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19-5-2 00:59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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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宇 中国劳工论坛
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名大专学生上街游行,抗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占据的土地、铁路、矿山、森林等等全部转让给日本。中国和日本以及英美是一战战胜国,德国是战败国。五四游行开启了持续约两个月的全国群众运动,也开启了中国群众斗争(特别是工人斗争)的新时代。这是场运动由学生率先发起,但随后大批城市居民、工人、商人也加入了运动。
100年之后的今天,中共政权只会低调纪念五四运动,因为许多因素令它担心激进化的年轻人和学生会再次成为群众抗议的先声,点燃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工人阶级是一支尚在蛰伏的“超级力量”,能够实现彻底的政治经济变革。过去9个月的佳士斗争初步显示出这种潜力。我们不应该忘记,五四运动周年纪念日也是1989年大规模民主斗争的导火索。八九民运几乎就要推翻中共政权。当时北大学生正计划在五四70周年举行联合抗议,但由于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于4月15日去世,学生便将计划提前了。2019年有多个敏感的周年纪念,中共政权害怕“难以想像的危险”,1919年的这场历史性运动势必让他们感到紧张。
五四运动发生在1914-1918年一战大屠杀后的全球革命浪潮之中。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并激发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1919年3月1日,即五四运动两个月前,作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爆发大规模独立运动,有200万人参加上千起反日示威和武装起义。同年3月2日,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国际上的这些工人群众运动也是促发五四运动的重要因素。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在1919年1月评论十月革命说:“这次的革命是民主战胜君主主义的革命,是平民战胜军阀的革命,是劳动者战胜资本家的革命!”他认为将来的革命都会像效仿十月革命彻底改变人类社会。
幻想破灭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中国许多知识份子对帝国主义抱有很大幻想。1918年11月,北京有6万人参加庆祝“胜利”的游行。他们认为中国将可以拿回德国自1898年开始占据的“胶洲湾租借地”(包括胶洲湾和胶东半岛),而且可以调整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强迫中国签下的不平等条约,进而改变中国落后、受压迫的状况。 美国总统威尔逊造成了尤其大的幻想。后发的美帝国主义希望加入瓜分殖民地的行列,因此试图通过支持亚欧部分被占领国的自决权来削弱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实际上,在威尔逊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对多个拉美国家进行军事干涉、强迫尼加拉瓜签订不平等条约、入侵海地。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也赞成将胶洲湾租借地转让给日本。
巴黎和会的决定于4月底传到北京,特别是给青年知识份子造成严重冲击。当时的一名北京大学学生后来回忆说:“巴黎和会的消息最后传到这里时,我们都感到非常震惊,我们立刻对事实的真相觉醒了,外国仍然是自私和军国主义的,并且都是大骗子。”北京学生原本计划在5月7日举行游行,但因段祺瑞政府已经开始镇压抗议活动,游行临时提前到5月4日。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发出关于“二十一条”签约的最后通牒,因此这一天被称为“国耻日”。
五四游行
5月4日当天,抗议学生从天安门出发,他们的主要口号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外争国权”是指拒绝在巴黎和会的条约上签字;“内惩国贼”是指赶走北京政府内的亲日派官员,其中最主要的三人是:交通部长曹汝霖,驻日大使章宗祥,中日合办的汇业银行中方董事长陆宗舆。抗议者游行至当时作为使馆区的东交民巷。游行队伍原本计划穿过东交民巷,但遭到警察阻拦。根据1901年的《辛丑条约》,中国人在东交民巷内没有游行权。 在和警察对峙两个小时之后,愤怒的学生转向曹汝霖的住宅。学生突破警察的阻拦,冲进曹宅,砸毁了曹汝霖的一些财物,并殴打了当时住在曹汝霖家的章宗祥。部分学生因为没有找到曹汝霖,在愤怒之下放火。由于起火和增援警察的到来,抗议学生逐渐退散,但有32名学生被捕。部分学生随后前往陆宗舆家,但已有军队驻守陆宅,因此未发生冲突。五四当天的抗议活动逐渐结束了。
日本扩张在华势力
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成为学生的首要攻击目标,因为他们曾参与袁世凯政府和日本政府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和相关条约的签订,也曾参与日本政府对段祺瑞政府的“西原贷款”。这两起事件旨在扩张日本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也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重要背景。
1915年初,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旨在将中国东北、内蒙、山东、以及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地区变成日本殖民地,而且企图控制中国内政,例如:中国在政治、财政、军事上必须聘请日本顾问,而且这些日本顾问将具有决定性影响。更重要的是,在随后签订的条约里,袁世凯政府承诺将山东转让给日本。
到了1916年底,日本政府希望将战时的过剩资本输出到中国,从而进一步控制中国经济和政治。讽刺的是,今天资产阶级的中共政权通过一带一路,在亚洲和其他地区扮演着类似的帝国主义角色,尽管它用的是财力而非武力。因此从1917年1月到1918年9月,日本通过中间人西原龟三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总额为1.45亿日圆的贷款,相当于现在的2.5亿美元。段祺瑞政府将国有产业作为贷款抵押,并和日本签署军事合作协议,使日本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控制。这些段款名义上是经济贷款,但实际上被段祺瑞政府用来收买国会议员和进行对广州军政府的战争。
“二十一条”和“西原贷款”均引发了大量抗议和抵制日货的活动。1915年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之后,大批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和青年回国,其中包括五四运动的重要人物陈独秀。陈独秀回国后创办《新青年》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重要标志。新文化运动是当时受过西方教育的年轻人发起的一场文化改革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主张学习西方科学和资产阶级民主。新文化运动启发了大批青年学生,他们当中许多人后来也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在《新青年》的鼓舞下组织起来的学生,有许多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成员。而在1918年5月,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的学生举行请愿游行,成为五四运动的预演。1918年5月的抗议浪潮之后出现了更多的进步学生团体,这些团体后来积极地参加了五四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