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or=var(--color-matters-green)]从“重庆模式”到强国心态——习时代的“消极革命”如何重塑中国政治今天的政治秩序,依然秉持“威权”和“新自由主义”,但却不能说是完全“去政治化”的了——相反,拜“重庆模式”所赐,现体制已经灵活掌握了众多“再政治化”的动员技术。
吉汉
2020-08-12 端传媒
插图:Rosa Lee
【编者按】全球格局加速断裂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被抛在历史的身后感到手足无措,认知的更新难以追赶现实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面对的国际孤立与国内愈演愈烈的政治高压,又像是一对镜像,将众人的命运映射其中。近期,我们推出中国政治问题的系列重磅文章,来试图理解这趟加速的列车,何以驶向如今的轨道。 已经发表的文章包括,[color=var(--color-matters-green)]加速主义:作为一种严肃的政治(抗争)立场 ,以及[color=var(--color-matters-green)]毛主义向何而生?从工运学生到新左派汪晖的“革命者人格”论。
今天,我们推出的是对中国自2012年之后的政治转型的分析。人们对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体制有诸多激烈的批评,“专制”、“极权”、“失控”⋯⋯且其屡屡呈现于中美脱钩、香港管治内地化、而国际博弈未分高下的现实之中。这与他的前任截然相反,也与习上任前一些观察者的预期相反。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是习个人的问题吗?是否也有可参考的历史脉络?答案很多,本文尝试从其中一个角度回答。
对于许多观察者来说,2012年之后中国的政治转型十分剧烈。许多中外论者都考察过这一政治转型的各种表现,也使用了各种术语去概括它——“再政治化”、“意识形态化”、“集权化”、“保守化”、“一元化”等等。相比之下,少有人讨论这一转型为什么会发生、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即使有这方面的讨论,也往往将转型的发生归结于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因素。
2012年9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宴会。摄:Feng Li/Getty Images对于“转型为何发生”这一问题的关注缺失,非常不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尤其要考虑到,2012年之后中国的政治转型,其实是出乎大多数人预料的。在习近平刚刚接班时,坊间大多认为他是开明的领导人,甚至把推动政治改革的希望放在他身上,但随后的事情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换句话说,“转型为何发生”是个让一些观察者感到意料之外甚至有悖常理的巨大谜题,因此也就更有讨论的价值。
要想理解“转型为何发生”,需要我们用一种历史性的视角梳理当代中国的政治脉络。这一脉络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是薄熙来和他的“重庆模式”——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几年的中国政治版图中,这无疑是最具震动性的政治事件。本文结合政治社会学研究者张跃然新近发表的一项[color=var(--color-matters-green)]研究,讨论“重庆模式”究竟是什么、这一模式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什么关系,并对他的研究发现进行引申,指出“重庆模式”如何成为推动习时代政治转型的重要力量。
以大众动员为核心的“重庆模式”一提起“重庆模式”,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会是“唱红打黑”,并会联想到国家暴力和压迫手段的大幅度扩张。“打黑”自不必说,是薄熙来用暴力方式打击地方精英、排除异己的手段;而“唱红”——高频率、大密度地举办动辄上万人参与的集体唱红歌活动——似乎也仅仅是用强制手段让人们不情不愿地参与政治作秀而已。再联想到薄熙来在重庆[color=var(--color-matters-green)]破坏法治、[color=var(--color-matters-green)]将发表异见的网民劳教等种种行径,更让人感觉所谓的“重庆模式”不过是高度威权和国家暴力的大范围使用。
但如果仅仅将“重庆模式”视作威权和暴力,就很难理解一个事实:薄熙来主政期间在重庆当地民望极高。包括[color=var(--color-matters-green)]BBC和[color=var(--color-matters-green)]路透社在内的多家外媒发现,在薄熙来倒台之后的几年里,重庆人——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对薄十分怀念。[color=var(--color-matters-green)]《华盛顿邮报》甚至报导,在2012年5月,也就是薄下台的几个月后,重庆人曾计划以集体请愿的方式为薄讨回“公道”。薄熙来在重庆的高支持度,显然是难以用威权和暴力解释的。
公允地讲,“重庆模式”的核心并不是通过暴力来彰显权威,而是通过全方位的、面向社会各界的大范围民众动员,让民众在政治参与中形成对地方政府和领导人的认同。这种政治参与,当然主要是指政府组织和控制的政治活动,但在政府允许范围内,也为民众的自发性留出了一些空间。对于大众动员和政治参与的强调,体现的是这样一种理念:只有当民众亲身投入到政治活动中来,才可能形成相对牢固的政治认同感。
“重庆模式”的大众动员,与一般常说的“运动式治理”是不同的。前者的动员目的是完全政治化的——重塑民众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让民众成为认同政府的政治主体。
“重庆模式”的大众动员,与一般常说的“运动式治理”是不同的。后者的动员对象往往局限于官僚国家机器内部,而前者动员的是社会各界的民众;后者旨在通过动员完成某些行政目标,而前者的动员目的是完全政治化的——重塑民众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让民众成为认同政府的政治主体。
2011年6月28日重庆市,身著红军制服的表演者在歌唱活动中唱歌,庆祝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摄:Jason Lee/Reuters/达志影像从这个角度看,“唱红”背后的强制性参与,重点不在于“强制”,而在于“参与”。不管民众参与唱红活动的最初动机是否处于自愿,但他们只要参与其中,就成为了向政府表达认同的大型政治景观的一部分。这种“成为政治景观”的亲身体验,反过来往往具有塑造认同感的效果。当政治景观和日常生活高度融合的时候——重庆政府当时花了大量精力鼓励民众把所谓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融入日常生活中——政治参与便完全渗透进了人们的起居作息当中。完全政治化的日常生活,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民众的政治认同感。
同样的道理,“打黑”也不仅仅是暴力,而是将暴力作为大众动员的手段。在重庆政府处决“黑恶势力”的时候,重庆街头曾出现许多民众拉横幅、放鞭炮表示庆祝的景象。不管这些举动是政府有意安排还是民众出于自愿(更可能是两者兼有),都说明暴力和动员的密不可分。同时,重庆政府还将大众动员纳入执法环节,公开鼓励民众积极提供“黑恶势力”的有关线索,强调“打黑”是社会各界通力合作的结果。
“唱红”和“打黑”的例子都说明,使用暴力和塑造认同并不是对立的,暴力是塑造认同的手段,大范围的民众认同反过来让政府对使用暴力更加理直气壮——这种认同和暴力交织的状态,恰恰就是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所说的“霸权”(hegemony)。
更为特殊的,是当时重庆政府对待群体抗议事件的态度。2008年,重庆的出租车司机曾发起一次大规模罢工,抗议过低的收入和过高的油价。在罢工发生后,薄熙来高调地协调各个政府部门回应出租车司机的诉求。两天后,薄熙来甚至以[color=var(--color-matters-green)]电视直播的方式和出租车司机罢工代表举行圆桌对话,认可司机们的不满是合理的,还说政府应该反省自身。
这种对群体抗议事件的处理方式,和当时其他地方政府形成了极大反差。其高妙之处在于,地方政府领导人摇身一变,成为代表基层抗议者诉求的发言人。这样一来,集体抗议也成了强化基层和政府之间联结的政治参与方式——抗议对于政权稳定的破坏性涵义被消解了,反而和政府的动员环节融为一体。
这样一来,集体抗议也成了强化基层和政府之间联结的政治参与方式——抗议对于政权稳定的破坏性涵义被消解了,反而和政府的动员环节融为一体。
当然,要想成功通过大众动员来达到塑造政治认同感的目的,不仅仅需要一系列具体的动员技术,也需要清晰的意识形态论述。这也是为什么,重庆政府的全部政治操作,都围绕着“共同富裕”和消除“三大差距”(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口号展开。“共同富裕”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邓小平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针锋相对,代表着经济再分配、平等主义乃至于劫富济贫的理念(这也和“打黑”运动中对重庆民营企业家的镇压相吻合)。
薄熙来自己就反复说,他要争取的民心不是让10%、15%的人满意,而是[color=var(--color-matters-green)]让90%的人满意(略带讽刺的是,这和2011年“占领华尔街”中出现的“我们是99%”的口号产生了某种神奇的共鸣)。在“共同富裕”的理念之下,重庆政府也确实采取了一系列带有再分配意涵的经济政策。无论是向富人征收房产税,还是开展大型公共廉租房建设,或者加大对于市政服务和低保福利的投入,都让一部分中低收入群体产生了“切实获益”的感觉。
高举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大旗,运用一系列大众动员技术,再辅以经济再分配政策和国家暴力的使用,使得“重庆模式”成为一个复杂、多层次的政治系统工程,其核心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动员,让民众对政府的意识形态愿景产生亲身参与感,从而培养、巩固民众对政府和薄熙来本人的认同。
在这一动员模式当中,薄熙来成了广大民意的化身,政府代表民众挑战地方精英的既得利益,而民众各个层面的政治参与,又无形中构成了对薄熙来的授权。
在这一动员模式当中,薄熙来成了广大民意的化身,政府代表民众挑战地方精英的既得利益,而民众各个层面的政治参与,又无形中构成了对薄熙来的授权。从这个角度看,既可以说“重庆模式”是民粹主义,也可以说它是毛氏社会主义。它在塑造民众政治认同方面的效果,也确实是十分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