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是这类研究的经典之作,在这本书中,处于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不再是一个被淹没的、看不见的受害者,而是成为一个真正的男男女女的阶级,创造了自己的身份、文化和历史。同样,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分析了中世纪的农民,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分析了英国大革命中的“中等”农民,阿尔伯特·索布尔(Albert Soboul)分析了法国大革命中的巴黎无套裤汉。对我来说,这代表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正是这种精神注入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莱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俄罗斯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托洛茨基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内战时期的红军司令,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最高体现。这使他能够写出一部杰作,分析他自己作为中心人物的重大事件。托洛茨基的《俄罗斯革命》是我最推荐给那些希望阅读更多马克思主义历史的人的书。
现在来谈谈细节。我必须提及我广泛使用的一些著作。罗伯茨(J. M. Roberts)的《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1976)是一部重量级的叙事作品,涵盖面很广,相应地很有用,而且据我所知,相对来说没有理论包袱。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的《世界人民的历史》(People's History of the World)(1999)与此大不相同,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部杰出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性和阐释性。但它有一种倾向,即a)经济的甚至是技术的决定论,和b)目的论(即事件趋向于预定的终点);读它的时候人们会有一种感觉,我们正在经历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比上一个阶段更高级,每一个阶段都在推动人类进步。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认为历史是开放的、偶然的,是由人类能动性塑造的;虽然有时在马克思身上可以找到更多的决定论解释,但我相信马克思的方法的本质意味着相反的含义。约翰·里斯(John Rees)的《革命的代数》(Algebra of Revolution)(1998)是一项对处理这一问题特别有价值的研究。另一本非常不同的书是约翰·基根(John Keegan)的《战争史》(History of Warfare)(1994),这本书具有深刻的独创性和洞察力,是右翼历史学家偶尔会写出比许多“学院”马克思主义者更好的书的纪念碑(顺便说一句,我认为这个词自相矛盾)。
在过去的20年里,人类进化一直是许多杰出工作的主题,克里斯·斯特林格(Chris Stringer)及其同事(1993、1996、2006)的研究是对当前思考的一些最好的现代总结。对于稍晚的史前史,有一本由巴里·坎利夫(Barry Cunliffe)编辑的关于欧洲证据的论文集(1994),以及坎利夫本人撰写的两篇优秀研究——一篇是关于大西洋沿岸的(2001),另一篇是关于欧洲和地中海的(2008)。但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仍然最好地由维尔·戈登·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的《历史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in History)(1942)提供,这是一部开创性的考古叙事作品,涵盖了从第一批人类到罗马帝国灭亡的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作者是一位与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有密切联系的杰出学者。柴尔德应该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结合阅读,尽管学术界和争论不断,但这本书仍然是理解史前史的另一部关键著作,尤其是它对女性压迫根源的见解。
柴尔德的史前社会经济“革命”序列仍然引人注目,他对阶级社会起源的描述似乎没有争议。然而,柴尔德的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一个重要的权威,但却深受我前面提到的与哈曼(Chris Harman)工作有关的阶段理论的影响。杰弗里·德·斯特克鲁瓦(Geoffrey de Ste Croix)也是如此,他的《古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1981)虽然很重要,但必须批判性地阅读。他倾向性地试图将晚期罗马农奴重新定义为奴隶,以挽救源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奴隶生产方式”(slave mode of production)概念。这一概念在经验和理论上都存在无可救药的缺陷,没有分析价值;它是上面被批评为经济决定论和目的论的解释装置的一部分。
历史分析的关键是识别任何社会过程的基本动态。在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这与“生产方式”几乎没有关系。就所有实践的目的而言,技术和生产力都是静态的;唯一的问题是,或多或少规模固定的剩余是如何分配的。增加份额的最有效方法是通过军事力量。因此,世界在竞争性的统治阶级(他们从事军事资源的竞争性积累)之间被划分。例如,罗马帝国的动态可以被定义为“古代军事帝国主义”(ancient military imperialism),或者更粗略地说,是用暴力掠夺。在帝国内部,运作的是二元经济:农民的自给生产持续了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但一个军事供应和精英消费的体系叠加在这之上,包括统治阶级对剩余的大量(且不断增加的)占有。
曼宁的杰出贡献在于,他将普通民众在1640年代事件中的重要作用公之于众。爱德华·康特里曼(Edward Countryman)的《美国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1987)、阿尔伯特·索布尔(Albert Soboul)的《无套裤汉》(The Sans-Culottes)(1980)和乔治·鲁德(George Rudé)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1967)也是如此。这些和这一时期许多其他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共同点是,它们决心揭示、描述和展望大众革命运动,这与马蒂兹(Mathiez)(1964)和列斐伏尔(Lefebvre)(1962)等历史学家的工作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他们的工作中,革命进程在更机械和字面的意义上被描述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还必须提到詹姆斯(C.L.R.James)在《黑色雅各宾派》(The Black Jacobins)(1980)中对海地奴隶起义的精彩描述,以及杰克森(T.A.Jackson)的《属于她自己的爱尔兰》(Ireland Her Own)(1991),这本书简明扼要地讲述了爱尔兰800多年来反抗英国统治的斗争。我还必须推荐尼尔·戴维森(Neil Davidson)最近的研究,《资产阶级革命有多革命性?》(How Revolutionary Were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s?)(2017),其中充满了我们期待从他那里得到的那种新的评论,以及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经典《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1979),因为它深入了解了这一时期国家封建主义的特征。
要理解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以马克思本人为出发点,尤其是《资本论》第一卷(1867),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历史分析,以及《共产党宣言》(1848),以便进行有效的总结。“漫长的19世纪”(1789-1914)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三部曲(1962、1985、1994a)中得到了精彩的综合。他关于二十世纪的续集(1994b)很有参考价值,但理论上很差;霍布斯鲍姆似乎无法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应用于他自己一生中的事件。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和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80)这两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涵盖了早期工人阶级的特征和劳工运动的起源。维克多·基尔南(Victor Kiernan)的《从征服到崩溃的欧洲帝国》(European Empires from Conquest to Collapse)(1982)对更广阔世界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对十九世纪中期重大政治事件的分析也很有价值;尤其重要的是《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95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69)和《法兰西内战》(1871)。对于外交史来说,我总是觉得泰勒(A. J. P. Taylor)的许多研究(1955、1961、1964a、1971)非常有用。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cPherson)的《美国内战史》(American Civil War)(1990)具有开创性意义。唐尼·格鲁克斯坦(Donny Gluckstein)的研究(2006)是对巴黎公社的一篇精彩叙述。
乌赞(Uzun)(2004)报道了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The Young Turk Revolution),布鲁埃(Broué)(2006)和哈曼(Harman)(1982)报道了1918-23年的德国革命,艾萨克斯(Isaacs)(1961)报道了中国革命。托洛茨基与共产国际成立前五年有关的两卷著作(1973-4)对这一时期也很有价值。俄国革命的衰落最好参考托洛茨基(1936),再加上克里夫(Cliff)里程碑式的列宁(1975–9)和托洛茨基(1989–93)传记四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