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依靠市場來解決生態問題的機制有兩種：一種是以碳交易體系為基礎的“上限和交易機制”（cap and trade）。所謂“上限”，即是指二氧化碳和其他排放將在世界各地受到限制。所謂“交易”，就是指那些減排量足夠多的國家能夠將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的排放權出售給其他國家。理論上看，這似乎是應對氣候變化的一種合理方式。世界上每個國家都將被設定一個不能超過的固定排放量，如果限制足夠嚴格，排放量就會逐漸下降甚至最終停止全球氣溫的上升，這對於減少碳排放似乎有利，因其為減少排放提供了重要的經濟激勵。但事實是，沃爾指出，“上限和交易機制”只是一種“氣候變化的騙局”，“就像任何一個‘騙局’一樣，這個系統為那些真正了解它是如何運作的人賺了很多錢。”[42]25。
20 世紀 80 年代，歐洲生態社會主義者認為工人階級不再是實現生態社會主義變革的承擔者，原因是工人階級在物質上依賴資本主義制度，在精神上又被資本主義異化消費思想所同化，因而不再具備革命鬥爭精神。於是他們轉而把希望寄托在新社會運動上，高茲就提出社會變革主體可以是一個新的“非工人——非階級”（non-class of non -workers），或者說“工業社會新無產階級”（the post-industrialneo-proletariat），這個“非工人——非階級”被排斥在資本主義的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之外，要麽失業要麽潛在性失業，沒有工作保證，缺乏階級認同感。他們與傳統工人階級無論是在階級屬性或社會地位上，還是在鬥爭目的上都與傳統的工人階級相差巨大。
控制自然（The domination of nature）（亦被譯為“支配自然”）是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史中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法蘭克福學派的生態社會主義者威廉·萊斯（William Leiss）認為，控制或支配自然的意識觀念的產生是生態危機的最深層根源。人類為了尋求化解全球性生態危機問題的辦法，根源性問題還是需要深刻剖析“控制自然”這一意識形態。當前，“控制自然”的觀念既成為諸多生態社會主義者的爭論焦點，而且成為他們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生長點。科威爾在繼承前人有關控制自然這一思想的基礎上，對此作出理論創新。
科威爾在考察批判傳統社會主義時，針對這樣一個問題：“這些有問題的社會是否是實際上的社會主義？”他明確地說，“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Actuallyexisting socialism”)從未越過使生產者控制生產資料這一臨界點。①換句話說，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沒有做到像《共產黨宣言》中提到的那樣激動人心，更談不上其目標是使社會成為“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②科威爾指出，我們首先要明確社會主義的定義，它包括生產資料公有制，包括生產者自由聯合體（Free association of producers）。 所以，由於我們沒有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生產者的自由聯合，故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並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科威爾認為，生態社會主義社會一定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就需要克服勞動的異化，讓人的本性的需求真正得到回歸，使人的需求與客觀的生存需要實際相符合。然後實現勞動者自由聯合，從根本上解放勞動力，使勞動者徹底從資本禁錮的枷鎖中解脫出來，先解放人，從而解放整個自然界，形成“共同體的共同體”①（Communities of communities）實現人與自然的關系和諧以及人與人的關系和諧。
美國印第安納州立大學（Indiana State University）的經濟學教授——保羅·柏克特（Paul Burkett），當代西方生態社會主義傑出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生態社會主義代表作品《馬克思主義和生態經濟學》（2006）中揭示了此書的雙重核心目的：“一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對生態經濟學進行第一次概括性的評價，二是展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如何能夠對生態經濟學做出實質性的貢獻。”①柏克特以歷史唯物主義和階級理論為基礎揭示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重建了生態經濟學中四個核心問題的相關理論，使得馬克思主義與生態社會學之間的對話成為了可能，並從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角度，對生態經濟學理論進行了充分的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