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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二○○六年十一月号 一、南京城内的「倒许」风潮 地处长江下游的南京城号称中国「四大火炉」之一,凡是在夏天到过南京的人,一定会对那里的酷热天气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在1967年夏天,由激进造反派组织「红总」发起的「倒许」风潮以及「红总」与「八·二七」两派之间的武斗高潮,使得自然界的高温相形见绌。 南京的「倒许」风潮是由武汉事件和《人民日报》社论引发的。 7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对武汉「七·二○事件」作出了如下描述和定性: 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公检法」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严重的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陆海空三军的强大反对。……制造这一严重事件的罪魁祸首,陷入了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武汉地区的这次严重的政治事件,对全国革命群众,是一次最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是最深刻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教育,它必将广泛地动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把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该社论最后还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 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高涨开始了。 让我们伸开双手,迎接阶级斗争的新的大风暴吧! 胜利一定属於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第二天,即8月1日,「红总」方面在南京街头贴出了《告全省人民书》,指责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阴谋在南京搞兵变。 8月2日,南京出现了「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口诛笔伐许世友」的大字报。 8月3日,在「红总」的动员下,许多造反派组织共同向三牌楼南京军区所在地发起冲击,佔领了南京军区政治部大楼,威逼南京军区政委、江苏省军管会负责人杜平交出许世友。 8月4日,分属「红总」和「八。二七」的两派群众组织在城北迈皋桥附近的南京砖瓦厂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9人死亡,130多人受伤。 8月8日,在「红总」的武力进攻威胁下,南京城内的「八·二七」主力宣佈撤退至下关地区和大桥工地,南京城成为「红总」的天下。 南京局势的骤然紧张震动了中央高层。8月11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负责人紧急召见首都红代会代表(北京「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等组织与南京「红总」之间有着紧密联系),指出:「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武装,是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的重要支柱。所以毛主席把「三军」、「两支」的任务交给了解放军。……事实上证明解放军是胜任的。不要以为武汉军队出了个陈再道,青海出了赵永夫,内蒙出了王逸伦,就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怀疑。……解放军思想有些保守,军队支左也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但跟刘邓那个时期不一样。一般的讲,还属於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数是需要教育,可以教育的。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都要一分为二,好的还是多数。现在到处抓陈再道,就象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这是不对的。」1第二天,周恩来等人又紧急召见「红总」方面驻北京的代表,做出了三点指示:(1)要吸取一?二六的教训。(2)对待南京「八·二七」不能像武汉对待「百匪」那样,捉「八·二七」是不对的,今后不要再捉了。(3)打、砸、抢、抓、抄的歪风要刹住,否则要走向反面。2另一方面,中央於8月15日派出了以刘锦平为首的调查组,赶赴南京等地制止武斗。 但是中央的上述干预似乎并没有遏制事态的发展。 8月15日,「红总」方面在鼓楼广场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会议期间高呼「打倒许世友」的口号。同日,许世友和杜平的家被造反派查抄。 8月16日,退守下关和大桥工地的「八·二七」以庆祝南京长江大桥钢架胜利合拢的名义举行游行,试图从中山北路进入南京市区,结果在3503厂附近遭到「红总」方面的阻截。由於中央调查组和解放军驻军的干预,双方的冲突没有造成重大伤亡,不过「八·二七」方面有10多人被抓,30多人被打伤,游行被迫中断。 8月26日,「红总」方面在南京大学大操场召开「打倒许世友,打倒江渭清,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同日,「揪许火线指挥部」宣告成立,并向许世友发出「勒令书」,勒令其在9月2日以前交出「认罪书」。 8月27日,「八·二七」以纪念该组织成立一周年的名义在南京大学大操场举行集会。中央调查组、江苏省军管会派人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八·二七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产物。」会后,与会的「八?二七」群众在市内举行了一个小规模游行。「红总」方面对此没有做出过激反应。不过当下关和大桥工地的「八·二七」试图游行进入市区的时候,再次在3503厂附近遭到「红总」方面的阻截,被打伤8人,抓走8人。 8月28日,「揪许火线指挥部」在南京军区大院门前安营紮寨,宣称「不打倒许世友决不收兵!」从三牌楼到鼓楼,近3公里的大街两边贴满了不同群众组织支持「倒许」的大标语、大字报,「倒许」风潮达到顶点。 8月30日,「红总」方面向据守四女中的「八·二七」一部发起进攻,省军管会派出部队试图制止武斗,结果「红总」方面有人驾车冲向军队,造成3名战士伤亡。3 最后由於毛泽东的亲自干预,失控的事态才受到遏制。 毛泽东本来是支持中央文革关於武汉事件的处理意见的。但是该事件所引发的全国性连锁反应引起他的高度重视。经过反复权衡,他於8月10日在林彪送审的一份准备下发部队的文件上划掉了「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其后,他於8月18日在上海秘密召见许世友,明确向他交底:许世友打不倒,南京军区党委打不倒,南京军区打不倒。(必须指出,这个「最新指示」之所以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乃是因为许世友心中有底后,并没有立即对外界公佈这个消息。许世友显然是想借此机会考察军区各级干部的立场和态度)。4随后,毛泽东又於8月25日作出了「拥军爱民」的指示。根据这个最新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佈了一个《关於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其中申明「人民解放军和所拥有的各种武器、装备和物资,是不能侵犯的。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是不容许外部的人进驻的。……除紧急情况,经过中央特许的以外,所有群众组织现有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一律立即封存,或者上交。……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严防坏人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对於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必须採取专政措施。」5 8月29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发出《学习中央关於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的通知》,对「8.25指示」作了广泛的传达。另一方面,周恩来通过电话责令「红总」头头撤除「打许联络站」,不准冲击军区和省军管会。他还说:「许世友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中央对许世友同志是要保护的。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如果有人要揪许世友的话,我一小时内赶到南京去!」6 9月4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负责人接见首都高校负责人,通报了中央文革成员、《红旗》编辑部工作人员林傑等人被清洗的消息。这实际上等於公开否定了7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 9月5日,康生、江青接见安徽两派代表团,进一步明确指出:「前一段有错误的口号,叫抓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另外提,那不科学」。7 同日,中央又发佈了一个「九·五命令」,该命令的前半部分复述了「8.25指示」的主要精神,后半部分则强调:「此命令自公佈之日起生效。今后如有违犯此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仍然无效时,可宣佈这种抢夺行为是反革命行动,并採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8 在中央的强烈干预和军方的武力威胁之下,「红总」方面不得不实行战略退却。原定於9月2日举行的「10万人批斗许世友大会」流产。9月4日,「红总」和「八·二七」达成了《关於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至此,「红总」发起的「倒许」风潮以及「红总」与「八·二七」之间的武斗暂时告一段落。 二、「红总」与军方矛盾的由来 如前所述,1967年夏天南京的「倒许」风潮是武汉「七二○事件」的一个连锁反应。不过如果我们的考察仅仅到此为止,就未免显得过於肤浅和单一。毛泽东曾经说过,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由内因决定的,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这个论断对於我们考察南京「倒许」风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那么南京「倒许」风潮的内因是什么?「红总」与军方的矛盾冲突是如何发生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对毛泽东关於「文革」的战略部署和1967年8月以前南京地区的「文革」发展状况有一个大致的瞭解。 简单说来,「文革」是「大跃进」失败以后(特别是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以后)中共党内高层认识分歧的产物。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是要将刘少奇及其党内追随者清除出党。毛的这个战略意图可以从《五·一六通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十六条》以及他同斯诺的谈话中明显地看出。不过毛泽东在酝酿发动「文革」的时候,并未意识到可能发生的複杂变数和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依据延安整风和庐山会议的历史经验,毛泽东似乎乐观地认为,只要他明确表示出打倒刘少奇的意向,党内绝大多数同志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他这一边,然后将刘少奇开除出党,「文革」运动便可以胜利地宣告结束。然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结果大出毛泽东意料之外。尽管他在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结果并没有达到彻底打倒刘少奇的战略目标。 於是毛不得不调整其战略部署,将主攻目标转移到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身上。其如意算盘是借助群众性的「造反」、「夺权」运动,冲垮现有的政治体制和权力格局,打倒那些对「文革」「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中央和地方高级领导干部,然后重新任命一批「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用「无产阶级司令部」二号人物林彪的话讲,就是「今后我们的干部政策应该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罢谁的官」,「要通过这次运动,全面地审查干部」,9「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10从而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将刘少奇彻底打倒。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66年8月以后各地群众的「造反」运动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并从1967年初开始进入全面「夺权」阶段。 然而毛泽东并非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群众运动不过是他进行党内斗争的一个工具。因此,尽管毛泽东在「文革」运动初期十分强调「大民主」的积极意义,强调群众运动的自发性、自主性和天然的合法性,但是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放松对群众运动的干预和控制,一直试图将群众运动限制在他所设定的轨道之内。 例如,毛泽东在1966年7月对中央负责人的讲话中曾经指出,「给群众运动定框框不行」,要「把一切框框打的稀巴烂」。11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指示林彪等人部署驻京部队对红卫兵实行政治军事训练,重点是「学习政治、学习解放军,学习林彪同志和周总理的讲话,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12意在加强红卫兵的组织纪律观念。他还操纵当时的舆论宣传,提出所谓「两个司令部」的概念,强调群众的革命造反运动必须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之下进行。这实际上就为群众性的「造反」、「夺权」划定了一个最大的框框。 其次,对於各地「夺权」以后过渡性临时权力机构的组建和人员构成,中央多次以明文规定的方式加以干预和控制。比如2月19日发佈的《中共中央关於夺权斗争宣传报导问题的通知》申明:「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夺权斗争的临时权力机构,叫什么名称?是不是真正做到三结合?今后要先报告中央,经中央批准后,再在当地报纸上发表。」13其后中央於3月17日再次发佈通知,指出:「各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夺权,在採取行动之前,应事先取得中央同意派代表来京同中央商量。没有经过中央同意,不要成立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不要在地方报纸上报导和广播电台上广播夺权。」14 林彪的「三·二○讲话」和「八·九讲话」曾作为中央重要文件下发。毛泽东之所以特别看重这两个讲话,乃是因为它们特别突出了「紧跟中央」、「服从中央」的主题。比如在「八?九讲话」中,林彪曾经告诫曾思玉、刘丰:要想在政治上不垮台,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请示报告,……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报告。」他还说:「报告请示中央批准了再办,这是毛主席一贯的工作作风。」15 以上的这些引证,在在显示出「文革」要强化「中央权威」(实际上就是强化毛泽东个人的权威)的导向。而从实际情况看,那些「不听招呼」、「自行其是」的人,不管是「中央首长」、省委书记,还是群众造反组织领袖,还是参加「三支两军」的军队将领,最终都难逃被清洗的命运。由此可见,与国内外「新左派」诸公的乐观估计不同,「文革」运动本质上是一个「集权」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放权」的过程,「文革」期间的所谓「民众政治参与」本质上是「运动群众」而非「群众运动」。 1967年初紧随「夺权」运动而来的「三支两军」,是毛泽东对群众运动实施干预和控制的主要组织手段。关於「军管」的基本性质和具体内涵,在1967年3月召开的「军级以上干部会议」的有关文件中有如下明确说明:「……革命造反派(小将)有天生的弱点,即政治上不成熟,虽然干劲大,但是缺乏组织性」,因此要通过「军管」实现三个过渡:即(1)把权过渡到解放军手里;(2)从解放军手里把权过渡到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手里;(3)从三结合那里过渡到巴黎公社那样通过全面选举出来的权力机构。16就笔者所知,「文革」自始至终都没有实施过所谓「巴黎公社」那样的「全面选举」。因此上文所引的第三条内容不过是一纸空文,是毛泽东积极致力於个人集权和独裁的一个漂亮点缀。「三支两军」的真正目的,是给带有自发、自主倾向的群众运动套上笼头,用当时的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话讲,就是要加强造反派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 如果我们对上述背景有所瞭解的话,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央关於「支左」的指示发出以后,各地造反派会与军方发生如此严重的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南京「倒许」风潮为代表的造反派的「反军」活动,是毛泽东个人思想深处「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观念相互抵牾的产物,是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操纵群众运动、消解群众运动」「三步走」战略部署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一个不和谐的插曲,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与造反派群众组织之间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 以下让我们结合有关事实,具体地考察一下南京地区「红总」、「八·二七」和南京部队这三者之间矛盾的形成过程。 「红总」和「八·二七」这两大群众组织在其成立之初,都属於广义的「造反派」,从1966年8月南京地区群众性「造反」运动兴起,到1967年「一?二六」造反派向江苏省委「夺权」以前,这两个组织在同广义的「保守派」组织──南京大学「红旗战斗队」和南京工人「赤卫队」──的斗争中存在一种松散的联盟关系。但是在旧省委和依附於旧省委的保守派垮台之后,「红总」和「八·二七」便因为政治权力分配问题产生了分歧。「红总」领导人认为自己在「一·二六夺权」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功劳较大,因而在权力分配时当仁不让,组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过渡性权力机构「夺权委员会筹备会」,实际上控制了过去掌握在旧省委手中的主要政治资源,包括《新华日报》和省市电台。「八·二七」领导人对於「红总」的专权严重不满,便挑起了关於「一·二六夺权」正确与否的论战,最终演化成两派在诸多问题上的严重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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