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媒体是极权主义,还有来自纳粹德国的证据:
谎言的末路——纳粹德国的狂热宣传 ■ 解放军报记者 刘丽群 2013年04月01日16:45 来源:环球军事 手机看新闻 1934年由莱尼·雷芬斯塔尔执导的《意志的胜利》,和1993年以采访90岁的雷芬斯塔尔为内容的纪录片《影像的力量》,再现了1933-1945年间处在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的狂热宣传。 《意志的胜利》如同电影版的《我的奋斗》,当时从思想上带动了很多德国热血青年踊跃参军。希特勒认为,他的“第三帝国”是继“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一帝国”、威廉一世和俾斯麦创立的“第二帝国”之后的“第三帝国”。重新审视第三帝国时期纳粹的宣传,在今天也依然值得深思。 不可饶恕的“成功” 《意志的胜利》使雷芬斯塔尔毁誉参半。上世纪30年代,纳粹党徒聚集在纽伦堡开会期间,希特勒想拍摄一部电影,反映自己如何成功地爬上德国权力顶峰,宣传德国的复兴,他选中了雷芬斯塔尔。这部影片成为电影史上奇特的个案,因为这是由纳粹构思,为纳粹拍摄,内容也是关于纳粹的一部纪录片,并且向历史学家展示了纳粹党是如何通过强大的宣传发展壮大,希特勒又是如何运用他无与伦比又令人恐惧的语言能力来煽动群众,向他们灌输纳粹思想的。 影片开始时,浓云密布的天空衬托出德国的动乱景象,显示了这是一个正等待创世主开天辟地的混沌世界,然后天空逐渐晴朗。一架飞机穿云破雾,时隐时现,陆地上的群众在仰望和等待。飞机着陆,舱门打开,希特勒从天而降,顿时,欢呼声响彻云霄。纽伦堡——这座具有中世纪风情的都市——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国旗随风飘扬,汽车在人群中慢慢地向前驶进。 最后,阅兵场上大批装甲战车整齐地轰隆隆驶过,字幕出现:“1934年9月5日,世界大战爆发20年后,德国的苦难开始16年后,新生的德国起步19个月后,阿道夫·希特勒再次来到了纽伦堡,检阅忠实的追随者队伍。” 这部影片改变了雷芬斯塔尔的命运。1934年,她受命在纽伦堡拍摄帝国代表大会,希特勒给她提供了空前的拍摄条件:无限制的经费,100多人的摄制组,无数聚光灯,16名一流摄影师、30台摄像机组成的规模庞大的摄制组,还有22辆配备司机的汽车和身着制服的警官机动,全部随时听命于雷芬斯塔尔的调遣,纽伦堡甚至为了拍摄还专门修建了特殊的桥梁、塔和斜坡路,使她的摄影机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一位纳粹官员甚至还把他的豪华别墅提供给摄制组下榻。 希特勒投入如此血本,就是为了把纳粹党变成银幕上最完美和最有力量的形象,他的愿望实现了,但雷芬斯塔尔的创作却在自觉不自觉中偏离了艺术的方向。1935年,《意志的胜利》首映,影片完全符合纳粹当局的意图,而且艺术精湛,很有美学追求,被纳粹头目们称赞为“杰作”。这部影片的成功,使雷芬斯塔尔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自我标榜的最有想象力的宣传员”。 对于电影史而言,《意志的胜利》无疑是一部“最具权威性的宣传电影”。这部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的纪录片,把纯粹的政治宣传提高到了一个罕见的艺术高度。影片中出现大量孩子的镜头,军营中孩子的笑脸,游行中争先恐后观看的孩子,儿童军乐队中努力表演着的孩子们……拍摄孩子们对希特勒的喜欢比拍摄成年人对他的崇拜更有说服力,因为孩子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同时,影片中无处不在的纳粹旗帜、纳粹标识和希特勒激昂的讲演,都无时不刻在潜移默化地强化着纳粹思想的宣传。 上世纪60年代,法国电影史家萨杜尔在其著名的《世界电影史》中,还曾以遭惨败的国民特有的恐惧心理对这部电影大加挞伐:“《意志的胜利》是一部粗糙而非常夸张的影片”,“狂妄地想把希特勒奉为神明”。事实上,这部电影是一个矛盾结合体:影片中充满了夸张而又令人生厌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并且不惜运用一切影视效果所能达到的手段,把希特勒塑造成拯救德意志民族的救世主;而另一方面,这种意识形态宣传又是用极其精彩的方式表现出来,让观众情不自禁一反自己固有的政治理念,对希特勒及其治下的第三帝国心驰神往。但无论毒药经过多么精巧的包装,也依然是毒药,这是“不可饶恕”的成功。
纳粹式宣传
不可否认的是,借助影视作品这一载体,希特勒把宣传技巧运用得炉火纯青。“定下同赤色恐怖进行斗争的方针”,纳粹党宣传部部长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就开始不遗余力地宣传纳粹的内外政策,推行文化专制主义。 在国民教育与宣传部设置如下部门:宣传局,负责组织反共,反犹,反教会或支持种族纯正的宣传运动,组织各种规模的集会;广播局,负责从政策高度指导并监督德国广播公司;新闻局,负责每日新闻发布与出版;对外局,负责对国外的宣传以影响国外公众舆论;电影局,负责指导和审查影片的制作和放映,其宣传的目的就是“征服民众”。 戈培尔被认为是“创造希特勒的人”,他的名言是:1.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2.报纸是教育人民的工具,必须使其为国家而服务;3.报纸的任务就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者,使他们视地狱为天堂;4.大众传播媒介只能是党的工具,它的任务是向民众解释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党的思想理论改造人民;5.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须粗犷、清晰和有力;6.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7.人民大多数比我们想象的要蒙昧得多,所以宣传的本质就是坚持简单和重复;8.必须把收音机设计得只能收听德国中央电台。 纳粹宣传家指出,“德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前提是让德国人民“对获得一个新的、更大的德国所具有的伟大和光辉梦魂萦绕”。为此,纳粹的宣传具有一整套指导思想、统治手段、统治网络及运行机制,它的文化机构和政策,带有强烈的政治奴役和文化专制主义色彩。 纳粹分子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灌输和统治,鼓吹“德意志文化”和“民族沙文主义”,崇尚暴力和战争。纳粹宣传者建立的这个以蛊惑人心、煽动性和欺骗性的“报纸-广播-电影”三位一体的宣传体系,后来被人们视为一种典型的宣传模式,即“纳粹式宣传”。 希特勒强调,宣传是一种手段、一种武器,必须妥善规划,以有效服务于宣传目的。1933年春,戈培尔召集全国报刊、广播和电影界人士开会,公开纳粹德国的宣传政策。他毫不讳言,纳粹宣传要使用暴力,声称宣传者的后面应该竖着一把剑。纳粹党领袖代表赫斯在1935年5月总结思想灌输工作时说,在德国,新思想的政治影响不仅扩及政治方面,而且还要扩及到整个广义的文化领域,也就是包括艺术和文学、科学和经济、军队和劳动者、社会和家庭,乃至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要受到民族社会主义政策的影响,或受到这些影响而改变。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如果说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有某种可信的力量,民众在大谎与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他断言,民众常在小事上说小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他们未设想编造大的谎言,是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因此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够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经被查明之后。1939年,希特勒发动侵波战争前夕,也曾指示他的下属去制造谎言:“我要为发动战争提出一个宣传的理由,至于是否合乎情理,那无关紧要。对于胜利者,事后人们是不会追究他说的话是真,还是假。” 希特勒和戈培尔都认为,迎合民众的宣传中,不能依靠理智,只能诉诸于情感煽动。戈培尔要求纳粹宣传必须注意到不同对象的心理差异,了解处于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和不同职业的宣传对象,他们内心深处隐藏的情感不满、痛苦和向往等等,使宣传产生出打动人心的力量。情感煽动的另一个手段是制造一个敌人,他在回答党徒劳希宁关于是否要把犹太人杀绝的问题时曾表示:“不,要是没有了他们,我倒还得把他们再制造出来。重要的是,必须始终存在一个看得见的反对对象,而不能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对象。” 纳粹当局特别重视对新闻报刊系统的控制,希特勒早在《我的奋斗》中就说过,报刊是政治宣传工具中最有效的一种手段,而德国的广播业则是由国家垄断,1925~1926年间成立的德国广播公司,51%的股份属于国家所有,政府设有广播专员掌管其事。德国在1933年开始成批生产一种廉价的大众收音机,1939年,全国的收音机总数达1082万个,对来自国外的广播,尤其是反法西斯的报道,纳粹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设立大量干扰电台,以严刑威胁禁止收听外国电台广播。 纳粹时期当过美国驻德记者的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惟妙惟肖地描画过纳粹宣传部对报纸进行严格管制的现场:“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它地方的报纸驻柏林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狐狸”与“刺猬” 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拉斯韦尔在其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写道:“国际战争宣传在上一次战争中扩大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范围,是因为战争蔓延到了如此广阔的地区,它使得动员人民成为必要。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做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尽管纳粹德国的极权主义宣传在开始时由于采用了各种说服技巧而显得卓有成效,但最后还是导致了不可逆转的失败。 极权主义运动能够为人们提供对文化、道德、科学、历史乃至娱乐等各方面的解释,还能提供人们接受现状的各种理由,但对生灵的涂炭,人性和良知的泯灭,以及对宣传不加掩饰的造假,都使人们的观念从被狂热的宣传所扭曲并到最后产生了绝望,这都是宣传的欺骗性与虚伪性所致,也就是说,被宣传出来的世界与真实的世界之间是颠倒的关系。 既然一个国家不能承认错误,那么其现实就像脊梁一样,向意识形态的需要屈服,而被纳粹操控的错位宣传与鼓动的所谓“正确的论点”,又严重地削弱了公众的信心。 宣传需要与事实保持协调一致,因为宣传不可能战胜那些过于印象深刻和已经确定的事实,即新闻不能同人们直接的经验、秩序相矛盾或背离,比如轰炸所造成的损失的报道在受影响的地区就应该是准确无误的,因为歪曲发生在人们眼前的事实是毫无意义的。正如1942年的一份纳粹党卫军的报告中注意到:“公民们认识到,公共媒体总是提供负面事件的‘官方论点’,其结果是,导致了广泛的公众圈子不再将新闻媒体作为最好的信息来源地。”当公众和领导人都参与进这一公开的“谎言”之中时,也就是当政府告诉公民们不真实的事态,公民们也通常知道这是不真实的,但结果是人们假装相信,而政府也假装相信人们已经相信了,这是非常可怕的后果。 “依靠谎言而活”的公民,在命令下欢呼,在公共场合谈论“正确之事”,习惯于在“水下呼吸”,这些被塑造出来的行为都只是表面而非发自内心的,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宣传也能欺骗它自己的领导人,有人就此评论说:“简单虚荣心的成份从不应该在解释掌握权力的男人女人之行为中被低估”。有一次,希特勒坐车穿越一些村庄,当消息从一个村庄传到下一个村庄时,等候的人群就增多起来,希特勒看到说:“迄今为止,只有一个德国人获得过如此的欢呼:路德。当他骑马穿越这个国家时,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起来为他欢呼,就像他们今天为我做的这样!”希特勒告诉他的追随者,没人应该向他抱怨糟糕的士气,因为他们有责任创造出好的士气,因而经过过滤的报道就遵照此方针得以逐级通过了。 有人界定宣传是“一种非常接近于不用像欺骗敌人那样欺骗朋友的艺术”。1928年,戈培尔在一次对党的宣传员所做的演讲中就说道:“你永远不会认为百万民众会为了一个经济计划而献出其生命。但是他们情愿为一个信仰而死,我们的运动就是要不断接近这样一个目标”。希特勒希望纳粹党能提供一种将宗教的力量带到政治舞台上的等价物,因而纳粹党人就有明确运用宗教的主题宣传和对领袖的上帝般的崇拜。希特勒和戈培尔都反复提到,有效的宣传措施就是成功的。如果它产生了作用,它就是好的;如若没有,那它就是糟糕的。这一原则只有有限的预言价值,因为它只有在事实之后才适用。 俄国出生的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曾把思想者或知识分子分为两种类型,即有学问的“狐狸”和有激情的“刺猬”,前者富于工具理性,囿于书斋里的思索;后者执著价值理想,积极介入现实,尽管由于很多人可能都兼具二者的特性这一缘故而不可能将其严格划分,同时,严苛的外部环境又使很多人选择了做“狐狸”,但是,“刺猬”却是改变的前提和能量,因此,“跨界思维”就是求新促变、改变“政治肌无力”,乃至行动力缺失的一种有效的“防腐剂”。 纳粹的宣传从喧嚣、狂热、不可一世到最后的穷途末路,缺失的是对民族文化的真正认知。一个民族在文化和认知上“归零”重新开始,如此反复等于原地踏步甚至倒退,若要在历史的长河中有所长进,就要有对历史记忆有所反思和顿悟。否则,前人的付出就可能付之东流了,如果痛定才开始思痛,思考我们是谁,有过什么样的积累,将向何处去,这些问题尽管有“亡羊补牢”已经晚矣的感觉,但大浪淘沙的历史中,还是会留下金子般弥足珍贵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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