總結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要達到這樣的第二階段，當然需要先在第一階段的初步階段就為生態環境進行徹底的轉型，必須不斷監測開發中的綠色生產力的生態足跡。與短視近利並以利潤為導向的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的是，工人民主制意識到環境保護符合我們的物質和社會利益，從而持續確保我們的自然環境不因經濟發展而遭到破壞。

各種計劃模式：沒有單一方法適用於所有生產

如果我們既反對過度集中、官僚主義的計劃體制，又反對孤立的自治方案，那麽我們主張什麽？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可以看看資本主義下已經存在哪些計劃型態，去除專制成分之後，或將能夠為社會主義所受用。我們還可以看看另一種被認為特別適合社會主義計劃的計劃形式：投入產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

美國零售業巨頭沃爾瑪（Walmart）是一家卑劣的公司，它打壓工會且低薪血汗。若從營業收入來看可以說是全球最大的公司，並在2019年就有220萬名員工。根據幾年前的收入計算，如果它自成一國那會是世界第38大國家。沃爾瑪被視為將供應鏈規劃的先驅，它的方法已被許多資本主義公司所效仿。沃爾瑪遍及20多個國家，設有1.1萬多家門市，其內部運作就像是某種計劃經濟——當然，是以專制的計劃為基礎的。

沃爾瑪通過高科技與供應鏈的實時信息共享，大幅提高了運營效率。沃爾瑪本身不會自己補充庫存，反而是讓其合作的供應商來幫它補貨。沃爾瑪只是與供應商及其整個供應鏈中的其他供應商實時共享收銀交易中的信息。它向供應商提供低價但大量的貨品貿易，這是個令競爭暫停的優待關系。形式上，這些供應商是與沃爾瑪交易的不同公司，但在市場上交易的數量已經因此減少，以在彼此配合和縝密計劃下提高效率。沃爾瑪和它的供應商雖然是不同的公司，但在實踐中，卻仿佛是一間完全按照計劃整合在一起的公司。產品不是盲目地湧入沃爾瑪的庫存，而是隨著實時反應的消費需求信息來進行調動。用實時信息演進技術，沃爾瑪針對消費品設置的計劃模型有效地預期需求的動態。

另一種是基於訂單的計劃（order-based planning），也就是收到訂單後才開始生產。像思科（Cisco）這樣的信息技術IT公司，在為大公司生產路由器和其他技術的時候，采用的就是這種模式。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更大、更昂貴的工業或科技產品，也可以用這種根據訂單進行有生產計劃的做法。

另外還有一種方式則是根據實際生產目標，來決定投入多少原料的“投入產出分析”計劃型態，尤其適合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這種方式對於工人國家中的新興產業來說，將會非常受用。我們會問，為了拯救氣候和環境，那麽我們的急迫的計劃中，會需要建造多少風力發電機和太陽能板呢？我們需要多少投入？需要多少成本？能源、原料、教育和公共運輸，都是能夠采行這種“投入產出分析”的產業。以所有人都能獲得充分教育資源的師生比和班級規模，來決定我們需要多少學校和教師、又需要哪些資源。

透過長期監測需求或使用者數量的動態變化，就能制定投入產出的計劃，像是運輸網的乘客數量、接受不同教育形式青年數量的演變，或者它也可以用於工人國家希望優先發展的產業，來因應氣候災難的生態產業，或是將家務勞動變成公共的社會服務等。

民主的討論可用來決定在教育、醫療、文化、公共運輸、體育、基礎設施等方面分別投入多少比例的社會盈余。當然也要決定公共服務的預算，把常常落在女性肩上的無償家務勞動，轉變為社會化的免費托兒、公共社區餐廳、公共洗衣店等。從職場到區域性和全國性的民選會議中，工人國家由下至上的層面都將為此展開討論。對產業綱領和生產計劃的主要內容的反對聲音，能夠反映在工人的報刊和媒體。

各種經濟計劃方式和整合程度：“信息問題”的解決方案

根據產品或服務的性質，工人國家可以選擇不同形式的計劃。在某種程度上，這些計劃都可以繼承自資本主義，但需要移除資本主義專制的元素，並由民主工人的控制和管理來取代。職場、社區、學校的工人和青年組成的委員會以及區域性、產業性和全國性的民選代表，將管理經濟的關鍵產業。

原理上，“投入產出分析”可以廣泛應用於今天很多產品和服務。電腦在這個任務上能幫很多忙。但在現實中，這仍需要民主的討論，來決定計劃的類型以及如何實施工人的控制和管理。無論計劃是更加集中還是分散，工人的民主對於任何層面的經濟計劃都是至關重要的。集中起來制定的計劃，也需要產業部門工人、消費者，或原料工人之間的民主討論、修改和糾正。

產品種類繁多、高投入也高產出的產業，或許適合把計劃放到國有企業及其產業勞工委員會的層面上進行決策。但這樣的話，也需要采取制度措施來避免國有企業間的惡性競爭。有個具體的合理做法，是以產業為基礎來組織工人委員會、或地區產業委員會，討論在這種情況下的生產變化、將成功的產品的擴大到其他國有企業中進行生產、重新安排就業或工作時間等，並以工人的利益為核心。全國工人的代表應出席並參加這場民主辯論。當需要在公司或公司集團中通過投票做出決定時，馬克思主義者提出：公司本身的工人有1/3的投票權，工會或選舉產生的產業代表有1/3的投票權，工人政府有1/3的投票權，從而反映所有方面的利益。

這不僅是一個利用當今更先進的技術來實現計劃工作可能性的問題。如果沒有工人和使用者的不斷反饋，任何擁有大數據的電腦演算法都不可能變得有效。正如托洛斯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所說的：“在國有化的經濟之下，要提高品質，就要有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民主制度，要有批評和創意之自由──而這些條件卻與充滿畏懼、扯謊和諂諛的極權政制不能相容。”

一旦計劃經濟被劃分為幾個經濟產業，並且承包商與主要公司整合在一起，我們那麽在各產業要采用計劃生產的就不會是數千家，而更可能只是數百家。這些產業可以由產業代表進行集中計劃，也可以由國有企業的工人委員會進行計劃。在後一種情況下，這一過程需要由產業級的委員會來引導和管理，以維持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團結，避免陷入孤立的“自治”死胡同。

這樣子的角度改變了所謂“信息問題”的性質，這個問題往往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以及一些“市場社會主義者”）用令人混淆的方式呈現出來。用“成千上萬的公司生產成千上萬的產品”的概念，來制造“集中計劃”不可行的假象。我們說的不是單一巨大集中的“超級大腦”（或計劃機構）來處理每日數百萬過載的經濟決策信息。必須指出的是，大多數產品與其他產品之間不會相互影響。雖然某些產業之間可能有重疊，但我們可以將經濟劃分為相對獨立的不同部分。從而我們說的就是幾十個專門的規劃機構。此外，這些產業會因不同特性而有所不同地集中化。某些可以高度集中，比如公共交通計劃或鋼鐵生產。而另外的可以像消費品那樣比較零散化。

很明顯，不只是一個而是有數十個“計劃中心”，而且總體來說還有成千上萬個工人的大腦、眼睛和雙手，都參與在民主的計劃經濟中。在適當的水平上組織每個產業的生產，並采用最適合的計劃類型，將使計劃順利進行。現代技術將對這項任務提供巨大幫助。但民主工人的控制和管理對於一個健康的計劃經濟同樣至關重要。

傑瑞米柯賓

由於孤立無援加上缺乏工作與公共服務，暴力事件激增。檢疫與隔離迫使許多女性與施暴者生活在一起。在巴西，超過76%的受害者認識施暴者（例如是家庭成員）。暴力在封鎖中增加不只發生在巴西。封城期間，家庭暴力熱線的求助電話數在全球範圍內激增。例如意大利增長161％；阿根廷為30％；巴西40％；英國65％；突尼斯500％。

不僅是求助電話數量增加了，這還反映了實際暴力行為的增長。摩洛哥的英納吉爾（Ennakhil）求助熱線報告說，經濟暴力增加了60％，心理暴力增加了55％。伊拉克女性自由組織（OWFI）報告說，自封城以來，求助個案（主要來自年輕女性）翻了一番。巴勒斯坦被占領區的女性法律援助和咨詢中心報告說，在城市、農村地區和難民營的社會和法律咨詢增加了75％。糧食短缺和失業的直接結果是情緒、心理和經濟暴力增長。在洪都拉斯，越來越多的女性遭到殺害。日常生活的軍事化意味著警察對人民鎮壓生機，特別針對出門撿拾柴火和取水的女性。

暴力在所有國家都在增加

在2020年4月至5月的愛爾蘭首次封城期間，家庭暴力的個案增加了30％。一些極端恐怖的謀殺案突顯了這一點。30-40歲的女性以及老年女性尤其受到影響。在愛爾蘭，處理性別暴力的服務歷來被無視且預算不足：在2020年預算中，撥給賽狗比賽的預算就相當於所有制止家暴服務的預算！這對女性來說是巨大的危機：整個社會沒有能力支持女性擺脫虐待關系。在即將來臨的第二次封城期間，預計這種情況將進一步惡化。

在美國，有關家庭暴力的個案也激增，墮胎權也正遭侵蝕。同時，女性更可能不僅是疫癥期間的必要工作人員，也更容易面臨失業。在此基礎上，女性還擔負大部分因兒童在家增加的家務與育兒勞動。

4月，瑞典的女孩和青年庇護所的申請者增加了20％至40％。春季警方接獲的伴侶關系暴力事件比前一年並無增加，但目前看來秋季虐待女性的犯罪上升得更快。

在巴西，暴力侵害女性的行為成倍增加。一家百貨商店的記錄顯示，截至5月的一年，其在線應用程序所接獲的暴力案件數增加了450％。早在4月疫情初期，殺害女性的案件數已增長22％。

在英國，一般「正常情況」下每周平均會有兩名女性被現任或前任伴侶殺害。而在全國封城的前7周，就有26名女性和女童被其家庭成員殺害（大約是「正常情況」的兩倍）。自疫情以來，政府的國家家暴監督小組從未召開會議，這表明家暴的大規模增加並未受到重視。政府要求郵差和送貨司機「留意侵犯跡象」，但同時又認為擔負這個任務的工人是非必要勞動者！

在許多醫療資源緊缺的國家，墮胎被視為「非必要」醫療服務。許多女性只能「選擇」進行危險且昂貴的自助墮胎，或被迫生下不想要的孩子。這是在許多國家對合法墮胎權展開攻擊以外，針對女性的另一種國家暴力。

新殖民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機構的性侵醜聞：針對弱勢群體的暴力增加

9月29日有一份報告，詳細揭發了世界衛生組織（WHO）工作人員在2018年剛果民主共和國埃博拉病毒危機期間犯下的性侵犯。與世衛一起被指犯下這一罪行的其他機構和非政府組織，還包括國際醫療行動聯盟（ALIMA）、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國際醫療中心（IMC）、世界宣明會（World Vision）、樂施會（OXFAM）、無國界醫生組織（MSF）。許多當地女性被迫進行性行為以換取工作機會和食物。

女性的脆弱性由於疫情而加劇，最終被當作當權者（無論是個人、機構還是國家）的籌碼。他們最終都是利用虐待和暴力的處境維護自身利益。

這一醜聞揭發了帝國主義利益相關的機構在新殖民主義地區所謂社會救助的假象，他們真正的作用是強化殖民主義、控制和權力。這些機構只會加劇針對女性身體的暴力。

我們必須拒絕這類組織提出的錯誤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案除了點出問題外，完全無力保證工人階級女性的安全和生活條件。他們甚至無力爭取取消窮國的債務，制止帝國主義對他們的剝削，或是反制帝國主義施壓窮國放棄糧食補貼的情況。

民族主義與反動的進攻：對女性施暴的新面孔

由於全球局勢和中美貿易戰，世界各地的民族主義正在崛起。右翼民粹主義領袖和可憎的政客，例如特朗普、博索納羅、埃爾多安、普京、習近平等，推崇性別主義。連同嚴厲限制墮胎權的威脅（例如美國、波蘭、斯洛伐克等），反動派也提出了女性沒有對自己的身體的自主權的觀念。他們貶損女性的人格。隨著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受損，這等於給向女性施暴亮了綠燈，導致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增加。

這些極端的右翼政府向我們宣戰，打擊我們權利。有32個政府建立了反對墮胎權的聯盟。其中包括美國、巴西、埃及、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波蘭和匈牙利。這是反動派對世界上女權鬥爭浪潮的明確響應，並證明了國家暴力行為仍然是資本主義的統治策略。我們需要效仿波蘭工人階級的作法，以更多的鬥爭來應對。

集體鬥爭與組織才是出路

疫情遠未結束！在新殖民地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和印度，感染數以及對女性的暴力持續增加。

2016年至2020年間，我們目睹了許多由女性（大多是年輕女性）領導的街頭鬥爭，抗議各種影響著我們的性別歧視。這種鬥爭和抵抗的能量沒有消失。

本來就迫使成千上萬的女性上街的困難局勢，在疫情中進一步惡化。

為了捍衛成千上萬女性，特別是遭受眼下的暴力浪潮威脅的工人階級女性的生命時，我們需要再次采取這種抵抗策略。

8月23日，以色列爆發一場半小時的象征性女性罷工罷課，抗議一名16歲女孩遭受殘忍的輪暴。示威於8月20日至23日舉行，一直持續到深夜。示威者自發參加了特拉維夫以及海法的遊行，堵塞數條道路。青年和女性是這些運動中最活躍的，許多人是第一次參與鬥爭。

當#Metoo運動席卷世界各地時，即使在沒有反性別歧視運動的國家，它也對關於性侵害的輿論產生了重大影響。例如，在丹麥，這種議題的影響本來非常有限，直到美國電影制片人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被判入獄，關於合意性交、虐待和女權的討論才廣泛進行。10月初，#metoo運動開始在丹麥發展。在電影界，政界和其他幾個領域，都有女性挺身而出，講述她們遭受的侵害。成千上萬的丹麥人簽署了許多不同的請願書，呼籲關註幾個不同行業的職場性別歧視。

我們還看到世界許多地方，醫療工作者，尤其是女性，為爭取安全的工作條件和加薪而罷工。在尼日利亞，成千上萬的人走上街頭，反抗警察的野蠻行徑。在所有這些行動中，女性一直處於抗議的最前線。

為了終結暴力的社會主義綱領

聯合國在11月25日的官方活動的全球主題是「點亮橙色：募資、響應、預防、收集！」。他們呼籲大家穿橙色衣服，在窗戶上貼橙色海報。他們呼籲將把女性服務的預算納入政府的疫情援助計劃中，以應對不斷上升的暴力行為，維持基本服務，開展預防暴力行為的態度運動，並收集有關其嚴重程度的數據！說這是「雷聲大雨點小」都算客氣了。

我們不能依賴資本主義政府甚至NGO和自由派的活動。為了爭取可以在這場危機中挽救女性生命所必需的服務，我們需要的是工人階級和所有性別的窮人的群眾運動。

立足於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觀點之上，ISA呼籲所有女性圍繞確保捍衛我們生命的政策和直接行動，組織一次國際鬥爭和行動網絡。

但是，我們不僅是在爭取回歸疫情以前的「舊常態」。對於很多人來說，疫情之前的過去也是充滿痛苦的。我們需要超越僅僅關註眼前局勢的要求，為全世界的群眾爭取新的未來而奮鬥。

這些鬥爭的組織需要集體地和國際性地聯合起來。盡管每個國家在資本主義的組織和反應水平上存在差異，但不可否認的是，是同一個體制在侵犯我們。來自世界各地的女工和青年必須建立強大的反資本主義鬥爭，這是制止壓迫的唯一可行方案。我們認為，向所有反對暴力的女性提出一個比向統治者求救更積極的綱領是我們的職責：我們在此提出一個綱領直指問題的核心：資本主義制度。因為，過去的歷史經驗向我們證明，對於工人階級女性的要求，沒有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取得了比1917年俄國革命更大的進步。

在這樣的嚴重危機時刻，我們社會主義者明白，必須將立即采取的措施與新的鬥爭和要求結合起來，這些新的要求將使我們能夠建立一個運動，讓我們真正脫離這個壓迫和剝削的制度、這個無力保證大家生活與生命安全的制度！

在今年的國際消除對女性使用暴力日，我們呼籲建設社會主義女權運動，為ISA而鬥爭，以爭取終結對女性的暴力！以下是我們的傳單內容：

Ni Una Menos（一個都不能少）！我們不要再有人因為性別暴力而喪生；不再有人的精神健康或身體健康受害。我們要努力消除一切形式的性別暴力、虐待和騷擾，無論發生在何處：職場、家庭、學校、國家機構、街頭或是網絡上。

政客們努力拯救銀行和企業，但犧牲女性的性命。需要緊迫的應對這種暴力病毒的蔓延。我們需要立即增加公共支出，並指定政策制止針對女性的暴力。這應包括為身處暴力的女性兒童建造庇護所和支持網絡，為各地有需要的人提供專門的家暴和性暴力支持服務。精神衛生服務應提供受害者在當地可以獲取需要的咨詢和治療，以及對施暴者進行專門的心理評估和治療。每個人都要有基本生活工資和有保障的工作，以支持他們獨立的生活。

新冠肺炎疫情凸顯了把每個人的福利作為第一要務的根本需要。我們需要奪取資本主義精英的財富，為公共服務的大規模擴張提供資金；例如免費醫療與免費育兒服務。這個社會上有這麽多的工作需要做，根本沒有理由發生大規模失業。在縮短工作日，不降低工資，增加福利的條件下，我們應該創造綠色和對社會有益的工作。這樣足以根絕失業。

沒有人應該挨餓。由在地社群、工人組織、貧農和小農合作制定一項應對饑餓增加的緊急方案。這是重新規劃農業的第一步。我們必須終結產生流行病與饑餓的有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並建立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共有農業系統。

工人應當有安全的工作環境，不怕遭受感染、性騷擾和壓力。我們需要穩定的就業，讓勞工監督職場的健康和安全，以及增派人手以減輕工作壓力。

真正的租金控制和大規模公共住房：每個人都有權住在安全、可負擔房屋。將作為投資目標而閑置的空屋一律充公。

提供免費、優質、公立、政教分離的教育。以及漸進的、適合各年齡層的、包含LGBTQ在內的性教育，並重點教育什麽是雙方同意。

免費和容易獲得的避孕和墮胎服務。

工會和廠工代表必須領導一場真正的工會鬥爭，終結不穩定就業，為所有工人能夠賺取生活工資以及反對職場性騷擾而鬥爭。這種運動可以帶頭領導各種形式的鬥爭，包括性別歧視、仇女、種族歧視、對同性戀和跨性別人士的歧視。這可以建立一個聯合的工人階級運動。

終結法庭的性別歧視與檢討受害者的行為。受害者和犯罪者接觸的國家和福利部門人員都應接受有關性別暴力問題的培訓，以確保他們尊重申訴人和受害者。

傑瑞米柯賓

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的替代方案

生命和疾病是不可避免的。在任何形式的社會中，人類都容易碰到病毒和感染。（但不可否認，由於我們不斷侵占自然棲息地，流行病的發病率正在增加。）但是，我們可以控制的是，疾病可能造成的破壞和死亡的規模。

我們在上文中指出的食品供應問題，只是資本主義制度在應對全球大流行影響方面裝備不足的一個例子。

從嚴重的緊急醫療物資短缺，到百萬計的民眾負擔不起醫療服務或任何醫療保險。從低工資和缺乏帶薪休假，迫使數以百萬計的人帶病工作，到老板為了削減成本而拒絕為一線工人提供所需的個人保護設備。

這些因素百倍地加劇了這場危機，而這些絕非不可避免。這一切都是這個設計來最大化有錢人利潤，並犧牲我們其余人的健康和安全的制度之結果。

要避免這種程度的災難，我們需要在民主計劃的基礎上對社會進行大規模重組。我們需要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由民主選舉產生的工人委員會對我們如何運用社會資源做出關鍵決定。

這樣的社會由於許多原因，將有能力更好地應對這種重大疫情的危機。以下僅列舉少數：

相互合作來迅速滿足供應所需
美國醫務人員個人防護設備的短缺將帶來致命的後果。 世界衛生組織呼籲制造業和政府增加個人防護設備的生產，以滿足迫切需求。

通用電氣在麻省林恩（Lynn）的工人，在公司總部舉行抗議活動，要求目前閑置工廠用來生產使用所需的醫療用品。

在工人政府下，我們不需要這種抗議活動或向世衛請求。國內外工人代表將根據社會的需要辯論和決定生產和資源分配的一般優先事項。然後，每個行業的工人將討論並同意實施這些優先事項。

因此，當有對於呼吸機和口罩的確實需要時，工廠可以快速重整以集體生產這些產品。我們可以建立多用途工廠，以適應快速不斷變化的社會需求。在不考慮利潤的情況下，生產可以根據人們的需求而不是企業老板來決定。

滿足我們所需要的病毒檢測
雖然美國是一個全球經濟超級大國，但美國也受到新冠肺炎的爆發嚴重沖擊。當中很多原因，包括特朗普政權一度全面否認危機。此外，另一個關鍵原因是缺乏可用的檢測試劑，以及幾十年來削減開支造成的公共醫療系統的低承受能力。2月10日，特朗普宣布了他2021年的預算，包括進一步削減補充營養協助計劃（SNAP）、聯邦醫療補助和疾病控制中心（CDC）的開支，以及明年7月退出世衛組織（不再繳納會費）。

於個人、於社會，病毒檢測是控制病毒傳播的重要工具。對於醫療專業人員而言，對個體患者的檢測有利於準確快速治療計劃，包括實時隔離。它還可以識別已經與患者接觸的人——因此可以更準確地控制病毒的局部傳播。在宏觀層面，準確的檢測信息是繪制病毒傳播、傳染性和整體生命周期的重要工作。

在美國，特朗普政府沒有使用世衛已經在使用的檢測試劑盒，而是指示CDC開發自己的檢測試劑盒。然而CDC並沒有在疫情期間進行分配試劑盒和大規模篩檢的準備。當發現CDC的試劑盒有問題時，特朗普政府並不急於找到解決方案。特朗普政府拒絕使用世衛的試劑盒，置數百萬人的生命於危險之中，這顯然是個政治決定。

在工人政府和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上，醫學研究和技術掌握在公眾手中，來自各地的科學家（現在由於實驗室和大學關閉而被閑置）本可以共同開發精確的檢測設備以及疫苗。成千上萬的醫護人員與同非必要行業的工作者可以被派往每個小區中去建立病毒檢測站，進行真正的大規模檢測，這是遏制病毒傳播的重要第一步。這能讓醫護人員更好地了解病毒的所在位置，並進行病毒接觸者追蹤。這也需要全國成千上萬的勞動者，並且對於立即采取行動以限制蔓延並防止大規模的第二波感染至關重要。

如果采用這些方法，很可能就根本無需進行全面封城。社會主義社會將制定一項民主同意的應對病毒爆發的計劃，從而防止疫情升級到如此災難性的程度。但是，在資本主義造成的混亂的基礎上，僅有少數國家能夠免於實行封城。

我們應得的醫療服務
許多地區的醫院都擠滿了病患，醫護人員正以極其有限的防護設備來維持性命。

假如在工人政府的領導下，社會的優先事項將被重新決定。醫療保健將不再受到億萬富翁高管的操控，而在甚麽地方分配資源將由全國範圍的工人來決定。這將不僅限於全民醫療保險，或就醫時的單一支付者醫療系統。它將包括把醫院、制藥行業以及醫療設備公司等全部醫療保健產業置於公有制之下。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想象護士需要穿著垃圾袋工作，或這四名患者被迫共享一部呼吸機。

如果護士和醫護人員在決定醫院運作方面直接提出民主意見，那麽他們就不必乞求安全的保護配備或基本物資。高質量的醫療服務將是的社會優先事項，並旨在滿足人民的需要。因此，醫院將獲得充足的資金用於床位、訓練有素的人員以及必要的物資和設備。病患可以獲得免費而優質的治療，而醫護人員則可以在工作中經受少得多的感染或死亡的恐懼。

減少供應鏈的混亂
由於冠狀病毒，全球供應鏈處於混亂之中。鑒於資本主義供應鏈中有很多冗余和雜亂，這並不奇怪。正如我們在2019年8月刊登《氣候災害與為甚麽需要計劃經濟》一文中（Climate Catastrophe and the Case for a Planned Economy，暫只有英文版），用一個單一的例子說明了這一點：

「當一輛汽車被組裝時，幾乎每個組件都會不斷在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國之間進進出出，然後這些部件才會組裝成汽車。在美國生產的方向盤的金屬底座被送到墨西哥加工，然後送回美國，完全讓公司找到最便宜的材料和勞動力來制作最終產品。」

我們不同意民族主義的立場──認為整件產品都必須是「美國制造」。如果組件只在本地采購，我們不可能繼續開發所需的技術。 例如，智能手機充滿了鈷和鋰等貴金屬，而這些金屬只能從非洲或南美大量獲取。

我們絕非反對全球貿易，但主張為了人類和地球的利益，我們需要有效的全球貿易計劃。基於計劃經濟，將確定全球貿易的優先事項。如果可以在本地購買組件，應購買本地組件，以降低全球貿易對環境的影響，並普遍提高生產效率。

在相互合作的社會中，供應鏈將不會停頓下來，因為世界各地處於中間環節的工廠將無法提供一個零部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是現實，因為公司采用「及時生產」制度，並且依賴願意提供最便宜零件的供貨商。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生產過程基於合作而不是激烈的競爭，此時將有多個供貨商可以參與以滿足需要。

奮力戰鬥

如果社會為了我們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而運轉，我們本可以遏制這種病毒並防止全球疫癥大流行。我們不會因為老板沒有準許病假（大流行爆發以來，員工不足500人的公司需要提供兩周的病假），或者我們沒有足夠的積蓄、手停口停而被迫工作。我們不會在超級富豪躲在自己的豪宅裏之際，其他人卻沒有基本的安全用品而自生自滅。我們不必減少食物支出來付房租。

我們需要結束超級富豪的統治，擺脫他們犧牲我們去不顧一切地逐利。我們需要將代表富豪利益的政府撤換掉，並換上由勞動人民政府組成、為勞動人民發聲的工人政府。我們需要一個由國際、國內和各行業的工人委員會民主地做決定的社會。

在這場全球疫癥大流行的盡頭，全世界可能會有上百萬的人喪生，他們是被這個蔑視他們生命的制度所殺害。為了他們，我們將奮力戰鬥，爭取社會主義的未來。

只有社會主義女權主義才能制止資本主義暴力！

11月25日是「國際消除對女性使用暴力日」。這個紀念日始於1981年，以紀念多米尼加共和國特魯希略（Trujillo）軍事獨裁政權殺害民主與女權鬥士米拉瓦爾（Mirabal）三姐妹。對我們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來說，終結針對女性的暴力之鬥爭，同時也必須是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各種暴力之所以發生，是因為這個社會模式允許其滋生，而這種社會模式合理化一種次等、脆弱的女性的形象，並最終貶低她們的人格。

這並不使我們感到驚訝，因為資本主義需要維持一種「傳統」家庭和模範，以剝削女性的勞動，尤其是無償勞動。同時，資本主義需要制造分化和等級制度，令特定人群易受攻擊，這樣才方便以維護體制之名為各種暴力辯護。

在紀念日前夕，我們看到在印度、土耳其、波蘭、愛爾蘭和其他國家，都有針對女性的攻擊，以及女性的集體反抗。在印度北方邦發生的年輕的達利特（Dalit，印度種姓制度中的最低階層）女性遭到輪暴與殘殺的事件引發了印度各地的抗議活動。在一系列的連續抗議之後，波蘭女性在10月24日組織了反對限制墮胎（這條禁令實際上會禁止98％的合法墮胎）的大規模抗議，因為這是侵犯了女性對自己身體的已經有限的自主權。這場運動是波蘭幾十年來最大的抗議行動，並且是由年輕女性領導、動員及激發了所有性別的工人階級參與。

在愛爾蘭，教會最近被揭發強迫單親媽媽與孩子分離的醜聞。僅在30年前（1980年代），就有數百名嬰兒被教會奪走。證明這一罪行的報告在10月得以公開。這反映了在全球組織起抗爭來終結針對女性的暴力之緊迫性！

資本主義是個危機中的制度

今年以來面對疫情，資本主義社會的反應只是讓經濟崩潰、讓工人和窮人付出最慘重的代價，甚至試圖收回女性數十年來爭取到的權利。甚至連那些長期以來一直宣稱資本主義制度讓女性可以以自己的努力漸進改善生活的親資機構都不得不承認女性權利大倒退的威脅。單是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對資本主義宣判死刑。

2020年第二季度，世界經濟下滑了10％，世界貿易下降了27％。全球失去的有薪工時相當於5億個全職工作。同時，由於在家上學和衛生體系超負荷，女性主要負責的無償勞動時間增加了。女性的工作尤其容易遭受危險，因為受疫情危機影響最嚴重的部門（零售、服務業等）中女性工作者的比例很高。在新殖民主義地區，情況更加嚴峻，因為大多數女性在非正規經濟中工作，缺少合法的社保或健保。經濟危機和疫情的結合使她們各方面的處境更加危險，包括使她們更容易遭受暴力和侵犯。

政客們處理新冠肺炎危機的方式，使得今年全球饑餓人口翻了一倍。早在幾年前，世界上的饑餓人數已經開始回升，不久將達到約10億人。難民也在增加，人數創下新高。這其中最受其害的也會是女性，因為是她們在新殖民主義地區往往負責獲取食物和食水。她們也是最脆弱的難民，和人口販運的受害者。

只有為社會主義社會鬥爭才能擺脫這種荒謬的邏輯制度，並建立起新社會關系的條件，從而消除對女性的暴力。讓我們一同為此奮鬥吧！

疫情與暴力的揭露

疫情讓女性更加處於抗爭的最前線。官方數據顯示，全球醫療工作者逾2/3是女性。在許多國家，大部分黑人和其他弱勢女性（例如移民和原住民）從事護理工作，她們也是家庭的經濟支柱。

已有許多證據顯示，疫情期間家暴事件在不斷增加。封城之下，女性和其他受害者被迫與施暴者更近距離接觸，施暴者可以更輕易監控她們的行動並防止她們對外求救。可負擔住房和社工幫助在疫情之前就已經缺乏，而在疫情之下這會造成更致命的影響。女性在職場和家庭裏也都承受著疫情的暴力沖擊。

一件有趣但也悲哀的事情是，世界銀行在2020年10月提醒各界註意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矛盾的是，正是世界銀行等勢力推行的以市場與商業利益掛帥的緊縮政策削減了醫療、教育資源，削弱了各國應對疫情的能力。

我們絕不幻想那些一直以來默許並維持對女性的暴力的勢力，可以解決女性受壓迫的現狀。資本主義的本質，隨著疫情而赤裸裸地暴露出來。

女性，特別是職業女性遭受的暴力、侵犯和精神疾病案件增加，證明了這種社會制度無法保證大多數人的安全生活。我們知道自由派、親資本主義的女權主義者也在處理對女性的暴力問題。我們當然樂見這一問題得到更廣泛的認識，但我們認為這些自由派、親資本主義勢力也必須對造成暴力的政治制度負責。因此，這些人不是我們對抗這個問題的盟友，而是問題的一部分。

可怕的數據

聯合國統計顯示，2019年全球有17.8％的女性遭受身體或性暴力：僅過去一年，就有五分之一的女性受到伴侶，前伴侶或家人的暴力行為。暴力是指包括無論身體、心理、性關系或是情感上的各種侵犯行為。

傑瑞米柯賓

凱恩斯主義與社會主義

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即使是右翼政府也越來越多地采用凱恩斯主義措施，這暴露了統治階級的虛偽。當伯尼•桑德斯呼籲實行全民醫保時，喬·拜登和其他親財團民主黨人不斷地反駁他：「你錢從哪裏來？」但當美聯儲想把最近為企業和各州提供的2.3萬億美元援助計劃中的一部分用於股票和垃圾債券，以支撐金融市場時，沒有人問他們錢從哪裏來。如果你能找到拯救大企業的錢，為什麽不能找到拯救勞動人民的錢？

然而，雖然凱恩斯主義的措施包括商業刺激，但也包括社會福利計劃。凱恩斯的思想在左翼改良派中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支持，他們是真正想為工人階級利益而戰的活動家。一些人，比如桑德斯，將凱恩斯的政策視為「民主社會主義 」的例子，並以出北歐的福利國家為例，然而這些國家也遭新自由主義所侵蝕。另一些人則承認凱恩斯主義政策仍然沒有廢除資本主義，但認為這種政策是用和平方式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的一種手段。不管是哪種情況，這些左翼凱恩斯主義者都是用凱恩斯本人同樣的視角來看待資本主義及其危機，把危機完全歸咎於新自由資本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本身。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看法則不同於他們。

資本主義的邏輯總是會導致資本的過度積累和生產過剩，進而產生危機。社會擁有過多的財富會造成下崗和貧困。這些財富是工人階級創造的，卻被資本家占有，實在荒謬。社會主義者正是想用計劃經濟解決這種被「閑置」的工人被自己創造的財富所包圍的矛盾。在計劃經濟下，大企業被工人收為民主公有，我們就可以把經濟的方向調整為為使用價值而生產，而不是為盈利而生產，從而避免生產過剩。如果需要減產，掙脫利潤導向的社會主義經濟可以簡單地對工人進行再培訓，或者減少每周的工作時間，以維持工人的充分就業，而不降低工人的收入，由現代生產創造的巨大財富支付，而這些財富現在卻被囤積在1%的人手中。

凱恩斯主義從根本上說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試圖從自身拯救資本主義。 而且即使能夠完全運用左翼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它也會保持資本主義制度的完整，不過是有更多的規章制度、社會服務和一些國有部門罷了。這並非對凱恩斯主義「不夠激進 」的道德批判。對工人階級有利的改革也會削減大企業的利潤，這意味著這些改革不斷遭受為了資本家的利潤而被蠶食或取消的危險。

當桑德斯在辯論中提出全民醫保的必要性時，拜登的響應是說，意大利有公營醫療系統，但未能充分應對新冠病毒危機。我們並不認同拜登反對「全民醫保」的立場，但事實是，從2001年開始，意大利就對國家醫療體系挖空心思進行改造，目的是將其變成私人醫療的盈利附屬品。我們應該爭取像「全民醫保」這樣的改良，但我們不只是要改良，還要將整個醫療行業、最終將主宰全球經濟的所有大公司和銀行收歸公有。

馬克思主義者雖然反對改良主義，但並不反對爭取改良的鬥爭。馬克思主義者會為改良而奮戰，這是俄國革命者托洛茨基稱之為「過渡綱領」的一部分。這需要在現時意識與明白轉向社會主義的必要之間架起一座橋梁。我們為爭取立即使工人階級受益的改良而奮鬥，從提高最低工資到租金管制到提高對大企業的稅收。我們還提出了超越資本主義的要求，例如將能源行業和大銀行置於公有制之下，采取工人民主控制計劃經濟。但是我們用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動員來爭取這些改良。說服資本家采取巧妙的貨幣手段或政策手段是行不通的。

此外，我們還指出任何改良的局限性，以及進一步發展的必要性。在我們針對新冠病毒危機的綱領中，我們呼籲：「為所有在必要部門工作的工人提供辛勞津貼；如果工人因大流行或經濟衰退而失業，他麽要擁有全薪；凍結所有房租和抵押貸款；安置無家可歸者的緊急計劃；重新開放關閉的醫院；接管空蕩的建築物，建立免費的醫療診所；大規模加快培訓和雇用醫務人員；接管拒絕遵守安全標準的工作場所。」這樣的需求將對危機的立即響應，與在工人民主的控制和管理下，將整個經濟置於公有制的需要聯系在一起。

解決資本主義危機的唯一明確方法，是把500家最大企業置於公有，和對經濟進行民主和合理的規劃。必須排除追逐利潤的動機，並且只有工人和消費者的民主決定才能平衡支出和收入，以保證生產符合社會需要。這樣的社會主義計劃可以使我們人人享有體面的生活水平，合理地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並解決資本主義社會所面臨的危機。

社會主義者對“加速主義”的立場

2020年以來，“加速主義”思潮在中國網絡上興起，指縱容或鼓勵習近平強化威權內政、“戰狼”外交等政策，令中共政權更快陷入內外交困，期待它會更早倒台，以迎來社會變革（包括體制崩潰）。

“加速主義”得以流行，源於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日趨強硬的高壓統治和階級壓迫，反映了群眾的憤怒情緒開始一定程度轉化為革命的意識，感到自己反正一無所有，沒有什麽可以失去。

習近平任內廢除國家主席連任限制；加強言論審查與社會監控，清洗少數民族，搞個人崇拜，種種作為，被越來越多的反中共人士形容為“倒車”。即使從統治階級的利益角度來看，習近平的強硬政策往往是自損利益，為統治制造不必要的麻煩，就如自掘墳墓。

“加速倒車”

自新冠肺炎爆發以來，中國經濟受到顯著沖擊，近千萬待就業的大學畢業生，再加上“疫情吹哨人”李文亮醫生過世、南方水災，“加速主義”也已經從一種戲謔的自我安慰，變成一種認真的想法。

隨著“倒車”的進行，民間對中共的不滿亦與日俱增。但在中國的高科技威權體制下，群眾直接表達異見的空間極為有限，組織實體抗議亦面臨嚴厲鎮壓。加速主義的興起亦反映群眾的無力感，意味著群眾尚未有充足信心徹底改變命運，其革命意識仍未有清晰的輪廓和方向，尚未找到取代極權資本主義的政治方案。這使加速主義之中同時混雜著進步和反動的元素。

現今“加速主義”，與歷史上某些思潮有不謀而合之處。1904-1905年日俄戰爭期間，俄國社會主義者和一大部分資產階級自由派都主張“失敗主義”，即希望俄羅斯帝國在日俄戰爭中落敗、折損其軍事力量，令國內群眾不滿而爆發革命，盡速終結沙皇統治。俄國落敗確實成為了1905年革命的導火線，為之後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埋下伏筆。

而在2019年爆發的香港抗暴運動中，“攬炒”（粵語，意為同歸於盡）成為一些感到絕望的示威者的主張：他們認為，事情在變好之前，需要先變得足夠壞，因此會認為只要抗爭能制造社會混亂、使經濟衰退，並且支持美國制裁香港，就會自動加速政權倒台。這意識與內地的加速主義有很多相似之處。

然而，“加速主義”思潮也有很明顯的問題。首先，“加速主義”想要中共政權持續升級在國內的高壓政策，認為反中共人士只需要縱容或者煽風點火就好，實質上就是坐等革命形勢到來。這反倒令日常群眾運動出現一種積消極不抵抗的情緒，甚至有這一危險——將爭取當前的改良鬥爭和革命任務對立起來。例如香港抗暴運動的攬炒派就認為應棄守立法會，也抗拒在運動中加入工人階級的經濟要求——因為這些問題在革命來到、中共倒台時就會自動迎刃而解。馬克思主義者主張為日常的工人要求而鬥爭，從中爭取工人階級到革命旗幟下，使他們明白到為什麽要推翻現行體制。

經濟危機和外國制裁無疑使習政權陷入空前的危機。但經濟困境對工人階級意識產生的影響是兩面性的。一方面它可以使工人階級的生活倒退而激起憤怒，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工人階級對前景感到絕望而失去反抗的信心。這就是為什麽工人需要組織工會來團結鬥爭，也需要一個革命黨來領導其政治行動。香港攬炒派一味為經濟倒退而鼓掌，卻沒有意識到組織工人反抗的需要。

在國安法通過以來，香港的群眾運動陷入了困難時期。固然中共政權的統治越來越不穩定，但欠缺組織和領導的抗爭運動因為難以抵抗嚴厲的鎮壓，而運動陷入迷失和低潮。香港的“攬炒派”卻單方面看到現在是純粹的革命時期，因此不認為需要糾正運動的弱點，而只需要堅持下去就會自動勝利。現在需要改善整場鬥爭的綱領和方向，團結內地群眾反抗、制訂反資本主義的經濟要求、將無大台的零散沖擊變成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運動，等等。

由於盼望中共對外繼續“戰狼”外交、從而在國際上四面楚歌，“加速主義”也會為群眾帶來帝國主義幻想，例如在美國總統大選中支持特朗普，並為此回避種族主義等議題，甚至汙蔑“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議背後有中共支持雲雲，這樣反而落親中共方面的口實，並難以團結廣大中國及海外工人群眾。

積極的方向

總的來說，攬炒派的想法簡化了革命的進程。首先沒有政權會陷入一場最終危機而自動倒台，革命運動必須依靠工人階級積極和自覺的行動，創立新的制度以取代舊有統治制度，否則深陷危機的政權可以通過鎮壓反對力量和發動戰爭、甚至內部發生政變奪權，從而挽救舊有制度。因此，當政權面臨一場危機時，革命與反革命會同時加速來臨，唯有一個強大的工人階級革命政黨，以正確的綱領和戰術領導革命，才能確保革命會戰勝反革命。

1914-1918年一戰期間，列寧曾提出革命的階級也要采取反對本國資產階級政府的行動，以促成資產階級政府的失敗——即“革命失敗主義”立場。類似地，我們呼籲“革命加速主義”——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來，即使在當前只能以地下形式進行，還是有可能實現的。當革命情勢到來之時，用革命社會主義綱領、在工人階級領導下，推翻中共獨裁！

資本主義與新冠肺炎：為什麽我們需要計劃經濟？

資本主義就像一座紙牌屋。不協調的供應鏈、對零部件的瘋狂競爭、研究和技術上的藏私——資本主義制度的每一個環節都有弱點和漏洞。

新冠肺炎的大流行，以及醞釀了十年的經濟危機，讓這個紙牌屋轟然倒塌。正如《紐約時報》(2020年4月10日)在報導全球供應鏈的崩潰時所描述：

「在一些港口，貨物堆積如山，而其他地方的集裝箱船卻空空如也。奶農在傾倒牛奶，而雜貨店的貨架則被挑得精光的。」

GEP（一家為埃克森美孚和沃爾瑪等大公司提供供應鏈軟件和戰略支持的公司）咨詢服務副總裁Mike Jette預測，具有國際供應鏈的大公司很可能會在3個月後遭遇最大沖擊。

當前，我們面臨著以下關鍵商品的潛在危險短缺：食品、藥品、衛生紙和某些電子產品。這不是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源，也不是因為我們缺乏生產更多產品的能力。這是因為公司和整個行業都在忙於重組圍繞尋找最便宜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勞動力而建立的供應鏈。

食品供應崩潰

凸顯這個問題的荒誕，目前有堆積如山的食物被批發生產商廢棄浪費掉，而雜貨店的貨架和食物銀行卻空空如也。

據《衛報》（2020年4月9日）報導：「美國種植的食物中，大約有一半以前是要供餐館、學校、體育場、主題公園和遊輪使用的。」

種植和生產的食物很多，但需求的性質已經改變。由於大型聚會暫停，工業廚房被關閉，農民們爭先恐後地為他們過剩的食物尋找買家。盡管農民們一再提出要求，但美國農業部沒有介入購買多余的食物。現在業內人士一致認為，食物短缺有可能即將到來。

聯邦政府和國家政府沒有協調反應進行幹預，購買額外的作物，並將其分配到需求的需求，因此百萬公斤計的新鮮食物就是這樣被浪費。這一切都揭穿了市場「無形之手」的神話，並揭示這將帶來致命的後果。

傑瑞米柯賓

說得更明確清楚一點，如果我不曾在1917年出現在聖彼得堡，那麼在列寧在場並指揮的情況下，十月革命仍然會發生。如果列寧和我都不曾在場，就不會有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將會阻止它的發生，對此我絲毫沒有懷疑！如果列寧不在聖彼得堡，我懷疑我是否能夠克服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的抵制，這些領導份子與『托洛茨基主義』（即無產階級革命）的鬥爭會從1917年5月就開始，於是就很難確保當時這場革命的成功結局。

但我重複一遍，如果列寧的存在，無論如何十月革命將是勝利的。內戰雖然可以說是第一次，特別是在辛比爾斯克（Simbirsk）和喀山（Kazan）陷落之時，但總的來說，也是可以這樣說的，列寧動搖了，並被疑惑所困擾，但這無疑是一種過渡時期的情緒，當時列寧的心情除了我以外他可能沒有和人講過。

因此，即使在1917年至1921年之間，我的作品談不上「不可或缺」。但是，從我的眼光來看，現在我的作品是「不可或缺的」。這主張一點也不自大。兩個國際組織的瓦解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而它們是這些國際組織的領導人都沒有能力解決的。我個人命運的變遷使我面對了這個問題，並為我提供了處理這一問題的重要經驗。

現在，除了我以外，沒有人可以執行以第二和第三國際領導為前車之鑑的革命方法，來武裝新一代的使命。我完全同意列寧（或者更確切地說，屠格涅夫）的觀點。最糟糕的惡行是活過55歲！我至少需要再進行大約五年的不間斷工作才能確保將這份能力傳承下去。」

凱恩斯主義與資本主義危機

當前的經濟危機或許是由於新冠肺炎大流行觸發的，但其根源在於資本主義更深層次的危機，而這可以追溯到2008-9年的金融危機。這場持續的危機暴露了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失敗，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無限制利伯維爾場政策。對於工人階級來說，這場衰退更強烈地指向了社會主義變革的必要性。但是對於統治階級來說，危機迫使他們以完全違背「利伯維爾場」正統觀念的方式幹預經濟。這包括把錢直接放進勞動人民的口袋，來支撐需求的所謂「凱恩斯主義」措施。

4月3日，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長期捍衛者《金融時報》編輯部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後呼籲進行「激進的改革」，明確了向凱恩斯主義措施的轉變：「政府將不得不在經濟中更積極發揮作用。它們必須將公共服務視為投資而不是負債，並想辦法讓勞動力市場更有保障。再分配將再次被提上議程；老人和富人的特權會受到質疑。直到最近才不被視為古怪的政策，如基本收入和財富稅，將不得不被納入其中。」

在最新一輪危機中，國家幹預的情況比2008-9年更為明顯。在幾周的時間裏，美國國會通過的政府財政刺激措施的規模已逾GDP的10%。相比之下，2008年的救市措施花了幾個月才通過，而且規模「僅僅」相當於GDP的5%。當然，絕大多數的「刺激措施」都是對銀行和美國企業的救助。正如我們在其他地方所討論的那樣，危機已經揭示了企業在10年前的救市行動之後是如何大肆舉債的。這就反映了資本主義的一個潛在弱點，而這弱點有可能造成一場超大規模的金融危機。然而，新冠病毒檢疫首先令消費支出大幅下降，而已經裁減了數百萬工人的資本家現在期望政府用刺激支票和擴大失業救濟來彌補需求的不足。

這類措施不只是美國在采取，在英國，約翰遜（Boris Johnson）的保守黨政府實施了一項計劃，給失業工人補貼80%的工資，最高可達25000英鎊。歐洲央行取消了對歐盟成員國的支出限制。

為什麽資本主義政府，包括昨天還在執行嚴厲的緊縮措施的政府，會突然向工人派錢？這些措施將走向何方？ 這些支票能夠刺激經濟並阻止危機的發生嗎？為了搞清楚這種180度大轉變，社會主義者需要了解什麽是凱恩斯主義。雖然凱恩斯主義常常是1930年代羅斯福新政的代名詞，但凱恩斯主義並不等同於社會福利，而是代表了一種對資本主義經濟如何運作有特定理解的世界觀。

什麽是凱恩斯主義？

凱恩斯主義是一個資產階級經濟學派，認為資本主義經濟是所有支出的總和，當中分為四個部門：消費、政府支出、商業投資和凈出口。經濟衰退被認為是其中一個部門拒絕支出，而解決的辦法則是讓另一個部門增加支出。為了防止危機，政府可以調整各種經濟杠桿，比如降低利率來刺激消費，或者直接用財政支出來幹預。凱恩斯主義者會把當前的危機定性為生產下降加上「企業投資和自主消費的下降」，在出口部門無法接力的情況下，政府的刺激措施就成了補救措施。

這些措施的真正目的不是為了幫助勞動者，而是把拯救企業放在首位。正如凱恩斯在1931年所說：「如果我們的目標是補救失業，顯然，我們必須首先使企業更有利可圖。」雖然最近為刺激經濟的支票是工人購買必需品和支付房租的生命線，但即使它們不足以滿足工人，對統治階級來說，這也並不是它們的主要目的。政府發放經濟刺激支票，是為了讓勞動者可以通過消費把這筆錢還給企業。但與此同時，擁有巨額赤字缺口的州政府正準備大規模削減社會開支。刺激措施將是暫時性的，統治階級會想盡一切辦法把這場危機的成本轉嫁到工人階級的身上。

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大蕭條時期首次發展了他的理論框架。鑒於當時流行的正統經濟理論無法解釋危機或無法提出政策解決方案，因此統治階級實用主義地轉向了凱恩斯主義。小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FDR）於1932年發起削減預算運動，但現實迫使他轉向，並於1933年實施新政，以向貧困人口提供急需的就業機會，但其工資水平還是很低。從1934年開始，資本家還面臨著歷史性的罷工浪潮，令數百萬產業工人加入工會。為了保護自己的制度不受工人運動威脅，統治階級做出了讓步。

然而，新政未能帶來持續的經濟覆蘇，美國在1937年至1938年再次陷入衰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家主導的戰爭生產和大規模的資本被毀滅，創造了新的領域以實現有利可圖的投資並允許資本主義恢覆。

結構性凱恩斯主義

戰後，統治階級（主要是西歐的，但也包括美國的）在政治上被迫采取「結構性凱恩斯主義」政策，建立廣泛的社會福利體系。數以百萬計返歸的工人階級士兵在大蕭條中幸存下來，然後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煉獄戰鬥，這使他們的政府清楚地意識到，情況已經不可能恢覆到從前那樣。在歐洲，傳統資產階級由於與法西斯主義的合作，面對經濟崩潰已經失去信譽，而不得不采取替代手段來抵禦來自蘇聯的政治威脅。

凱恩斯主義還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在世界經濟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布雷頓森林體系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1971年持續嚴格管制的國際貨幣秩序。從本質上講，所有國際貨幣都與美元掛勾，而凱恩斯作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倡議者和一位經濟民族主義者，對此激烈反對，因為他想將世界貿易與英鎊掛勾。這樣做原本應該控制成員國的通貨膨脹和利率，以幫助全球經濟增長，但要以各國中央銀行喪失一定的貨幣自主權為代價。

由於國際社會很快接受了在需要重新啟動崩潰的經濟的情況下進行的國家幹預，凱恩斯主義者可以在一些先進國家實施「產業政策」，以國家規劃的要素來激勵國家工業的發展。以今天的標準來看，這些措施固然是激進的，但其目標首先是協助重新啟動利潤機器。實際上，利用產業政策、大規模社會支出和國際貿易機構作為經濟杠桿，凱恩斯主義者風行於1950至1970年代。似乎凱恩斯主義已經掌控了經濟興衰的周期。

對經濟杠桿的調整產生了影響，但長期繁榮背後的主要物質因素是二戰中資本的毀滅、美帝國主義的統治壓制了各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競爭、人口的快速增長、新的生產技術的發明，以及更多女性進入勞動大軍。資產階級在大多數時候都竭力反對為社會支出增稅，或限制資本的使用和流動，但在經濟空前擴張的時代，他們還可以暫時容忍這兩種情況。

但這個繁榮不是可持續的。在「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後期，生產力的增長開始放緩。資本主義具有「過度積累」（過度生產）工業資本的固有趨勢，因為它將更多的機械引入生產中，這增加了成本開銷，並且產出的增長快於社會吸收能力，從而降低了獲利能力。戰後的景氣顯示出這種趨勢，並在1973年結束，因為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受到了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石油禁運影響，出現嚴重的能源短缺並引發了嚴重的衰退。

凱恩斯主義的政策無法通過降低利率來克服物質短缺，結果是通貨膨脹率上升。美帝國主義戰爭機器在越南的海量支出也造成過高的通貨膨脹率，而對於經濟增長沒有任何幫助。停滯的增長和通貨膨脹的結合——被稱為經濟「滯脹」——嚴重削弱了凱恩斯主義在統治階級的風行地位。資產階級最終放棄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削減社會支出，轉向了新自由主義。

盡管今天的危機規模很大，過去40年中在世界舞台上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義模式遭到否定，但這並不意味著統治階級能夠或將回到結構性的凱恩斯主義。繁榮的經濟，各國資產階級之間緊密協調，這些必要的社會條件已經不存在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凱恩斯主義將更像1930年代的臨時措施，因為我們正在走向世界經濟的深度衰退和帝國主義（特別是中美兩國）之間的競爭。當然，面對群眾的壓力或革命的威脅，統治階級還是可以做出很大的讓步。

問題在於新自由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本身？

自1970年代危機以來，統治階級將其經濟方針從凱恩斯主義轉向新自由主義，這是資本主義的特別寄生形式。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的定義是將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限制在保護利伯維爾場和私有財產上。實際上，新自由主義的特征是公共服務大規模私有化、國際市場對自由貿易的開放、穩定貨幣和債務以及對工人階級的赤裸裸的階級戰爭。它的特征還在於金融資本的作用不斷增加以及信貸的大規模擴張。所有這些都代表著對利潤率問題的一定解決方案，但只是堆積矛盾，而矛盾造成的問題在某個階段不可避免地會爆發。

凱恩斯主義的擁護者，尤其是左翼，將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描繪為貪婪或無知的產物。隨著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陷入危機，這種情緒自2008年以來已經增強。 但是，統治階級采取了新自由主義來應對凱恩斯主義在1970年代自身的危機，因為當時實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陷入利潤率下降、「滯脹」、企業無法找到獲利投資因而破產等問題。

新自由主義用大量的投機活動來恢覆盈利能力，采取減稅和私有化來攻擊國有部門，同時提高生產速度、延長工時和削減工資來急劇提高對工人的剝削率。這些都沒有解決2000年後在美國再現的生產力增長率下降的問題，這也是當前危機的一個關鍵的根本因素。

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如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認為不受監管的市場以及作為新自由主義關鍵特征的自由放任制度（而不是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是危機的根源。他們指出，2008-09年之後，（在歐洲尤為明顯）傳統政客的緊縮狂熱未能使經濟恢覆健康。

衰退中的制度

在這裏，我們需要指出馬克思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一個關鍵區別。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在長期是處於衰落狀態。在18、19世紀，資本主義導致了人類生產力空前的大規模成長。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民族國家與世界經濟在和諧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的結果。兩次戰爭之間的時期，根本的危機沒有得到解決——表現於經濟停滯不前，社會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徘徊。戰後的繁榮是一個特殊的階段。1970年代的生產力放緩和盈利危機，是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制度重新開始長期衰退的開始。

凱恩斯主義者認為，這一制度並沒有衰退、可以修正。他們將危機視為「消費不足」、工人工資的下降和生活水平的下滑降低了需求，使企業無法出售其產品的結果。這個過程，在馬克思主義術語中是「實現危機」，當然是引起危機的原因。但這不是全部原因。

在經濟不景氣期間，經濟的其中一個部門拒絕或無法投資於生產。這通常導致生產和經濟活動的下降，從而導致工作機會的喪失和工人階級生活水平的下降。企業萎縮或破產，工人階級面臨日益嚴重的貧困和失業。這種現實構成了凱恩斯主義的消費不足理論的基礎，即工人沒有為使企業盈利而花費足夠的錢。凱恩斯主義者認為，如果國家幹預可以刺激需求，投資將恢覆，資本主義的危機將得以規避。

片面觀點。凱恩斯主義從表面上將經濟視為一個會計實體，要修正一個部門的負數，只需要簡單地在另一個部門填補上空缺。它不能對於「為什麽企業周期性地拒絕一次全部投資生產的原因」這個問題作出解答。馬克思主義者理解這是因為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是由逐鹿爭奪利潤的競爭所驅使的，所以企業過度生產商品和資本，導致市場陷入飽和。

即使在最近的經濟覆蘇期間，企業在擴大生產方面的投資回報也越來越少。例如，企業將其利潤大量投入到包括購買股票在內的金融賭場中。在當前的危機中，我們看到蘋果公司像2019年那樣聚積了超過2000億美元的現金，卻無法找到有利可圖的投資。這再次表明了生產率增長的長期危機，以及資本主義無法像過去（特別是戰後繁榮時期）那樣真正擴大生產力。如果公司在近期「繁榮」時拒絕投資，為什麽凱恩斯主義的在蕭條中給他們更多錢的政策會使他們投資呢？

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都是針對資本主義面臨的不同危機而發展起來的。而兩者都未能長期穩定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即如何才能使我們擺脫當前的危機。

凱恩斯主義可以解決危機嗎？

政府支出可以在有限的範圍內刺激需求，並可以解決資本主義危機的某些交互方面。新政為數百萬美國工人提供了急需的就業和救濟。今天，在新冠病毒帶來的封城措施直接影響下，某些政府支出可以緩解危機的最嚴重方面。

但這些支出的作用有限。同樣，羅斯福的新政只有在擁有美元等強勢貨幣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才能實現，而亦不能單靠這樣來擺脫經濟蕭條。二戰後造成的巨大破壞，加上其他條件，才造就了戰後的景氣。解決當前蕭條的一個明顯問題是，在沒有戰爭或自然災害對資本造成如此破壞下，怎樣可以讓這樣的經濟景氣重現。

我們現在在美國可能見到的是，務實而不情願地采取凱恩斯主義，但同時實行嚴厲緊縮，甚至可能實行私有化。在政府頒布刺激措施的同時，各州也威脅要大幅削減社會服務，而共和黨人顯然傾心於郵局破產的想法。

從長遠來看，凱恩斯主義無法為這場危機提供解決方案。向經濟註入數萬億美元並不會消除對於飽和市場投資的阻礙。2.2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措施暫時平息了金融市場，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現在已放棄了有關迅速呈「V」形覆蘇的完全不切實際的說法。

日本最近在30年政策中的經驗，進一步證明了凱恩斯主義無力解決嚴重的資本主義危機。1990年代初，隨著日本經濟停滯不前，日本政府采取了公共工程項目、降低利率和其他凱恩斯主義措施，直到2000年代初實行緊縮政策，這一舉措一直持續到今天。以累積世界上最高的債務與GDP比率為代價，日本的凱恩斯主義措施在過去的30年中僅實現了1%的年均實質GDP成長，期間還伴隨短暫的經濟衰退。前首相安倍晉三一直在實行自己的右翼凱恩斯主義，即「安倍經濟學」——將放松管制和反勞工法與向公司派錢結合在一起。所有這些完全無法恢覆持續的成長，反而使工人轉向了不穩定、兼職或零工。在安倍晉三的右翼政策下，凱恩斯主義的社會和基礎設施支出已幫助避免的深刻的社會危機或新的階級鬥爭恐將重新點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