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取经验的中国官僚 中国的情况略有不同。中国官僚仔细观察苏联的情况。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派官僚从苏联吸取经验,并与自身的经验相结合。中国人口众多,可与大洲的尺度媲美,但即使这样巨大的一个国家也无法脱离世界经济而独自发展。“一国社会主义”已被证明是要失败的。毛泽东领导的官僚所试图建设的独裁政权已经显示出局限性。 邓小平一派目睹了苏联和东欧政权进入危机,并在1989到1991年间相继崩溃、走向资本主义。他们看到曾经统一、强大的苏联政权如纸牌屋般倾覆。在东欧和苏联等所有斯大林主义国家,特别是前苏联,经济严重衰退。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官僚失去了对这一过程的控制。在一段时间之后,经济才稳定下来,并重新开始增长。在这些事件中,中国官僚看到了自己可能的未来。他们决定不重蹈覆辙,因此需要在政策上做出一些改变。 在同一历史时期,六四事件也向中国官僚证明了他们可能也会面临类似的下场。苏联解体和六四事件对中国官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们从之前“利用市场机制取得生产力发展,保持国有经济占主导原则”的阶段进入到加速改革的阶段,最终形成了今天私有经济占主导的局面。 与苏联类似,毛时代的经济发展伴随着官僚的欲望扩张和不同经济部门之间不协调的加剧。这也是出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现象的原因。毛泽东试图通过这些方式推动经济发展,同时抑制影响政权稳定的官僚的发展。 官僚集团的过度发展会影响官僚阶层整体的利益。正因为此,斯大林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为了保持政权稳定而打击了官僚内部的一些元素。斯大林甚至枪决了一些官僚,即为了挽救官僚这一整体而打击其中最为腐败的一部分。文革也有相似的元素,一部分中国官僚受到了攻击。毛泽东哗众取宠地攻击了“资产阶级当权派”,一方面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则为了抑制那些危及政权的更极端的腐败形式 。 从本质上而言,文革并不像西方一些人所声称的那样,是工人和青年通过官僚表达他们意志的一场运动。曼德尔等人将文革和巴黎公社相比较,这说明他们完全没有理解事实真相。他们把一派官僚为了打击另一派官僚发起的运动,与1871年巴黎真正的工人阶级的起义相提并论。他们没有认识到文革从始至终都是由上层——以毛泽东为最高仲裁者——所控制。如我们所解释,毛泽东通过这一方法并没有能够发展经济,相反却造成了经济严重的错位和混乱。长达三年,工农业生产完全崩溃,而所有的学校和大学都被关闭。邓小平所代表的一派官僚被现实所惊吓,并开始从这些经历中总结经验。 我们必须明白,计划经济只有在工人阶级在各个层面上的监督下才能高效运转。计划需要在各个层级由工人们充分地讨论商定。这就是为什么工人阶级民主、工人阶级控制和管理是计划运行的关键要素。工人,同时作为消费者,确保计划在各层级有效执行是对其切实的物质利益的保证。而官僚只关心保证他们自己那部分的利益,而不在乎产品的质量或者这部分产品的生产是否与其他生产相协调。此外,中央集权的官僚无法决定生产的每个方面。如果所有事情都由官僚中央命令决定,那会造成严重的错乱和低效。整体计划需要由工人在各个层级上进行检查。这也是大跃进和文革失败的原因。无法通过官僚手段打击官僚。因此,这两个尝试最终以官僚引起的混乱而告终。 文革对于理解之后邓时代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毛为首的官僚依靠群众来打击另一派的官僚。通过这种波拿巴主义的方式,他们激发了来自底层的力量,但这也存在危险。允许群众进一步行动意味着官僚有可能会失去控制权。毛和他的追随者一抑制另一派官僚的过度发展,就开始压制他们发起的运动,并在1969年全面掌控了这一运动。而主要的口号也从“人民群众是正确的,人民群众所说的是正确的”逐步演变为了“毛主席所想的是正确的”。 群众被压制后,力量又重新回到了走资派的手中。也就是说,一旦毛泽东限制群众的力量,力量对比就由官僚内部的力量对比所决定。毛泽东有理由担心发动群众,因为当时出现了各种罢工行动和来自底层的运动浪潮。在1966年、1967年和1976年都发生了这样的运动浪潮——工人们通过形成大量的工人组织,来表达他们对工资和工作条件的不满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工人阶级想要超越官僚设立的局限。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官僚虽然想要捍卫国家计划经济,但并不愿意为此而将权力拱手让给工人,因为他们也不愿失去自身的特权。 但是,他们仍然需要面对发展经济的问题。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唯一的办法是实行真正的工人阶级民主,这当然也是官僚阶层最不愿意做的。我们不应忘记,维护计划经济的一派官僚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和特权的目的。托洛茨基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中译本又名《论苏联国家性质》)中解释得非常清楚:“官僚首先最关心自身的权利、威望和收入。相比保护苏联而言,他们更好地保护自己。他们可以为了保护自己,而牺牲苏联的利益,牺牲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这就是官僚阶层的本质。 更大一部分的官僚在文革宣告结束时松了一口气——他们希望回到稳定,享受体制内的特权。当时,已经有一部分官僚开始讨论要在经济中引入一些市场刺激。 毛时代的结束毛泽东一去世,“走资派”就开始发动反攻,他们提出了市场经济和全球市场的问题。事实上,邓小平等人从某一层面上而言是正确的:要将中国从世界经济中孤立出来是不可能的,它势必会参与到世界市场之中。他们最初的想法是,在缺乏工人阶级民主的情况下,世界市场可以用来粗略地考察管理不佳和效率低下。 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即使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不会排除某种新经济政策,就像布尔什维克党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时所做的那样。只要经济的主要杠杆由国家通过计划所控制,这些方法可以用来刺激和发展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的经济。 列宁在西伯利亚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做出妥协的问题上也有同样的考虑——西伯利亚有很多原材料,但经济却很不发达。当时这个年轻的工人阶级国家没有办法发展西伯利亚。所以列宁坚持,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获得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投资和技术,唯一的途径就是向国外资本作出妥协。他的设想是通过确保资本家的利润,苏联可以发展这部分地区,获得新的生产方式和技术等,从而为革命服务。 在他1918年的著作——《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列宁指出:“我们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只能从一流资本主义专家那里获得在托拉斯的流水线上组织大规模生产的能力。”次年2月4日,他在人民委员会理事会上递交了一份决议,其中他指出“人民委员会理事会……原则上认为向外国资本代表做出妥协在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生产力的条件下是可以允许的…”不同在于,1918至1919年间的苏联在国家性质上毫无疑问是健康的工人阶级国家,或者说最起码是一个相对健康的工人阶级国家——这样的妥协可以用于增强、而非削弱工人阶级国家。 而且这一妥协也是在世界革命被延迟的压力下做出的。在世界革命延迟的情况下,只要国家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经济制高点由国家掌控,那么这一妥协就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问题在于,国外资本家在1921年并不想与苏联建立经济条约,而是打算摧毁苏联。中国的情况与之不同,外国资本家愿意与特权阶层进行交易,即使是反动的尼克松都能够与中国官僚取得共识。 毛泽东去世后,向境外资本开放的想法在官僚中获得支持,而邓小平则是这一想法的主要代表。这反映了大部分官僚认为闭关自守的政策失败了,中国不能在孤立中发展。 邓小平曾经担任共产党总书记,但在文革中被免除领导职务。1974年1月,他再次回到政治局。在再次被解除所有职务之前,邓小平不但担任总理,还担任党的副主席和军委总参谋长,是毛泽东之外的第二人。尽管具有如此高的职位,他在文革中仍被谴责为“牛鬼蛇神”、密谋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领导。但是他仍然能保留党籍。一般失信于“伟大领导”就最起码意味着被开除党籍。但邓小平却是个例外,这也说明他在党内享有较高的支持。根据事后的结果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大多数官僚——最起码大多数上层领导都支持邓小平,之前只是由于毛泽东的地位而无法采取行动。 党内对邓小平的广泛支持在毛泽东死后被进一步证实。四人帮(包括毛的遗孀)在毛去世后仍坚持“按既定方针办”,“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但是,官僚中起主导的一派已经明确了观点。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逮捕,此后再也没有夺回权力。1978年,邓小平成为党的实际最高领导者。 中国的现状可以在那时找到根源。1977至1978年,党内开始就针对外资开放问题展开争论。邓小平一派提议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认为毛时代把国民经济搞得一团糟。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存在动乱时期,中国经济在约25年的时间中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 需要承认的是,随着经济日益的复杂,官僚指令系统的局限性开始展现出来。与苏联相似,中国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存在投资失衡;一些产品生产过剩, 而另一些产品却生产不足。贻误、腐败、怠工、浪费和无序大规模存在。工业生产率开始下降。随之而来的,则是通货膨胀的趋势、消费产品的短缺以及社会不满。 工人和农民已经开始感到不安,而上述因素则进一步让他们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这一切本可以通过引入工人对经济真正的控制和管理而解决,但这需要通过政治革命来实现;换句话说,官僚统治需要被推翻。但是官僚不会轻易放弃权力。邓小平一派认为,只有通过市场激励机制才能继续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率。 虽然当时中国在工业总产量上已经超越英国等国家,但在劳动生产率上,中国和苏联都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苏联,危机以增长率大幅减缓的形式表现。而在中国,邓小平一派官僚认识到引入最发达的技术来发展中国经济的必要性,而这只能通过向外资开放和参与全球市场的方式实现。 如果国家权力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那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倾向就能够被工人阶级所遏制。但是国家权力掌握在官僚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引入资本主义激励机制,则可能最终导致计划经济的彻底瓦解。 但是,我们不能采用机械主义的方法来思考这个问题。现在很容易“放马后炮”地说在1978年邓小平上台后,官僚们就有预谋地引入资本主义。但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官僚是凭借经验,根据既定时期的需要而不断做出反应。即使在斯大林时期的俄国也曾有过对市场力量高度开放和高度分权的时期,但之后又重新回到中央集权。这是这部分官僚为了经济运行而做出的尝试。官僚们明白,如果他们不发展生产力,他们自身的特权地位就会受到威胁。 第二部分 邓小平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发起的改革旨在提高国民经济的效率。但一旦中国官僚走上了资本主义激励机制的道路,整个过程就会遵循资本主义自身的逻辑,使中国在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下面我们将分析几个重要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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