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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江青等批斗周恩来以及可能的公报私仇问题 [打印本页]

作者: 远航一号 时间: 2015-5-15 06:42:04 标题: 关于江青等批斗周恩来以及可能的公报私仇问题

本帖最后由远航一号于 2015-5-15 06:45 编辑

林林大姐询问1973年周恩来被批斗等问题。这里转载一些资料。这些资料当然都是右派的，其中必然有大量诬蔑文革、毛主席、毛主席战友的内容，但是其中有一些内容，可以判断，是有事实基础的。比如，当时政治局专门开过批评周总理的会，不可能是假的。再比如孙维世之死，孙是革命烈士、周养女，死在文革初期，死在北京市公安局，这都不会是假的。

这里仅选取相对“严肃”的一些材料，除摘抄少量段落外，提供网址请读者自行查阅辨别。提供这些材料的目的，不是为了挑革命前辈的是非（有人给我写信这样说），而是客观总结历史上经验教训。文革失败，除了客观力量对比不利外，江青等同志有没有路线错误（左倾机会主义、左倾关门主义，没有团结好周总理，没有利用好华国锋等中间投机势力）？除了路线错误以外，有没有性质上更严重的，个别问题上的公报私仇问题？比如，孙维世之死。

这些问题，左派如有条件，应设法澄清。暂时澄清不了的，如从大的方面合理解释其背景、阶级斗争因素，也可以。如果二者都做不到，恐怕就要总结经验教训。坦率地说，这里所讲的情况，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周总理是反文革的，如邓小平所说，是走资派实际上的总后台，否则是不好解释的。我是不相信邓小平的，所以批周的问题，不好解释。

如果确实发现了严重问题，在纪念江青等同志时，就要留有余地；对于文革，主要从大的方面，从总的阶级斗争的角度给与肯定和正确认识，而未必要百分之百地维护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再有就是在现实的左派工作中，引为经验教训，避免犯同类错误。

这里是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一篇文章
http://www.iccs.cn/contents/301/8168.html

其中有这样一段：
“会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周恩来主持变为王洪文主持，改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外地的政治局委员也连夜赶来参加。会议中，江青和张春桥等人肆无忌惮地批判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范围已经扩大到从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以来的所有外交活动，继而上升到权力之争。江青说，这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是“错误路线的头子”。与会者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对周恩来进行了批评。周恩来本人进行了过分的自我检查，痛苦地流下了眼泪。他“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中。其它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个批斗的架势”。叶剑英尽管解释自己不管外交，与美国人谈判是被拉进来的，也没有逃脱批判矛头。有一次，叶剑英坐在后面，江青大声叫他坐到前头来。叶回答：“坐前头就前头，怕什么！”周恩来因为手颤抖，请乔冠华帮忙整理记录，谁知遭到喝止，规定周的检查只准自己写，不准秘书帮忙。会议结束，第一个让周恩来出来，会议再继续进行，商量下一次怎么批判。周恩来“每次走出会议厅，总是面色灰白，紧抿双唇，眼神悲凉，步履踉跄”，卫士赶紧用双手架着他上电梯。”

这篇文章似是某老革命写的，载于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GB/198221/198307/12590033.html
”后来听说，是江青派人搞了份孙维世是特务的文件，送到周总理那儿。过后总理批捕了维世。维世死后，邓颖超曾跟维世的妹妹孙新世谈过这件事。她对新世说：“当时想，放在里面也许比在外面更安全。而且你们(指江青她们)说是特务，抓了起来，你们得给个交待。”谁都没想到，维世直接给害死了。邓颖超和周总理曾索取孙维世的骨灰，得到的回答是，作为反革命处理了——大概就是当垃圾扔了吧。”

http://history.huanqiu.com/miwen/2013-01/3482746.html
“文革”初期，江青曾经和叶群说过：“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江青在这里提到的她的那个仇人就是孙维世。
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恩来及给毛泽东的信。江青拿了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江青为此打了周恩来的耳光。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4017182.html
可江青一伙却公然违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强行将死后的孙维世定为“反革命”，将尸体火化，不留骨灰……40年前，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被蒋介石密令腰斩于上海，临刑前高呼“我今就义亦从容”，任锐忍着悲痛嘱咐孩子：“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40年后，惨绝人寰的悲剧再次在烈士的女儿身上上演，只是凶手早已变了。

作者: 远航一号 时间: 2015-5-15 06:47:39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

作者: zxt 时间: 2015-5-15 07:12:10

远航所说大体有的,不然就不会出现四五, 从总结教训看.左倾关门主义要不得

作者: zxt 时间: 2015-5-15 07:39:44

本帖最后由 zxt 于 2015-5-15 07:41 编辑

1973年11月，中国政坛上出现了一件大事：从11月17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政治局委员全部出席，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的气氛极为紧张，可以用如临大敌来形容。令人奇怪的是，这次会议的议题竟是：批判周恩来。也就是说，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批判自己。
　　文革中的周恩来
　　会前，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讲话，为会议定了调子：“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
　　“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提出，要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会谈时的“右倾软弱”，合称“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于是，与会人员按照这个调子火力齐下。江青更是咄咄逼人，一会说周恩来“左”了，“是霍查主义，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好好执行毛泽东的联美整苏方针；一会又逼问周恩来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指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
　　会议之始，周恩来并没有预料到火力如此猛烈，还做了一些自我批评，期待检讨完事。为了保险，周恩来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自己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并完全接受对他的批评。然而，会议不但没有降温，上纲反而越来越高，江青的指责不断升级，什么“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等等，根本不由周恩来分辩。在忍无可忍可际，周恩来当场拍了桌子：“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这下惹了大祸。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从11月25日起，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全部参加，再加上中联部长耿飚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了人民大会堂。会议主持人也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毛泽东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两位小姐为联络员，随时向他报告会议情况。
　　1973年8月24日在党的十大上作政治报告
　　扩大会议一开始，就由唐闻生介绍情况，并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在最近一个时期对周恩来及外交工作的批评，上纲非常之高，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入”，等于文革前的北京市委；外交部不执行毛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这些用语相当多的是毛当年打倒刘少奇、林彪集团时所用过的。更有甚者，毛泽东还说“有人对苏联怕得不得了，一旦打进来，他就要当儿皇帝呢！”等等。如此火药味十足的指示足足传达了八个小时，刚参加会议的许多人都非常震惊，有不寒而栗之感。
　　然而，在政治高压下，人人都必须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划清界限，人人要表示态度，人人要过关。于是，会场上出现了对周恩来围攻批斗的场面。什么“卖国”、“屈膝投降”、“目无中央”、“蒙骗主席”，一时间拳脚棍棒齐下，墙倒众人推。江青更是高声叫骂，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危言耸听地说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弄得举座哗然。
　　这次扩大会议的形式也很特别，会议开始就成立了一个对周恩来的“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每次开会前，帮助小组连同王海容、唐闻生一起先在钓鱼台开小会，商量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批判周恩来。以往政治局开会时周恩来都是提前到场，这次周只能在家等待会议通知。散会时，周就要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而帮助小组一干人又要继续开会，商量如何向毛泽东汇报。
　　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的处境是极为险恶的，会议气氛已完全呈现出了要将他彻底打倒的趋势。因此，周恩来内心的沉重和苦闷是前所未有的。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情况：“……我见他整日紧绷着脸，沉默少语，郁郁寡欢地思考问题。在那些日子里，他很少到户外散步，乒乓球也不打了。身边人员常提醒他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活动身子，他均未予理睬。一向很注意修饰的周恩来，这期间，不理发，也不刮胡子。往日，周恩来起床后必定要正规地穿上中山装，不单要扣好每一个扣子，连领口也扣紧。即使不外出，在家里办公也如此。可是，他在这段日子里，成天穿着那种淡蓝色条子的睡袍坐在办公室里，这种不修边幅的样子是我来到西花厅后没有见过的。他不再神采奕奕、精神矍铄、步履矫健，而是失去了往日周恩来特有的风范……”
　　1973年11月，周恩来设宴款待基辛格
　　这场大批判的起因到底是为什么呢？说起来并不复杂。1973年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第六次访华，周恩来和叶剑英受命出面接待。按照预定日程，基辛格将于11月4日晨结束访问，启程回国。然而，在11月3日的告别晚宴结束时，基辛格突然提议，希望再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按照以往的贯例，周恩来都会先向毛泽东作请示。可偏巧这次周被告知“主席正在睡觉”。因时间紧急，在思来想去后，周恩来拍板答复基辛格：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应该说，周恩来的话说得很活，并没有做出什么具体的承诺。然而，这件事随后就经外交部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于是，一场扑天盖地的风暴呼啸而来。
　　毛泽东为什么对这件事看得如此严重？周恩来的错误又到底在哪里呢？一切说来话长。
　　林彪事件之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实质上已经破产，毛泽东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受到了重创，不得不退居幕后。周恩来基本主持了国家日常事务。他利用批林整风之机，在全国发起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并积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各行各业进行了政策调整，同时解放了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然而，毛泽东可以容忍周恩来对现行政策做一些有限度的调整，也可以为收拢人心而解放一批人，但毛泽东不能容忍对文革本身的质疑和改弦更张。在观察了一段时间后，毛泽东确信周恩来就是要系统地纠正文革，最后将毛本人架空。于是，毛开始反击。
　　1972年12月，毛泽东借批王若水来信之机，发出了批极右的指示，并借助他的权威一举扭转了形势。1973年元旦，中央“两报一刊”发出社论，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此后，批左成了政治上的禁区，而反右则成了宣传的主流。
　　与此同时，毛又授命成立了中央宣传小组，组长是康生，组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主管中共的宣传、组织、政法大权。这等于是将九大后解散的中央文革小组又立了起来，成为了另一个“政治局”。周恩来的一大部分权力被分走，实际上成为了一个会议召集人。毛又看中了上海的王洪文，调到北京，委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之职，当作接班人培养。毛还任命张春桥为中央常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从而限制了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属于周恩来阵营的叶剑英的权力。
　　1972年对于周恩来是很重要的一年。他不仅在这一年进行了批极左的文革抗争，成功主持了中美接触，还在这一年查出了身患癌症。
　　中美接触是周恩来晚年的一件大事，周恩来为此掸精竭虑，费尽了心血。而中美的成功和解也使周恩来成为西方各国交口称赞的人物，中国外交也被说成了“周恩来外交”。然而，在此期间毛泽东对他并不满意，归根结底在于认为周恩来始终不是真心拥护文革，而是存有异心。加上毛泽东晚年对于功高震主者极为敏感，无论是刘少奇还是林彪都在这上面摔了跤，如今轮到了周恩来。
　　1973年6月，美国和苏联签订了关于防止核战争和限制进攻性武器等协定，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面见周恩来，向中国通报了有关情况。外交部据此起草了周恩来会见布鲁斯的谈话要点。报请毛泽东审阅时，毛认为周恩来在会谈时口气太软，是右倾表现，批示道：“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斗争”。这是毛对周的第一次敲打。

作者: 远航一号 时间: 2015-5-15 07:41:38

本帖最后由远航一号于 2015-5-15 07:57 编辑

zxt 发表于 2015-5-15 07:39
1973年11月，中国政坛上出现了一件大事：从11月17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政治局委员全部 ...

这篇文章当然是诬蔑毛主席的。但是1973年前后政治舞台上肯定有重大变故。这里有几个方面的问题：

1）周总理对文革的态度
2）与西方缓和关系的决策，肯定是毛主席做出的；在缓和关系程度上，毛主席与周总理可能有分歧；与西方缓和关系是否经得住长远的历史考验（客观上后来被走资派利用；间接导致苏联垮台）；如果当时中国咬紧牙关，或者与苏联缓和，是否对世界革命更加有利？我前段时间，与美国的一个毛派交换意见，他也认为，请尼克松访华，是重大失误。
3）周总理养病后，几次重大摇摆；先是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再是邓小平复出，最后把邓赶下台（但是不开除党籍，这可是毛主席亲口决定的），扶华上台。
4）从大的方面来说，由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因。中国被世界资本主义包围，在没有世界革命形势的条件下，只有改善与西方关系，请尼克松、用邓，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把邓赶下台，但是又不用四人帮，说明主席对现实力量对比有个估计。但是如果当初不与林彪闹僵，下决心与苏联缓和关系，美帝已经在衰落，坚持10年以上，是否可以迎来世界革命转机？即使变修，中国是否今天至少得以维持类似古巴的局面？
5）与美缓和关系，是主席下的决心，又不希望任由邓变修。最后只剩下一个办法。用华国锋，拉拢中间派，暂时稳住局面，拖几年再说。此计，又因为华的野心，因为江张等政治上无谋，与邓（可谓不惜学韩信胯下之辱）相比简直如小儿，终于失败。

马列毛左派应该了解这些情况，正视历史问题

作者: zxt 时间: 2015-5-15 07:41:42

　　1973年的周恩来
　　不久，外交部在内部刊物《新情况》上登了一篇文章，分析了美、苏之间既勾结又争夺，但趋势是联合起来企图主宰世界。应该说，这种分析只是一种内部参考，也不违反外交纪律。然而毛泽东得知后大为光火。他认为该文观点与他常说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不合，根本不提他的“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论断，因此是在和他唱对台戏。而外交部的后台就是周恩来，这事绝脱不了干系。毛当即召王海容、唐闻生来，严厉批评了《新情况》的这篇文章，指责为“放屁一通”。随即，又召见张春桥和王洪文谈话，再次严厉批评了周恩来主抓的外交工作：“都说此文不错（《新情况》的文章），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你们年纪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欺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第二次敲打，如此露骨的讽刺和挖苦，充分显示出了毛泽东的极度不满和不耐烦。
　　文革时期的周恩来
　　这次对于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的自行其是，毛更是怒火中烧，认为周已发展到了公然不听招呼，遂决定新账老账一块算，狠狠地打掉他的威风。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开到12月5号，会议火力空前猛烈，周恩来被烧得焦头烂额。会上会下，以往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的打招呼，而这时人们都尽力回避他，即使迎面相遇也表现冷淡，以示划清界限。会议后期，周恩来的膀胱癌已很严重，常常在厕所里半天出不来。会议只好暂时休会等待。江青和张春桥不但不予以谅解，反而斥责周是故意耽误时间，对抗会议批判。
　　按照会上的调子，周恩来已必然要被打倒，只是时间问题了。然而，毛泽东此举只是为了重挫一下周恩来，并不是真的想打倒他。那样的话政治上的代价未免太大，刚刚安定下来的局面恐怕又要反复。于是，毛又发出指示，提出“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给会议降了温。他又针对江青的讲话，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毛一石二鸟，既给周定了性，又敲打了江青：不要自行其是铲除异己，只能在毛划定的圈子内行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议最后责成周恩来做检讨。周恩来起初想求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被毛一口回绝：要检讨就在会上做。江青更是以“帮助小组”的名义，要周必须自己动手写检讨，其他任何人不能插手。周恩来只好自己关起门来写检讨，对照着毛泽东定的调子和会上的批判发言往自己身上泼脏水。此时周老病交加，眼睛也花了，写字手发抖，记不全会上对他的批判发言。他想请唐闻生和王海容帮助一下，却遭到了训斥，说他想企图通过她们摸毛泽东的底。
　　最后，周恩来照单全收，承认了会议强加的所有罪名，总算完成了检讨。毛泽东阅后，觉得差不多了，便批示道：“可以了。”一场滔天风波总算过去了。事后，毛泽东下令在外交部和军委传达讨论了这次会议的内容，彻底批判了周恩来所谓的“错误外交路线。”12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故意用说反话的方式，将这一情况透露给外界。毛谈笑风声地说：“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
　　12月9日，毛泽东在讨论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旁敲侧击地说：“我还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一打下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对周恩来的耿耿于怀，由此可见。

作者: zxt 时间: 2015-5-15 07:52:18

周恩来年谱
　　【1973年7月3日】
　　△从王海容处得知毛泽东对外交部第一五三期《新情况》〔注〕[]的批评意见后，致信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及美大组负责人一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检讨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
　　【1973年7月4日】
　　△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再次批评外交部第一五三期《新情况》中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指出：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又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谈话中，毛泽东还讲到批孔（丘）问题，表示不赞成骂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当晚，张春桥通知周恩来，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谈话内容。
　　△到玉泉山做治疗。
　　【1973年7月5日】
　　△将三日写给外交部核心小组成员及美大组负责人的信和四日外交部核心小组就一五三期《新情况》问题写给周恩来并报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一并送毛泽东阅，并附信说：“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毛泽东在周恩来三日写给外交部的信上批：“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宜研究改正方法。”十二日，约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起草批评并纠正第一五三期《新情况》观点的文章。之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此事。十四日，周恩来审阅、修改由外交部起草的《〈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在该文分析美苏两霸既争夺又勾结处增写：“（美苏）争夺是长期目的，是实质，勾结是表面现象，互相利用为自己利益服务，而且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同时，也会从反面教育出更多的人民觉悟起来，反对两霸。”十五日，将此文送毛泽东审定，并传部分政治局成员校阅，同时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当日，毛泽东阅后将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内“严厉”二字删去，并批：“检讨不要写了。”根据毛泽东意见，周恩来批告外交部：将《〈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及《新情况》一五三号除发原单位外，加发各驻外使领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部门。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张春桥传达毛泽东四日谈话内容后，详述六月下旬以来毛泽东对外交部工作的批评、批示内容，作了检讨并承担责任。会议还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多次指示精神，对十大政治报告草稿中国际形势和任务部分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1973年9月12日】
　　△陪同蓬皮杜出席专场文艺晚会。晚会结束时，外交部礼宾司经请示周恩来，将原拟奏乐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临时改奏由李劫夫谱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对此，在场的江青大为不满，责令参加文艺晚会演出的中国舞剧团作出检讨。次日，中国舞剧团负责人刘庆棠等写信给江青，说明“总理指示”的经过。十四日，江青写一长信给张春桥、姚文元和吴德，提出：“在这样场合下犯这样的错误，实在令人气愤”，“这是为林彪一伙翻案的行为”。
　　【1973年11月17日】
　　△毛泽东依据不可靠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今日，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它有关人员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
　　△晚，根据毛泽东指示，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之争辩。十八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1973年11月21日－12月初】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之后，江青将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泽东。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提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常委的意见，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

作者: zxt 时间: 2015-5-15 08:02:14

本帖最后由 zxt 于 2015-5-15 08:03 编辑

毛泽东年谱 1973年
　　7月4日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十大准备工作的报告。报告说：各地各单位代表选举已全部结束，不日将在政治局讨论。接受许多下乡知识青年党员要求，增选了一名下乡上山青年党员作十大代表。报告在谈到政治报告草稿和党章修改稿的讨论、修改情况时说，在讨论党章时董老、朱德两同志参加了讨论。
　　同日晚上，同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毛泽东说：你们两位是负责起草十大报告和修改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大概你们也知道吧？美、苏两家开了两次会。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对于越南问题，有人说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我就提出重点西移。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在讲到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时说：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就说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毛泽东最后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7月5日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七月四日给毛泽东、周恩来的检讨报告和周恩来三日关于《新情况》问题给外交部的信，批示：“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宜研究改正方法。”周恩来给外交部的信中说：你们和美大组没能认真研究，在六月二十八日写了那个不对头的《新情况》（一五三号）。我应对此事负主要责任。在美苏会谈后，我们没认真研究讨论一次。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外交部的检讨报告说：这次错误地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导世界的气氛更浓”，说明我们对形势的看法是右的。对如此大事，核心小组既没有认真讨论，也未向中央报告。核心小组进行了几次讨论，决心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一定要紧抓大事，认真研究问题，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同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张春桥传达毛泽东七月四日谈话内容，周恩来详述六月下旬以来毛泽东对外交部工作的批评、批示内容。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多次指示精神，对十大政治报告草稿中国际形势和任务部分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7月15日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删去文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中的“严厉”二字。周恩来在附信中说：“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泽东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11月17日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乔冠华、王海容、章含之、沈若芸[1]、唐闻生等谈对这次中美会谈的看法。毛泽东说：美国说苏联要打我们，才不要信他的话呢！我那篇谈话[2]，意思就是把他的球踢回去。当心！北极熊要咬你们，要向西，到欧洲、中东和美国，对付他的“当心！北极熊要整中国”。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我看不跟它搞什么军事同盟一套。什么不称霸！什么不对付第三国！就是反对苏联。这回不提台湾，不提尼克松访华。台湾，我们必须提，一百年也要提。这回这个公报，我就欣赏一句话“世界是在激烈的变动中”，美国人起草的。帝国主义自己承认世界是在激烈地变动。世界上的事要看嘛，一百年。建交，意思无非是推迟。美国人甚至于可以承认不称霸呢！今天在座的，有年老的同志、中年的同志，青年同志占多数，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个事要用点脑筋，有所分析。但是乱战一气，也不行。苏联的日子就那么好过？它野心很大，力量不够。切忌不要忘记凤姐讲的话：大有大的难处。谈到《红楼梦》时，毛泽东说：是部政治小说。从康熙到乾隆年间，有两大派，一派胜利者即雍正皇帝，抄另一派失败者的家。写的是从兴盛到灭亡，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亡史。“坐山观虎斗”也是凤姐的话。“大有大的难处”，特别对我们有用。“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美国、苏联就是“千里搭长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出自林黛玉，没有调和的余地。这也是路线斗争呢！你们这些娃娃（指在座的年轻人——编者注）要读一点古代的东西。
　　11月18日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十七日谈话的报告。周恩来说：昨晚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了主席对中美这次会谈的意见和指示。十九日晚再开政治局会议讨论。
　　11月21日-1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十一月十七日的谈话，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毛泽东十七日的谈话，是根据不可靠的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十一月中旬同基辛格会谈时讲错了话。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姚文元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之后，江青将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泽东。对此，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十二月九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毛泽东说：这次会开得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编者注）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作者: zxt 时间: 2015-5-15 08:27:3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  在周恩来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及美大组的一封信上的批语〔１〕
   （一九七三年七月五日）
　　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
　　毛　泽　东
　　７３，７，５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时提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说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二十六日，毛泽东在看了周恩来这个谈话的纪要后说：“这下腰杆硬了，布鲁斯就舒服了。”
   二十八日，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一五三期刊登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该文分析、评论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所表现出的特点是“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这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七月三日，周恩来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各同志及美大组负责人写信，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扬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不要怕我忙，为大事而撇开小事，应该学习主席的工作方式”。七月四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再次批评《新情况》上这篇文章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指出：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
　　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七月五日，他又在周恩来给外交部的信上，写了这个批语。七月十五日，周恩来将外交部起草的《〈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当日，毛泽东阅后将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中的“严厉”二字删去，并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作者: yiou 时间: 2015-5-15 08:45:01

捣浆糊！！！

作者: 林林 时间: 2015-5-15 08:59:01

本帖最后由林林于 2015-5-15 11:02 编辑

如果这些材料来自改开之后，没有什麽好看的。因为邓搞的历史决议已经否定文革，所以以后能出版的东西都是否定文革的。邓上台后扶植上来的人都是为他的复辟服务的，知识分子能爬上来的也是要拥护他的。不改思想就走人，这是他搞的一言堂。不争论封了不服帖的人的嘴。然后引导人们为“少数人先富裕”而奋斗，“猫论”引导人们为了当少数人而不择手段，尔虞我诈。。。。。。现在社会堕落，官员玩女人，吸毒，赌博，腐败，自杀，把人们引导到极端自私自利，道德滑到令人厌恶的局面。
最可恶的他们给周总理摸黑，把周总理拉到他们背叛共产党的阵营里去，值得我们提高警觉性。这样他们完全孤立毛主席——继续不断妖魔化毛主席。在文革中，我们搞批林批孔从来没有搞过周总理，不知“批林批孔批周公”从哪里来？甚至有人说清查“516”就是搞周总理，这是谣言！

作者: zxt 时间: 2015-5-15 09:15:54

林林发表于 2015-5-15 08:59
如果这些材料来自改开之后，没有什麽好看的。因为邓搞的历史决议已经否定文革，所以以后能出版的东西都是否 ...

一、“批林批孔批周公”是以周公影射总理,二、“516”组织是反周总理的，所以布置了清查运动,经历了文革的人大都知道这两件事

作者: zxt 时间: 2015-5-15 09:39:46

　　文革系列专题：二十七、批判极左思潮水陆洲
　　（一）取缔“首都五·一六兵团”
　　1，“首都五·一六兵团”的产生及其活动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连续召开“形势讨论会”
　　钢院学生、“革造公社”成员张建旗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攻击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第三司令部的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运动以来和中央讲话口径不一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中央文革的灭火器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刘邓陶想复辟并不可怕，更阴险更可怕的是包庇刘邓陶复辟的人。”声称：“在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第一分钟起就打算坐牢”等。这股炮打周恩来的逆流当即遭到一些群众组织的反对，张建旗受到当时的钢院九一九红旗战斗队揪斗。张建旗拒不认错，叫嚣“我没有错”、“三个月后再见”，还发表公开声明，坚持炮打周总理的立场。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张建旗等人转入地下活动，等待时机继续策划反周活动
　　一九六七年五月初，张建旗等人积极策划炮打周恩来的活动，他们在北京大学开会，组织对周恩来进行“揭发批判”。
　　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起，北京出现直接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提出：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等。一些造反派还提出炮打周恩来的理由：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他们的错误不会和总理没有关系；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
　　一九六七年五月月十七日，成立“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
　　《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后，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些学生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在极“左”思潮的推动下，社会上进而出现了“再抓一小撮”、“《通知》的发表是第二次文化革命的开始，要揪出新的黑线、黑帮”等论调。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有人贴出一张《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诬蔑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外交部翻译唐闻生、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干部王海容给毛泽东写信
　　信中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认为对总理的错误和缺点可用小字报或书信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或直接向总理本人提出，或直接上呈您和林副统帅。对总理的指示有不同理解或在某些问题上与总理持有不同意见，可以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在群众中展开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但不能借此炮打总理、攻击总理，把总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其后台。”并说：“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康生看到批示后，立即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由中央文革小召集有关造反派开会，批评“极左派”的观点。
　　与此同时，一些造反派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对日益增长的炮打周总理的歪风表态。
　　中央文革派出陈伯达等人出面表示：目前社会上出现从右和极“左”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情况，要提高警惕。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成立了专门炮打周恩来的组织“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
　　张建旗同“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中的几名反周分子经过一番串联、组织，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开会，会上成立了专门炮打周恩来的组织“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
　　他们把张建旗两个月前写的《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抄成大字报，公开贴在钢院。大字报称周恩来是“二月黑风的总后台”、“搞资本主义复辟”。
　　其同伙在钢院、商院、体育场等地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２３个为什么？》，说毛泽东突然改变了作战部署，又要掀起一个“炮打司令部”的高潮，“还有一个活的赫鲁晓夫”。
　　他们串联具有反周倾向的人，加紧扩展反周组织，从事反周活动。
　　与此同时，北京农业大学也出现了一个公开炮打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一些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声称要揪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抛出大字报《戳穿一个大阴谋》，说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
　　在商学院，有人组成“火战纵队”，也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陈伯达、江青对“五·一六”发出警告：
　　“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
　　次日，中央文革成员的“六三”讲话传到钢院，张建旗等人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佯装退却。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外事口和红代会核心组
　　晚十点三十分至四日晨二时，中央首长及中央文革负责同志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叶群、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外事口和红代会核心组。
　　康生（在讲到阶级敌人是如何猖狂的时候，还非常气愤地拿出河南平顶山特务分子恶毒攻击周总理的照片让大家看，并随时念了几个在平顶山出现的恶毒攻击周总理、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的反动标语，在场的人都非常气愤。）
　　现在出现了炮打周总理的反革命逆流，大家应注意。周总理是坚定的左派、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六·一六”的头目刘令凯与张建旗等人在北外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一日，”在外语学院五楼召开“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
　　正式宣布成立“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作者: zxt 时间: 2015-5-15 09:46:13

　　3，中央文革号召打倒首都五·一六兵团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至十一日，中央文革提出打倒“首都五·一六兵团”
　　连续两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各造反派组织开会
　　陈伯达说：《五·一六》（首都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对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江青说：“五·一六”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容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在大革命中难免一些人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这个中央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尽管工作中可能有些缺点，我们也力求改正。象“五·一六”这样的组织是不容许的，是一种破坏行为。
　　康生说：今年我们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5月17日《红旗》、《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篇重要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我想同志们要看形势，不可忽视这二件事。就是说，这个通知是伟大的历史文件，这二篇文章不仅主席看过，而且好多段是主席写的。《五·一六通知》为什么重新发表，本来《五·一六通知》发表已经回答了为什么，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毛主席的英明。
　　有的地方搞秘密组织，起个名也“五·一六”，他们的名字不配叫“五·一六”，他们是诬蔑“五·一六”。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五·一六”在陶然亭等处召开三天“火线会议”。
　　会后发表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总政治部给各军负责同志的信（对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
　　这封信声称“八·九战役引起了全北京、全中国的注视，两个司令部对八·九战役也都极为关注。因此，八·九战役主流是好的，方向是正确的，影响是巨大的，作战是成功的”。
　　针对中央文革对“五·一六”的表态，信中说：“中央文革首长对我们这个大方向问题没有否定”，“中央文革并没有制止我们革命行动的意思，恰恰相反，反而叫人沿着我们的方向去思考”，“中央文革号召以百万群众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多思，难道不是对周恩来之流最最有力的回击吗？”“更重要的是：江青同志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怀疑有一只黑手，这只黑手不仅伸到革命小将那里去了，还来打我们的主意，他们肯定要失败，搞小将也是要失败的。’”“这样看来，中央文革是在指我们不应该依靠少数人的奋斗，而应该动员和发动千千万万的群众，不应当以地下斗争为主，而应当以建立红色根据地为主。”“要继续我们的进攻，而不是停止这种斗争”，“必须公开打下一个地盘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一些学校群众组织成立“专揪‘五·一六兵团’联络总站”
　　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北京航校等成立了“专揪‘五·一六兵团’联络总站”，下设农口、公交口、财贸口、外交口、高教口、中学口等分站。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五·一六”组织部长李芳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一些学校群众组织发表声明
　　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七十六个组织发表声明，表示要与“五·一六”决战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五·一六”的头目张建旗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师大井冈山揪出了“五·一六”的干将陈立。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钢院延安公社扣留了湖南长沙一中“齐卫东”组织的“五·一六”成员九人
　　缴获五四手枪两支、子弹一百零四发以及大批材料。
　　同时，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捣毁了“五·一六”的大本营－－北外“五·一六红卫兵”，抄出大批材料。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下午，首都红代会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
　　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师大“井冈山”、武汉“钢二司”等全国一千四百多个造反派组织两万多人，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等五个“五·一六”头目被揪出示众。
　　大会指出，这个组织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总理，说周总理“是文化大革命的消防队”、是“二月黑风的黑后台”、“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搞资本主义复辟”。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康生接见安徽谈判代表的讲话
　　康生说：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间谍，有的以极“左”面目出现，有的用右的面目，拆毛主席司令部的台。有的造谣，企图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分开，和毛主席分开，这是敌人。北京“五·一六”这是反革命组织，准备不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进行批判。你们要特别提高警惕。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谢富治接见工代会委员讲话
　　他说：北京有个“五·一六兵团”，下设八方面军，这是拆中央的台，是反革命组织。不要因为派别就忘记了敌人来分裂革命派，因为派别就喝了迷魂汤，这是危险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修改《评陶铸的两本书》时加的一段话
　　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于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后面搞名堂，幸灾乐祸。你们不懂得，（他们）把毛主席、把我们伟大祖国的形象在到处、在国际上孤立起来就高兴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毛泽东关于“五·一六”集团的谈话
　　中国历次革命及我亲身经历的革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够想问题而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
　　革命学生应该联合起来，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

作者: zxt 时间: 2015-5-15 09:47:28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中央首长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江青说：
　　少数坏人，故意在那里搞，这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很值得警惕，“五·一六”以极左面貌制造混乱。
　　“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有的方面军对我，有的方面军对伯达同志。这是个重大的事件。他们就是想从“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
　　康生说：
　　“五·一六”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五·一六”两个目的，从“左”的、右的两方面来动摇毛主席司令部。同志们你们不要上当，他们实际上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到处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有的人不自觉地上当，结果帮了阴谋家、反动分子或者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是一小撮，我们应当向同志们讲清楚。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起来。专政机关和广大革命群众结合起来。
　　谢富治说：
　　革命大联合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主席提出要联合。要团结共同对付“五·一六”，搞大批判。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
　　她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今年一、二月份，有那么一股子风，从右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要提高警惕。”
　　一九六七年九月某日，戚本禹谈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现在根据中央讲的，对大方向的干扰有两方面，就是从“左”和右的方面来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这篇文章指出了“左”和右两方面干扰的典型。陶铸是从极右到极“左”，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所以要抓住这个代表人物狠狠地批判，通过批判提高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把人们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这篇文章是从批陶到批“五·一六”兵团这个反革命小集团。“五·一六”是陶铸极“左”的发展。文章发表後可能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应。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晚８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中有关五·一六的一段话：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对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一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倾向性，看一看他们的历史，便可以从变化不定的形象中发现一只反革命的黑手。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张春桥对上海高校负责人的讲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讲话
　　对于“五·一六”的黑手现在还在查，姚文元同志不是讲得很清楚吗，现在凡是搞地下秘密活动的，都是不好的。不知上海有没有？“五·一六”专门搞秘密活动，是有组织的，一天夜里可以在王府井……等几个地方贴满标语，第二天红代会盖掉后，又贴出来，说明他们是有组织的，他们是对口的，他们野心大，但人数少，只有一小撮，他们是受坏人操纵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二十六日，军委办事组召开紧急会议指示挖掘《五·一六兵团》分子
　　十月十九日军委办事组开会研究，十月二十六日又开了紧急会议，今天传达军委办事组的指示。
　　最近在北京地区发现了一些很反动的传单，内容是直接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的，攻击中央文革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这些传单内容极其恶毒。五一六兵团还在活动。
　　军委首长指示：要坚决依靠造反派组织去搞，已发现“五·一六兵团”有联系的单位要彻底发动群众，要号召坦白交待，检举者有功，坦白交待者减罪，通过搞清五·一六分子把五·一六兵团的后台揪出来，坚决发动群众来搞，先从与“五·一六”分子有联系的组织和个人搞，通过工作，把五·一六分子搞得清清楚楚的，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取缔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的决定。军艺星火燎原和五·一六沾边是很多的，到现在还没有搞出来是态度问题，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搞清楚，否则十年二十年后必有后患。
　　（来源：《红旗周刊》首都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1967年12月4日）
。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谢富治在北京工代会传达周总理江青对抓“五·一六”的指示
　　“抓5.16到处乱抓。在接见工代会第一天会议上，江青同志还讲了话，这个没有向大家传达，也应该告诉同志们。”
　　江青同志说：不要到处抓5.16，哪里有那么多5.16呢？
　　总理也说：不要借题发挥。
　　江青同志还在会上讲：不要什么都扣5.16的帽子。
　　（来源：1967年12月8日清华大学井冈山斗批改战团编印《学习资料》第63期）
　　一九六八年某月，中共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

作者: 林林 时间: 2015-5-15 09:48:59

【比如，当时政治局专门开过批评周总理的会，不可能是假的。】为什麽不会是假的？有什麽事实根据吗？在整个文革中，跟现在一样，存在不少谣言。背叛共产党的叛徒们为了把周总理拉到他们一边，什麽谣不会制造？

看看中文一些网站，有人专门把严肃的路线斗争，道路斗争说成个人的斗争，想用这些丑化中国共产党从而把共产党搞成不如国民党。因为他们就是准备迎回来蒋家王朝。毕福剑的反共，反毛主席，反人民解放军，把地主抬出来，难道是他一个人胆大包天？非也！三十多年来，特色党从路线，道路，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对他们来讲可以说做足了舆论准备彻底埋葬共产党。沉默的大多数，被拉拢变质的不少人，掌控了国家机器可以镇压反抗的人等等。看看类似周秀云的案件不断在发生，被讥笑，被歧视的学生只得选择自杀。

网曝吸毒人数超1400万；男同性恋2000万（同妻1600万）；乙肝病毒携带者，全球3.5亿，中国有近一亿。
看看当今中国的现况，环境被污染，人民被压迫，资本家被人鼓吹要有贵族精神，这些情景为何出现？继续私有化在进行，他们不造谣如何能欺骗群众？特别是想利用周总理来做他们的保护伞，继续蒙蔽不明真相的新一代人。

作者: zxt 时间: 2015-5-15 09:53:27

毛泽东指示：会议记录不保存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徐天
　　12月起，赵炜开始每天陪着邓颖超去305医院。
　　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告诉赵炜，在这期间，一向很少谈自己工作的周恩来首次向她透露，1973年末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受到批判。
　　关于这次会议，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周恩来传》中，只有很简略的记载。
　　这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毛泽东听取有关人员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讲了错话。中央政治局会议错误地批评周恩来、叶剑英的所谓“右倾错误”。会上，江青、姚文元别有用心地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泽东。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建议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了解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后，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肯定了对周恩来的批评；同时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地表示：“不要。”
　　所谓“右倾错误”，是指1973年11月基辛格的第六次访华结束时，基辛格临时提议，希望就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再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由于毛泽东已入睡，周恩来来不及请示，遂连夜与对方举行了会谈，并表示：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就此问题交换意见。
　　这次历时10多天的会议，是周恩来晚年所经历的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刻。
　　赵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一阵他们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但都看出，周恩来心情不好。
　　高振普送周恩来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时，曾在会场外听服务员三言两语地说过，知道周恩来在里面挨批，至于是为什么，大家都不清楚。
　　文革结束后，邓颖超与叶剑英共同上书中央，请求为这次批判平反。经华国锋批准，胡耀邦出面，找到了材料。
　　赵炜记得，两大皮箱会议记录被送到了西花厅。为了保密，邓颖超独自看了记录。直到这时，她才完全了解到周恩来当时所承受的痛苦的程度。
　　事后，根据毛泽东生前的意见，会议记录不再留存。
　　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二编研部主任的刘武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他写《周恩来的晚年岁月》，申请看这次会议的资料，被告知：“中央档案部门没有保存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

作者: zxt 时间: 2015-5-15 10:05:43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施行了住院后的第4次大手术。这次手术是医疗组面对周的病情出现恶变的情况下，为了尽量延长他的生命而作的努力。手术前，周恩来自知这次生死难料，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因而作了最坏的准备，特意赶在这次手术前，把该做的和想说的一一交代清楚。在临进手术室前，周要来了他在1972年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伍豪启事”问题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将自己一个人关在卫生间里，把该稿从头到尾又审订了一遍，然后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把这份报告发给全国各省区的第一、二、三把手，人手一份。
　　当时，医生已经给周恩来使用了麻醉前的镇静和止痛药物，一切准备工作也已就绪，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亦到场守候，就等周本人出来。其问，邓颖超和保健医生曾先后进去催促，但他毫不理会，强忍病痛和药力发作后的反应，继续伏案阅读和写作，让众人足足等了一个小时。
　　写完后，周恩来又在关于“伍豪启事”报告的封面上郑重地签上他本人的名字，注明时间、地点后，才打铃出来，并当众拜托邓颖超向毛泽东报告此事，要求将这份报告“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发一份存档。”（张佐良：《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1966-1976》，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第165-167页。）
　　在场的医护人员觉察出周恩来今天的情绪过于激动，担心这样对手术不利，于是加快了推丰的速度，然而，就在进入手术室的刹那问，周恩来突然用力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转引自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座谈会记录，1980年11月26日）在场的人莫不愕然相视，在无言之中体会这番话的含意。邓颖超则让在场的汪东兴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报告。

作者: zxt 时间: 2015-5-15 10:30:15

江青接见大寨大队干部和社员时的讲话 1975.09.12
有人他就不批林，不批孔。原因是什么？怕批到他们自己头上。他们跟他们划不清界线，或者就是上了贼船，潜伏在咱们党内的，所以破坏批林批孔，破坏理论学习。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不然，他那么容易得逞？晁盖一死，第二天全部实现了。

作者: 远航一号 时间: 2015-5-15 10:43:33

林林发表于 2015-5-15 09:48
【比如，当时政治局专门开过批评周总理的会，不可能是假的。】为什麽不会是假的？有什麽事实根据吗？在整个 ...

政治局会议，不可能是假的。1973年，江青等批总理，当然是在搞路线斗争，但是路线斗争是不是找错了对象？找错了对象，就是路线错误了。

至于孙维世，有些材料是直接来自邓颖超的。邓颖超后来追随走资派，但是从其一生人品来说，公然说谎造假，应该不至于。

我们要全面理解毛主席关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论断。人无完人，伟人也可能犯错误。从大的方面来说，犯错误的革命者还是革命者，不能与反革命混为一谈。但是，犯错误，还是有个度的问题，超过一定的度，就丧失政治原则了。比如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后来右倾机会主义）危害极大，但还算是一个营垒内部的问题。但是王明在上海，为了清除党内政敌，在得知国民党军警即将抓捕同志的时候，竟然阻挠通知这些同志及时转移。这就严重丧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原则了。

江青等批斗周恩来，再大的错误，还可以说是出以“公心”，但我们也要引以为戒。但是，有些事，如果属于公报私仇的话，就太出格了。

作者: 远航一号 时间: 2015-5-15 10:53:11

收到某老同志来信（见头条），思之有道理。该文从头条撤下，可在社区继续讨论。

作者: 远航一号 时间: 2015-5-15 11:25:53

林林发表于 2015-5-15 08:59
如果这些材料来自改开之后，没有什麽好看的。因为邓搞的历史决议已经否定文革，所以以后能出版的东西都是否 ...

正是因为我坚信周总理与毛主席在一起，所以才说，没有团结好周总理、被走资派利用，是重大路线错误

作者: 林林 时间: 2015-5-15 12:08:23

对特色时代的人写的材料，个人也好，集体的也好。反正我不信。
“516”反革命组织是反周总理的，这是事实。1970年底，“一打三反”运动，其中就是请查“516”分子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周总理对于清查“516”做了指示。当时称为“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其中一个阴谋就是反军乱军。到了1971年林彪事件之前，清查“516”反革命集团也叫做“批清”运动，而“516”反革命集团也被称为“帝修反”的别动队。
我们单位只有“批林批孔”，没有批过什麽周公。但后来社会上有这种传言（或谣言）说，批林批孔是批周总理。

作者: 林林 时间: 2015-5-15 12:14:13

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不是过家家的。怎会因团结问题被走资派利用？这种说法把周总理革命老一辈看成什麽了？

作者: 远航一号 时间: 2015-5-15 12:17:08

林林发表于 2015-5-15 12:14
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不是过家家的。怎会因团结问题被走资派利用？这种说法把周总理革命老一辈看成什麽了？ ...

当然不是过家家。说的就是四人帮不知道该斗争谁，该团结谁，结果被走资派利用。包括后来邓可以造谣，说周总理与他们走资派是一伙的

作者: 马列托主义者 时间: 2015-5-15 13:15:19

一党独裁，终身制，接班人制，个人崇拜这些东西真的过时了
远航一号不必抱着毛的错误的历史包袱。毛的一套不在适合工业化的现代信息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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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xt 时间: 2015-5-15 13:21:05

文革系列专题：四十四、批林批孔水陆洲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江青在批林批孔座谈会上的讲话，她说：现在批林批孔，除林（彪）、陈（伯达）外，不提现在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不然搞这么长的批林批孔干什么？党内就有，刘、林就是最大的儒。现在一定有儒。要不为什么批林批孔？尽管有人反对，我还是坚持有现代的大儒，蒋介石、林彪就是现代的大儒。这个话也只是余音绕梁而已。
　吉林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三月八日，周恩来批示
　　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转来通化某厂有人贴出针对周恩来的大字报的材料。
　　周恩来批示：建议给吉林省委打一电话，对此人不要事先批斗，不要施以压力。

　　一九七三年八月六日，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上传达毛泽东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及所写的七律诗，并要求将此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周恩来表示：对此需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
　　根据毛泽东关于批孔的指示，报刊上发表了几篇批孔的文章。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日，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飚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唐晓文的文章《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
　　公元前四九八年（鲁定公十二年，《左传》），孔子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寇，并代行宰相职务。他上台不久，就利用职权，杀了革新派人士、法家的先驱少正卯。
　　孔子为什么杀少正卯？
　　孔子这个没落奴隶主贵族思想家，顽固地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反对新兴封建势力的任何改革措施。孔子猖狂攻击“税亩”制，说什么“初税亩，非礼也。”（《左传·宣公十五年》）。在孔子看来，按田亩征税，承认封建土地私有制，这是违反了“周礼”。
　　孔子杀少正卯的事件，反映了春秋末期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封建势力之间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它说明了当时保守和革新、复古和反复古、倒退和反倒退的尖锐斗争；

作者: 远航一号 时间: 2015-5-15 13:32:32

马列托主义者发表于 2015-5-15 13:15
一党独裁，终身制，接班人制，个人崇拜这些东西真的过时了
远航一号不必抱着毛的错误的历史包袱。毛的一套 ...

毛主席也不是想搞一党独裁、接班人制；文革就是要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但是历史条件所限，运去英雄不自由。还是要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

作者: 远航一号 时间: 2015-5-15 13:57:32

这里所说的半步桥K字楼，我住过

孙维世的故事
张郎郎《书摘》（ 2014年01月01日）
女犯夜半歌声

1968年八九月份，我从北京看守所的“Ｋ字楼”搬到了五角楼。

这段时期，在我们楼下的牢房里有个女犯不断地喊口号：“打倒野心家，保卫毛主席！”或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日夜不停。

为这她没少挨打。听声音就知道：不一会儿还给她套上胶皮防毒面具，那东西不能戴得太久，一会儿就憋得喘不出气了。刚给她摘下来，她又喊：“真理是不可战胜的，野心家爬得再高，总有一天会被戳穿。”“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她又被折腾、毒打，每天都是这一套。有时候，半夜里看守都折腾累了，跟她同屋住的犯人也没劲再打她了。这时，她就小声地唱歌。有时会唱很久，直到哪个打手缓过劲来，再接着收拾她。她唱许多俄罗斯名歌，也唱中国歌曲。至今我还记得她那远去的歌声。

当时和我关一个牢房的是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小刘（信使）、小李（机要员）。小李是四川的高干子弟，揪斗陈毅元帅的时候，小李在后台负责看守。

陈老总还和他聊了聊天，好像还知道他爸爸……

有天晚上，那女犯又唱起歌来，我悄悄地问小李：“你猜她是什么人？”小李说：“肯定是干部子弟，或者是个干部家属。一般的人不会说这样的话，唱这样的歌。”我说：“这咱们早就这样讨论过，我是让你猜她是谁？”

他想了想，说：“现在抓了那么多人，咱们怎么猜啊？”我说：“会不会是孙维世？”

人们都听说她让江青给抓起来了。小李想了想说：“不会吧，如果是她，应该关到更高级的地方。”他是指至少得关到秦城。当时我想他说得有道理。

十年以后，我刚从监狱放出来，就去上海看受我连累也关进监狱十年的郑安磐，他父亲是作曲家郑沙梅先生。

在安磐家见到了孙维世的侄女孙冰，我们自然地谈到孙维世之死，我就告诉她，我在五角楼的那段故事。她和小李子的想法一样：“不会吧？我想姑姑准是关在秦城监狱。”

我在五角楼的时候，有一次放茅，由于犯人太多，看守忙不过来，把另外一个号子的犯人也放进卫生间来，见到我在外语学院附中的同学夏书林，他指着旁边一个愁眉苦脸的中年人，说这是冯基平（北京公安局局长）的秘书。当时我问这干部：“那个唱歌的女的是不是孙维世？”

他说：“也可能是。她三月份才进来，我们早就被打倒了。根本没权力去过问。我自己也觉着像。”叹了口气，接着说：“她这么闹，在这地方就活不长了。”

在监狱里，这么折腾的人，被看守说成是“属家雀的”——这种鸟气性大，进笼子就扑腾，就撞杆，不是找死吗？没听说谁养得活家雀。

此后，我们在监狱里的十年见过许多这样的真疯假疯的人，最后都死得很惨。

《保尔·柯察金》女导演

我小时候，老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去玩，可是对孙维世的印象却很模糊，因为她和青艺延安来的那拨人，关系不是很密切。

我们家和青艺的关系源远流长，一来爸爸在延安，有一度在青艺工作，所以青艺的领导和明星都是他的老朋友；二来我的姐姐乔乔自幼就酷爱戏剧艺术，在延安刚会走路就登台给第一个演白毛女的王昆配戏，她演“小白毛”。当时我家离青艺很近，一到周末，就把我带去玩，我见过孙维世很多次，在我印象中她很高大，也很爽朗。我那时才六七岁，看所有的大人都很高大。

印象最深的是，青艺举办《保尔·柯察金》的首场演出，由苏联留学回来的孙维世来导演，大明星金山扮演保尔，张瑞芳扮演女主角冬尼娅。

灯光慢慢暗下来，奏起了俄罗斯音乐，音乐声音慢慢弱下来，大幕缓缓升起，舞台上是一个青年人坐在那儿钓鱼的剪影，随着音乐、灯光渐亮，金山一点点地变成一头金发，穿着俄罗斯的套头绣花、灯笼袖的白衬衫，还没说一句台词，这异国情调就把大伙震晕了，全场热烈鼓掌。

孙维世在台下从容地边看边写笔记，非常认真和敬业。居然，台上出现了保尔和冬尼娅拥抱接吻的场景，虽然只有几秒钟，把观众全震糊涂了。

全场鸦雀无声。多咱见过这个景？过去中国的话剧，尤其是八路军的戏里边怎么会有这样的景色，这也只有孙维世这个总导演才敢如此地出位。

金山和张瑞芳又都是大红大紫的明星，给人们一个现场爱情表演。在当时绝对是震撼。也就是他们这个话剧界的艺术金三角，才可以在刚刚解放的新中国舞台上，就如此飞扬地张开艺术翅膀任意翱翔。

延安“大小姐”

孙维世是烈士孙炳文的大女儿，孙炳文在欧州留学时就和朱德是铁哥们，朱德又把他介绍给周恩来，据孙冰说，他们三个青年当时就拜把子结了兄弟，好比是桃园三结义。

回国以后，孙炳文在广州，周恩来南下和他秘密接头，孙炳文抱着五岁的孙维世，让孙维世看后边有没有可疑的人跟踪，他们坐下来谈话，这机灵的小姑娘就给他们主动放哨，那时，她一直叫周恩来“周爸爸”，所以后来人们开玩笑说孙维世1926年就参加革命了。

1927年国共分裂，孙炳文英勇就义。孙维世的母亲任锐女士带着四个孩子东躲西藏。1937年，16岁的孙维世和哥哥孙泱到了延安。孙维世去抗大党校读书，她活泼、大方、漂亮，又能歌善舞，在延安成焦点人物。

同年，蓝苹也到了延安。

1938年为纪念“一·二八”抗战，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演出了话剧《血祭上海》，江青在剧中扮演一个姨太太，孙维世扮演了一个小姐，从此以后人们就给她们起了绰号：叫江青为“二姨太太”，叫孙维世为“大小姐”。

孙维世休息时候常去周恩来的窑洞，邓颖超也很喜欢她。孙维世叫她“小超妈妈”。邓颖超主动提出，既然孙维世天天往这儿跑，干脆正式过继她为契女。在大家都同意后，邓颖超给任锐女士写了一封信，说明这个意思。任锐当然喜出望外。

1938年，孙维世入党。作为周恩来的女儿，她很自然地就和延安的上层有了密切的联系。

这是孙维世的黄金时代。

以为所有的伟人都喜欢她

1949年，毛泽东和周恩来要去莫斯科和斯大林会面，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江青要求一起去，毛泽东不许。而孙维世被任命为翻译组组长，还兼管中央的机要工作。火车一开，江青留在月台上，孙维世向她挥手告别，江青心里是什么滋味，没人体会得出来。

孙维世当时的大红大紫，无形中就在不断结仇。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包括烈士在内）的子弟们，哪有一个比得上孙维世的才华、孙维世的风貌、孙维世的艺术成就：她翻译了外国名剧《一仆二主》、《女店主》，导演了《保尔·柯察金》、《文成公主》、《马兰花》等等；又和其他艺术家共同创建了实验话剧院……

孙维世的横空出世，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可谓一代才女。许多党的领导人对她称赞不已。连罗瑞卿大将都说：

这是我党培养的第一位戏剧专家，红色专家！

孙维世天真地以为，所有的伟人都了解她、喜欢她。

“戏子”金山

孙维世在苏联上学太久，学糊涂了，对中国几千年的官本位制，几乎完全不明白，因为在她的眼里，只有一个“戏子”金山──

金山十几岁就混迹于上海十里洋场，虽然没条件读书，可是聪明过人。在蓝衣剧社混上个跑堂演员。他人高马大、漂亮，富于激情，头脑灵活，口齿便捷，黑白两道都吃得开，是典型成功的都市边缘人。

金山入党后，李克农要他一定维持好和杜月笙的关系，因为蒋介石对杜月笙一直都毕恭毕敬。

金山很快变成社会名流，和蒋介石都见过几面。这一切得到周恩来的激赏。

金山本来想跟周恩来去延安，周恩来告诉他：

你应该留在这里，争取到更多地方去演出，扩大知名度、扩大影响。

周恩来很明白，这混世魔王要是去了延安，等于压在阴山背后，就失去了他特有的魔力。

金山心领神会，和《鹿鼎记》里边的韦小宝一样，暗自窃喜：“两边都是俺的人”。很快他和李宗仁、白崇禧就关系密切了。

日本投降后，金山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去长春接收日伪的电影制片厂，当了厂长，还拍了一部电影《松花江上》。回到南京后，解放军的炮火已经打到长江边上。国民党组织和平代表团到北平和共产党谈判，代表团的代表有：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和刘斐；顾问是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华。一个共产党员变成国民党谈判代表团的顾问，可见金山多么能混。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立那天，院长廖承志向大家说：

“我向大家介绍的这位副院长，就是共产党的大特务金山。”

那天，看金山来参加这个开幕典礼，许多人都不以为然，认为也就是党的统战政策，让他来这儿混碗饭吃罢了

廖承志这么一说，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金山是潜伏在敌营17年的共产党员。金山顿时身价百倍，成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实际领导人，达到人生曲线的最高点。后来张治中见到他，笑着说：

“金山，你真是个好演员。”

北京青年宫婚礼

如今排练《保尔·科察金》，孙维世是总导演，金山是演员。经过共同的努力，认真的磨合，磨出了一台又大又洋的好戏。

现在人们都不太清楚这磨合过程中的细节，也没有人会弄得清。总之，戏排好了，轰动北京；金山又离婚了，也轰动北京。人们不知道是首演式之前，金山和张瑞芳就分手了，还是后来的事。

周恩来坚决反对孙维世想和金山结婚的事。他倒不是不喜欢金山这个人，可是他知道金山风流成性，孙维世跟他会吃苦。再说，她的条件在中国当时应该是第一号种子，嫁给金山就委屈了。可怎么也拗不过这个干女儿，周恩来终于明白，孙维世是个刀山火海也拦不住的人。金山是她非嫁不可的人。

1950年10月14日，北京青年宫张灯结彩，金山和孙维世身着礼服在门口迎客，北京的各界名流纷纷来祝贺。

当邓颖超出现的时候，孙维世很激动，也很失望。邓颖超解释说：总理今天有重要会议，实在不能脱身。其实谁都明白，周恩来对这个婚姻是有保留的。

总理真是洞若观火，还有些幽默感，带来的结婚礼物使所有的人大吃一惊：邓颖超拿出一个薄薄的小包，让新婚夫妻一起打开。周围亲近的朋友都在静静围观，原来竟是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大家都明白这是观音菩萨给混世魔王上个紧箍……

江青带着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四个孩子来了。

许多导演和演员都是她当年的朋友或同事，可江青只和邓颖超打个招呼，然后跑去祝贺新人。好像其他人她都不认识。

金山风流到朝鲜

周恩来没有看错。

1951年，金山和文化艺术慰问团到朝鲜战场去，他在那边名头也很响，金日成很高兴他的来访。相传金山表示他要好好采访，然后写一部描绘中朝抗美的电影。金日成大为赞赏，让自己的女秘书给金山当导游兼翻译。说不清谁先动了情，总之他们俩都“犯了错误”。彭德怀请示北京，周恩来连忙命令把金山押回北京处理。

一到北京金山便被当众宣布：开除党籍、撤职查办。从中央到群众都等着孙维世的一句话，金山的命运就系于这一线。

孙维世只说了一句话：

“金山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我相信，这是他最后一次了！”

在金山关押的几个月中，孙维世面无笑容，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到周末就去探监。最后，公安部长罗瑞卿发话：金山不用审查了，他就那么点生活问题，让他去劳动锻炼吧。

这可能是当时中国最奇怪的一个家庭──通天的“红色公主”和一个在石景山钢铁厂劳动改造的“附马”。这段时间，他们和外人很少来往。孙维世去中南海也是独来独往。

“孙伪士”：关死对象

1967年9月，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时候，两人异口同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是坏人，是特务。江青补充说：他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人们认为江青突然对孙泱发难，一是为了从他那儿挖朱老总的材料（从延安起孙泱就是朱德的机要秘书），二是围点打援，整孙泱，孙维世一定会跳出来。

几天以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孙维世按捺不住悲愤，写了几封信。一封是给江青，一封是给周总理。这时候，孙维世不像过去那样可以随便去看周恩来，自己的哥哥突然惨死，若是往常，她一定立刻跑到中南海西花厅去，孙泱也是周恩来的义子。这时孙维世只能写信，一定是周恩来事先为了种种原因，不让孙维世经常往西花厅跑，可见周恩来当时的处境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孙维世给总理的信里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可是总理当时也没能及时作出有效的努力。

江青步步紧逼，12月突然派人抄了金山的家，并把金山逮捕。

据说抄家前后，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恩来或者是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孙维世希望毛泽东立刻制止江青的政治活动，因为被她迫害的人已经太多了。江青拿了这封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周恩来忍气吞声，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违心地签下自己的姓名。

孙维世这时已经预感到自己随时有危险，在和妹妹孙新世最后见面的时候，她说：“现在有人要陷害周总理，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我死了没关系，绝不能连累他，一定要保住他。……我不会自杀的，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就一定是被别人杀的。”

江青借叶群之手，派空军现役军人逮捕孙维世，既没有把她送到秦城监狱，也没有送到军队的军法处，她不让周恩来能够保护孙维世。

孙维世被捕以后，对中国情治系统了如指掌的周恩来，居然多方查询都找不到孙维世。因为他没想到江青把孙维世的名字改成“孙伪士”，并定为“关死对象”，那意思是：这种犯人由于特殊原因不审不判，慢慢关死。对这种犯人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来折磨，但“以不打死为限”，避免将来亲属的追究。

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我调到五角楼，和她成为上下楼邻居。

我们也议论过那位不断叫喊的女犯为什么不老老实实，保持沉默也许还可以熬过去，何必要如此刚烈？也许她不断地找机会呼叫或唱歌，希望有人能透出消息，否则默默无声也一样会被折磨而死。

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惨死在五角楼。人死之后，手铐脚镣都没有除下。

孙维世被迅速火化了。

金山出狱后，知道了孙维世的悲惨下场，痛不欲生。见到孙新世的时候竟误以为是妻子的亡灵。晚年他们二人相依为命……。

孙维世死难日期是1968年10月14日，这天正是她和金山结婚18周年的纪念日。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孙维世的故事。至于在五角楼遇见的是不是孙维世，至今无法证实。

（摘自《宁静的地平线》，中华书局2013年10月版，定价：

作者: 远航一号 时间: 2015-5-15 13:59:20

本帖最后由远航一号于 2015-5-15 15:04 编辑

现在还在世的，有可能说清楚这个问题的，一个有可能是江青同志之女李讷，再一个是孙维世之妹孙新世，或者，老田同志又有办法详加考证？（毛远新老人或许也了解些情况）

作者: zxt 时间: 2015-5-15 14:01:50

江青在“天津市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的讲话 1974.06.19
　刚才说的刘少奇、林彪那一段，同志们提供了很新鲜的材料，我知道也是最近才知道的。刘少奇进城初期亲自祭过孔。一九六二年他亲自组织好多人到曲阜去，有上千把人吧。全国很多单位都去了，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人去。你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的儒，同志们都有材料，都可以看。
　　刚才有的同志说到了男女不平等的事，孔老二的东西到董仲舒才增加上夫为妻纲。其实孔老二老早就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不过到董仲舒成了一纲。汉朝的女人，还是比较自由的，可以有“面首”，什么叫“面首”，同志们知道不知道？“面首”就是除了丈夫以外，可以有男妾，男的小老婆。

作者: 子_云 时间: 2015-5-15 15:42:36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内容自动屏蔽

作者: sxm 时间: 2015-5-15 22:03:48

远航一号发表于 2015-5-15 13:32
毛主席也不是想搞一党独裁、接班人制；文革就是要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但是历史条件所限，运去英雄不 ...

其实问题就在于，文革究竟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还是“奉命”解放自己？如果是党中央一声令下就可以开始文革，一声令下文革又要终止，这肯定不是真的解放。

作者: 林林 时间: 2015-5-15 22:19:11

金山的原配是张瑞芳，孙维世横刀夺爱？

这种行为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是不允许的。

作者: 林林 时间: 2015-5-15 22:34:14

江青可能打周总理耳光？造谣造到这份上，让人恶心。充分暴露造谣者的小人面目，用他们的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些充分暴露蒋家的徒子徒孙不择手段妖魔化取得新中国的共产党干部。如果共产党干部像他们攻击的那样，怎能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把蒋家赶到台湾？

作者: 远航一号 时间: 2015-5-16 01:31:46

林林发表于 2015-5-15 22:19
金山的原配是张瑞芳，孙维世横刀夺爱？

这种行为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是不允许的。 ...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7507/7178466.html

请看这里。据说总理一开始反对

作者: 远航一号 时间: 2015-5-16 01:33:21

sxm 发表于 2015-5-15 22:03
其实问题就在于，文革究竟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还是“奉命”解放自己？如果是党中央一声令下就可以开始文 ...

值得反思。群众也不是清一色的，也有各个阶级，阶级内的不同集团，也有小集团利益，也有不顾大局的。要经过长期历史锻炼才能成长

作者: 林林 时间: 2015-5-16 04:12:25

【文革究竟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还是“奉命”解放自己？】这话说得，让人怎么回答好。当然是因为先出现问题，然后领导才会去解决。文革的问题很明显，先出现走资派，存在另一个司令部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有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必要。而存在的问题也是从基层反映上来的。就像反右一样，先有人提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要摘桃子，让工农干部靠边站，才会去反击他们的。刘邓一解放就要搞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现在大家应该看清楚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什麽货色，文革中有文章批判这个和平民主新阶段。），没有得逞，就伺机而动。就像当前的腐败，民间对腐败恨之入骨，上面不得不要反。

文革前当然有了问题，比如老爷卫生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统治学校，公安部也不是人民的公安部。。。。。。，北京变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走资派已经掌握许多要害部门。。。。。。，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谁解放谁？

作者: 林林 时间: 2015-5-16 06:51:48

没有想到远航会写出这篇文章，看看标题“关于江青等批斗周恩来以及可能的公报私仇问题”。就像法官的榔头一敲“江青等批斗周恩来”成为事实。既然已经变成事实，还拿来讨论干什麽？我真不明白！

作者: 远航一号 时间: 2015-5-16 08:49:30

林林发表于 2015-5-16 06:51
没有想到远航会写出这篇文章，看看标题“关于江青等批斗周恩来以及可能的公报私仇问题”。就像法官的榔头一 ...

看来林林大姐也是不能认可如下这种情况：

江青说，这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是“错误路线的头子”。

或者说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作为左派只能在如下三种选项中选择：

1）这种情况是假的，是走资派伪造的。这种可能性存在，但是综合各种情况，可能性不大。除了邓颖超等人回忆以外（假设邓颖超还不至于公然伪造），毛主席后来说不存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江青才是“迫不及待”，应该就是针对会上批斗的情况。这应该是有据可查的。

2）周总理实际上就是走资派的总代表，邓小平实际上就是周总理的继承人。我认为，这种说法，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江青等的真实想法，但是恰恰中了走资派的奸计，因而是不能接受的（这也是推出此帖的原因之一）。

3）江青等犯了严重“左倾”错误，错误地批斗了周总理。这当然是我们都不希望看到的。但是如果属实，则教训深刻，也值得后人深思。无论如何，十月政变之后，广大人民群众都没有起来反抗，中下层干部也是顺从的，文革派除了上海，基本没有群众基础，改开初期群众普遍上当受骗。这是很说明问题的。

至于迫害孙维世等问题（暂且不论上官云珠、赵丹等问题），如果证实，这更加严重违反党性、违反政治原则。

讨论这些问题，除了希望引以为戒，在今日左派队伍中力戒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以外，也是希望在现实工作中，多结合群众的切身利益展开组织和教育，不搞盲目的领袖崇拜，这样群众工作的天地才能更加宽广。

欢迎林林大姐批评

作者: 林林 时间: 2015-5-16 10:28:45

本帖最后由林林于 2015-5-16 10:37 编辑

1.江青说，这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我没有听说过。不知你们的根据是哪里来？【邓颖超在改开前后的事。我不清楚】
2.周总理实际上就是走资派的总代表，邓小平实际上就是周总理的继承人。——你说成是江青他们的想法，要拿出证据，不能猜测。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改革后，这是为邓小平开脱罪责，把责任推到周总理身上，很卑鄙！】
3. 你还没有落实事实，就用这样的文章标题，是不合适的。你说{但是如果属实，则教训深刻，也值得后人深思。}，这种严肃的事情，不能用“如果”。
其实，对江青进行攻击的事情在文革不少见，从当电影演员到当唐纳的妻子等等（这是她的隐私，而且是她很年轻时发生的，为何要拿到文革期间散布？结果就是达到打击她的目的。当然，有人散布这个问题后付出代价。听说力学所一个高干儿子散布这些后，工厂的年轻工人红卫兵知道后气愤地用皮带打他了，结果他跳楼自杀身亡了。）
总之，文革中不少流言，谣言，似是而非的东西传播着，目的就是阻止文革的进行，而且不少来自高干子弟，普通人怎能知道上头的事。最多传的就是江青年轻时的那一点事【恐怕就是从“516”集团开始传的】，而且是发生在旧中国。传来传去确实影响很坏，特别在科学院这样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最后引起工人红卫兵的气愤打人。【其实当时感觉到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传言达到的目的确实如此】。
改开后又传她装屁股，学马科斯夫人这个那个的，有人就特别恨她才这麽做。谁这麽恨她，当然就是走资派。事实是在文革中，江青就是一身军装。当时的报刊杂志应该都有照片，问题是为何要造她的谣。
我认为江青有错误可以批评，但是不要进行个人攻击，更不应该造谣来进行攻击。而攻击她的目的实质上是攻击毛主席。
当前，真正的左派要提高警惕。我感觉到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明辨是非，搞清敌人的诡计，一点也不能松懈。

作者: 远航一号 时间: 2015-5-16 10:33:20

本帖最后由远航一号于 2015-5-16 10:34 编辑

林林发表于 2015-5-16 10:28
1.江青说，这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是“错误路线的 ...

zxt网友已经提供了大量资料，是否可信，哪些可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如果左派能组织力量，对右派谣言给与有力驳斥，当然好。但是有的问题，如老田澄清彭德怀问题的文章，实际上也间接证实，有些具体问题是回避不了的

林林大姐如有办法，能联系到了解情况的老同志，写出有分量的文章，自然更好

作者: 林林 时间: 2015-5-16 10:52:47

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毛主席像何时挂到天安门城楼？是准备找一些人了解。

关于与彭德怀有关的八届八中全会，我花了不少时间整理笔记。虽然报告者各种各样，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来做报告的。在当时，我们学生只知道彭德怀的万言书，但是并没有传达过他的万言书。党员有没有传达，我不知道，也没有听说过。我当时觉得中央还是保护他。只不过批判要从严。
改开后，恐怕不少档案被销毁。然后由一些媒体，什麽个人用听说来写材料，我真的没法相信。因为任何事情都有因和果，而且这因和果必须能够统一才能让人相信。

作者: zxt 时间: 2015-5-16 11:24:41

毛主席像何时挂到天安门城楼？1949年7月7日，“北平市各界人民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大会”上悬挂的毛泽东、朱德巨幅画像。有图发不上来

作者: zxt 时间: 2015-5-16 11:33:04

关于与彭德怀有关的八届八中全会，并没有传达过他的万言书。传达是有级别，知道彭德怀下台大概是六零年,据文革中所传资料，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六五年去三线副总指挥。毛时代是批判从严、处理以宽。故对习仲勋安排了工作,高岗不死也将安排在延安任地委书记

作者: zxt 时间: 2015-5-16 11:43:34

对江青确实有很多流言，谣言，似是而非的东西传播着，江青也确实是毛主席的战友和战士,但江青离好战士差距也大,如在北大当众贬邵华(毛岸青妻子)、还有刘松林(毛岸英前妻)文革中在上海被关押,李敏一家文革中被从中南海搬出直到主席逝世都不得见面,这个后妈当得?

作者: 远航一号 时间: 2015-5-16 11:50:43

zxt 发表于 2015-5-16 11:43
对江青确实有很多流言，谣言，似是而非的东西传播着，江青也确实是毛主席的战友和战士,但江青离好战士差距 ...

还有这些情况？

把李敏赶出去，说好听的，还算个人小节。逼死孙维世，实在不是小事，几乎可以比作张国焘借肃反害死曾中生了。

所以这件事，要么是假的，要么另有责任人，要么江青同志的问题就要实事求是对待

作者: sxm 时间: 2015-5-16 11:54:11

林林发表于 2015-5-16 04:12
【文革究竟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还是“奉命”解放自己？】这话说得，让人怎么回答好。当然是因为先出现问题 ...

这倒是没错，是毛主席看见官僚主义问题甚至路线问题，才要搞文革。也就是说文革只是毛主席斗官僚的工具。问题在于，我们一直认为文革的最大价值，群众起来打倒官僚、走资派，自己解放自己，是否还能成立呢？如果“文革只是毛主席斗官僚的工具”成立，那文革就应该算是毛主席在斗官僚走资派，而非人民在斗官僚走资派。区别在于是否党中央有绝对权力可以随时停止文革。如果毛主席有，那华国锋理所当然也会有，那文革失败不是就注定了么？

作者: 远航一号 时间: 2015-5-16 11:58:10

zxt 发表于 2015-5-16 11:43
对江青确实有很多流言，谣言，似是而非的东西传播着，江青也确实是毛主席的战友和战士,但江青离好战士差距 ...

刘松林就是刘思齐

作者: zxt 时间: 2015-5-16 12:43:17

泪中的怀念：刘思齐在纪念毛岸英牺牲五十周年时的撰文　2000年11月25日人民网
　　1953年的夏天，我再也忍耐不住了，一天，我冲进了父亲的书房，劈头盖脑不顾一切地问父亲：“爸爸，岸英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来信？”父亲一下子呆住了，拿烟的手开始颤抖起来。我一切都明白了，眼前开始模糊起来，泪像开闸的河水沿着脸颊滚滚而下，这时一个苍老而悲痛的声音悠悠地传了过来：“岸英已经牺牲了。”接着又传来一句：“我也是过了很长时间才知道的。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女儿了！”
　　这就是父亲给我的回答！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越来越感到这些年来岸英一直就站在我和父亲之间，他一只手紧紧地拉着我，另一只手紧紧地拉着父亲，他使我和父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由于他，使我对父亲产生了深深的依恋；也由于他，父亲给予了我无尽的关爱。有一封信，我至今仍然保留着。那是父亲在1960年1月15日写给我的，也就是我从朝鲜回来一年之后，父亲在信中写道：“思齐儿：不知你的情形如何？身体有更大的起色没有，极为挂念。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为人民，也为那些轻视仇视的人们争这一口气。我好，只是念你。祝你平安。父字一月十五日”。
刘思齐又名刘松林，是开国领袖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妻子，毛岸英在朝鲜战争中阵亡后，在毛泽东首肯下于1962年2月中旬再婚。作家周永红在《“梧桐清霜”刘松林》一文中揭秘刘思齐的孀居与再婚生活。
　　十一、经毛泽东牵线刘松林和杨茂之组建幸福家庭
　　在毛泽东的不断鼓励下，刘松林终于从失去毛岸英的阴影中挣脱出来，修完了大学的全部课程，被分配到军委工程兵某部门工作。
　　刘松林年岁渐长，毛泽东很替她操心，多次劝她再婚，也曾多方托人为她物色对象。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院长刘震将军向毛泽东推荐了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副师级教员杨茂之，说杨茂之也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为人忠厚正派，并把有关材料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了材料很高兴，认为此人的出身、经历确实不错，政治上也很可靠，就同意了。于是，毛泽东便写信给刘松林，催她结婚：
　　女儿：
　　你好！……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问好。
　　父亲
　　随后，毛泽东又写信给亲家母张文秋，说：我托人给思齐介绍了一个朋友。我看此人不错，不知你的意见如何。如你认为满意，可介绍思齐见面，让他们自己去发展感情。如两人感情成熟，委托你为他们举行婚礼。
　　其实，刘松林对杨茂之并不陌生。1954年，杨茂之和著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战斗英雄张积慧一起前往苏联红旗空军学院学习，他们当然也属留学生。在一次中国留苏学生的集会上，刘松林见过杨茂之，只是当时没有说话，以后也没有交往。
　　经毛泽东牵线，刘松林和杨茂之交往了一段时间以后，便于1962年2月中旬正式结婚，婚礼在缎库胡同举行。
　　结婚之前，即1961年12月31日，刘松林去中南海把要结婚的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他亲笔将自己的两首诗词---《卜算子·咏梅》、《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书写给刘松林以作纪念。结婚那天，毛泽东又让叶子龙送去300元钱，作为赔嫁的礼金。
　　刘松林和杨茂之组织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他们养育了4个子女，皆学有所成。

作者: 远航一号 时间: 2015-5-16 12:50:17

zxt 发表于 2015-5-16 12:43
泪中的怀念：刘思齐在纪念毛岸英牺牲五十周年时的撰文　2000年11月25日人民网
　　1953年的夏天，我 ...

江青和刘思齐是什么过节？

作者: zxt 时间: 2015-5-16 12:50:23

　　文革江青为何将毛岸英遗孀夫妻投入监狱王洪文亲审问　来源：北京青年报
　　刘松林，毛泽东的长媳，谁敢把她投进监狱？那是在1986年11月25日，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刘松林家中拜访。她知道我来自上海，便说起一桩令她难忘的往事--在“文革”中，1971年10月，她被关进了上海的监狱。我感到非常惊讶。我连声问她，您怎么会被关进上海监狱？谁吃了“豹子胆”，竟敢把您关进监狱？听她细细道来，我这才明白在那荒唐岁月发生的荒唐事……
　　被关押时双眼被布蒙住，十五年都不知道是在哪所监狱
　　“文革”中刘松林在上海究竟是怎样被投进监狱的呢？刘松林对笔者说起她在“文革”中的经历……
　　“文革”刚刚拉开大幕，刘松林便受到猛烈的冲击。谁发难呢？那便是“文革”的“旗手”、正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露峥嵘”的江青。
　　那是在1966年7月26日，江青率“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到北京大学，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点火”。照理，这“点火”，也就是点“文革”之火罢了。可是，江青越讲越激动，把进驻北大的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批判了一通之后，忽地把家里的事也夹杂在一起进行“揭发”：“再看看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领导核心中有一个张少华，是中文系五年级学生。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她自己说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
　　张少华和毛岸青是在1959年结婚的。她确确实实是毛泽东的二儿媳妇，而江青却声称“根本不承认”！江青的一番话，马上就被作为“中央首长讲话”印成传单，撒向全国。张少华和张文秋闻讯，连夜转移，以避江青派人追斗。她们在北京东躲西藏，过着艰难的日子。祸水马上殃及刘松林和杨茂之。
　　她还告诉我，当时老杨也被捕了。
　　她所说的老杨，就是她后来的丈夫杨茂之。1990年夏日，笔者在北京采访了杨茂之。
　　杨茂之在和刘松林结婚后，从空军学院调往空军部队，在北京附近的沙河机场当团长。后来，又调往山东高密。“文革”时，老杨已是空军飞行副师长。可是，老杨竟被看成“不可靠的人”，被“停飞”，停止党内外一切职务，停职检查。从此他被剥夺了驾驶战鹰冲上碧空的权利。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老杨被调到济南接受批判，然后又调往江苏盐城。刘松林在北京进不了中南海，处境也很不好，她只得带着孩子离开北京，前往江苏盐城，和丈夫生活在一起。在1971年10月，刘松林和老杨双双被捕，被投入狱中。他们成了“反革命”，成了“政治犯”。
　　杨茂之告诉笔者：他自从“停飞”以后，心情很苦闷。后来又得了肝炎。1970年，他在上海住院治疗，一住便好久。突然，有一天几个军人闯进医院，把他逮捕。押上汽车，他的两旁坐着两个看守，与刘松林被捕时是同一模式。汽车开了好一阵子，不知到了什么地方（迄今他还未查清楚），他被押进一间黑房子。房子里没有一扇窗，地上很潮湿，铺着稻草。几天之后，才算给了张小木床，晃晃荡荡的。屋里点着耀眼的电灯。离他一米处，一直坐着一个看守。门上有观察孔，门外的看守也随时监视着屋里的一举一动。他的裤带、鞋带都被抽掉了，生怕他自杀。原本吃空勤灶的他，如今吃犯人的伙食。没多久，进来了两个军人，打开牢门，一边一个挟着他出去。他双手提着没有裤带的裤子，脚下拖着没有鞋带的棉鞋。一出门，刺眼的太阳光，使他目眩眼花。他被拖着走向一排平房。走近了，他见到门上写着绿色的三个字：“提审室”。
　　进屋之后，老杨见到在一张桌子后边，坐着好几个人。其中一个女的，五十多岁，穿便衣。还有三个男的，穿军装。他很快认出其中一个男的，脸色铁青，坐在正中──那是王洪文！
　　屋子很深，两个军人在离桌子几米远处，让他站住，仍一左一右挟持着他，生怕他动手似的。他刚一站定，王洪文便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把桌子茶杯的盖子都震掉了，茶水洒了出来。王洪文厉声说道：“杨茂之，你知道你的罪行吗？你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你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就是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你必须老实交代你的严重问题。”
　　老杨怒目而视，一声不吭。王洪文见他不理不答，继续高声训斥道：“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的那些话，无非是从你老婆那里听来的。告诉你，我把你老婆也抓起来了！你不要抱什么幻想，你必须集中交代你的罪行──怎么恶毒攻击江青同志。你写出交代，不许交给别人，我派专人来取，严防扩散。”
　　老杨一听，这才知道刘松林也被捕了。老杨始终沉默不语。王洪文骂骂咧咧一阵，只得结束了“提审”。
　　原来老杨这人，早就看不惯江青，而他又心直口快，因此他的话成了“恶毒攻击”。老杨“最严重”的“罪行”，是他在住院期间，听见别人在议论江青是“伟大的旗手”，一定会成为“接班人”。老杨不以为然地说：“不会的，江青不可能接班。毛主席说过，‘不会的，她不行’！”
　　老杨的话被汇报上去……
　　毛泽东主席说：“娃娃们无罪”
　　刘松林被捕后，最初是与老杨关在同一监狱中。但是她并不知道老杨被捕了。有一回看病时，一位好心的大夫故意慢慢翻动病人登记表，停在老杨那一页上。刘松林看见杨茂之的名字，吃了一惊，知道了他被捕的消息。她很想知道老杨关在哪里。可是，不久她被转移到另一处监狱──也就是上海漕河泾监狱。她记得，转移时来了一辆越野车，前座坐着上海造反派头目戴立清，她坐在后座，两侧各坐着一个押送者。上车之后，她的双眼被蒙上黑布。
　　她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大罪”。又是王洪文提审她，追问她怎样“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她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身陷囹圄，她细细寻思，唯一的解救途径是向毛泽东主席求援！那句所谓“恶毒攻击”的话，不是杨茂之创造的，也不是刘松林发明的，而确确实实是毛泽东亲口说的。那是刘松林和张少华终于有一天得以见到父亲──毛泽东主席时，问道：“听说，江青要接班，是真的吗？”毛泽东哈哈一笑：“不会的，她不行！”
　　这是刘松林亲耳听见的“最高指示”。回家之后，刘松林兴高采烈地把“最高指示”告诉了杨茂之。老杨是个直肠子，心里存不住话。当别人吹嘘江青是“接班人”时，老杨实在忍不住了，说出了那句“最高指示”……江青知道了，唯恐这一“最高指示”在群众中传开，于是赶紧把老杨和刘松林关进监狱。刘松林深知，只有父亲毛泽东能够救她。于是，她想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可是，监视人员昼夜盯着她，她怎能悄悄写信？即便写成了，怎么寄出去呢？
　　左思右想，刘松林忽然心生一计：明人不做暗事，索性公开提出，要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写了信，托谁递上去呢？就叫王洪文转上去！她料定王洪文不敢不转上去，因为她日后总有机会见到父亲毛泽东的，一旦说起王洪文扣压她的信，王洪文担当不起……果真，在王洪文提审她时，刘松林提出要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而且要由他转交。王洪文不得不答应下来。不过，王洪文提出一个条件，信不能封口。刘松林把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当面交给王洪文。王洪文真的不敢扣压此信，转给了毛泽东。
父亲毛泽东读了女儿刘松林的信，才知道发生了怎么一回事。他作了指示，说：“娃娃们无罪。”
　　那时，刘松林已在上海漕河泾监狱被关押了五个月之久。她刚生了老四，在狱中被迫从早上5时起床，一直坐到晚上10时才能躺下睡觉。要用冷水洗衣服，手指都红肿了。她，一身是病。刘松林虽然出狱了，却又进了空四军的所谓“批林学习班”，成天要写“揭发”材料。
　　刘松林质问那个“批林学习班”的头头：“我跟林彪反革命集团毫无关系，要我写什么‘揭发’材料？”经叶剑英元帅帮助，毛泽东主席同意，刘松林终于得以回北京治病。
　　粉碎“四人帮”，使刘松林和老杨喜不自禁。1979年，老杨的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老杨后来也调回北京，1983年起，在空军学院担任研究部副部长。

作者: 远航一号 时间: 2015-5-16 12:57:09

zxt 发表于 2015-5-16 12:50
　　文革江青为何将毛岸英遗孀夫妻投入监狱王洪文亲审问　来源：北京青年报
　　刘松林，毛泽东的长媳， ...

刘思齐的话，总不能假吧。虽是北京青年报报道，基本事实应该不差。

说她心胸狭窄，看来不为过

作者: zxt 时间: 2015-5-16 13:01:50

1966.07.26
　　〖江青主持。康生、陈伯达、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关峰、戚本禹、穆欣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李雪峰。会前陆平、彭佩云游台几次。〗
　　江青同志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下面我来讲讲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他的干部名单里有个叫张少华的。这个人我是知道的。她是核心小组领导人物。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全国通报的政治骗子手。她欺骗了中文系五年级同学。我不知道她用什么办法没到外地搞社教留在北京了。跟着郝克明反攻倒算。我的一个孩子有病，一个护士同志发扬了高度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护理我的孩子，后来张文秋、张少华他们赶走了护士，跟他（指生病的孩子──笔者）结婚！气得说不出话）
注:张少华即邵华,张文秋之次女,刘松林(刘思齐)之妹,毛岸青之妻(有毛主席与毛岸青、邵华合影和1960年毛岸青和邵华在大连结婚照为证)、毛新宇之母

作者: 远航一号 时间: 2015-5-16 13:20:53

zxt 发表于 2015-5-16 13:01
1966.07.26
　　〖江青主持。康生、陈伯达、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关峰、戚本禹、穆欣等 ...

江青反对邵华与岸青结婚？

作者: zxt 时间: 2015-5-16 13:23:25

本帖最后由远航一号于 2015-5-16 14:15 编辑

转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文革中二、三事
　　李敏是毛主席的女儿。1964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来到国防科委机关任参谋工作。自此，我们一直共事了十多年，都没有离开过这个机关，其中有十年是在“文革”的岁月中度过的。李敏在“文革”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我对李敏的认识也是从“文革”前后开始的。
　　“文革”之后，李敏和我谈起她从学校到国防科委机关后的这一段工作经历，使我对她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孔令华当时在北航当助教，教改办改为“文革办”时，孔令华成了“文革办”成员。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李敏说：“孔令华和我是同等待遇。不过，他被戴过高帽子，我没有戴。”
　　征得父亲同意到农村劳动
　　1968年3月里，李敏下放到北京郊区王四营公社劳动。到6月麦收之后，回到机关
　　1969年10月25日，国防科委机关干部被“一锅端”到河南遂平县莲环湖劳动干校后，李敏的处境并不平静。林彪反党集团当时在国防科委的代理人，又把李敏和一些与李敏观点相同的干部，列入了他们所谓的“国防口‘516’”黑名单，进行重点审查。1971年“9·13”林彪自我爆炸后，李敏和机关干部才从干校回到北京。党中央派来“中央学习组”，并改组了国防科委领导班子。在揭批清查林彪集团罪行的过程中，“学习组”和国防科委党委常委，于1973年12月为李敏等一些干部正式作出了平反决定。之后，李敏被选为科委机关出席党的“十大”的代表。
　　李敏对江青时时保持警惕并向父亲反映江青的问题
　　1974年李敏、孔令华认真分析了江青的所作所为，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反映情况的信，但担心这信可能落到江青手里，便又要求向毛主席汇报。为此，他们还准备了一个汇报提纲，尖锐地指出了江青的问题。其中特别提到江青“以毛主席的代表、化身出现，以谁也管不了的特殊地位，到处使用特权，破坏党的原则，个人专权”。“四人帮”借口主席特别忙，不能与他们见面，将李敏、孔令华拦在中南海外，使他们无法见到主席。李敏气愤地质问：“为什么不让我见父亲，难道搞运动就要骨肉分离?我爸爸知道了也决不会赞成你们这样搞。你们这样封锁主席，为的是干见不得人的事情。”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李敏失去了慈祥的疼爱她的父亲，心中极其悲痛，并担心自己以后还可能遭受到“四人帮”的迫害。同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后，李敏从内心感到高兴和拥护，她和机关干部群众一起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游行。这是她十年“文革”中唯一的一次上街游行。同年12月28日，妈妈贺子珍得脑血栓偏瘫，李敏请假去上海服侍病重的母亲。以后，她从国防科委调到了总政。

注：李敏及其丈夫孔令华、邵华、刘松林其丈夫杨茂之在文革中的境地说明文革是复杂的,主席连自已的亲属都保护不了,更不用说一句抵一万句了,所以说打倒一切和武斗是文革最大的弊端,当时本人是可教子女,但并不仇恨文革

作者: 远航一号 时间: 2015-5-16 13:26:07

zxt 发表于 2015-5-16 13:23
转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文革中二、三事
　　李敏是毛主席的女儿。1964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来到国防科委机关任 ...

这个注是你自己加的吗

作者: zxt 时间: 2015-5-16 13:34:28

远航一号发表于 2015-5-16 13:20
江青反对邵华与岸青结婚？

　　毛岸青全家被禁守灵
　　1976年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逝世，儿子毛岸青、儿媳邵华、孙子毛新宇却被禁止守灵，只能在西山家中设置毛泽东灵堂。2006年9月9日，毛岸青邵华夫妇在《人民日报》共同撰文《彩云长在有新天--写在父亲毛泽东逝世30周年之际》时罕见曝光这一悲剧。另外，《中国文化报》2010年发表邵华口述文章《毛泽东当我的第一个摄影模特》时提到，“历史颇具玩味的是，邵华和丈夫毛岸青却是作为叶剑英的亲属参加毛泽东的遗体告别仪式的，邵华说没能在主席最后的时刻见他老人家一面，是她终生的遗憾。”
　　1976年9月9日，毛岸青与儿子毛新宇在西山家中为毛泽东守灵
　　又是一年秋风劲，又是一年九月九。
　　转眼间，父亲毛泽东离开我们30年了。回想在一起生活的岁月里，我们亲身领略了长辈的慈爱和师长般的关怀；离开您的日子，我们承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和无法弥补的遗憾。30年过去了，我们仍无法用泪水和语言，表达我们对您的无限热爱和无穷思念，只好借用您“彩云长在有新天”的诗句为题，来诉说和寄托我们的万般崇敬。
　　高风亮节，万民敬仰。您为中国革命献出了6位亲人，开慧妈妈为了不出卖党不背叛您而第一个光荣牺牲，接着三叔毛泽覃战场就义，二叔毛泽民惨遭毒害……岸青是您三个儿子唯一的幸存者，而在岸青童年记忆中，对您的概念相当模糊，记得最多的是开慧妈妈的温馨和您远走高飞的故事，是妈妈牺牲时天昏地暗的惊恐，是到处清剿共匪通缉您的喧嚣，是与哥哥岸英弟弟岸龙流浪上海滩头遭受欺负毒打的日子，是一声声爸爸你在哪里救救我们这样撕心裂肺的呼唤！岸英哥哥在苏联军校毕业，是参加过苏联二战大反击的中尉军官，受到斯大林当面嘉奖，1946年回国后您坚决不让哥哥担任领导职务，而是去陕北农村上“劳动大学”。无独有偶，岸青1947年从苏联回国后，您明知岸青身体不好，明知黑龙江克山县流行严重的“克山病”，还常有土匪出没，却执意让岸青以“杨永寿”这个流浪时的化名和烈士子女的身份，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从10月至次年5月到黑山县参加土改试点的全过程。岸青牢记您的嘱咐，扑下身子与农民组织互助组，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主动利用精通俄语、熟悉算盘和会演奏多种乐器的特长，想方设法宣传政策活跃农村生活，而您却一直压着这事不让公开。
　　日月如丸（注），历久弥珍。邵华父亲陈振亚在新疆遇难后，邵华姐妹三人跟随妈妈张文秋，度过了4年的铁窗生涯，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胁利诱，宁死不屈，邵华和一起被关押的20多位小朋友从此有了“小八路”的美誉。若没有您和周恩来的营救，邵华一家和100多名共产党员不可能于1946年6月回到延安，跟随革命队伍转战南北。难忘幸福时光。当年，思齐姐姐和岸英哥哥结婚后，被戏称为“拖尾巴虫”的邵华时常跑进中南海，邵华从此学会了照相，为您留下了许多珍贵镜头。正是您亲自征求亲家张文秋的意见，才成就了共和国双重亲家的佳话。难忘“文革”时，我们遭“四人帮”诬陷，被隔离到北京西郊的山脚下，除了看书学习，就是负责铲平一个又一个坟头。漫漫长夜，我们期待着像从前一样围绕您身旁聆听教诲，说古论今，品诗赏词，设法尽点孝心，享受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谁知等到的却是与您永诀的噩耗！在为您治丧期间，我们一家三口被“四人帮”排斥在外，没有资格为您老人家守灵，不能列入遗体告别的亲属名单和行列，只能在家里设下灵堂，只能和群众一起在天安门广场与您的遗体告别。30年了，这种遗憾和内疚无法抚平，时时涌上心头，漫上眉间。
　　30年了，斗转星移，岁月更替，我们夫妇俩已步入老年，纵有一次次缅怀、纵有千言万语，都难以表达您对我们的养育之恩、关爱之情，只有将我们为您创作的歌曲――《父亲》，深深地藏在心里：
　　毛主席纪念堂自1977年9月9日开放以来，至今已接待了1．4亿多中外瞻仰者；为什么一盒普通的《红太阳》系列的歌曲磁带，创下了100万盒的销售纪录，一本美国人特里尔着的《毛泽东传》在中国发行量达到120万册；为什么各种红色旅游红色收藏热潮迭起，迅速发展为一个新兴产业并引发全球的毛泽东研究热、影视热、收藏热等文化大潮；为什么各地群众、企业自发为您修建纪念馆和经常举办图片展、资料展、歌咏比赛、诗词朗诵会、舞蹈音乐会等各种文化主题活动；为什么“毛泽东纪念馆网站”开通两年访问量超过600万人次；为什么在香港澳门回归、在神舟五号、神舟六号上天、在三峡大坝落成、在青藏铁路开通等大喜日子里，我们格外思念您

　　毛泽东当我的第一个摄影模特
　　张文秋和陈振亚结婚那年，毛泽东和这对新人打趣，将来一定要认他们的孩子做干女儿。结果，张家育有两女，毛家育有两子。只是后来做了毛泽东干女儿的刘松林和邵华姐妹俩没有想到，有一天她们会双双成为领袖的儿媳，成为备受关注的毛家人。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记者有幸采访了毛泽东的儿媳--如今已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长的邵华。
　　真正见到毛主席是在四年后的延安，那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们跟爸爸妈妈一块儿排着长队去迎接毛主席，心情特激动。毛主席挨个跟每个人握手，当他和我们小孩握手的时候，我兴奋得说不出话来。我们都觉得毛主席的手比别人的温暖，热乎乎的，那是一双我们盼望了那么久的手。我觉得不过瘾，就和另外一个年龄大点也顽皮点的孩子商量，要再去和主席握一次手。于是我们飞速跑到队伍的最后，第二次排队。对我来说，领袖毛主席的伟岸形象，并不是第一次亲眼见到他时树立起来的，早在监狱里四年的铁窗生活中，这一形象就在我心目中树立起来了。
　　我和姐姐刘松林，从干女儿成为毛泽东的儿媳
　　邵华说自己小时候是刘松林和毛岸英的跟尾巴虫，她那时常跟着他们往毛泽东家里跑，于是就对毛泽东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那时的刘松林和邵华姐妹俩怕是没想到，她们日后会双双成为领袖的儿媳，成为备受关注的毛家人。
　　我十一二岁时，就已意识到自己和毛主席相处的每一时刻都是非常珍贵的，应该通过某种形式把它永久地保留下来……机会终于来了。我发现了一台岸英哥哥从苏联带回来的老式相机。于是有事没事就缠着哥哥教我怎么操作，等我熟练掌握技术后，就拿这台相机去给毛主席拍照。我的第一个模特就是毛主席。后来，主席见我老爱摆弄着相机给他照相，就给我提了三条要求，而且要我一定做到，否则就不要再给他拍照了。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我所拍的照片都不能拿到外头去冲洗，尽管那个时候全都是黑白胶卷；第二条是绝对不能拿出去发表；第三条是不许将照片送人。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给毛主席拍的标准照我至今珍藏着。值得一提的是，这张照片和当年挂在天安门上的那幅毛主席标准照是同一时期拍的，惟一不同之处在于，天安门上挂的那张主席像头发是梳得很光的，中山装的领子也扣得很整齐，而我拍的那张像，则是毛主席睡完觉起来之后，头发翘着没有梳，衣领也没扣好，而且一只衣领歪搭在那儿，扣子还没扣好。后来，我曾想过修版，又怕影响原汁原味，最后打消了念头。

作者: 远航一号 时间: 2015-5-16 13:38:01

zxt 发表于 2015-5-16 13:34
　　毛岸青全家被禁守灵
　　1976年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逝世，儿子毛岸青、儿媳邵华、孙子毛新宇却被禁止 ...

我见过毛新宇。我在北大附中上到高三时，毛新宇到我们班来插班。只听课，不说话；也参加体育课，跑步确实吃力。

作者: zxt 时间: 2015-5-16 14:02:34

远航一号发表于 2015-5-16 13:26
这个注是你自己加的吗

这个注是我自己加的

作者: 棲霞客 时间: 2015-5-17 06:21:42

sxm 发表于 2015-5-16 11:54
这倒是没错，是毛主席看见官僚主义问题甚至路线问题，才要搞文革。也就是说文革只是毛主席斗官僚的工具。 ...

对於文革是群眾主动还是被动及巴黎公社原则在文革中的升降起伏等涉及政治哲学的讨论, 近期有南韩左派学者白承旭写的"文革的政治与困境", 书中把陈伯达作為描述主轴, 可以参看!

作者: sxm 时间: 2015-5-17 16:02:37

棲霞客发表于 2015-5-17 06:21
对於文革是群眾主动还是被动及巴黎公社原则在文革中的升降起伏等涉及政治哲学的讨论, 近期有南韩左派学者 ...

网上找不到此书啊，售价350也贵了点，你是自己买来看的吗？

作者: 棲霞客 时间: 2015-5-17 17:55:16

sxm 发表于 2015-5-17 16:02
网上找不到此书啊，售价350也贵了点，你是自己买来看的吗？

是朋友帮我从台湾买的, 订价350是台币, 目前约折合人民币70元吧,比国内的书贵些. 以前很少接触南韩学者关於文革的论述, 希望经由"外部"的观点来作為"他山之石". 翻译者是个懂中文的韩国博士生, 所以有些比较复杂的中文语句怪怪的, 但整体来说还算流畅. 我觉得作為国外对文革的"非主流"观点而言,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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