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恩格斯所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同样的,一切反革命的社会变迁和政治复辟的终极原因,也不应该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的“主观条件”中去寻找,因为这些“主观条件”不过是一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等社会实践的产物,不过是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之所以能够继续“腐蚀群众,征服人心”,不是因为已经被推翻的旧的剥削阶级借尸还魂,而是因为在革命后又产生了新的剥削阶级。问题不在于所谓经济基础的改造已经完成,只需要完成“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老田同志的这一表述让人联想起托洛茨基关于在“退化的工人国家”中应当进行“政治革命”的设想);而在于经济基础虽然确实经过改造了,但是改造后的经济基础并不是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是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激进民族解放运动”的经济基础。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不仅必然产生新的剥削阶级,而且新的剥削阶级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包围下还必然一步步地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之所以挥之不去,不是因为当年的革命者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更不是因为列宁、毛主席不够伟大,而是因为新产生的阶级社会以及在文革前已经产生并发展的官僚特权集团的统治不可避免地要在人们的头脑中得到反映,新形成的官僚特权集团又不可避免地要动员他们所掌握的学校、报纸、电台等为他们新建立的阶级统治做出辩护。由于新形成的阶级社会是客观存在的,官僚特权集团的辩护往往符合人们的直接生活经验,甚至符合劳动群众的短期利益。
而是同志们畏惧权利,忘了顶头上司是受党员大会监督的,也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的,这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
记住恩格斯说的话,大致意思是共产主义国家不需要供养很多部队,因为会普及军训,广大的人民会为了捍卫自己的自由而武装起来,维护国家。
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一个弊病吧,党领导一切党纪大于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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