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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蘿卜還是大棒?
從12月9日開始,形勢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當地政府領導傾向於嘗試使用暴力鎮壓來遏制運動。當談判還在繼續的時候,警察逮捕了13名理事會代表中的5名,包括副理事長薛錦波。警察指控五人涉嫌“毀壞財物罪”和“妨害公務罪”。汕尾政府發表的聲明發出了進一步鎮壓的警告,聲明(典型地)指責“境外勢力煽動別有用心的人“並把村民臨時理事會定性為“非法組織”。同時大量的防暴警察被部署到烏坎村周邊進行完全的封鎖。村子之後被封鎖了10天。
如另一名進入烏坎的西方記者來自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的摩爾(Malcolm Moore)報道的,
“在1000名武警試圖占領村子失敗後,從星期天(12月11日)起警察就封鎖了烏坎。不允許將食品和水運進村子,也不允許村民外出。”
摩爾補充道,“昨天,幾乎所有的富裕家庭也都撤出了村子,而其他繼續拒絕評論抗爭的人把自己關在高墻鐵門之後。”(《每日電訊》,2011年12月14日)
12月11日傳來薛錦波在看守所“自然原因”死亡的新聞。馬克思曾經說過“革命有時需要反革命的刺激才能向前推進。”而薛錦波的死起到了這樣的效果。在此後的日子,村民舉行了最大規模和最堅定的遊行示威。根據對以前警察慣用手法判斷,薛錦波顯然是受到了旨在摧垮他的精神讓其“坦白”的身體和心理上的折磨。屍體的狀況顯示出有可能遭到酷刑的跡象:手腕腫大,拇指被折斷,額頭和下顎出血,鼻孔有血,整個頸部黑色,其前胸後背有淤青。
盡管中共省委的代表在12月達成協議時承諾歸還屍體,但之後兩個月警察一直拒絕將薛錦波的屍體交給他的家人。因為後者不願簽署一份接受警方所說的薛錦波死於“突發心臟病“的聲明。2月16日,警方雖然最終交出遺體用於葬禮,但卻規定了苛刻的要求。參與葬禮的人數被限制(以防止其變成新的反政府示威),家人和其他參加葬禮的人不允許拍照(以阻止被折磨的死者遺體的畫面被傳播到網上)。薛錦波的女兒薛健婉在她的微博上詳細描述了她父親的遺體被當局扣留,以便向他的家人施壓令其放棄抗議。“我不確信屍檢是陷阱還是真相。”上個月她在微博上寫道。在2月10日烏坎第二輪選舉中,薛健婉以最高票當選為一名村代表。
一位參加被推遲了很久的薛錦波葬禮的朋友描述警察是如何對這個家庭進行恐嚇的:“他像冰塊一樣被凍了兩個月。即使經過化妝後,他的面部仍然發黑。每個人看到這種情況都很悲痛,特別是他的女兒和妻子……她們哭到嘔吐,吃不下飯,甚至無法站立。(《南華早報》,2012年2月17日)
混淆的意識、幻想
在烏坎鬥爭的高峰期,當地人顯示了他們比被趕走的領高工資的中共代理人能更夠有效地管理社區。“我們發現我們更擅長管理,”薛健堤(薛健婉的19歲的弟弟)說,“前政府官員被發現沒有在他們的辦公室留下任何賬目,所以他們一定是騙了我們。現在我們晚上有巡邏確保村子的安全。我們都緊密地站在一起。”(《每日電訊》,2012年12月13日)
在這個進程中,我們可以看到群眾進行民主化地自我組織的可能性。正如列寧所說,不需要寄生性的官僚,但基於選舉產生的可以隨時召回和沒有經濟特權的代表。
然而。盡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組織,烏坎運動在政治模糊不清。由於運動是以農民為基礎,農民既包括受超額剝削的階層,也包括那些剝削者,所以他們有提出許多不同和自相矛盾的主張。盡管指責中共的基層代表,但仍然存在相當對中共省級政府和中央的的幻想。因為一些要的抗爭領導者同樣是共產黨員,所以認為中央和省級領導人值得信賴的觀點被進一步加強。這些幻想會被很快擊碎。正如薛健婉在一月時,在她的微薄上寫道:“我有一個可怕的想法。如果所有的官員都是腐敗的呢?那我們該怎麽做?”
混亂的意識解釋了看似矛盾的現象——橫幅上面寫著“反對獨裁”,但同時高喊“共產黨萬歲”的口號。運動沒有一個統一的立場,運動中有各種不同的觀點,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激進。一個重要的抗爭領導者,林祖鑾,自從12月談判結束後,被推上烏坎黨支部書記的位置(曾擔任中共東海鎮支部書記)。他和其他中共黨員成為烏坎村運動和政府之間的中間人,他們也強調要采用更為小心和溫和的方法和限制更為激進的階層。這同時是人們熟悉的中共手法:在反抗運動中物色一個階層,用來控制這個運動。很明顯這一過程已經在烏坎發生並威脅將摧毀他們的抗爭,除非有群眾組織和新的抗議來克服它。
在運動的高峰期,境外記者報道在臨時的媒體中心有一個英文公告呼籲他們不要把這次事件描述為一場起義:“我們不是在進行反叛。我們支持共產黨。我們愛我們的國家。”
這種尖銳的矛盾顯示了在中國存在著使人回避“政治”和政府政策方面的要求的巨大壓力,以避免或者減緩鎮壓。類似的現象也可以在許多工人罷工中發現。這是由多種原因導致的。一些階層仍然相信中央政府是更好的,更清廉而且大量忽視了地方官員的腐敗。其他人私下反對一黨專政但又不敢公開說。我們可以確信在烏坎,這些原因都在發揮作用。而且如果把這看作是烏坎事件“和平解決”的關鍵因素是巨大的錯誤。
與之相類似,群眾抗爭中組織的模式反映了矛盾的傾向。選舉臨時村領導層的主要方式是宗族組織,其是封建主義的殘余。一些發起這場抗爭的烏坎青年活動者,對宗族起到核心作用感到不安。有報道稱在烏坎有40個宗族組織,它們看起來——在群眾抗爭中——以不同尋常的民主方式運作。但是宗族組織的固有特性就是排外(基於血緣)和等級化的。它們不能為團結廣大貧農和其他受壓迫階層建立組織和為真正民主地運動提供階級基礎。
在烏坎的例子中,一些早先離開村子的商人被宗族首領要求回到村子以便在鬥爭中起到領導的作用。其中一些返鄉者對“在明確的指引下的“私有化土地作為解決方案表示支持。這場運動就不是一場統一的運動,而包含了不同的階級利益,對如何解決土地問題有不同的觀點。
在中國農村的許多地方,宗族組織為了爭奪村子及其土地資源的控制權有時會引發暴力沖突。盡管像烏坎這樣的群眾抗爭,圍繞著“民主訴求”,傾向於把群眾團結在一起,也無法長期維持。除非提出改變經濟和政治基礎的綱領,並且有工人階級作為有組織的力量決定性地介入這一問題。諸如宗族組織這樣的集團利益在未來會成為聯合鬥爭的巨大障礙。並為政府提供了運用經典的“分而治之”手法的機會,使其能夠用一個宗族去對抗另一個宗族。有充足的理由讓人相信,如果政府無法滿足運動的訴求變得日益明顯的話,其會在烏坎在用這一手法。
十二月協議的結果意味著什麽?
12月21日,村民計劃發起一場遊行到10公裏之外的鎮政府辦公大樓的示威。這使當局陷入兩難選擇,退縮或者暴力鎮壓示威都有風險。廣東省政府同時受到了另外的壓力,在烏坎北方僅僅數小時車程之外的海門爆發了一場甚至更大規模的街頭抗議活動。
超過三萬人,占領海門的主要十字路口長達4天——明顯地模仿了烏坎抗爭以及美國的“占領”運動。他們抗議的對象是建設新的燃煤電站的計劃,而當地環境已經遭到現有的一座電站的嚴重汙染。海門“第二戰場”的開辟,以及發生在廣東制造業中心(深圳、東莞、廣州)的多場罷工迫使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省裏的最高官員)被迫讓步。他派出他的副手(省委副書記)朱明國與烏坎選舉產生的代表進行斡旋。而在海門,抗爭更大但較為缺乏組織,(當局)采用了“更傳統的”應對方式:催淚彈和警棍;雖然也承諾暫停新的發電廠的修建,但是根據以前的經驗,這一承諾實在值得懷疑的。
12月21日的談判結果在一些圈子裏被稱讚為開創性的,特別是中共內部的殘存的一小撮改良主義自由派,他們把這事件視為可以實現改良和共識的新“烏坎模式”。但是對朱明國的工作組有哪些讓步和哪些又未讓步進行仔細觀察,就可以發現不是這麽回事。事實上,如果烏坎的領導層能夠堅持更久一點,而不是立即同意取消12月21日的示威,那末他們可能已經得到了更加明確的讓步。所有人都會歡迎薛昌和陳順義被雙雙解除烏坎中共支部委員會和村委會的最高職務。但這同樣是司空見慣的平息群眾抗議的手法。只有3%被解除職務的腐敗中共官員被顯示曾經面對犯罪指控。其中很多人稍後會在這個龐大的政府機器中其他地方被重新任用。
廣東省領導層犧牲薛昌和陳順義應當被看作一種迂回戰術。在群眾抗爭使他們的職位不穩定之前,這兩人得到了來自中共上級任何可以想象的嘉獎。在2008年,省最高官員汪洋到烏坎視察並稱其為“模範村”。薛昌被第四次“選為”廣東省人大代表。薛昌曾被授予“國家級勞動模範”的稱號。1993年以來,雖然村裏的土地被薛昌和陳順義盜取,他們領導的烏坎黨組織多次被評為“先進基層黨組織”。
烏坎村民提出了四項訴求。其中那些被接受了呢?第一,要求歸還薛錦波的遺體,並允許進行獨立的屍檢。這曾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正如當時薛錦波的兒子說:“現在我們只有一個唯一的要求,就是他們歸還我父親的遺體。他屬於我們而不是政府。”正如之前提到的,當局殘酷地拖延了兩個月之後才最終將遺體交給薛錦波的家人,但遺體仍然被嚴格控制以防止獨立的調查。
在抗爭領袖林祖鑾領導下的中共烏坎新的“改良主義“管理機構,看起來同樣對薛錦波的家人施加了壓力,讓其接受這些不公平的條件。2月17日,超過一千的烏坎居民不顧官方的協議,聚集在一起對薛錦波進行悼念。這反映了在烏坎那些鼓吹和當局達成協議和那些正確地認識到需要繼續進行鬥爭的人之間的緊張和萌發的沖突。
第二,要求取消對其他四名被捕的抗議領袖(和薛錦波一起在12月9日被捕)指控的要求沒有落實。四人(莊烈宏 張建城 洪銳潮 曾昭亮)的釋放拖延了數天。警察一直拒絕釋放他們,直到他們簽字承認有罪。他們不是作為一個無罪的自由人釋放的,而是以“取保候審”的方式得到釋放,並且必須接受不發表公開聲明的條件。這一司空見慣的警方手法在他們頭上懸掛了達摩克裏斯劍,以防他們在未來給當局“制造麻煩”。
第三,抗議者要求(當局)承認他們選舉產生的代表理事會。朱明國當時作出了模糊的陳諾,但是後來理事會被要求自我解散以便進行新的村委選舉(目前正在進行)。當前分三個階段的選舉過程(首先是選舉出一個較大的選舉監事會,然後選出新的村委會)被廣泛描述為公平的,村民抗爭組織在組織選舉過程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是選舉被當局嚴格監視,防暴警察被派到村裏並對新聞媒體進行控制。這些限制令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人,感到不滿。
過去20年村級選舉在中國的成千上萬的村中舉行,而“開放”程度不相同(從相對公平到完全預先確定)。但這些村委會至多只能起到監察當地政權的基礎——中共官員的作用,因此也部分阻礙了能夠衍生出新的政黨的抗爭組織的形成。
最後,關於村民要求中止並調查所有土地買賣——抗爭的核心問題——現在前景仍然並不明朗。誰主導這些調查,這個過程會有多民主和透明?這會在草根組織的監督和控制之下進行嗎?這是非常可能不會發生的,除非出現更多的壓力。這會達成什麽效果,接受舊的買賣合同,但更公平地分配賠償;還是要求把土地歸還給村民(這是不是太晚)?
僅僅列出這些問題,我們就可以看出烏坎運動還沒有贏得一個明確的和勝利的結局。事實上,官方地承諾將流於紙面。這是一場還沒有結束的抗爭,為了奪取最終的勝利需要對策略、綱領和組織方式進行進一步的討論。這場鬥爭所缺乏的非常關鍵的因素是一個新的、活動的、民主的抗爭政黨。這一政黨必須基於工人階級和青年,以一個明確反對資本主義和反對專制統治的社會主義綱領贏得貧農的支持。這樣的黨目前只能在地下發展,但它會在即將到來的更多甚至更大的鬥爭中發揮作用。
烏坎預示著政策的變化嗎?
汪洋從烏坎談判結局中吸取每一滴政治資本,在今年中共領導層交接之前宣傳他是一個擅長“社會管理”的領導者。這種宣傳非常值得懷疑,即使從專制政權的角度來看也是如此,廣東正在經歷不計其數的“群體性事件”,和與之相伴的鎮壓和逮捕。即使汪洋,1月也在省政協上發言,警告稱該省可能成為社會沖突的導火索。
汪洋正在角逐政治局常委的九個席位中的一個席位。中國的黨國機器的最高層。其中7個席位在今年經過十年一次的領導層更叠將換主。汪洋作為經濟“自由派”(提倡更多的自由市場政策)正在黨和政權內與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進行競爭。而薄熙來支持更為“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但施以了更嚴厲的專制控制。
其他人也提出了他們對這些事件的理解。一些人把“烏坎模式”奉為政治改革(在中國意味著局限地,逐漸地和高層控制的“民主化”)的樣本。中共在全國範圍內放松了其早先對媒體的管制並容忍一些在線討論(在12月這個村莊曾經從互聯網上消失),希望把烏坎描述成獨立事件同時“沒有什麽特別的”。這些矛盾的現象並非是不典型的。許多海外媒體稱烏坎標志著中國民主進程的開始。(2012年1月30日)《金融時報》的頭條“烏坎為中國提供了民主模式”(Wukan offers democratic model for China)就是其中一例。
不幸的是,雖然我們不想降低這個作為重要的抗爭的案例的事件的影響力,但是我們必須說明這些對烏坎事件的理解是誇大的和有些天真的。另一個《金融時報》的頭條(2012年2月8日)更正確地稱,“烏坎引領的方向,北京不會跟隨。”(Where Wukan has led, Beijing will not follow),正如駐北京的記者羅素-雷-摩西(Russell Leigh Moses)寫道:
“這容易讓人樂於認為在烏坎地方官員和村民的對峙的和平結束預示著共產黨處理動亂的方式的重要改變——通過新的對話的方式,而不是舊的一味地恐嚇。想法誘人但卻是錯誤的。”
中共專制當局建立起了一個平衡鎮壓和妥協的強大系統(“胡蘿卜加大棒”),以孤立和約束對其統治的挑戰。因此一旦緊張的形式變得“穩定”,承諾被打破,讓步被推遲或者被取消都是司空見慣的。最近這也發生在大連,多大4000人在8月進行遊行,要求關閉有毒的化工廠。市政府同意關閉這家工廠以對應抗議。但是,之後人們發現化工廠僅僅在數周後就重新開放並秘密運行至今。大連是一座大城市,不想烏坎是一個村子。這顯示了烏坎的腐敗中共官員不是孤立的“爛蘋果”。之前成千上萬次的沖突的慘痛經驗告訴我們烏坎的抗爭不會取得勝利,除非它繼續抗爭,受壓迫的大多數建立他們自己的民主組織並且不信任黨國的任何級別。群眾只有信賴他們集體行動發揮的力量。
事實上,政權被迫作出讓步是一個時代的標志。我們社會主義者認為發生在烏坎的事件預示著一個更廣、更深、更多的農村抗爭,隨著產業工人階級日益增多的鬥爭將會出現。隨著中共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深化以及可能出現的經濟硬著陸,像引發烏坎沖突的征地和幕後交易將很可能增多,這將和中央政府的承諾相背。賣地所得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一半,而政府的債務水平將是迫使他們出賣更多土地。根據國土資源部的統計,去年有70,000宗非法使用土地的案件,涉及751,000畝(50,000公頃)土地,比2010年增加5.8%。很顯然,中央政府打擊征地的承諾沒有起到效果。
中央政府為了降低社會爆炸的風險,緩解農村群眾負擔所采用的措施已經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同樣多的新問題。之前觸發大規模抗議的農業稅,在2005年被大張旗鼓地取消了。但是這導致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後果,地方政府對違法征用土地的依賴,以及農民們比以前更缺乏影響地方政府支出的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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