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個農夫拿了壹塊貨幣到市場上去買布；賣布商用這同壹塊貨幣到磨粉商那裏去買面粉；磨粉商又到農夫那裏去買小麥。他用的仍舊是那塊貨幣。由此可見，同壹塊貨幣，在同壹天內就被用來進行了三次交易。每次交易的數額都同這塊貨幣的價值相等。假如我們用v來表示貨幣流通的速度（同壹塊貨幣在壹定的時間內被用來進行交換的次數），用Q來表示流通商品的數量，用p來表示物價的平均指數，我們就有了求得流通貨幣量M的公式如下：
M × v ＝ Q × p (11)
“（路易十六時期），郵船公司在經營現金運輸方面所費不貲……邁爾西埃在其所著《巴黎壹瞥》（Tableau de Paris）中寫道：‘每個月的10日、20日及30日，從早晨十點鐘直到中午，人們會遇到被裝滿了鑄幣的大口袋把腰壓得彎彎的搬運夫；他們快步飛奔，活像敵軍馬上就要來攻打這座城池壹樣……（20）’。”
紙幣的發行是由國家來控制的，貨幣總額的大小歸根結蒂是由國家來決定的。但是國家本身既是買者又是賣者，因此它既需要交換手段，也需要支付手段。早在公共信用貨幣剛剛產生時，控制著這種貨幣的發行額的各國政府就已經企圖假借它來滿足自己的需要。最早的發行紙幣的經驗都毫無例外地帶來了災難性的通貨膨脹。韃靼皇帝忽必烈可汗統治中國的時期就曾經有過這種情形。當時，在中國流通的紙幣總額達到了二億四千九百六十五萬二千二百九十貫，這在當時是不可思議的（47）。其他大陸各國的早期經驗也是壹樣，十七世紀英法等國在美洲殖民地用的“卡紙貨幣”（monnaies de carte），美國在獨立戰爭時期發行的“大陸紙幣”（monnaie continentale），法國在大革命時期發行的信用券等等，就是這種例子（48）。
那時，保守黨總理（哈羅德•麥克米蘭）可以誠實地對工人階級說，他們“從未這樣好過”。充分就業意味著全所未有的實際工資持續增加的時期。在半個世紀的蕭條之後，真正的實得工資差不多翻倍了。③ 但是在同壹時期，公司產出中流向利潤的份額減半，從1950年的23.4%,減少到1970年的12.1%（培根和埃利斯，Bacon and Eltis,1978）。換句話說，雇員運用勞動短缺減少了剝削。公司通過增加價格來維持其利潤的嘗試導致了通貨膨脹。
秘書和保潔員很快就會說：“等等！這是哪種社會主義，可以讓妳們比我們貴五倍呢？”。那個臭名昭著的無產階級平均化傾向（如此原始如此純樸），就冒出來了：“我們都是約翰·湯姆森的小孩（Jock Tamson’s bairns）”，“無論何時都要保持尊嚴”（A Man’s A Man For A’ That 《無論何時都要保持尊嚴》是著名的蘇格蘭民族詩人羅伯特·彭斯1795年發表的著名詩歌。歌中極力贊美無論貧窮我們都保持做人的尊嚴，不貪錢財，不畏懼權貴，不能丟失洞察真理的睿智，這才是做人值得自豪的品格。——譯者註）。這壹民主感情壹直處於每次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中心。到19世紀晚期，認為壹個人的勞動與另壹個人的勞動壹樣的主張，現在依舊是社會民主運動的指導原則。每當資產階級民主在那宣稱“人民平等”，又用“法律面前”予以限定的時候，社會民主主義就要求現實的經濟平等。平等投票權對資產階級民主意味著什麽，勞動平等對無產階級就意味著什麽。
形勢變得更嚴重了。金士頓（Kingston）新上任的經理曾經在日本待過幾年。他提出，東方國家的工人有足夠靈巧的雙手和耐心，可以找他們手工制作磁芯板。他帶著壹包包磁芯，線圈和砂心框去了日本。十天後，他帶著手工磁芯板從日本回來了，質量和金士頓工廠裏的自動送絲器制造的壹樣好。這個工作又慢又乏味，但是東方工人的工資是如此之低，以致於生產費用實際上低於金士頓的全自動生產。（Pugh et al., 1991, p. 209）
對整個經濟的勞動價值的計算，在今天使用現代超級計算機的情況下，在幾分鐘內就可以完成。這類計算機價格很貴，但還可以接受。它們已經被廣泛用於天氣預報、自動化武器設計、石油勘探和核物理研究。給國家計劃局和氣象局同樣的計算能力並非不合理。直至最近，超級計算機技術已經為少數國家所掌握，主要的是美國和日本。英國通過使用高度並發的處理器現在已經擁有了生產有這種機器的能力；愛丁堡大學正在研制壹臺每秒計算100億次的機器。截止1988年，蘇聯有數項計劃正在開發類似的超級計算機，但是似乎沒有投入批量生產的。（見Wolcott and Goodman, 1988）
對於資本主義的戰略計劃，顯著的成功範例是日本的通商產業省（Japanese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面對不斷變化的全球生產模式，MITI促進了有遠見的產業結構和競爭優勢的調整。在國家基金支持的研發的幫助下，根據MITI的計算能提供長期有增長競爭力的產業被建立起來。這個過程的更好表述詳見Keith Smith（1986）。MITI的成功是難以復制的；它依賴於日本的企業與該機構合作的意願，而政企合作的環境不是立法可以創造的。
計算機化的經濟計劃和控制最有趣的實例發生在1972年到1973年，阿連德時期的智利。斯坦福·貝爾設計了該系統，在其書《The Brain of the Firm》中有介紹[5]。貝爾的目的是提供壹個實時的、分布式的經濟控制系統。由於他的系統提供了壹個使用我們提供的特定方法的實例，分析這個系統的特征是有益的。
計劃系統預先假設在不同計算機之間存在著日常的信息交換。比如貨物的流向、庫存狀態、可用的最優生產技術等信息都要進行交換。這就要求信息交換的技術要有壹個標準。當前國際電信機構國際電報電話咨詢委員會（Consultative Committee for International Telegraph and Telephone，簡稱“CCITT”）便制定了通過電子方式進行圖文交換的標準。而對於經濟數據的交換我們也需要壹個類似的標準。
通過上面的分析，妳是否發現妳通過只向外國人出售而不向購買這種辦法,獲得了什麽東西嗎？妳是否通過這種方式賺到了錢？但妳卻不能保有它，從妳的手中流過卻不能利用它們分毫。增加的越多，價值減損的越多，然而其他事物的價值則按比例增長。（梅西埃·德·拉·裏維埃,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et´es Politiques, 1767）
我們的建議是城市公社應該要比中國的人民公社小的多才行。這是基於這樣的假設，上面所討論的經濟性到了幾百人的規模就多多少少被耗盡了。在經濟學中，“最小經濟規模”（MES）是指在特定產業中，能獲得所有重要的規模效益的最小規模。最小經濟規模在不同的工廠中差別很大；例如煉油廠的規模比塑料玩具制造廠的規模大得多。我們的想法是，如果我們能夠確定城市公社生活的最小經濟規模，就沒必要要求城市公社壹定要大於EMS的規模，因為這是毫無意義的。也許我們不能再用“因小而美（Small is beautiful）”這個口號，但是很明顯，集體民主決策制和互相關心的形式在更小的社區中更易實現，而且公社的意義就在於追求這些不太有型的收益，同時獲得經濟效率。
在反烏托邦的小說《1984》之中，喬治奧威爾發明了“新話”（new speak）這個詞來諷刺英語語言的墮落，連“自由即是奴役”“戰爭即是和平”等說法都能被人們不加察覺地接受。他所暗指的，是語言對於我們思維的控制力。當權力當局可以重新定義詞語的意義之時，他們使得“顛覆”真就變成不可思議的了。“議會政治”就是“新話”的壹個例證：壹個被偽裝了的矛盾。讓我們重新回到古希臘民主意義之源頭。這個詞的另壹半含義，即是“權力”或者“統治”（power or rule）。因此我們有了獨裁政體——由壹人統治，以及貴族整體——由賢人，最好的人即精英統治。民主制度的意義在於由平民（demos）統治。大部分評論家將其翻譯為由“人民”（the people）所統治，但是平民（demos）有壹個更加具體的意義，那就是由普通人或者窮人統治。
所以，我們可以把組成權利這樣排序：使用、購買、出售、繼承。這些權利可以視為邏輯上的謂語。邏輯上把壹組關於A、B的判斷稱為壹種關系。例如，用A、B表示使用權的關系為：A使用B。我們用四個不同的關系來定義產權。這些關系是：A可以使用B(A uses B),A可以出售B(A can sell B), A可以購買B(A can buy B),A可以繼承B(A can inherit B)。給定壹個例子，比如壹個在小麥交易市場的交易員和壹批小麥，當然可能不止壹組這樣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這壹組（小麥交易員和壹批小麥）就被包含在了買賣關系中。這是因為所有的潛在的賣家（買家）和他們可能出賣（購買）的物品都被包括在這樣的銷售關系中。
英國國家醫療服務系統（NHS）遵循共產主義的原則“各盡其能，按需分配”（from each according to their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their need）。治療是免費的，並且對病人所需進行無私專業的評估。部分服從整體利益，醫院不是壹個企業，它不存在獲利，而是在健康委員會的指導下服務於社區。
當我們第壹次在《經濟與社會》（Economy and Society）雜誌的壹篇文章壹裏提出這些觀點的時候，加萬·達菲（1989）在同壹本雜誌上做出了回應。雖然我們同意達菲的壹些觀點，但我們認為他沒有完全理解我們的立場。在這裏，或許我們可以通過回應壹些他的批評，來更清楚地介紹我們的想法。兩個主要的觀點比較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