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62年12月21日,毛主席正式向中央提出“对修正主义有没有办法?”这一问题,要求中央组织一些人专门研究这一问题,要求文化部门宣传部门对越来越多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保持警惕。1963年9月27日,毛主席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直接批评了文学和艺术界出现的种种问题:“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现在经济形势已经改变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不久,江青开始领导京剧改革,编排现代京剧,但遭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他们不同程度的抵制,这些人也都名义上响应毛主席的指示,在各个场合发表讲话,重复毛主席讲的这个那个,四平八稳,面面俱到,但归到最后还是肯定旧戏,还是要看旧戏剧。这不就是等于否定了戏剧改革,以致于1963年11月底,毛主席只好再谈鲁迅,说鲁迅是中国革命文豪,前半生是民主主义左派,后半生转为马列主义者,并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进而,在1963年12月12日做出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一个著名批示,表达对江青的支持:
“彭真、刘仁同志,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资修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彭真当时在中央分管文艺宣传工作,《党史》卷二在引述毛主席的这个批示的时候去掉了彭真、刘仁的名字。这是故意隐瞒当年彭真及其背后的刘少奇、邓小平和江青的意见分歧,隐瞒毛主席支持江青,实际上是对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他们的不满这一真相。
1963年8月《历史研究》发表了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引发了建国以后史学界的第一次大论战,中宣部周扬秉承周恩来的意志,把全国史学界的大人物集中起来,组织了两场大批判,对戚本禹进行围剿。毛主席知道后,对戚本禹提供援助,就李秀成的历史问题写了十六个字的评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1964年5月10日,姚文元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引起毛主席的重视,姚文元那时是《解放日报》的编委,文艺部主任。
1964年6月27日,毛主席对文化部文艺处5月8日报送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汇报(草稿)》做出批示:
“此件送刘、周、邓、彭、康生、定一、周扬、吴冷西、陈伯达同志阅。阅后退毛。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就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是当年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二个著名批示。文艺部和全国文联各协会相应再次进行整风。
1964年7月7日,毛主席正在审改《九评》并即将定稿之际,把上述姚文元5月10日的文章和一篇金为民支持周谷城的文章《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一并批示要人民日报转发。同一日,毛主席提名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成员康生、陈伯达、吴冷西、周扬。
哲学、历史和文化、文艺一样,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极具阶级性的。所以,在这个时期,毛主席在批判文化文艺的封资修倾向的时候,不但向江青、姚文元、戚本禹提供支援,而且对哲学届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哲学观也提出了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其实就是阶级调和论。要是他那个东西成立,那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也可以合二而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可以合二而一,对立统一的任何东西、是非不同的都可以合二而一。这是机械主义,庸俗辩证法,不是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合二而一的本质是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罗尔纲他们赞美李秀成是一致的,都是宣扬无产阶级可以向资产阶级投降,而且“投降合理,情有可原,因为历史有局限性,阶级也有局限性”等等。
1964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北戴河召集康生、陈伯达、吴江、关锋、龚育之、邵铁真谈哲学问题,提出“哲学家要下乡……参加阶级斗争,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想出路,采取寻找思想武器,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他批评大学文科“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要求大学文科的“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统统下去……理科的现在不动”。毛主席的这次谈话非常重要,他不但谈自然辩证法,谈微观无限、物质无限可分,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继续进行了批判,还谈到宋明理学、禅宗,主观唯心论,客观唯心论,还说《红楼梦》是讲阶级斗争的,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红楼梦》写出两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等等。当个时期文艺作品流行写“中间人物”,这是“合二而一”的哲学观在文艺领域的反映。很多知识分子搬出所谓“三十年代传统”,说“今不如昔”,这实际上就是否定毛主席倡导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否定文艺的延安道路,否定知识分子必须要改造思想。旧知识分子,尤其是所谓大知识分子,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都是威风八面、高高在上的,不是投到国民党在政府里享受“国民革命的成果”做官当老爷,就是跟着共产党的地下党干着反国民政府的革命,而那就往往要在灯红酒绿里搂着美女,历来是不需要接受改造、不需要走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的,他们当然就感觉到“今不如昔”。对比历史再看看当下,最近一些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热衷“民国范儿”,历史学界美化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些都不过是1964年前后就遭到批判的“三十年代传统”、 “今不如昔论”的沉渣泛起。毛主席搞社会主义,那些人需要巧立名目,现在的“共产党”成了当年的国民党,公开搞资本主义,他们不再需要巧立名目、乔装打扮了。
1964年春夏,戚本禹又发表了《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这篇文章不再是戚本禹自发独立写作的,而是戚本禹根据江青传达的毛主席的指示写出的,经过了中共中央理论工作小组,就是搞九评的反修防修写作班子的正式讨论、修改。这篇文章主要对为李秀成投降辩护的各种意见进行了反击,这些意见中有“时代阶级条件论”,有套用毛主席纪念孙中山时说过的 “不可苛求于前人”把李秀成投降变节说成是“一般错误”,有李秀成“成绩是主要的” ,“功大于过”,虽然投降写了自白书,但仍不失为“伟大的革命英雄”,等等(参见戚本禹《评李秀成》香港大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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